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保护与劳动力市场绩效——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绩效论文,劳动力市场论文,面板论文,数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2)09-0040-09
法律作为政府制定最具强制力的规则体系，是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就业保护法作为国家规制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机制，在保护工人就业权利，限制雇主行为的同时，制定了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新规则，重新界定了双方的产权结构，塑造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就业保护制度的设计，将改变劳动者和企业的行为约束，形成不同的激励机制，深远地影响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些保护法案，不仅存在于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存在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不仅包括美国、英国等自由主义国家，也包括奥地利、葡萄牙等政府干预较多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企业—劳动者”关系的重塑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诸国正在进行的制度变迁。劳动力市场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重点。对中国这样发展转型中的国家而言，一方面是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和发育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管理；另一方面，政府的干预方式也关乎劳动力的配置效率。正因如此，《就业合同法》的制定实施，在我国学术界引起的广泛争论也在情理之中。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的成效及变迁目标，需研究劳动法律制度的经济效应，而多国的实践经验有助于人们理解就业管制的经济后果。
一、研究回顾
就业保护法(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简写为EPL)，指的是国家制定的有关限制雇主行为从而保护工人的法律。OECD将就业保护法定义为有关劳动力市场雇用和解雇的管理规定，涉及弱势群体就业、临时合同和固定合同规定、培训要求、不公平解雇、解除合同、经济性裁员、经济补偿、最短的预先通知期、解雇限制和行政申报、与工会代表的事先磋商等有关的法律条文。[1][2]安迪森和特斯拉(Addison and Teixeira)认为，就业保护法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概念与OECD的定义一致，广义概念还包括相关劳动的法律，如最低工资、劳动标准等。[3]赫克曼和佩吉(Heckman and Pages)将就业保护定义为所有增加解雇工人成本的法律。[4]
国际学术界对就业保护经济效应的分析主要在理论建模和经验实证两方面，实证分析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关注的重点。[5]理论上，就业保护法案的实施将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影响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运行。该法案既有可能通过提高解雇成本来保护工作岗位的稳定，又会因提高成本而降低劳动力的需求，进而对职位创造、失业、退出市场等产生影响。再者，就业保护会增加企业的投资风险，改变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向，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等。因此，理论界基于不同的假设前提建立了大量的模型来分析就业保护法案的经济效应，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就业保护与劳动力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就业保护的实证分析则集中于运用跨国数据研究就业保护制度的经济影响，或对某一就业保护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就业保护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
(一)经济效率假说
就业保护法案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理论界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分析认为，这些法律保护工人现有的工作机会，降低工人失业的风险，同时又会增加企业解雇工人的成本，减少职位创造，降低寻业的机会，降低劳动参与率，提高失业率。[6][7]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由于不完全市场、道德风险、“敲竹杠”等各种制约因素的存在，就业保护法案能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增加社会福利。如阿塞莫格鲁(Acemoglu)证明，在不完全市场中，自由放任的政策将带来无效率的低工资偏向。政府适当的劳动力管制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社会福利。[8]皮萨里德斯(Pissarides)和贝洛特等人(Belot et al)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雇主和雇员都因风险的存在而降低福利，政府制定就业保护法将缓解“敲竹杠”现象，在减少风险的同时不降低企业的职位创造。[9][10]邹格拉和布斯(Zoega and Booth)认为，就业保护将保障工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福利。[11]
这两种观点的不同在于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假设前提不一致。故而，就业保护制度既有可能提高效率，也可能损害效率。
