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的“雄猜”与开皇初期政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开皇论文,政局论文,初期论文,文帝论文,雄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隋文帝在统治的二十四年间，对元勋功臣进行多次整肃，《隋书·高祖下》批评他“天性沉猜……其草创元勋及有功诸将，诛夷罪退，罕有存者”，把政治清洗归结为文帝个人权力欲望而诱发性格上的猜忌，造成对功臣的无端诛杀。这一观点此后很少受到质疑，几乎成为定论。
其实，文帝的政治清洗主要在开皇前期，大致在平陈以前，以及在开皇末年到仁寿年间。笔者另文对隋朝三省六部和禁军首脑的任免作过全面考察，可以看出一个十分鲜明的倾向，那就是以平陈为分水岭，文帝居功自傲，不断加强皇权，进而发展到个人独裁。在此过程中，上述部门的首脑基本上都改由皇亲国戚以及少数弘农杨氏出身者担任，国家政权集中到家族手中。此过程引起的政治危机，以开皇十九年（599 ）尚书左仆射高颎罢官和翌年太子勇被废黜而尖锐地爆发，文帝已完全成为被一班野心家包围的孤家寡人。此期政治斗争表现为专制独裁对健康政治的蹂躏，孤独与老年偏执加剧了文帝的猜忌，诛杀功臣，自我否定早期建立的政治机制，颇合唐人所论。
然而，在开皇初文帝励精图治时期，唐人所论似乎大有探讨的余地。
一
杨坚篡周，事起仓猝，随即三方兵起，天下纷扰，朝野百官还来不及想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后梁使者柳庄精辟概括当时形势道：“今尉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东、庸、蜀从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注：《隋书》卷66，《柳庄传》，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551页。）所以，杨坚能够依靠北周的实力人物，拉拢李穆、于翼、韦孝宽等元老宿将支持，平乱建隋。
正因为如此，北周勋贵在刚刚建立的隋朝占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北周的用人原则是打天下者坐天下，以官职酬报军勋。在这种体制下，皇帝往往是功勋贵族的代表，与之共同分享政治权力。可是，隋文帝要变革的正在于此。他要提高皇帝的绝对权威，以中央集权来开辟国家统一繁荣的新时代。这就要求首先在中央上层破除权与利、忠诚与官职的交换，用共同的政治目标作为任用官吏的基础。这样，他便和旧官僚处于对立的地位，而隋朝初期的人事斗争便具有政治改革的意义。
首先对文帝的人事安排大为不满的是刘昉、郑译和卢贲等政变功臣，他们将文帝推上权力顶峰是为了窃取实权，谋求个人私利。然而，在隋朝开国大典上，文帝任丞相时的班子如高颎、李德林等人加官进爵，身居要职，而作为政变主谋的郑译只封得一个“上柱国”勋爵，刘昉还低一级，封个柱国、舒国公，两人无所职任，就被打发回府，享受清福。因此，他们仿佛觉得被出卖了，心里恨得直咬牙。
从无比风光的中枢权力高座上跌落下来，还得去品尝世态炎凉，更何况把自己拉下马来的正是自己亲手扶上台的人，那番煎熬，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
