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若干问题——基于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若干问题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道路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阶段。总结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解读其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基本方法，可为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与继续，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简单引用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从20世纪50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具备如下一些前提条件：
1.理论前提：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如果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不可能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无从谈起。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①。 同年8月，他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又指出：“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② 可见，毛泽东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和掌握。为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必须认真地加强干部的首先是高级干部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使他们善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提高自己在复杂情况中判断方向、辨明是非的能力。”同时，必须加强对广大新党员的教育，“使他们逐步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获得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③。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重新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其意正在于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理论准备。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为帮助全党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要求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要集中必要的力量，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以及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密切关系的科学部门的研究。④ 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强调：“我们作宣传工作的同志有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这个宣传是逐步的宣传，要宣传得好，使人愿意接受。不能强迫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只能说服人接受。”⑤ 研究马克思主义才能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宣传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化，使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
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从客观实际中抽引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科学。既然客观实际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应当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而发展，而不可能一成不变、停步不前。1957年2月，毛泽东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中提出：“马克思主义还要发展，如何发展？”他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并就如何发展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⑥ 1957年11月，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重申：“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真理，是全人类的革命经验的总结，它也必须用新的经验来丰富和发展自己。”⑦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北京大学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会上的报告也提出“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⑧。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条件之一。
2.思想前提：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有标新立异的精神，这是保证马克思主义自身在不断发展中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条件。如果不解放思想，墨守成规，保守而静止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干涸、枯萎。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为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一定意义上看，苏共二十大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是战后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虽然中共对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是不赞成的，但也主张批评斯大林搞的个人迷信，并在当时对苏共二十大作了一定的肯定性评价。认为这次会议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揭露，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弊端，有利于结束了国际共运“一个领导”、“一个中心”的局面，从而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⑨ 八大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指出：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⑩。周恩来在会见外国代表团时也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偶像以后，也就是中国人说破除迷信以后，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打倒了个人崇拜，大家的思想都解放了。(11)
中共中央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仅对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具有积极效用。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12) 允许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评，这在当时是大胆的提法。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批评中发展的，是在回应各种批评中走向完善、成熟的。当时有人提出，党校的“争鸣”只有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不同之争，不能容许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来争鸣。毛泽东则认为：“似乎不很对，何必怕争鸣？”(13) 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迷信，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条件。对此，邓小平说得十分清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14)。
倡导独立思考。鉴于向苏联学习的经验教训，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更加强调独立思考的重要性。1956年4月5日，周恩来在外交部驻外使节会上指出：“对一切问题，要经过自己的思考，不要盲从，思想懒惰训练不出品质优良、有坚强意志的共产党员。”(15) 在周恩来看来，苏联是当时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向苏联学习这一点是肯定的，但要独立思考，避免盲从，不要迷信。(16) 事实上，独立思考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关重要，就当时的环境而言，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就难以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也就难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认识前提：研究中国国情，把握时代特征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用的对象有其特殊性，离开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时代特征，马克思主义作用的发挥就等于无的放矢。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研究中国国情，把握时代特征。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国情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对时代特点也作出了新的判断。
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1956年，在中共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37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政、金融、文化、体育、卫生和国民经济计划等方面。从1956年2月14日起，毛泽东也开始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对经济工作的系统调查。毛泽东听取汇报的部门，主要是国务院所属的部委，并且是按照重工业、轻工业、交通邮电、农林水利、财贸金融这个顺序进行的。这次调查研究，历时两个月才告一段落。在各部委进行汇报时，毛泽东又提出在今后几个月拟再分别听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经济工作的汇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3月30日，中共中央向华东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就主要经济状况、第一个五年计划预计完成的情况和经验教训、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意见、主要资源情况和主要发展方向等十个问题向中央汇报。毛泽东还接受李富春的建议，通知工交部门约200到300个重要工厂、建设工地分别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一书面汇报。(17) 这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对于摸清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起了奠基作用，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时代特征的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要与时代特征、时代发展趋势相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定国际环境下进行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样离不开对国际局势的把握和时代特征的判断。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由于社会主义的、民族独立的、民主的、和平的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了空前的发展，而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积极进行扩张、反对和平共处、准备新的世界战争的政策，愈来愈不得人心。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局势不能不趋向于和缓，世界的持久和甲已经开始有了实现的可能。”(18) 这说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已认识到世界和平的发展趋势，认识到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战争有避免的可能。与此同时，刘少奇又指出：“帝国主义者还会继续制造紧张局势，还要压迫一切他们可能压迫的人民，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犯错误。人类争取和平和进步的斗争必然还要经历许多迂回曲折的过程。”(19) 这说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当时国际局势的判断是十分谨慎的，意识到战争仍有爆发的可能，人类和平的实现将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在这种形势下，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如何处理？周恩来于1956年5月便提出：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要和平共处，要用和平方法竞赛，比谁的制度优越，比谁的制度好，让人民来选择”(20)。因此，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在对时代特征的把握上已形成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观点。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过程中，中国要胜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在研究中国国情、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设过程将会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在八大政治报告起草过程中，毛泽东曾经提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21) 认识到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起点。
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认识和态度、独立思考环境的营造、对中国国情、时代特征的深刻认识，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基本前提，这也是20世纪50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初步成果的重要原因。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本土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从20世纪50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法之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向干部进行唯物主义思想教育时，便强调“理论与实际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要求“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和解决自己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22)。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在培训学员时，也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践。连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格列则尔曼教授也认为：“理论与实践联系是你们的经验的最宝贵的方面。这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同时这种方法能够以学员最容易了解的形式阐明理论原理，实际联系的结果，理论原理成为听讲者最容易领会的东西。”(23)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干部教育，使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原则成为全党的共识。
