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阳明心学 弘扬漳州文化
林晓峰 张山梁
（1.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福建 漳州 363000；2.中共平和县委宣传部，福建 平和 363700）
摘 要： 有着1300 多年的历史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漳州，文化资源丰富、积淀深厚，具有多元化融合的独特地域文化品质。同时，漳州也是王阳明的过化之地，王阳明曾在这里推行牌法、添设县治、力举乡约、大兴社学，成为其立功的第一站，阳明心学始终根植闽南地区，并在传承中得到持续发展，影响一代代漳籍学子。本文深入分析了王阳明与漳州的各种关系，并基于阳明学在漳州地区的传承发展的探究，提出新时期如何在漳州地区进一步融入地域特色文化，弘扬阳明心学提出建议。
关键词： 漳州；阳明过化；地域文化；融合发展
漳州从自唐垂拱二年（686）建州至今,已有1300 多年,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漳州，既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四时花不谢,八节果飘香”；漳州，又是一座幸运的城市，与紫阳、阳明二圣关系密切，文化底蕴深厚。
宋绍熙元年（1190），时年61 岁的朱熹［1］履新漳州知府，任职一年零六天。知漳期间，朱熹大力弘扬理学，德治善政，兴学教化，刊刻《四书集注》［2］，对漳州人的思想意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漳州，不仅是朱熹的过化之地，也是王阳明［3］的过化之地。明正德年间，王阳明率兵入闽平乱，奏请添设平和县治，建立学校移风易俗，对漳州特别是平和县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中国明史学会会长陈支平所说：“王阳明及其阳明之学，是继南宋朱熹及其朱子学之后，对闽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作用的核心元素之一。换言之，朱子学和阳明学，已经演化成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和组成部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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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阳明与漳州的关系
明正德十一年（1516）九月，王阳明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并于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十六日抵赣开府上任，正式巡抚包括漳州在内的“八府一州”［5］,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六月十六日升任南京兵部尚书，是月二十日离赣，结束了他巡抚漳州等地四年多的任期。
巡抚南赣汀漳等处期间，王阳明曾于正德十二年（1517）一月底至四月初，约2 个多月时间，亲率2000 精兵入闽平漳寇，打响他建立功业的第一仗——漳南战役，攻破了盘踞在漳州南部闽粤交界山区［6］数十年之久的40 多座山寨，肃清了以福建詹师富、广东温火烧为首的山民暴乱，取得了巡抚南赣的首战胜利，并上疏奏设平和县［7］。因此，平和县成为王阳明立功的第一站；也可以说，在当时巡抚的“八府一州”中，漳州府是王阳明立功的第一站。
[14]（明）王守仁原著，（明）施邦曜辑评，王晓昕、赵平略点校：《阳明先生集要》，第469 页。
添设县治，安民治贼。王阳明漳南征寇平乱之后，针对漳南地区“极临边境，盗贼易生”［11］的现实，抽丝剥茧地分析了当时民众落草为寇、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并“亲行访询父老，诹咨道路”［12］，提出“析划里图，添设新县”的思路，探索了一条“添设县治，以控制贼巢，建立学校，以移风易俗”［13］的长治久安理政之路，两度上疏奏请朝廷，添设“平和县”。事实证明，王阳明顺应民情，以“明德亲民”的理政举措，添设县治，既使民众“欢欣鼓舞，如获重生”，又让“山贼”失去藏身之所、盗抢之机，“妖氛为之扫荡，地方为之底宁”［14］，曾经的荒蛮之地，风俗为之一变，礼制深入人心。正如阳明后学施邦曜［15］所评“（阳明）先生（奏请添设平和县）此举，不特可以弥盗，亦可以变俗，允为后事之师”。［16］
力举乡约，束民治乱。王阳明深刻意识到漳南地区山民暴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没有得到良好的德性熏染。于是，他在包括漳州府在内的“八府一州”范围内，不遗余力地全面推行《南赣乡约》［17］的理政新措，将“明德亲民”“知行合一”“致良知”等思想贯穿其中。借由实施《南赣乡约》，立乡约，规范日常行为和道德思想，化民成俗；建乡政，规范乡约组织体系，维系秩序，开创乡村自治新模式；办乡学，推行儒家仁爱为本的德治思想，将教育与政治贯通起来，对治理民乱、重构秩序、纯化民俗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乡村治理的实践与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漳州的社会治理思维。可以说，王阳明对明代中后期漳州的繁荣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大兴社学，教化民俗。