(二)政治权力假说
林德贝克和斯诺尔(Lindbeck and Snower)所提出的内部人—外部人模型是分析就业保护另一理论基础。[12]圣保罗(Saint—Paul)构建了相类似的“政治—经济分析”模型，该理论认为老职工是在位者，年轻人是寻业者，二者谈判能力不一样，作为在位者的老职工可以通过组建工会，增加自己的谈判能力，从而获得租金。年轻人则是就业保护的受损者，他们将花更多的时间寻找工作和失业后经历更长的时间再就业。[13][14]根据这一观点，就业保护是无效率的制度，需要改革劳动力市场规则，从而提高经济效率。
(三)法律起源假说
新比较经济学，采用指数化的方式刻画制度，分析制度因素的作用，提高了人们对制度经济效果的认识。贝特罗等人(Botero et al)认为，就业保护的法律起源说比政治权力说更能解释更多的劳动力管制因素，左翼政府、社会主义国家，大陆法系的国家比普通法系国家有更多更严格的劳动力管制。[15]简而言之，法律传统是显著的不同保护工人水平的关键因素。这一研究，也认为就业保护降低了效率，增加了失业。
(四)实证结论
拉齐尔(Lazear)是首位验证就业保护经济效应的学者。他以“遣散支付费用”作为就业保护的代理变量，分析了就业保护对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影响。[16]学者在拉齐尔结论的基础上，利用OECD数据，量化就业保护程度以验证理论结论。但实证分析的结论令人惊讶。尼科尔(Nickell)、赫克曼和佩吉(Heckman and Pages)、贝特罗等人(Botero et al)、费尔德曼(Feldmann)、詹科夫和拉莫赫(Djankov and Ramalho)分别利用OECD国家、拉美及全球跨国数据，证明了严格的就业保护将提高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和女性的失业率，趋向于产生更大的非正式部门和更高的失业率。[4][15][17][18][19]而安迪森和特斯拉、保罗和卡恩(Blau and Kahn)、巴桑尼和杜威尔(Bassaniniand Duval)、巴卡洛和雷(Baccaro and Rei)、罗维利和布鲁诺(Rovelli and Bruno)则没有发现就业保护的严格程度与失业率之间的显著关系。[3][20][21][22[23]不仅如此，就业保护对自我雇用、对FDI的影响也难有一致的看法。笔者对国内外关于就业保护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有详细综述。[24]
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人们对就业保护经济效应的认识，为后续深入研究提供了基础，其争论之处所揭示的诸多局限也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就业保护问题研究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对就业保护法律的指数化测度为经验分析法律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可能，对计量方法的探索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实证分析的争议主要来自于样本的选择、指标的测度和时间跨度三个方面。首先，样本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实证结果的可靠度，由于以往对发展中国家就业保护测度的缺乏，限制了样本的数量。从而，大量实证研究仅限于OECD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较为薄弱；其次，就业保护问题研究的核心之处，在于如何判断就业保护程度，就业保护指数的科学性、合理性、完善程度，也就决定了文章实证分析的结论。就业保护指标设计从原来用单一的指标发展到现今的五大指标体系，为人们准确分析就业保护以及各子指标的作用提供了基础数据。再次，以往研究所用的短期的跨国分析，不利于真实反映就业保护的经济影响，较长的时间可反映就业保护对短期失业率和长期失业率不同的作用。因此，能否找寻到科学合理的就业保护指数，将决定经验分析的价值。就业保护的界定及其范围目前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故而，就业保护指标的宽泛度有可能影响分析结果，但就业保护子指标的加入，则可准确反映各法律内容的作用。
鉴于如上研究不足，本文力图克服样本较少、就业保护指标狭隘以及时间跨度较短的问题，采用了当前最为科学合理、时间跨度最长的就业保护指数，利用非平衡跨国面板数据，验证就业保护的命题假说，检验以往经验分析的结论，并且研究各子指标的影响程度；其次，分析发展中国家就业保护法对劳动力市场管制的经济效应；再次，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管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二、数据与方法
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保护制度是全球的普遍性现象。基于各种缘由，各国政府都设立了一定的法律，保护工人就业和限制雇主的权利。各国的就业保护程度如图1所示。就业保护程度最低的国家只有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个别国家，就业保护指数低于10；大部分国家劳动力管制程度较高，如非洲、拉美、亚洲大部分地区，就业保护指数在30以上；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管制程度，以就业保护指数表示在30～41之间。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本文所用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相关数据，就业保护指数来自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EFW)的第五部分第2项子指标。文章样本数包括143个国家2002-2008年的面板数据。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诸如OECD、贝特罗、赫克曼等人都设计了一系列的就业保护指数体系，但这些指标体系问题较多。从指标涉及内容看，所包括的法律内容较少；从测度角度看，涉及国家较少，年份较少；从指数计算方式上看，这些就业保护指数大都基于法律条文的评分，忽视了法律执行能力不同带来的实际保护与名义保护的差距。①[25][26]卡则斯和纳斯波洛娃对中东欧国家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研究发现，在许多转型国家不在于就业保护立法有多么严格或者有多么宽松，而是在于能否得到很好的实施。