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非盟与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非洲论文,机制论文,集体论文,现实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40;D52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6)04-0048-08
在当前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历史时期，非洲却面临着被进一步“边缘化”和“贫穷化”的趋势，非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都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危机和挑战。2002年7月，非洲联盟（简称“非盟”）正式取代了存在39年的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表明非洲人民自主解决自身发展危机的意识和信心进一步增强，表明非洲国家在追求集体自力更生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由于政治上的和平与稳定是非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在当前非洲复兴的政治日程中有着头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此非盟成立后，在集体安全机制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创新。但政治热情和舆论的高调并不能完全反映非洲政治与安全治理的实际进展，非洲集体安全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还存在难以弥合的鸿沟。如何在全球化和区域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进一步推动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成为非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寄予非盟的重要历史任务。
一、历史变迁与非洲集体安全命题的提出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科技革命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着生产、贸易和金融活动的全球性流动。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各国相互依赖性进一步加强，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发展趋势对全球经济乃至各国的生活方式产生着深刻影响。日益发展的相互依赖并不是均衡的、对称的，因为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并不能公平地得到承担和分配，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以及在国际组织中的支配权，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全球化带来的好处，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寻求发展机遇时，则承担了全球化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特别是对非洲大陆的众多中小国家而言，这一劣势更为明显。全球化在给非洲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时，也带来了更多的难以克服的挑战和困难。由于经济上存在结构性缺陷及严重的对外依附，非洲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有被进一步“边缘化”和“贫困化”的威胁①。这种边缘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非洲在全球生产、贸易、投资和经济决策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减少。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着各种生产方面的问题和结构上的弱点，妨碍了它们扩大传统的初级产品和非传统产品的生产，从而使非洲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呈现出进一步下降的趋势。非洲在全球性投资活动中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它吸引外来投资的数量严重不足，其份额更难以与亚洲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吸引外资方面相提并论②。不仅如此，非洲在全球经济决策中也甚少有发言权，即使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在做出事关非洲发展的计划时，非洲国家也往往是被动地接受和参与。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对外的依附性还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一是非洲国家对外来援助的依赖程度有增无减，由于难以吸引到外国直接投资和其他形式的外来资本，非洲经济的运转比其他任何地区都更加严重地依赖外国援助③；二是非洲国家对外贸的依赖程度依然十分严重，这决定了非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存在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对非洲国家而言，当前西方国家推行的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是发达国家及其垄断资本对非洲的再度殖民(Re-colonization)[1](P46)。