在平乱靖寇过程中，王阳明切身体悟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18］，认为山民之所以“乱乱相承，原于此”［19］，是因为当时的书院、社学、乡馆没有发挥教化易俗的作用，未能引导社会形成良好的风尚风俗。于是，在征剿“山贼”战斗正酣之时，就下发《兴举社学牌》《颁行社学教条》［20］等告示，强调着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行，要求兴办创建各类社学、书院，以此“勤勤开悔，务在兴起圣贤之学，一洗习染之陋”［21］；选择“教读”（教师），必须“学术明正，行止端方者”，同时要求家长应“隆师重教，教训子弟，毋得因仍旧染，习为偷薄，自取愆咎”［22］。在王阳明兴“社学”、重“教读”的影响下，明代时期的漳州文化又一次空前发展，出现了“俗多读书，男子生六岁以上则亲师。虽细民，读书与士大夫齿”的良好风尚。特别是其奏立的平和县，更是“久沫朱紫阳、王文成之化”，形成了“士好读书……无论贫富，岁首延师受业，虽乡村数家聚处，各有师”［23］的崇儒景象，成为“弦诵文物，著于郡治”“人为诗书，家成邹鲁”［24］之地。
严格问政，影响世代。王阳明巡抚期间的所有施政决策、问政理念、治理方法覆盖当时的漳南道（下辖漳州、汀州两府）全境，并在漳州府留下深深的阳明问政风格，影响着漳州的长久发展。在《王阳明全集》中，收录了王阳明巡抚南赣汀漳期间的各类奏疏、公移147 篇，其中专门针对漳南道、漳州府的就有15 篇之多，可见王阳明对重构稳定当时的漳州社会秩序的用心和重视。如在《批漳南道给由呈》中指出：领辖漳、汀两府的漳南道佥事胡琏［25］“才器充达，执履坚方，始因军机重务，以致考满过期，今盗贼既靖，合准给由”，并责令述职考核完毕后，应“作急回任，勿为桑梓之迟，有孤闾阎之望。［26］”从中可见，漳南道、漳州府的主要官员任期履历、政绩考核是否合格称职，都由王阳明亲自评议、核准。如果王阳明没有熟悉洞察漳州府各级官员的履职情况、绩效评议、道德操守，是不可能作出如此评定的。
对漳州来说，因王阳明的漳南平乱、奏请设县，让“远离县治，政教不及，民众罔知法度”［27］的盗贼强梁之区，变成“百年之盗可散，数邑之民可安”礼义冠裳之地。同时通过实施建学校、易风俗、强教化等安民政策，收到“盗将不解自散，行且化为善良”［28］的“散盗安民”功效。然而，对王阳明来说，“漳南战役”一仗，在军事上，检验了其军事理论在实战中的运用效果，进一步完善选练民兵机制，调整指挥系统，打造一支堪称“嫡系”的部队，无论是南赣剿寇、还是平定宁王，都有漳州镇海卫的将士身影，特别是“行十家牌法”“选练民兵”“预整操练”等措施，更是成为其日后立功的不二法宝；在政治上，推进巡抚制度改革,申明赏罚制度，让朝廷改命提督，授予兵权，给予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在社会管理上，置县立治，巩固地方政权，强化基层治理，建校立学，注重民众教化，强化民心引导，走出了一条长治久安之路；在理学发展上，开始体悟“破心中贼难”之所在，兴倡礼义之习，做足“正人心”功夫，萌发“致良知”的学说逐步完成了心学体系的最终建构。［29］
二、阳明学在漳州的传承发展
作为阳明先生过化之地的漳州，向来是朱子学说的重镇。但这并不意味着王学在漳州地区湮没无闻，而是广为流传，并在传承中得到持续发展。
多径传播，根植闽南。王阳明一生始终以讲学为“首务”，即使军务繁忙也坚持随时随地讲学传道。尽管史料没有明确记载王阳明在漳州讲学、讲会的记载，但王阳明及其门人、后学曾在漳州讲学、传道，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过考察，阳明学传播到闽南地区的主要途径有五：一是王阳明正德十二年（1517）率兵入闽平乱，通过军中讲学、随地教化的方式，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这从闽西南的多种地方志中载有不少当地士大夫由朱子改宗阳明等事例中，可窥知一斑。［30］二是因地缘文缘联系，闽地士子文人时常进入王学重地江西、王门后学传人众多的潮州游学，在与赣、粤王门学者的交往中接受王学熏陶。如漳籍理学家、“一代完人”黄道周［31］早年多次游学广东，接触和了解王学，其学问深受岭南学风的影响。又如漳浦县旧镇“五桂联芳”家族中的林成纲（嘉靖二十二年举人，香山知县）、林一新(嘉靖二十五年举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云南按察司佥事)、林楚（嘉靖三十七年举人，雷州府通，嘉靖、万历间漳州府的理学名家）等人私淑于阳明先生早期弟子薛侃门下。三是通过王门后学、阳明后人莅闽履职，鼓动阳明学在漳传播、弘扬。如曾任漳州知府的施邦曜是阳明同邑、后学，曾被谪戍镇海卫的陈九川［32］是江右王门代表人物、李材［33］是阳明再传弟子，曾任平和知县的王立准［34］是浙中王门王宗沐之孙、王孙枢［35］是王阳明五世孙，这些官员任职期间，都以官方行为强势传播、弘扬阳明学。如陈九川尽管身处“遥远、困苦、瘴海烟雾之中”的镇海卫，但一直不忘“崇理学，御教化而春秋俎豆”［36］。又如李材在谪戍期间，始终聚徒讲学，且在讲学中不机械性硬搬硬套王阳明的讲学方法，而是在传承中发展，以“大学知止知本”为宗，强调“随地体认天理”“正心修身”［37］，以摆脱放诞虚矫之弊，给当时的镇海卫，乃至漳州、福建带来一股清新的学风。四是闽中王门、闽籍阳明后学时常在漳邑大地，借助儒学、书院、义学等场所讲学、讲会，传播阳明心学，布施传道，教化民众，开启心钥。如闽中王门的马明衡［38］、郑善夫［39］，阳明后学李贽［40］等。五是王阳明长达四年多的巡抚漳州期间的经世济民思想、政策，直接影响漳州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同时也成为王学思想在漳最直接而又最有效的传播途径。然而，这一王学在漳的传播途径一直被人们所忽略。