郑译还算比较想得开，私下请一班道士到家中，画符设坛，念咒祈祷，企盼文帝能回心转意，再获重用。没想到天神尚未请到，家中的婢女已经向官府告发他巫蛊左道。文帝闻讯，将他召来，教训了一通。恰在此时，宪司弹劾他与母亲别居，为子不孝。于是，数罪并罚，文帝专门下诏：“译嘉谋良策，寂尔无闻，鬻狱卖官，沸腾盈耳。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注：《隋书》卷38，《郑译传》，第1137页。）文帝将他尽情羞辱一番，除名为民，勒令与其母同住。郑译经过这番教训，学乖许多，从此规规矩矩做人，倒还得到文帝垂念，重新起用，撰律修乐，颇有建树，开皇十一年（591 ）病死于岐州刺史任上。
刘昉本非善良之辈，野心也比郑译大得多。他自遭罢黜之后，便把个人私愤转变为政治复仇，明里暗里，煽风点火，挑动对隋朝的怨恨。开皇初，京师发生饥馑，文帝忙于组织救济，为了节约粮食，颁布禁酒命令。这时，刘昉跳了出来，非但不遵守法令，还故意让其妾租赁店面，当垆卖酒，公开发泄不满。治书侍御史梁毗提出弹劾，被文帝按下不问。刘昉以为得计，更加张狂。他暗地里和散骑常侍卢贲、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相互勾结，密谋以高颎、苏威等主要朝臣为打击目标，企图取而代之。
至此，这场斗争的性质及其影响都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刘昉等人虽然以“清君侧”为号召，但其真实目的恐怕是要推翻隋朝。所以，他们四处活动，大耍阴谋。卢贲见晋王广深得文帝宠爱，便想加以利用，一方面密谋废立太子，另一方面则偷偷对太子勇说道：“贲将数谒殿下，恐为上所谴，愿察区区之心。”（注：《隋书》卷38，《卢贲传》，第1142页。）挑拨文帝父子关系，唯恐天下不乱。
其次，卷入这场斗争的人员出现微妙的变化。卢贲和张宾都是当年进行宫廷政变的主要参加者，谋反原因与郑译、刘昉无异，可以不论。值得注目的是李询和元谐。
李询是北周大将军李贤之子，隋朝太师李穆的侄儿，在平定尉迟迥的决战中，作为韦孝宽的副手，颇建功勋。隋朝建立后，未见特别受到重用，只知道他和刑部尚书元晖一起修建京畿水利工程。元谐为北魏贵胄，又是隋文帝少时同学，甚相友爱。在平定尉迟迥的战争中立功受奖，不久又率兵击退吐谷浑和党项的进攻，威名远扬。他为人刚愎率直，不媚权贵，又喜欢批评时政，口无遮拦。
李询和元谐是关陇集团的代表人物，在隋文帝上台的过程中，颇效犬马之劳，隋朝建立后，他们反被排除于权力中心之外，自然愤愤不平。这些不满主要是冲着高颎、苏威等他们看不上眼的小人物而发，希望的是夺回朝政大权，恢复以往君臣共治天下的传统。他们苦苦寻觅宇文泰时代豪杰聚义共创大业的英雄梦想，沉浸在对往世的无限眷恋中，难以接受人情日益淡漠的集权制国家的崛起。从国家自身发展的历程来看，当年冲锋陷阵的健儿已经落伍，眼下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把他们抛到一边的是滚滚的历史潮流，也是他们自身的思想认识。可是，这正是他们永远也弄不明白的。
苍凉的感伤并不带有谋反的性质，他们对文帝还是忠诚的，元谐曾当面对文帝披沥衷肠道：“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意。”（注：《隋书》卷40，《元谐传》，第1171页。）但是，他们的不满被刘昉之流野心家所利用，以前支持隋文帝的先朝近臣与关陇武将趋于合流，这不能不让文帝深感忧虑。