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要求非洲国家必须把国家重心转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来，以改变非洲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依附性和脆弱性，改变非洲大陆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边缘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完成民族解放任务的非洲也开始寻求国家现代化和地区复兴，非洲大陆的历史主题也由“求独立”转变到“求发展”。然而，非洲国家的复兴理想及其发展实践却面临着一个重大政治难题，那即是，非洲大陆的此起彼伏的政治动荡和军事冲突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非洲国家的发展努力，消耗了非洲大陆原本有限的发展资源，也极大地挫伤了非洲人和国际社会对非洲发展的信心。就传统安全而言，美苏对峙格局的消失使非洲大陆丧失了原有的力量均势，加上西方掀起的“多党民主”浪潮的强烈冲击，非洲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力量失衡。长期被掩盖和抑制的部族、种族、宗教、领土、政治派别等矛盾迅速恶化，各种形式的内部冲突急剧增多，卢旺达甚至出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苏丹、索马里、塞拉利昂和安哥拉等国也出现了不同规模的民族仇杀。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程度不同地出现战争、冲突或骚乱的非洲国家就达30多个，占了非洲50多个国家的半数以上。冲突与动乱不仅影响到整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严重制约着国家的经济发展。据非盟估计，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已经相继发生了30余起大规模的国内或国家间战争，夺去了至少1000万人的生命，消耗了至少2500亿美元的资源[1](P82)。就非传统安全而言，近年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的快速增长、难民的大规模流动、武器走私与非法买卖、生态与人文环境恶化、疾病流行特别是艾滋病迅速蔓延等问题在非洲大陆日益突出，成为导致局部地区动荡不宁的重要原因。非洲大陆的冲突与动荡不仅与非洲的历史、宗教和族体关系密切相关，而且与非洲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及民族国家建构与政治民主化转型等问题息息相关，凸显了非洲社会错综复杂的发展症结。
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是早已被历史证明的不二法则。非洲国家也逐渐认识到，要实现非洲大陆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而实现泛非主义先驱和独立运动领袖们所倡导的地区复兴理想，就必须首先实现非洲大陆的长治久安。冷战结束初期，非统就较为及时地建立了“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机制”，突出强调“预防性外交”和“维和行动”在解决和控制冲突中的作用。但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完善、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制约以及经费短缺的掣肘，非统难以对内部冲突进行卓有成效的反应。在自身维和力量尚不健全的时代，一味单纯依靠国际社会的干预也是难以解决非洲安全问题的。就联合国而言，由于非洲并非世界政治的重心，也由于联合国维和资源的相对不足以及受到某些西方大国的不合理干预，联合国对非洲安全事务的介入力度难以令人满意，这一点在冷战结束后的非洲表现越来越明显。就西方大国而言，它们对非洲地区冲突的干预行动往往并非非洲人民的福音。冷战时期，由于各主要大国在非洲进行意识形态较量和势力范围的争夺，大国的介入往往使非洲冲突更趋长期化和复杂化。冷战结束后，非洲经济持续低迷以及地缘战略价值的相对降低，亚欧等战略核心区域的热点问题持续紧张甚至频频失控，加之联合国在索马里维和行动中的惨痛经历让人记忆犹新，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重新界定它们在非洲的战略利益，及时调整了它们的对非战略特别是对非安全政策：一方面避免直接出兵非洲以免祸及自身，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等间接手段操纵和控制非洲冲突的解决进程，以最大限度上实现自己的全球战略利益。同世界其他多数地区相比较，国际社会对非洲地区安全的关注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双重标准”，这造成当前国际安全治理存在着事实上的“地域区别”和“种族歧视”。
因此，在非洲国家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非洲大陆的政治稳定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成为决定非洲政治日程安排和非洲历史进步的首要因素。如何构建自身的集体安全体制，如何强化自主解决危机和安全治理的能力，在减少外来势力插手和干预非洲内部事务的同时，有效地维护非洲大陆的和平、安全与稳定，就成为当前摆在非洲国家面前的一个世纪性课题。非盟的成立及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建构正是非洲时代变迁的结果，是非洲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理想预期：非盟的安全使命与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建构