辑刊文著，远播海外。明崇祯年间，施邦曜知漳州府期间，针对当时阳明学著作主要版本——隆庆谢氏刻本《王文成公全书》［41］，存在帙卷繁多、篇幅浩大、携带不便、阅读不易等问题，在精读、评点、批注的基础上，将其进行分门别类，条分缕析，按理学、文章、经济三帙归类整理，数易其稿，汇编成《阳明先生集要》三编（其中《理学编》四卷介绍阳明的哲学、《经济编》七卷介绍阳明的事功成就、《文章编》四卷介绍阳明的文学成就），并授梓平和知县王立准督刻，于明崇祯七年（1634）秋肇工开刻，崇祯八年（1635）夏末竣工。这部初刻于平和的《阳明先生集要》崇祯施氏刻本，成为后来多家翻刻的底本，与隆庆谢氏刻本，并称阳明著作两个极为重要的版本，是研究阳明学术的人不可不知，不可不查的基本资料，为阳明学的传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特别是美国学者亨克于1916 年出版《王阳明的哲学》，将阳明学的著作向欧美等西方国家传播。而亨克所译之阳明著作的中文底本，就是这部辑刊于漳州的《阳明先生集要》之《理学编》。可见，漳州在阳明学的传播上，具有其独特贡献和学术地位。正如阳明后学曹惟才在《阳明先生集要》的序文中所赞叹的：“此清漳一块土何幸，宋有紫阳，而明又有（阳明）先生也。则从此之聿新，不独漳之山水灵也，凡诵紫阳而仰先生者，皆良知灵也。［42］”
同时，这部明鲜有调和朱、王倾向的《阳明先生集要》巨作，做到“忠于文成，且使吾漳再见紫阳”［43］，直接影响了包括黄道周在内的许多漳州学人对待朱、王之学的态度。可见，王门学人居官闽南的活动，也促进了王学在闽南的传播。
传播不缀，影响深远。漳州是王阳明人生的重要一站，也是其思想传播的望地。王阳明在漳州的事迹及其阳明后学在漳州的思想文化传续，是其“真三不朽”生平和阳明学说形成的重要环节，对明清以降的漳州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如明嘉靖年间任宁波教授的平和人李世浩［44］，虽未亲炙于阳明门下，但在宁波任职期间结交了不少阳明门人，深受阳明心学熏陶，致仕归乡后，建聚贤堂，宣讲阳明、甘泉之学，不负其所学。又如漳籍理学家、“一代完人”黄道周自幼诵读朱子学著作，其学术一向被认为“以致知为宗而止宿于至善，确守朱熹之道脉而独溯宗传”［45］，同时又感怀于阳明的文章、事功，对阳明学采取“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选择性接受的态度，在《平和县重建王文成先生祠碑》［46］、《阳明先生集要三篇序》［47］、《榕坛问业》［48］等著述中对阳明学的观点，其“朱王异同”之主张，既有学术思想史的意义，更体现了漳州地域特色。再有蜚声世界的漳州籍文学家林语堂［49］先生曾手书一句箴言“所学非所用，不知亦能行”。前半句是说儒者大多所学非所用，后半句“不知亦能行”则出自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中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50］之意而延伸的“知而不行，是为不知；行而不知，可以致知”。可见，林语堂的知行观也深受王阳明的影响，强调“须在事上磨”［51］。
三、新时代传承阳明心学，弘扬漳州文化的思考
注释：
发掘阳明心学的内在价值，提升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知行合一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哲学智慧，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资源。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53］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有真知必有笃行，有笃行必有真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知行合一，指出：“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54］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志关于“把超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优秀文化精神弘扬起来”［55］的要求，积极发掘“天人合一”“内圣外王”“致良知”“知行合一”的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赋予其时代内涵及党性修养的特色，拓展和提升党性修养的精神境界。要结合弘扬新时代漳州培育的谷文昌创业精神、漳州110 服务精神等一大批先进典型，传承王阳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治世精神，弘扬“内心净化、志向高远”的精神品格，加强党性修养，改进工作作风，在立根固本上下功夫，有效防止歪风邪气近身附体，坚定信仰、牢记宗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Forceville 在其著作Pictorial Metaphor in Advertising中把平面广告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图像隐喻按照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关系分为并置(源域与目标域并列)、溶和(源域与目标域融为一体)及替代(目标域被源域取代)三大类。 新闻漫画与图像隐喻紧密相关，本节基于这样的分类，并结合上文提及的视觉语法理论解释新闻漫画中的多模态隐喻含义。