对于刘昉等人图谋不轨的案件，文帝摆出严厉架势，下令追查。刘昉慌忙把所有罪责都推到卢贲和张宾头上。由于案件牵涉颇深，而隋朝甫立，人心尚未稳定，故文帝乐得装聋作哑，就此结案，并以“龙潜之旧，不忍加诛”为由，宽宥卢贲和张宾二人，仅作“除名为民”的处分（注：引文均见《隋书》卷38，《卢贲传》，第1142页。）。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就在此时，文帝专门给太师李穆下了道诏书，大加褒奖之后，说道：“自今已后，虽有愆罪，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注：《隋书》卷37，《李穆传》，第1118页。）而李崇也被委任为隰州（今山西省隰县）总管，离开京城。文帝的这番处置，既表示他宽宏大量，又给心怀不满的人以警告，先稳住大局。
一场政治危机，由于文帝的坚定沉着和高超的政治技巧，暂且渡过。当时为缓和矛盾而外任的高颎又被召回京城，官复原职，新班子站住了脚跟，而且站得比以前更稳。显然，他们是文帝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者，因此，围绕他们而展开的人事斗争，直接关系到新政的成败。看不清这一点，仍想保持既得利益集团对权力的垄断，继续对新执政发泄不满的人，很快就将体会到文帝严酷的一面。
二
庞晃是文帝最艰难时候的政治密友，曾多次在一起密谋政变。文帝践阼，庞晃恃宠倨傲，尤其看不起新朝执政。“时广平王雄当涂用事，势倾朝廷，晃每陵侮之。尝于军中卧，见雄不起，雄甚衔之。复与高昇有隙。”（注：《隋书》卷50，《庞晃传》，第1322页。）对于这样一位没有政治野心，全凭个人好恶行事的鲁莽功臣，文帝当然不好与之计较，但也不能听之任之，所以，自从开国初将他调任右卫将军后，十多年不予升迁，略施薄惩。至于一般官僚当朝执政，那可就惨了。
开皇初年，关中常闹旱灾，尚书都事姜晔和楚州行参军李君才借题发挥，援引儒家天人感应之说，奏称罪由高颎，请废黜之。李君才还批评文帝过分宠信高颎。文帝勃然大怒，把他们贬斥尚不解气，下令当廷杖打。找不到刑杖，文帝便亲自以马鞭痛笞李君才，直打得皮开肉绽，一抬出去就咽气了。
文帝大失常态的行为，并非其性格果真就如此暴戾乖张，他显然是在堵勋贵的嘴，用小官的命来树立朝廷执政的权威，杀鸡骇猴。他和他所任命的新班子都渴求获得公认的政治权威，甚至不惜使用强制性的暴力手段。当廷笞杀李君才，给百官的讯息再清楚不过：文帝坚定不移地支持当朝宰相，因此，对他们的攻击将被视作是对文帝的挑战。在此问题上，文帝毫不含糊，立场一贯。平陈时，高颎辅助晋王出征，朝中再生谣言，高颎凯旋归来，文帝慰劳他说：“公伐陈后，人言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也。”（注：《隋书》卷41，《高颎传》，第1181页。）文帝不拿宰相作为其耍弄政治权术或与各派政治势力周旋的筹码甚至牺牲品，他要以自己的敢作敢当去赢得臣下的竭诚尽忠，共创大业。
用皇帝的权威佑庇大臣，为推行政治改革开门道，却也使得一些朝臣间的争斗直接演变为君臣之间的冲突，文帝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代价。但是，他既然已经作出抉择，自然也对将来的政治斗争作了通盘的考虑和准备。所幸的是，旋即爆发突厥大规模入侵的战事，内部的矛盾暂时被搁置起来。战争结束的时候，隋朝作为胜利者，政权稳固，地位坚强，文帝本人更是声望高涨。当他重新把目光转向国内时，强者的地位使他可以采取比较严厉的手段抑制勋贵，强化中央的领导。
元谐自从上次事件后，被解除职务。当时，王谊也赋闲在家，两个官场失意的人，很自然就聚到一块，频相往来。