非盟是非洲一体化的当前发展，是非洲一体化最为重要的组织载体。在内涵上，非盟倡导的集体安全合作是一种典型意义的“安全地区主义”(Security Regionalism)[2](P123)。从更为经验意义的角度讲，所谓安全地区主义，是指一组地理相临的国家在一个特定的组织框架下进行的安全合作及制度建构，以此实现地区范围内的集体安全④。它内在地包含这样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安全地区主义是指地区国家间通过集体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的安全措施和行动来应对地区内外的安全威胁，因此它必然体现在地区一体化所规定的安全制度、安全机制以及具体的政治协调和维和行动中；另一方面，安全地区主义也指地区内国家拥有基本的集体安全认同，在地区安全问题特别是未来的政治与安全构架上有起码的共识，各国在长期的交往中已经意识到它们与邻国形成了难以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因此需要一致而不是孤立地去解决自身和地区面临的诸多安全问题。冷战的结束及当前国际冲突区域化趋势的加强开启了区域自主管理自身事务的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一步凸显了区域组织在国际安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和扮演的历史角色。鉴于历史上外部力量干预非洲内部冲突而使冲突更加复杂化和长期化的惨痛经历，非盟明确倡导“非洲事务由非洲人解决”的原则，使“自主维和”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和凸显。当前非盟的安全使命，正在于建构一个系统的、拥有快速反应能力和较强行动能力的集体安全体系，通过自主解决地区冲突，实现“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的梦想。在《非盟宪章》中，非盟表示将高举历代泛非主义者和非统组织奠基者们有关非洲统一、团结、联合与合作的精神，继续致力于推动非洲人民为争取政治独立、地区稳定、经济解放和人权保护的斗争[3]。在充分吸收非统预防和解决冲突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非盟把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种创新性发展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
其一，在非洲历史上第一次创建了专司和平与安全职能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与国家主权相关的安全原则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预警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为了能够迅速而有效地对非洲大陆的安全形势做出及时的评估和反应，非盟于2004年5月建立了和平与安全理事会(PSC)，作为非盟预防、控制和解决冲突的常设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⑤。其主要目标在于促进非洲和平、安全与稳定；促进和鼓励民主实践、良治、法治。其组织机构包括非盟委员会、智者小组、大陆预警机制、非洲待命部队⑥和一个特别基金。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继承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现有边界现状、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等原则的同时，又根据非洲当前形势，在非洲集体安全的目标任务和运行原则上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一方面，非盟及其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有权在成员国国内出现严重情势（即战争罪、种族罪和反人道罪）、或在成员国间出现侵略情势时实施强制干预，其中包括武装干预的使用；另一方面，非盟及其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也有权在成员国出现不符合宪法的政府更迭时实施制裁，以恢复正常的国家秩序和政府治理。非盟在安全原则上的突破，使非洲集体安全原则从“不干涉”发展到“非漠视”，使非盟有权对那些潜在或现实的危机与冲突进行主动干预，这是非盟与非统在安全原则上的最大不同[3]。这种安全原则上的变化使非洲的区域组织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合法地对成员国国内的危机事件进行干预，使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在法理上解决了集体干预与国家主权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为非盟开展和实施和平使命准备了必要的法理基础。相比非统的安全机制而言，非盟关注的安全议题更为广泛，职责和权力也更为明确。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是一种对于非洲冲突和危机给予及时和有效反应的集体安全和预警安排，承担着维护非洲大陆和平、安全与稳定的神圣职责，寄托着非洲人民向往和平与发展的无限期望。它的存在与发展，“给非洲人民和国际社会一个强烈信号，那就是我们已决心结束长期困扰非洲大陆的冲突和战争。”⑦尽管现有集体安全机制还处于初创阶段，但非盟在预防、解决和处理冲突的实际行动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自2003年以来，非盟相继对布隆迪内战、苏丹达尔富尔冲突、多哥政治危机、科特迪瓦内乱、索马里内战等多起冲突和战争进行了直接的介入和干预，对防止这些冲突的失控，促成冲突的早日解决起到了一定作用。