汲取阳明心学智慧，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500 多年前，王阳明在漳州探索了平乱置县、敷文教化、亲民明德的思想和方法，对漳州的民风教化、社会治理、文化发展等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这些治理民乱、重构秩序、纯化民俗的举措，对今天我们探索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振兴具有借鉴意义。如王阳明奏立的平和县，通过搭建“阳明传习堂”这一社科平台，在机关，开展党员干部传统文化教育培训，引导机关党员干部厚植“崇德明礼、向善知行”理念，培育“清廉为民、知行合一”的机关文化；在乡村，借鉴王阳明在乡村治理做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倡导“良知”新风文明，引导农村社会形成“崇德明礼、向善知行”的新风尚。在学校，借鉴王阳明“兴社学、建书院、教化启迪民众”的做法，编印阳明文化、传统文化通俗读本，培育“志向高远、品学兼优”的校园文化。这些都是很可喜的现象。希望有更多的主政者能够汲取阳明学智慧，营造躬身笃行、遵德守礼、崇德向善的社会新风，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以阳明文化为媒，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和认同。两岸文化同根同脉，阳明文化也是两岸共同的文化资源。王阳明的圣人光辉、心学价值在台湾一样得到推崇。发掘利用阳明学的文化资源，加强两岸阳明文化交流是沟通两岸人民感情，加深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的认同感、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争取台湾民心的又一重要载体。可举办两岸阳明文化交流研讨会，通过主题演讲、对话交流等形式，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讨阳明文化的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举办两岸青年阳明文化研习营，推进两岸青年进修阳明文化，一同追寻阳明思想，共筑文化交流“桥梁”。尤其漳州是台湾同胞的重要祖籍地，现有2300 多万台湾人中，约有800 万人的“根”在漳州。可见，漳台之间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之密切深厚，文化同根的文缘关系之源远流长。要借助漳台文化交流平台，以阳明文化为媒，通过漳台两地阳明学专家、学者的共同研讨、传播、践行和分享，参与开展漳州阳明遗址、遗存的田野考察，让阳明学成为漳台文化交流的一座新桥梁，促进漳台两地文化的深层次交流。
整合漳州文化资源，打造地域文化名片。漳州自唐代建州以来，历经1300 多年的发展，文化资源丰富、积淀深厚，形成了具有多元化的漳州地域文化。近年来，漳州在阳明心学的成功发掘和有力弘扬，让我们看到漳州还有许多宝贵的传统文化宝藏等待发掘阐扬，例如朱熹、陈淳［56］、黄道周、王志道［57］、张惟方［58］、林震［59］、蔡世远［60］、蓝鼎元［61］、蔡新［63］、林偕春［63］、潘振承［64］、林语堂、许地山、杨骚 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以及漳缎、漳茶、水仙花等漳州物产文化和月港、漳州窑海丝文化等等。我们要把传统文化作为一种内在原生动力，融会贯通，进一步传承、弘扬其中的优良质素，古为今用，把这些优秀文化打造成为漳州地域文化的又一个个知名品牌。
四、结论
漳州与王阳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其建立事功第一站，更是其心学思想的传播地与实践地。可以说是“阳明先生过化之地”，阳明学已演化成闽南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和组成部分。当今，我们必须坚持古为今用，善于将阳明文化优势与融入漳州地域特色文化、与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努力实现“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步入新时代，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传承阳明心学对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52］特别是对阳明先生过化之地的漳州来说，传承阳明学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和意义，要秉持以学术为基础、以历史为背景、以人民为中心、以创新为化古的理念，融入漳州地域特色文化，厚植阳明文化优势，吸收其“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宝贵精神财富，躬身实践。
美国镜泰公司成立于1974年，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研发并生产自动防眩后视镜的专业公司，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80%。1987年公司生产出世界上第一个电质变自动防眩内后视镜。2005年底，其分公司镜泰（上海）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在上海松江成立，该公司拥有出色的工程技术团队，已和中国大部分整机厂开展了合作并为不同车型提供产品配套服务。