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更为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1956年5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干部会议上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性地运用它，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实际中有发展。因为情况变了，环境变了，它就会有新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共同的，基本的就是那么几条，具体化了就会有发展。”(24) 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也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25)
事实上，毛泽东关于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关系的论述，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与农业关系理论的具体化。马克思、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现代社会是以工业和商业为基础的社会，“人们早就确信：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使用蒸汽发动机的机器工业，自己不能满足（哪怕是大部分）自身对工业品的需要，那么，它现在在各文明民族中就不可能占据应有的地位”(26)。在高度重视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的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又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重视发展农业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认为农业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创造历史”的首要条件，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27) 这些基本思想为毛泽东所接受和运用，并在总结苏联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关系的基本思路，形成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理论。此外，20世纪50年代关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理论的具体化；关于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政治战略，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法制理论的具体化；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和利用科学知识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具体化；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具体化。
2.把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点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
时代是一个客观实在范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任何思想和理论要想做到长盛不衰，必须与时代发展的历史进程相一致。偏离时代发展的轨迹，背离时代发展的要求，理论就将失去活力，甚至失去存在的理由。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论十大关系》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对当时国际局势的判断密切相关。既然新的世界大战短时期内打不起来、战争的危险又依然存在，那么，毛泽东提出，应该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但是，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种处理沿海与内地关系的策略，反映了当时时代发展的特点。此外，毛泽东关于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论述，与对时代特点的判断有关；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及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反映了当时国内阶级关系变动、形势发展的要求，也与对国际形势趋向缓和的判断有关。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既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又反映了时代特征，而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论断，使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得到了时代性发展。
这个时期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关系的探讨，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的结合。1957年4月，刘少奇在谈到自由市场问题时指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28) 这种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观点，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反映了当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时代特点和时代发展要求。
3.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理论，是在西方社会特有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由此决定了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所蕴含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与价值体系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的文化传统有较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文化层面上分析，实际上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问题，是一个外来的“异质”文化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生根、开花、结果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也注意利用传统的思想资料和民族语言，来说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诸多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强调：“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主张“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29) 他十分看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这一时期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的论述，就借用了传统的思想资料或通俗形象的语言。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苏联对农民的政策时指出：“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30) 这就用民族化的语言，形象说明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强调两者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近代中国备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形成了一种民族自卑心理。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这种落后一时难以根本改变，导致民族自信心不足，觉得“很多地方不如人家”。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31) 《法门寺》是一出京剧，描写明武宗时专权的宦官刘瑾随皇太后去法门寺拈香，在那里审理一宗案件的过程。贾桂是这出戏中刘瑾的亲信奴才。戏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郿坞县县令赵廉向贾桂行贿，贾桂就在刘瑾面前为赵廉说情开脱。当赵廉去见刘瑾时，刘瑾叫赵廉坐，赵廉请贾桂也坐，贾桂回答说：“您倒甭让，我站惯了。”毛泽东借此批判国人的奴性思想，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风格和传统渊源。
4.以中国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是丰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1956年6月27日、7月2日，刘少奇两次约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副校长侯维煌谈党校的教学工作。在谈到如何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时说：社会主义部分的一些问题，我们有新的经验，要强调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人家的。(32) 他在八大报告中又强调：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去研究和整理自己的工作经验，在经验中找出具体事物发展的规律性”(33)。因此，20世纪50年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十分重视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
《论十大关系》是总结经验的结果。1956年6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关于体制问题会议上的讲话就说：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关系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来，特别是进行经济建设以来工作经验的总结”(34)。其实，《论十大关系》除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外，还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同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两类矛盾的理论，对于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的论述，对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等方针的阐释，也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毛泽东一方面注重从理论上对中国经验进行总结，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另一方面又不夸大中国经验对于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1956年4月，毛泽东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指出：“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作为参考，照抄则不可。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35) 这里实际上以科学客观的态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时代特征、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实现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
注释：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269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9页。
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13页。
⑦ 《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7年11月7日。
⑧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
⑨ 参见拙文：《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载《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
(10)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11) 参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4期。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6页。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11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1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63页。
(16)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17) 参见闻言实：《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的调查研究与〈论十大关系〉的发表》，载《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18)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5页。
(19)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9页。
(20)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256页。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22)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23) 《关于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哲学教学经验——格列则尔曼同志寄来的一封信》，《人民日报》1955年9月17日。
(24)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2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5页。
(27) 参见何增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基本观点述要》，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5期。
(28)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页。
(2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83页。
(3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3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32)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页。
(33)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8页。
(34) 《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5页。
(3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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