王谊和元谐都是文帝少时同学，且都为文帝上台立下汗马功劳，王谊之子奉孝还娶文帝第五女兰陵公主，同学加亲家，关系更为紧密。然而，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总把文帝当作同辈，没能转过弯来以臣礼自持，而且还对当朝执政不以为然，我行我素，着实让文帝及其辅臣感到头疼。
开皇初，文帝曾以玩笑的口吻告诫王谊：“吾昔与公位望齐等，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注：《隋书》卷40，《王谊传》，第1169页。）希望引起他注意。不久，王谊的儿子死去，兰陵公主为夫守丧逾年，王谊见她年纪轻轻，却穿着一身孝服，楚楚可怜，便向文帝上表，请求提前解除她的孝制。不料，这道表文却引来御史大夫杨素的严辞弹劾，要求将他法办。当时，文帝一班君臣正积极推行孝治天下，以此重建尊卑等级秩序。王谊的上表正好违反孝治，给人抓到把柄。文帝虽然没有批准杨素的弹劾，但此事对王谊实是一个严厉的警告，要他懂得遵从法度。
王谊和元谐都是豪门武将出身，受人尊重，那里受得了这番折辱。所以，他们两人聚在一起，三杯烈酒下肚，嘴里自然不会有什么好听的话。功劳得不到酬报，还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被冷落，怨气发完后，又觉得无可奈何，眼前的文帝已经变得难以捉摸，他们只好请来和尚，算命占卜，指点迷津。没想到请来的胡僧偷偷向官府密告他们企图造反，朝中公卿也奏称王谊大逆不道，当处死罪，文帝下诏照准执行。开皇五年（585）四月十六日，四十六岁的大司徒王谊被赐死于家。
从整个案件审理的情况来看，王谊的谋反罪大概是不成立的。因为同案的元谐审查结果为“无逆状，上慰谕而释之”（注：《隋书》卷40，《元谐传》，第1171页。），一个案子，两种结果，不能不让人置疑。王谊充其量不过行巫蛊，“信用左道，所在诖误，自言相表当王不疑”（注：《隋书》卷40，《王谊传》所载诛王谊诏。）。这种言论罪的可信度不高，关键在于君主如何去推敲把握。
元谐被开释后，过了几年，又有人上告他伙同堂弟上开府元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祁绪等谋反。审查的结果是：元谐令祁绪率党项兵据巴蜀，并诅咒杨雄和高颎必死，甚至诽谤文帝等等。文帝御笔一挥，罪状成立，元谐终于难逃一死。
从元谐“无逆状”到伏诛，案件的发展都说明，王谊和元谐的不满主要是针对杨雄和高颎等人。对此，文帝心中有数，但他仍然执意让有关机构罗织罪名，必欲致之死地，显然是要拿其旧日心腹开刀，用位列三公的王谊来震慑关陇勋贵。和开皇初年对刘昉、卢贲案件的处理相比，轻重颇不相同，卢贲等人被文帝斥为无赖，不足为患，故得免死，以示宽容。相反，关陇武将勋高望重，既有影响，又具实力基础，所以不能轻易姑息。开皇五年的王谊、元谐案，在隋朝中央集权发展道路上颇具意义。
文帝对关陇勋贵的防范相当明显。于翼一族对隋朝的建立立下大功，开国后，他荣任太尉，位居三公之首，其弟于义任潼州（今四川省绵阳市）总管，“弟智、兄子仲文并上柱国，大将军已上十余人，称为贵戚”（注：《隋书》卷39，《于义传》，第1146页。）。正因为如此，故不久之后，于翼和于仲文都因事下狱，于仲文在狱中给文帝上书，极力辩白自己一族在平定尉迟迥和王谦之乱中的忠勇表现。由此看来，由于其家族和北周的深厚关系，使其忠诚受到怀疑。经过于仲文的申辩，叔侄二人才获文帝恩准释放。
对关陇勋贵的抑制，险些酿成激变。
前述刘昉篡权阴谋破产后，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秘密活动，时常到老将梁士彦和宇文忻家中走动。