[25]胡琏（1469～1542），字重器，又字南津，淮安府沭阳县新河（今江苏省沭阳县）人，明代军事家、政治家。弘治乙丑（1505）进士，历任南京刑部郎中、闽广兵备道，累擢升巡抚、户部右侍郎。胡琏博学多才，精通经史，兵备尤精，胆略过人，为我国学习和改进西方坚船利炮的先驱人物。晚年教授门徒，兼修国史，著有《南津诗集》行世，卒后赠太常少卿。胡琏正德七年（1512）十月由南京刑部署郎中事主事升为福建按察司佥事督理漳南军快。王阳明“漳南战役”进剿詹师富时，仍任福建按察司兵备佥事（正五品），是福建方面的主要军事指挥官；在奏请添设平和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对县治设施、街衢井巷、民众居住等建设方面，提出许多中肯、宝贵意见。
[2]《朱子文化大典》载述：“朱熹在漳州，是其刊刻图书最多的一个时期，刻书的地点均在漳州府学（即郡斋）。刻印的图书有《大学》《论语》《中庸》和《孟子》即所谓‘四书’；《书》《诗》《易》和《春秋》即所谓‘四经’，以及《近思录》等。”（福州：海风出版社，2011 年，第57 页）
[3]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浙江省余姚县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军事家，学界称之为心学大师。生于浙江余姚，卒于江西南安，葬于浙江山阴。因早年曾在绍兴会稽山阳明洞侧筑室读书，自号阳明山人，故世称阳明先生。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侯，谥号文成，从祀孔庙。兼有立德、立言、立功，被后世誉为“真三不朽”。
[4]陈支平：《闽南文化普及的有益尝试——张山梁的<王阳明读本—“三字经”解读本>》，载《闽台文化研究》2018 年第3 期。
[5]八府一州：是指当时的江西南安府、赣州府，福建汀州府、漳州府，广东潮州府、惠州府、韶州府、南雄府以及湖广郴州。
[6]大致范围在今福建省平和县的九峰镇、长乐乡、秀峰乡、芦溪镇，永定区的湖山乡、湖雷镇，广东省大埔县的大东镇、枫朗镇、百侯镇、西河镇一带区域。
在PPP项目中，当建设项目的不同主体在确定股权比例之后，还要对负债水平进行合理的确定。通常表现为股权比例高，债务比例就会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就会多，因此，在对大规模的建设项目进行投资时，都会选择较高的债本比例。
[7]平和县：现属漳州市领辖。王阳明先后于正德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1517 年6 月16 日）、正德十三年十月十五日（1518 年11 月17 日）分别向朝廷上疏《添设清平县治疏》《再议平和县治疏》。朝廷于正德十四年三月十六日（1519年4 月14 日）正式批复添设“平和县”
[8]“山贼”并非是“农民起义者”，也非“土匪强盗”，确切地说是“亦贼亦农”的百姓，大多原本是善良的社会底层民众，可以说是当时政治不明的受害者，然而，当他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之后，不但扰乱了整个社会秩序，也影响了其他百姓的生活。从这个意义说，“山贼”的骚然出现，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集中暴发，既是朝廷的不幸，更是民众的悲哀。
[9]明正德年间，朝廷政治危机频发，加上宦官刘瑾专权，吏治不举，以致社会管理疏松，流于形式，社会之间的各种矛盾日渐暴露激化尖锐，从而导致山民暴乱此起彼伏。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在赣、闽、湘、粤四省交界连绵成片的深林险谷山区的各地，先后掀起多股规模较大、影响甚远的山民暴乱，各自依据天险举旗占山为王，每当官军扑来，暴乱的山民如鸟散入深林，周旋于山谷之中；大军一走，旧态复萌，且愈演愈烈，互为犄角，东追西窜，南捕北奔，彼此呼应，形成与朝廷分庭抗礼之势。其中又以江西南安的谢志珊、蓝天凤占领横水、左溪、桶冈等地，广东的池仲容占据浰头三寨，福建漳州的詹师富占据象湖山等几股“山贼”势力较大，且结成联盟，活跃在赣、闽、粤三省交界，拟官僭号，攻城掠地，震动朝野，使得千里皆乱、“三省骚然”数载。
[44]李世浩（生卒不详），字硕远，号愧庵，福建平和人。《平和县志》有传。
[11][13]（明）王守仁原著，（明）施邦曜辑评，王晓昕、赵平略点校：《阳明先生集要》，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406 页。
[12]（明）王守仁原著，（明）施邦曜辑评，王晓昕、赵平略点校：《阳明先生集要》，第407 页。
推行牌法，靖寇维序。明正德年间，在闽粤交界的漳南连绵山区，多股“山贼”［8］占山为王，倚仗天险建立了大大小小数40 多座“山寨”贼巢，并与赣、粤等地“山贼”结成联盟，互为犄角，使得“三省骚然”［9］。王阳明到任伊始，首先就在漳南地区大力推行“十家牌法”［10］，登记身份信息，严管百姓行动，革弊除奸，防止通贼，切断“山贼”与民众之间的各种往来，以群防群治之策靖寇平乱。“十家牌法”可以说是“连坐法”的延续，通过近乎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治理社会，为民众生产生活提供一个安定祥和的外部环境，对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15]施邦曜（1585～1644），字尔韬，号四明，浙江余姚人。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历任顺天武学教授，国子监博士，工部营缮主事，工部员外郎。时奸臣魏忠贤当道，施邦曜不与附和。魏忠贤刁难，不成。迁任屯田郎中，期后迁任漳州知府，善于断案，辑评《阳明先生集要》。迁任福建副使、左参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有政绩。历仕南京光禄寺正卿，北京光禄寺正卿；改任通政使。起用为南京通政使。崇祯十六年十二月，任用为左副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左都御史；谥忠介，清朝赐谥忠愍。