其二，鼓励和支持次区域组织及地区大国积极参与冲突控制和冲突管理，建立灵活的、多层次的自主安全治理体系。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明确规定，在促进和维护非洲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加强非洲各次区域机制同非盟的统一、协调与合作，进一步发挥次区域组织在维护非洲大陆和平与稳定的作用。如筹建中的非洲常设待命部队在人力和财力上将主要依靠5个主要的次区域组织。按非盟的设想，这支部队到2010年时将发展到15000人，其人员将来自西非、中非、东非、南非和北方的马格里布国家等5个地区，主要依托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北方马格里布联盟等次区域组织。原则上，非洲任何次区域安全机制都纳入了非盟的框架之下，这使得非洲的安全机制得以建立起纵深的防御体系。在这一集体安全体系中，第一层面是非盟大会、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及正在筹建中的常设维和部队，它们在制止大陆冲突的发生、控制非洲冲突发展和蔓延，以及动员非洲国家的安全合作意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层面是次区域性自主维和力量，这是非盟的倚重力量，也是非洲大陆冲突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因为次地区组织对控制本地区的冲突更具敏感性和迫切性，也由于本地区国家熟悉冲突发生的背景与原因以及彼此在历史、文化和政治态度上的更多相似性，决定了次地区组织在维护本地区局势方面比非盟往往更具活力。非盟集体安全机制的发展成效，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次区域组织的发展及其对非盟的配合与支持的程度。第三层面是联合国和西方大国适时的财政援助和维和支持，以及非洲内外的其他国家间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其作用在非洲的冲突控制中也十分重要。
其三，非盟注重塑造非洲人的区域意识和共同身份，唤醒非洲人的身份认同感和历史责任感，为非洲安全治理准备必要的思想和文化基础。非洲国家获得独立的时间普遍较短，大多数国家还处在民族整合和国家现代性的建设阶段，民族国家认同水平较低，区域认同意识就更加缺乏。而一定的区域认同意识是开展区域安全合作最重要的思想基础，是推动非洲人民致力于非洲一体化和非洲复兴的潜在的却又是最为重要的精神力量。正如非洲学者马莫·穆契在论述非盟时所指出的那样，非洲第一位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包含非洲人共同特性的哲学。如果不能培育一种非洲认同性，那么要实现联盟计划的稳定持续发展就将是困难的。如果没有这种认同性，就不会有建设强大非洲联盟的起码的道德、心智、文化和政治基础。共同的非洲认同观应当是一种普遍的价值，它应当超越局部利益、文化排他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固有的民族忠诚、种族差别和其他一切实践活动，使全非洲的每个公民认同非洲联盟[4](P37-42)。为此，非盟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塑造非洲人的区域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一是振兴泛非主义思想，提出“非洲复兴”(African Renaissance)的伟大目标。泛非主义是非洲甚至世界现代史上影响深远的黑人民族主义政治思潮和运动，其宗旨在于实现非洲大陆的政治独立、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早期泛非主义的夙愿和目标是通过非洲力量的整合以实现大陆的彻底独立和解放，是20世纪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精神旗帜和思想感召。在非洲国家逐渐赢得政治独立后，由于非洲民族国家的相继独立及各国把注意力转向了民族整合和国家建构，泛非主义日渐势微。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非洲经济困难加剧和社会危机日趋严重，泛非层面的联合自强意识迅速提升，泛非主义再度登上非洲历史舞台，非洲复兴思想就是其当前表现。非洲复兴思想旨在通过挖掘非洲历史，来恢复非洲人的自尊、自信，让非洲人以新的精神状态面向未来。它响亮地提出，非洲人不是负重的牲畜(Not a Beast of Burden)，而是人、非洲人(But a Human and African Being)，他们有着伟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并相信，非洲有辉煌的过去，也必将有光明的未来⑧。二是建立了负责立法和监督职能的泛非议会(Pan-African Parliament)，以动员非洲市民社会广泛参与到非洲一体化建设中来。历史上，非洲一体化更多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自上而下”的地区合作安排，非洲国家间的联合主要是政府领导人磋商和协调的结果，还缺乏来自各国民众特别是公民社会的有利推动，还缺乏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积极参与，因此非洲国家达成的合作目标常由于缺乏具体的实施者和推动者而流于口号和形式[2](P35)。泛非议会的建立，正在于力图改变这种纯粹政府推动型的一体化建设，通过市民社会的广泛动员为地区安全一体化寻求新的发展动力。按设想，泛非议会有权制定涉及非洲共同福祉的法律文件，有权对非洲重大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发展提出自己的独立意见，拥有监督非盟成员国国内建设和执行一体化决议的广泛权力⑨。通过激发非洲人民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通过聚集非洲人民的共同意志和群体智慧，最终实现“非盟是非洲人民的非盟”的愿望。
三、回归现实：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发展必须正视的几个问题
非盟在集体安全机制上的创举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政治热情，并不能说明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发展的日渐成熟，也难以据此断言非洲和平与稳定时代的到来。首先，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成型，但具体内容的充实和一些关键性组织机构的创建却迟迟未能启动。特别是在非洲常设待命部队的组建和安全机制发展的目标等问题上，各成员国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加之外部大国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对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发展横加干涉，致使意见一致的安排难以达成或产生实际效果。