梁士彦和宇文忻俱为北周名将，梁士彦曾因孤军死守晋州而扬名天下；宇文忻为北周十二大将军宇文贵之子，佐周武帝平齐，屡战屡胜。平定尉迟迥之役，他们虽都隶属于韦孝宽，却又私下接受尉迟迥的贿赠，只是在获得文帝对其战后利益的保证后，才全力参加平叛。这种人当然不可靠。防御突厥的战争中，文帝曾因宇文忻善于用兵而想重用他，高颎当即劝谏道：“忻有异志，不可委以大兵。”（注：《隋书》卷40，《宇文忻传》，第1167页。）这才作罢。从此事也可看出，他们和高颎等人并不相容。其实，他们连文帝都没放在眼里。
刘昉不时到梁士彦家作客。梁士彦年事虽高，却娶了房娇妻，奈不得寂寞，渐渐与刘昉浑得厮熟，风流到一处，情浓意洽，互通心曲，原来都对新朝深怀怨恨，当下一拍即合，由夫人牵线，刘昉、梁士彦和宇文忻聚到一块，宇文忻道：“帝王岂有常乎？相扶即是。公于蒲州起事，我必从征。两阵相当，然后连结，天下可图也。”（注：《隋书》卷40，《宇文忻传》，第1167页。）宇文忻所谓“相扶即是帝王”的思想，在原北周军将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梁士彦听后深以为然，三人密谋了好几套政变方案，或准备在皇帝祭祖之时率僮仆袭击车驾，或拟以梁士彦赴蒲州起事，略取河北，据黎阳关，塞河阳路，劫调布以为牟甲，募盗贼以为战士等等。
梁士彦的外甥裴通听到他们的密谋，胆战心惊，偷偷跑去自首。文帝得报，装作不知道，故意任命梁士彦为晋州刺史。三人得知此任命，弹冠相庆，以为天助。梁士彦请求以其旧交薛摩儿为长史，文帝亦予批准，以迷惑他们。开皇六年（586）闰八月二十八日， 三人随百官上朝觐见，文帝证据在握，命令左右将他们一并拿下，下诏历数其罪状，并其党羽薛摩儿、裴石达等皆处死刑，妻妾家产没官。过了几天，文帝下令将这三家的财产置于射殿之前，让百官射取，以为鉴诫。
文帝抑制勋贵的诸般举措，当时的明眼人心里亮堂堂。梁睿是北周名将，杨坚夺取北周权柄，他受命率大军入蜀，平定王谦，任总一方。但他“自以周代旧臣，久居重镇，内不自安，屡请入朝，于是征还京师”。其实，早在初平王谦之际，他就考虑到自己“威名太盛，恐为时所忌，遂大受金贿以自秽”（注：引文均见《隋书》卷37，《梁睿传》，第1128页。）。回到京城后，更是急流勇退，闭门谢客，颇得文帝礼遇，富贵善终。
梁睿给北周军将树立了一个榜样，自然有人起而仿效。王世积在隋多有军功，位至上柱国，但他见文帝“性忌刻，功臣多获罪，由是纵酒，不与执政言及时事。上以为有酒疾，舍之宫内，令医者疗之。世积诡称疾愈，始得就第”（注：《隋书》卷40，《王世积传》，第1173页。）。
所谓“功臣多获罪”，很能说明当时隋文帝对勋功武将的抑制，特别对于那些恋栈不去者，朝廷便觅其疵瑕加以弹劾，好将他们从重要位置上撤下来。例如，老将贺若谊北征突厥，以功迁左武侯大将军，随即“坐事免”（注：《隋书》卷39，《贺若谊传》，第1160页。），再度起用时已转任地方，职权迥异。元景山在南边屡败陈军进犯，威镇江南，但同样“坐事免”（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第1153页。），直到老死家中也未再起用。像元景山这类事例颇多。宇文庆是文帝的知交，曾在一起深谈夺取天下大计，开皇初颇受腹心之托，职任禁军将领，出为凉州总管，但不久后同样被征还京师，“不任以职”（注：《隋书》卷50，《宇文庆传》，第1314页。），而他还不醒悟，将当年文帝与他密谋的言论整理上奏，文帝阅后，表扬几句，终不复用。后来，对于立有大功的武将，也多用此办法羁縻驾御，平陈功臣韩擒虎，回京后“有司劾擒（虎）放纵士卒，淫污陈宫，坐此不加爵邑”（注：《隋书》卷52，《韩擒虎传》，第1341页。）；贺若弼同样被晋王广以违反军令，先期决战的罪名拘束受审，虽经文帝放免并加封赏，旋由“公卿奏弼怨望，罪当死。上惜其功，于是除名为民。岁余，复其爵位。上亦忌之，不复任使”（注：《隋书》卷52，《贺若弼传》，第1345页。）。