[27]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法律的执行度大大降低，大多数法律停留在纸面上，因而，根据法律条文测度就业保护指数，有可能夸大了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保护程度。与这些指标相比，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EFW)的劳动力管制指数涵盖了就业保护立法所涵盖的法律条文，指标体系有如下优点：指标设计较为科学、全面，包括六个子指标，分别是最低工资指数、雇用和解雇管制指数、集体商议指数、工作时间管制指数、法定解雇成本指数、服兵役时间；国家众多，时间跨度较长、较新，包括143个国家和地区15年的数据；②最后，该数据来源较为合理，大量数据来自于对各国企业主管的调查问卷。这有助于克服其他指标数据基于劳动法律计算带来就业保护指数变动较少的缺陷，特别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保护测度而言，该种方法的优势更为显著。该指数为0～10，数据越大，则劳动力市场管制程度越低，经济自由度越高。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失业率，包括总失业率、女性失业率、青年失业率、女性青年失业率，共4个变量。解释变量包括：(1)对数人均GDP；(2)就业保护指数，其中，最低工资、雇用/解雇难度、集体协商、工作时间管制、法定解雇成本、服兵役时间为就业保护指数的6项子指标；(3)虚拟变量，国家类别，是否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为1，发展中国家为0，以此来检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4)第二产业占GDP比重；(5)第二产业就业比重；(6)第三产业就业比重；(7)政府规模指数。这些解释变量的选择部分基于理论分析，部分来自以往经验分析。上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二)计量方法
根据现有就业保护研究文献，主要分析方法包括倍差估计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GLS模型、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s)和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模型。倍差估计模型对研究单一法律实施前后带来的影响，较为适用。如果数据为横截面数据，则使用GLS模型。面板数据一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为了体现就业保护程度的国别特性，以及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随机效应是较为合理的计量模型。
图1 就业保护指数世界分布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2009年数据。
说明：就业保护指数范围为0～100，指数越高，劳动力市场管制程度越高。
为了更好地分析各法律条文内容对失业率的影响程度，笔者将就业保护指数和就业保护子指标分别代入模型，对每一被解释变量做两次估计。回归结果显示，Wald统计量都很显著，且R平方较高，说明模型设定较好，解释力较强。
三、实证结果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模型1、模型3、模型5、模型7中，对就业保护法案的侧度采用就业保护指数，模型2、模型4、模型6、模型8采用就业保护子指标指数。
(一)就业保护的回归结果
计量方程各解释变量的结果分析如下：
(1)模型估计显示，就业保护对各失业率影响显著。具体而言，就业保护对女性失业率影响比对总失业率的影响大，回归系数分别为-0.552和-0.504；对青年失业率的影响比对总失业率要大，回归系数分别为-0.874和-0.504；对女性和青年的失业率影响高于女性失业率，说明女性青年在就业中面临更大的弱势地位。简言之，就业保护将加剧女性和青年的失业率，增加这些群体的就业难度。这在某种程度验证了就业保护的政治权力假说，即就业保护对就业群体的影响程度并不一致。
(2)人均GDP也是影响失业率的重要因素。对数人均GDP与失业率呈正相关，对数人均GDP的平方与失业率呈负相关，说明人均产出与失业率呈非线性关系，具体表现为倒“U”型，即在中等水平时，失业率达到最高。人均产出与失业率的非线性，有可能是国家从发展中向发达国家转变中，所出现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结构变动所带来的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的改变，从而影响了失业率。
(3)失业率也与人们就业的产业分布有关。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与失业率均呈正向关系，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与失业率均呈反向关系，而且女性和青年在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中，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失业率将下降。数据显示，随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提高，将增加失业的几率，说明“机器替代工人”的命题在一定程度上成立。
(4)国家类别也与失业率有关系，系数符号为正。即发达国家的总失业率、女性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均高于发展中国家。此外，政府规模指数与失业率呈反向关系，政府规模越小失业率越低。第二产业所占GDP比重与失业率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回归结果不显著。城镇化率与失业率没有显著关系。
(二)就业保护子指标的回归结果
从就业保护的6项子指标的回归结果来看，各变量对失业率的影响方向与统计结果相符合，但部分指标显著性较低，且对青年失业率和女性失业率的影响有所减少。雇用/解雇难度指数与总失业率和女性失业率呈显著负相关，表明雇用/解雇越容易，则失业率越低，这符合经济学基本理念，经济越自由，民众就业的概率越高。法定解雇成本对失业率的影响较为明显，法定解雇成本越高，则失业率较低。说明企业在高就业保护情况下，将容忍一定冗员的存在。服兵役期限越长，青年的失业率提高，这有可能因为服兵役，降低了这些人的人力资本。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工时管制与各失业率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通过就业保护子指标的分析，可看出就业保护一方面会增加工人的失业率，另一方面又会阻碍企业解雇员工，保障现有员工的岗位。分析就业保护法案的影响，必须认真分析具体的法律条文的作用方式及影响程度，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法律，来实现政府的管理目标。