其次，即便是当前非盟和一些次区域组织所倡导的自主维和行动，大多也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由于财力和人力供给方面的缺陷，这些组织还难以独立完成冲突的预防、处理和冲突后的重建等任务，它必须更多地依靠外部力量特别是联合国和西方大国的适时参与和支持。非盟曾先后向布隆迪和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出了自主维和部队，但前者因为财政问题已经让位于联合国主导[1](P91-94)，而后者也由于经费的掣肘不得不考虑由联合国来接管苏丹的维和使命⑩。尽管近年来非洲大陆的冲突和战乱大有良性发展的趋势，但一些暂时得到控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还常有反复的可能，非洲大陆的冲突根源还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完全解决[5](P32)。至少到目前，非洲仍然是世界上冲突和动荡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这种不稳定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间因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跨境民族与宗教问题所引发的矛盾与冲突，非洲大湖地区久拖不决的地区冲突就牵涉到多国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纠葛；二是民族国家内部不同部族、种族、宗教和文化团体因历史宿怨和现实的利益纠葛引发的军事政变和军事冲突，这是冷战后非洲地区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当前非洲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理想预期与实际效果之间的巨大差距，政治热忱与现实困境之间的巨大反差，成为当前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发展最为明显的表征，也是当前非洲政治发展必须设法解决的头等大事。考虑到非洲大陆的特殊情况，结合集体安全合作与一体化的一般规律，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必须正视和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如何处理冲突控制中的干预政策（“非漠视”原则）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的基本原则，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理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在冲突的控制和解决过程中，外部力量的干预行动往往面临国家主权的强烈反应，这种状况在非洲尤为明显。非洲曾长期处于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各国在独立后都极为珍视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历史上非统长期恪守不干涉内政和不结盟的原则，也主要在于对国家主权的维护和尊重。然而，据此原则，非洲集体安全机制难以对一国国内的族体冲突、独裁暴政、政府无能、大规模的人道主义侵犯以及部分国家间冲突做出应有的反应。特别是在冷战后，由国内政治、经济、民族和宗教问题引发的国内冲突问题已成为非洲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威胁，对主权原则僵硬的恪守使非洲国家在冲突控制方面难有作为。如何在地区安全一体化中处理好集体干预和主权独立原则间的关系，不仅关系到非洲的和平与稳定，也关系到非洲一体化建设的未来发展。为此，非盟力图从加强集体安全意识和集体安全机制建设两个方面入手解决这一世纪性难题。一方面，努力推动非洲集体安全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重点在于复兴以联合自强为内核的泛非主义思想，深化以地区发展和地区稳定为主体的区域意识，以处理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与地区持久和平的关系。另一方面，提倡灵活运用主权原则，加强一体化组织的机构和制度建设，以增强地区组织的决策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但是，国家独立和主权平等仍然是当前国际法的基本准则，非盟在宪章中对此作了明确的保护承诺，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仍然把这些原则视为维护自己统治的圭臬，因此如何在维护主权原则基础上强化集体干预的意识和能力，特别是在认识上改变一些非洲领导人的传统观念，仍然是考验非洲国家意志和智慧的重大问题。
其次，如何协调自主维和原则与争取外援的关系。非盟强化了自主解决冲突的战略和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非洲解决内部危机和抵御外来威胁的能力。自主维和原则反映了非洲人自己解决内部冲突的意志和决心，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外部力量的善意援助和适时参与。非洲经济的依附性和脆弱性、战乱和疾病的困扰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非洲难以聚合足够的资源以顺利解决非洲内部的所有问题。如果没有联合国及西方大国的适当援助和技术支持，非洲国家开展维和行动和政治协调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对自主维和原则的正确理解是，非盟、各次地区组织和地区大国应该承担更多的维和责任，但同时也应积极争取外部力量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各种维和支持。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援助，非洲维和行动的开展是难以为继的，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发展也可能只是海市蜃楼（至少在目前阶段仍是这样）。近年来，非洲国家明确希望把非洲国家和地区的稳定和发展纳入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去考虑，呼吁西方国家采取积极措施帮助非洲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振兴，这种声音在国际上日益受到重视[6](P101-131)。但是，如何在吸引外来援助时，减少甚至杜绝外部势力对非洲内部事务的干预并保持非洲自身解决冲突的主导权，是一个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