为确保玉米生产可持续发展，减少土壤白色污染，膜下滴灌玉米在整地前整地后及时除膜。引进拾膜机，对膜下滴灌玉米地块进行除膜作业，可除膜2.67hm2/h左右，整地前整地后均可除膜。2遍除膜后除膜率在95%以上。
[16]（明）王守仁原著，（明）施邦曜辑评，王晓昕、赵平略点校：《阳明先生集要》，第409 页。
[17]正德十三年（1518）十月，王阳明针对农村治理混乱的现象，制定颁发推行《南赣乡约》（一共有十六条乡规），目的是通过推行乡约，进一步规范乡村民众的道德行为，促进农民弃恶扬善，保障农村社会秩序的安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基层政权。
[18]（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188 页。
3.真正实现培训单项目考核。以原费用管理系统的构思为基础整合两系统中培训办班收支的相关功能，使系统更加方便、准确地归集各项收支信息。
[19][28]（明）王守仁原著，（明）施邦曜辑评，王晓昕、赵平略点校：《阳明先生集要》，第408 页。
[20]据《王阳明年谱》载述：正德十三年（1518）四月，立社学。先生谓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今幸盗贼稍平，民困渐息，一应移风易俗之事，虽未能尽举，姑且就其浅近易行者，开导训诲。即行告谕，发所属各县父老子弟，互相戒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
[21]（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703 页。
[22]（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670 页。
[23]（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453 页。
[24]（清）黄许桂主编，曾泮水纂辑：《平和县志》，第319 页。
[1]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西婺源，出生于福建尤溪，宋代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一身著述甚多，有《四书章句注》《太极图说解》等，世尊称为朱子。
[26]（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188 页。
[27]（明）王守仁原著，〔明〕施邦曜辑评，王晓昕、赵平略点校：《阳明先生集要》，第405 页。
从效度上来看,不论是按每个学校的测试情况还是总的测试情况来看,8个项目的因子荷载均在0.7以上,各项指标均达到要求,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说明结合了压力缓解理论和注意力恢复理论的SRRS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从地方依恋和偏好来看,两者与自我恢复力感知显著相关,这与Kaplan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同时,作为SRRS量表的校标效度来看,也进一步说明了SRRS量表的有效性。因此,SRRS在信度和效度上都是比较可靠的,同时,又结合了2种理论的优缺点,测试的项目只有8个,比起传统的RS量表具有比较大的优势,实际操作时更加方便,但SRRS还没有得到广发运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及应用。
[39]参考张山梁：《心灯点亮平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 年，第117 页。
[30]参考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人民出版社2009 年出版，第378 页。
[31]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又字螭若、螭平、幼平，号石斋，漳浦铜山（今东山县铜陵镇）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历官翰林院修撰、詹事府少詹事。南明隆武时，任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首辅）。隆武二年（1646）壮烈殉国，隆武帝赐谥“忠烈”，追赠文明伯。清乾隆年间改谥“忠端”。道光四年（1824），从祀孔庙。明末学者、书画家、文学家、儒学大师。
[32]陈九川（1494～1562，字惟濬，号明水，江西临川人。明正德九年（1514）进士，明中期理学家、诗人。因谏武庙南遊廷杖谪戍镇海，于嘉靖丙戌（1526），谪戍镇海卫，直到己丑（1529），朝廷正郊典，恩下得解戍还，前后历时三年左右。《明史》记载：陈九川从王守仁游。狱成，九川戍镇海卫，邦偁等削籍有差。久之，遇赦放还，卒。
[33]李材(1529～1607)，字孟城，江西丰城人，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授刑部主事。《明史》载:李材，素从邹守益讲学。自以学未成，乞假归。访唐枢、王畿、钱德洪，与问难。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始命戍镇海卫。材所至，辄聚徒讲学，学者称见素先生。系狱时，就问者不绝。至戍所，学徒益众。许孚远方巡抚福建，日相过从，材以此忘羁旅。久之赦还，卒年七十九。
[45]《黄漳浦集》卷首，道光五年礼部奏章。