四、结论与展望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笔者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就业保护(EPL)对失业率、青年失业率、女性失业率有显著影响，就业保护程度越高失业率越高，且对女性和青年的就业影响更大。这与以往研究结论大体一致，只是程度上估计不同。但具体而言，就业保护法不同内容对失业率的影响，则更值得关注。其中，最低工资、集体协商、工时管制对失业率没有显著关系，影响程度很小；雇用/解雇管制、法定解雇成本和服兵役时间对失业率和青年就业的影响较为显著，雇用/解雇管制越低，失业率越低；法定解雇成本越高，失业率越低；服兵役时间越长，失业率越高。
其他解释变量对失业率也有较大影响，人均GDP与被解释变量之间有非常显著的非线性关系，部分证明了贝洛特等人的猜想，呈倒“U”型关系，即在中等水平时，失业率达到最高。[10]就业的产业分布比重与失业率之间的复杂关系，则有助于人们思考解决民众就业的产业发展方向。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减少失业率，而发展第二产业则会增加失业率。这些结论有些是对以往研究的补充、完善，而对就业保护子指标指数的回归，将加深人们对就业保护制度经济效应的认识。
改革开放确立了我国市场导向型改革的目标和方向。1995年制定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将劳动合同制作为劳动关系形成的主要形式。从形式上来看劳动合同仅仅是对劳动关系的法律确认，实质上是从契约关系的角度重新界定雇员、雇主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从自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是从团体生产生活走向个体生产生活的伟大转变。在劳资双方的失衡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经济社会问题的情况下，如何改变劳动者的弱势地位，成为当前学界思考的重点。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制定，正是国家试图平衡劳资关系的法律尝试。然而，《劳动合同法》是否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通过立法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是否可行，学术界产生了严重分歧。《劳动合同法》中大量条文属于就业保护法的内容。对国内外就业保护法的实证研究，也有助于认识《劳动合同法》的部分条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完善也需要充分研究劳动法律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
劳动力市场作为基础的生产要素市场，对经济运行和经济绩效产生广泛影响。就业保护制度作为劳动力市场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研究兴趣。近二十年来，文献数量和研究范围迅速扩大，为理解劳动力市场运行提供了新的视角。然而，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证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除了就业保护制度对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影响之外，该制度是否改善收入分配的结构？是否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的比重？是否阻碍经济增长？是否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是否改变投资领域？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资本的配置方式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这是否会冲击各国的劳动保护程度，削弱劳动者的谈判实力？这些重要问题还需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就业保护制度研究的不断深入，将有助于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逐步规范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方向，为建立灵活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供帮助，为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①杨伟国和代懋对各指标的优缺点有简要的说明和分析。[25]我国学者赖德胜等人则构建了一个包括6个维度指标，20个二级指标和50个三级指标的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包括就业保护指标体系的部分指标，其对就业状况的评价范围远大于就业保护指标体系。[26]OECD的就业保护指标、贝特罗(Botero)的劳动管制指标、赫克曼(Heckman)的岗位保护指标、世界银行的雇用劳工指标和世界经济自由度调查(EFW)的就业保护指标等五大指标体系的详细比较和分析，笔者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梳理，但文章尚未发表。
②部分国家部分年度数据缺失，15年数据为：1970年、1975年、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2008年。有关EFW数据采集及计算方式的介绍，可参看其年度报告。因2002年前后的计算方式有所改变，本文则以2002年以来的就业保护指数作为文章所用数据。
③表1根据STATA软件的sum命令计算，更为准确的计算命令应为xts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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