三
显然，文帝抑制的是北周勋贵，这无疑是其组织路线的具体表现。
平陈以前，文帝任命的三师有太师李穆、太傅窦炽和太保长孙览（注：宋敏求《长安志》卷第8 “南宣平坊”记载：“西南隅法云尼寺，寺本隋太保薛国长孙览宅。”文中薛国后脱“公”字。长孙览任太保，《隋书》卷51本传未见记载，然而，他在北周武帝时已受封为薛国公，宣帝时任大司徒，入隋后，文帝纳其女为蜀王秀妃，结成儿女亲家，以其家世和经历来看，完全可能担任太保，或《隋书》失载？），但至开皇六年（586）八月李穆逝世，三师未见再设。 三公有太尉于翼和司徒王谊，至开皇五年（585）四月王谊伏诛，三公付阙。 这五位都出自“关陇集团”。根据隋朝官制，三师和三公虽然居于官僚阶层的顶端，却被剥夺了一切实际权力。换言之，隋朝建立后，“关陇集团”中倒向杨坚者已被置于有名无实的高位，不久或死或诛，不被任用。究其原因，自可从文帝对王谊的戏言“吾昔与公位望齐等，一朝屈节为臣，或当耻愧。是行也，震扬威武，欲以服公心耳”（注：《隋书》卷40，《王谊传》，第1169页。），体会一端。
另一方面，隋初掌握实权的官员，如号称“四贵”的观德王杨雄、高颎、虞庆则和苏威，都不够“关陇集团”的资格。杨雄为文帝侄儿，高颎乃北周柱国独孤信旧部，独孤信被宇文护诛杀后，他仍与文帝夫人独孤氏来往，因此，大得信任，推荐给文帝。虞庆则乃高颎推荐的军将，苏威虽为北周功臣苏绰之子，但在北周拒不出仕。
如果进一步考察开皇前期三省六部乃至禁军大将军的人选，则如赵芬（天水人，临时代替高颎，可以忽略不计）、杨素（弘农人）、柳机（河东人）、卫王爽（皇族）、李德林（博陵人）、赵煚（天水人）、晋王广（皇子）、韦世康（京兆人）、辛彦之（陇西人）、牛弘（安定人）、杨尚希（弘农人）、元岩（洛阳人）、元晖（洛阳人）、苏孝慈（扶风人）、李圆通（京兆人）、皇甫绩（安定人）、苏威（京兆人）、袁聿修（陈郡人）、刘仁恩（不详）、长孙平（洛阳人）、张煚（河间人）、长孙毗（洛阳人）、杜杲（京兆人）、贺娄子干（代人）等（注：笔者另有专文《隋文帝时代中央高级官员成分分析》（《学术月刊》1989年第9期）， 考察三省六部及禁卫大将军任免情况。），在北周不过是中下级官员，无法视为“关陇集团”成员。因此，文帝起用政治新人取代关陇勋贵的意图十分明显。
隋朝初期高岸深谷般的人事变动，看似扑朔迷离，但若细加梳理，却可看出清晰的发展脉络：亦即组建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树立其权威，同时，抑制原北周勋贵阶层，尤其是排除军人对朝政的干预。在此过程中，文帝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帝的坚定支持，在论资历、比军功的上层社会，新班子的立足乃至新政的贯彻都难以想象。为此而抑制勋贵武将，政治意图十分清楚，这也许是国家社会由大乱迈向大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决不能简单以刻薄猜忌论之。
因此，隋朝初期的人事斗争，既不能与开皇后期相提并论，更不宜视为庸俗无聊的争权夺利，而具有从组织上巩固新政权，贯彻新的政治路线的革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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