再次，如何理解非洲安全建设与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非洲长期动荡不宁是殖民历史的结果，也是非洲政治经济发展迟滞的产物，而内战与冲突又进一步加剧了非洲的贫困和社会发展的延误，从而形成难以解决的恶性循环[7](P5)。在维护非洲安全方面，非洲国家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冲突预防与解决机制，同时应从非洲国家的社会发展中寻找根本性的解决办法。非洲安全建设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关系表现在：一方面，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是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和保障。在历史上，尽管非统在促进地区合作，实现经济一体化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尤其是设立了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并建立了非洲经济共同体等经济协调与合作组织，但由于种种内外因素的制约，非统未能带领非洲国家走出经济不振、社会动荡、人民生活困苦的泥沼[8](P80-97)。当前非盟力图弥补非统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的软肋，开始大力倡导实施《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旨在通过地区合作和一体化来摆脱经济贫困和社会落后，不过其成效如何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另一方面，地区安全与稳定是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必要前提。非洲国家从痛苦的经历中普遍认识到，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实现非洲的全面发展就只是一句空话。求和平、谋发展已经成为非洲国家的共识。在非盟迄今召开的六次首脑会议以及其他一些特别首脑会议上，非洲国家都一致强调非洲最需要的是和平与稳定，它是非洲在新世纪振兴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冷战结束后的10余年来，非洲国家通过痛苦而曲折的探索与实践，绝大多数国家已根据本国实际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民主制度，逐渐恢复了国内政局的平稳和地区的基本安全，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体制环境。如何进一步深化对和平与发展内在关系的认识，如何使这种意识深入人心并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对部分非洲国家或非洲领导人来讲，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最后，如何平衡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发展的理想与现实间的关系。一方面，非洲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往往定得过高，包括安全建设在内的一体化计划过于庞大且步骤过急，有时明显脱离了非洲政治经济条件的实际。另一方面，非洲一体化组织在本质上是以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家间组织，还不具备超国家政治经济实体的地位和相应的权力。它们以主权国家的协调一致为前提，还缺乏独立采取强制行动所需的权力，因而其安全机制还难有多大作为。它的安全计划越周全和缜密，其理想主义的成分可能就越浓厚。无论是非盟建立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还是“非漠视原则”的提出，无论是非盟常设维和力量的建构，还是次地区组织维和部队的组建，都体现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和矛盾。此外，在非洲安全机制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其安全合作面临着一系列现实的内在制约因素：(1)非洲经济发展的迟滞和国家的普遍贫弱使非盟缺乏充足的维和资源。如果一味依赖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大国的援助，又难以避免受到这些国家的左右。(2)非洲缺少一些能起核心作用的地区大国，这使非洲大陆或各次地区内普遍缺乏一种内部凝聚力。尽管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国在各自地区内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它们本身的政治、经济和民族问题十分复杂，这大大削弱了它们关注本地区整体发展的能力和信心。(3)由于非洲各国间在政治模式、经济发展水平、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及外交取向上还有较大的差异，各地区间和地区内的矛盾和分歧仍未消除，加之外来势力的插手和干预，部分非洲国家间的分歧和矛盾十分突出，直接影响了国家间的制度安排，从而使非洲安全合作变得异常困难[9](P118-134)。因此，如何在非洲现实条件的基础上采取措施稳步推进非洲集体安全建设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课题。
结论