[35]王孙枢，号天智，王阳明五世孙。据清光绪丁丑《漳州府志》（秩官志）记载，清顺治十八年（1661）王孙枢（号天智）权任平和知县。又据清道光《平和县志·政绩志》记载，署县“王孙枢，浙江余姚人，文成公五世孙。革旧习，行新政，有数典不忘焉，重修学宫，有碑记。”从中得知，王孙枢于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元年（1661～1662）权任平和知县（通俗的说法就是代理知县）期间，“重修学宫”。
据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提供的数据，2012-2017年，供销合作社系统农资企业化肥销售额分别是5236.93亿元、5838.47亿元、6093.6亿元、6336.03亿元、6322.47亿元、6596.7亿元。同一时期，供销合作社系统农资企业化学农药销售额从334.39亿元增加至610.05亿元。在2017年较2016年销售量下降的情况下，销售额不降反增，表明以供销合作社系统为代表的整个农资流通行业实现了减量提质发展，以绿色、高效为核心的转型升级之路正在不断深化推进。
[36]黄剑岚主编，黄超云校注：《镇海卫志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 年，第136 页。
[37]黄剑岚主编，黄超云校注：《镇海卫志校注》，第179 页。
[38]马明衡（生卒不祥），字子莘，福建莆田人；正德十二年(1518)进士，授太常博士。《明史》称“闽中学者率以蔡清为宗，至明衡独受业于王守仁。闽中有王氏学，自明衡始。”黄宗羲在《明儒学案》更是声称“闽中自子莘以外，无著者焉”。平和置县之初的明嘉靖五年至十一年（1526～1532）期间，时任平和知县的王禄邀请马明衡撰写的《平和县碑记》。
[39]郑善夫（1485～1523），字继之，号少谷，福建福州人，明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
[40]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别号温陵居士、百泉居士，福建南安人。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举人，不应会试。明代思想家、文学家，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山东济宁编成《阳明先生道学抄》《阳明先生年谱》。
[41]明隆庆六年（1572），即王阳明殁后43 年，御史谢廷杰巡按浙江，汇集钱德洪所编传习录、文录、笔录、外集、续编、年谱、世德集以及阳明门人、友人、朝廷官员撰写的论年谱书、奏折、祭文、行状、墓志铭等，整合而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称隆庆谢氏刻本。
[42]（明）王守仁原著，（明）施邦曜辑评，王晓昕、赵平略点校：《阳明先生集要》，第1012 页。
[43]（明）王守仁原著，（明）施邦曜辑评，王晓昕、赵平略点校：《阳明先生集要》，第5 页。
[10]十家牌法：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下旬，也就是王阳明就任南赣巡抚后的不久，就颁发《十家牌法告谕各府父老子弟》，正式推行“十家牌法”新政。对于推行“十家牌法”，福建籍的明代著名哲学家李贽是这样评价的：“今人行之，则为扰民生事；先生行之，则为富国强兵。”
脑静脉窦血栓（CVST）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脑血管疾病，发生率不足所有卒中的1%[1]。颅内静脉窦（硬脑膜窦）包括上矢状窦、下矢状窦、岩上窦、岩下窦、海绵窦等。据有关资料显示，每年5/1000000人发病，约占所有卒中事件的0.5～1%。本疾病的特点是病因复杂，发病形式多种多样，临床表现也没有特异性，诊断困难，容易漏诊误诊[2]。因此，临床病前诊断极为重要，近年来，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三维磁共振静脉成像技术也逐渐应用于临床诊断。下面就我院收治的诊断疑有脑静脉窦血栓的患者进行报道。
[34]王立准，字伯绳，别号环应，浙江临海人，选贡。据《平和县志·职官志》记载，明崇祯六年（1633）就任平和知县。任职期间，移建王文成公祠于平和九峰（时为县治所在地）东郊，刊刻《阳明先生集要》。
[46]明崇祯六年（1633），王立准就任平和知县不久，便以建于嘉靖年间的阳明祠“旧祠湫隘卑庳”为由，鉴于“溯文成之原，宏文成之业。以上正鹅湖，下鉏鹿苑，使天下之小慧闲悦者无以自托，是则亦文成之发轫藉为收实也”之目的，“移建于东郊”，祠三进，面阔三间，并请黄道周撰书《碑记》，碑文收录于《王阳明全集》。目前，该碑已断成两截，存于平和县文化馆。
步骤4：根据静态目标全空域双基地RCS和辐射源与目标视线、目标与接收机视线在机体坐标系下的方位角、俯仰角计算目标设定航路下动态RCS特性。
[47]明崇祯八年（1635）秋七月，黄道周漳州知府施邦曜所辑评的《阳明先生集要》三编作序。序文收录于《王阳明全集》。
钻井液行业标准对基础性的试验方法做了统一要求：如降滤失剂、增黏剂、发泡剂、润滑剂、堵漏剂等各种处理剂的性能评价程序，几乎覆盖了目前现场普遍使用的钻井液处理剂。作业程序及评价方法也较为完善，从实验室到现场都有对应的测试程序，如《钻井液测试程序》详细规定了钻井液各项基本性能的测试方法及滤液分析方法，这对室内试验、现场应用都起到了较强的指导作用，通过标准化的室内测试程序为现场提供可靠的试验数据，为下一步的施工提供试验基础，从而保证安全高效生产［1］。
[48]《榕坛问业》，共十八卷，系明代黄道周所撰，将部分讲学的语录汇编而成。
[49]林语堂（1895～1967），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福建漳州人，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曾任国际笔会副会长。