非洲是世界体系中的非洲，非洲一体化也是世界区域化和集团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非洲地区合作与一体化进程不仅受到地区内各种政治经济要素的强烈作用，其发生与发展还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性变革有着相互的作用与影响。非盟致力于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正是在非洲国家积极应对全球化挑战、致力于非洲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的。协调和整合非洲自身力量，共同实现非洲大陆的伟大复兴，当是非洲地区安全合作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依归。尽管当前非洲集体安全合作并未实现非洲大陆的长治久安，也未能达到世人对非盟的期待，但它的存在对于动员和鼓舞非洲人民献身于非洲复兴事业，对于启发和激励非洲人民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显然有着重要的历史作用。如何在泛非主义的政治热情之下，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推进非洲安全合作的渐进发展，为非洲发展创造更为稳定、和平与安全的政治环境，当是非盟在现时代的主要历史任务之一。审慎而又乐观，当是世人对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发展的基本态度。
注释：
①对非洲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处的极度劣势地位，不但大多数研究非洲的学者持有这种观点，而且大多数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深有同感。
②近30年来，非洲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减少，目前非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还不到世界直接投资总量的1%。可参见Timothy Murithi,The African Union:Pan-Africanism,Peacebuilding and Developmen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5,P.137.
③世界上对外来援助依赖程度最严重的36个国家中，有22个在非洲。实际上，非洲国家接受的外国援助的绝对数量并不大，它得到的援助只占世界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1/4左右，但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规模小，外来援助在其财政中所占的比重就相对较大，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比较大。
④目前学界主要从两个角度对“安全地区主义”进行研究，一是历史的、经验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区域内部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以及集体安全机制建设），二是地区安全的理论建构，包括当前日益受到重视的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重视规范、认同、信任和文化等变量在安全区域化进程中的作用）。
⑤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前身是1993年非统组织建立的“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机制”(MCPMR)。2001年7月在赞比亚召开的非统第37届首脑会议通过相关决议，决定根据《非盟宪章草案》第5条第2款的规定，效仿联合国安理会的框架，将非统的“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机制”的中心机构合并而组建为非盟的一个机构。根据2002年7月非盟第一次首脑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议定书》(PREPSCAU)，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在亚的斯亚贝巴正式宣布成立，15个理事国的领导人出席了成立大会。
⑥拟建中的非洲待命部队负有观察与监督使命，以及在一国出现危及和平与安全的严重情势或应成员国请求以恢复和平与安全而进行干预的使命。
⑦这是前非盟主席、莫桑比克前总统希萨诺(Joaquim Chissano)所言。前非盟委员会主席、马里前总统阿尔法·科纳雷(Alpha Konare)就此相信，“我们在本大陆的行动能力越强，国家社会和我们的伙伴就会越关注和支持我们，而我们也会以更加荣耀和自尊的姿态去解决我们的事情并参与国际事务”。参见Timothy Murithi,The African Union:Pan-Africanism,Peacebuilding and Developmen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2005,p.87.
⑧姆贝基是非洲复兴思想的首倡者，其主要观点可参见：“Statement by Deputy President Mbeki at the African Renaissance Conference”,“Speech at the Launch of the African Union”,http://www.anc.org.za/ancdocs/history/mbeki.
⑨泛非议会是根据非洲联盟宪章于2004年3月在亚的斯亚贝巴成立，根据规定，在最初5年内泛非议会只履行协商与建议的职能，从2009年起开始行使其立法职能。议会设议员265名，由非盟53个成员国各派5名议员组成。
⑩2006年2月3日，考虑到苏丹达尔富尔冲突的现实及维和行动的现状，联合国安理会原则上同意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联合国部队，以接替非洲联盟的维和部队。参见：《安理会原则上同意向达尔富尔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http://www.un.org/chines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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