[50]（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4 页
[51]（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14 页。
[52]2015 年3 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贵州代表团讨论会上作重要讲话时所提出。
[53]（明）王守仁撰，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第5 页。
测控专业补充标准:测控专业的专业标准侧重于评估是否真正意义上做到培养学生的专业素质素养的要求。上海理工大学自建校来,一直秉持着以教育为主,科研为辅,科研成果是为教育教学服务的办学理念。学校有长期对口合作的企业,长期派遣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并定期安排学生前往企业实习,聘请商界人士来学校进行讲座或授课以及经验交流,有意识地缩小理论课程与实际企业需求间的差距,致力于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优秀工程型人才。
[54]2014 年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上的讲话。
[55]2014 年9 月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56]陈淳(1159～1223),字安卿，亦称北溪先生,南宋理学家，漳州龙溪(今漳州市龙文区)人，朱熹晚年的得意门生，理学思想的重要继承者和阐发者，著作有《北溪全集》。
㉖杰索普认为，新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中心论之间存在的关键性区别在于，前者虽然给予国家相对自主性，但国家最终还是要服务于经济逻辑，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而国家中心论中的国家则更注重外部的防御和内部的稳定。
[57]王志道（1574～1646）,字而宏，号东里，福建漳浦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官至副都御史，曾给施邦曜的《阳明先生集要》作序。
[58]张惟方（生卒不详），字崇仁，号近初，福建平和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湖广按察副使，与温陵李廷机、福清叶向高，理学气节相尚，称为“福建三君子”。
[59]林震（1388～1448），字敦声，又字起龙，福建长泰人，明宣德五年（1430）殿试一甲第一名，是漳州府历史上唯一的状元，官至翰林院修撰兼国史编修。
[60]蔡世远（1682～1733），字闻之，号梁村，学者称之为“梁山先生”，福建漳浦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受聘主持鳌峰书院时，为福建培养人才。后奉诏入京，授为翰林院编修，直上书房，侍诸皇子读书。
[61]蓝鼎元（1680～1733），字玉霖，号鹿州，福建漳浦人，清代知名学者和经世之才，被誉为“筹台宗匠”，对台湾历史有很大影响。
[62]蔡新（1707～1799），字次明，号葛山，福建漳浦人，清乾隆元年（1736）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太子太师。
[63]林偕春（1537～1604），字元孚，号警庸，晚年自号白云居士，福建云霄人。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官至湖广布政司右参议。
[64]潘振承（1714～1788），字逊贤，号文岩，福建漳州府海澄县白礁（今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白礁村潘厝人。青年自闽入粤，从事海外贸易，之后成为广州十三行的商总（即行商首领），被《法国杂志》评为十八世纪“世界首富”。
[65 许地山（1894～1941），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华生，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之一。在梵文、宗教方面亦有研究硕果，一生著作颇多。《龙溪新志》中载国民政府褒扬令：“许地山早游欧美，学术淹通，归国任北平各大学教师，颇着声誉。比年在港阐扬我国文化，倡导侨民教育，并于社会公益事业，无不尽力协助，尤见热忱。遽闻溘逝，良深悼惜，应予明令褒扬。”
[66]杨骚(1900～1957)，福建漳州人，著名诗人、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1938 年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9 年参加“作家战地访问团”到抗日前线访问，被誉为“抗战诗星”。
作者简介： 林晓峰（1957～），男，福建诏安人，福建省政协教科卫体委副主任（正厅级）、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张山梁（1967～），男，福建平和人，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分会理事、中共平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 吴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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