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组织资本、战略前瞻性与企业绩效：基于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论文,前瞻性论文,中国企业论文,绩效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诞生了无数的明星企业。虽然一部分明星企业取得了成功，然而更多的企业是失败的。如秦池、爱多、巨人、飞龙、三株等在中国企业在历史上基本上是昙花一现。而究其失败的原因，基本结论是“CEO缺乏远见”、“CEO过于急功近利”，导致战略决策失误！（吴晓波，2001），即企业缺乏战略前瞻性。然而，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这些企业的CEO一般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那么为什么会犯如此的低级错误？
从理论构建的意义上看，了解“怎样(how)”与“为什么(why)”的知识要比“是什么(what)”的知识更加重要，在此意义上，我们仅仅知道企业缺乏战略前瞻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哪些因素为什么以及如何影响战略前瞻性。既有文献一般从企业决策者本身（Hambrick & Mason,1984；秦志华，2005）、公司治理（李维安等，2003；易行健等，2003）的角度来分析企业战略决策失误的问题。我们认为，虽然从表面看来，这些领导人都是一时“头脑发热、盲目、冲动”，然而这都只是事情的表面，关键是企业内部组织的管理机制产生了问题。因为战略决策是企业内部群体决策的结果，并需要企业所有成员的群策群力来执行。倘若企业内部建立起了一个有效的制度，那么，即使领导人偶然的决策失误，那么企业内部的组织制度也不会允许企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西方，柯林斯与波拉斯(2002)通过美国数家著名企业的案例研究，认为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百年老店，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造钟而不是造时”。意思是完善的制度建设是一个优秀企业立业乃至守业的根本，单靠一时的“能人模式”不能够使企业永远保持成功。
这里用企业组织资本来定义企业里这种由于长时间的沉淀而在企业内部自发形成的、有利于企业的组织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与其他企业资源相结合，对企业的战略选择与绩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战略前瞻性(strategic prospectivity)最早见于Miles和Snow(1978)的定义。Miles和Snow认为，现实企业存在4种类型的战略行动者：先知先觉型(prospector)、先知后觉型(analysor)、后知后觉型(defender)、不知不觉型(reactor)。而战略前瞻性是“先知先觉型企业的特有属性，该种特性的组织所处的环境比同行业的其他组织更富有变化性，能够使组织不断地调整其产品或者市场定位领域，利用发现的市场机遇，强调技术系统与行政系统的灵活性以促进组织目标的迅速实现…该种类型组织虽然也带来一些风险……但该特性能够使组织适应明天的需求。”
企业组织资本、战略前瞻性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围绕两条线索来展开的：一是企业组织资本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组织理论把企业组织资本看作一种组织冗余(organizational slack)，并认为这种组织冗余能够导致企业绩效(Cyert & March,1963; Pfeffer & Salancik,1978)。而学习理论把企业组织资本视为一种有效的学习机制，它能够使组织内部成员与组织本身进行单环式学习与双环式学习，因此，它也能够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圣吉，1998; Argyris & Schon,1978）。演化理论则把企业组织资本看作组织内部一系列的风俗、习惯与惯例，这种惯例沉淀下来，最终构成了企业的独特竞争力(Nelson & Winter,1982)。二是企业组织资本与战略的关系研究。现有文献一般很少直接研究企业组织资本与战略前瞻性的关系，一般都是研究组织资本与战略决策、组织资本与企业竞争优势、组织资本与创新战略的关系。企业内部的权力规范使企业形成内部特有的决策机制（普费佛， 1998）。从资源观(RBV)的视角来看，企业内部的无形资源，包括一系列规则和惯例，是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的源泉。当企业组织资本以冗余资源的形式存在时，这种冗余资源能够促进企业产品创新与流程创新(He & Wong,2004)。
然而，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对于组织资本的定义还未达成一致意见。组织资本还常常与人力资本或者社会资本等概念搅在一起，致使我们发现虽然组织资本与企业绩效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事实上是人力资本或者社会资本在起作用。而且，现有文献并未提供一个整体的视角来研究企业组织资本、战略前瞻性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人们还未明确组织资本是如何通过影响战略前瞻性从而影响企业绩效。另外，基于中国情景下的实证研究还比较缺乏。中国是一个新兴国家，企业组织急需要制度化，为了迅速提高企业效率，企业组织资本的建设摆在企业面前。但目前国内文献大多仅仅从思辨的意义上对企业组织资本展开了论述，而并未用实证的方法对此进行研究。而实证研究是对现有领域的知识理论大厦“增砖添瓦”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基于此，本研究首先对组织资本进行了界定，把组织资本划分为权力资本、规则资本与知识管理资本；然后把企业组织资本、战略前瞻性与企业绩效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认为完善的企业组织制度安排是企业战略决策具有前瞻性的可靠保证。最后，以中国企业为样本，收集数据并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理论框架
（一）企业组织资本的构成
100年前，德国的哲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一种理性的、有效的组织能够完成组织的一系列目标。这种组织的权力基础必须既合理又合法，基于职位而不是传统或人格魅力，从而为组织管理的连续性奠定了基础（韦伯，1997）。
近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企业组织增加了新的认识。在市场竞争中，几乎每个企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能否最大程度地挖掘内部潜力。谁能率先找到有效的途径，谁就能战胜对手，在激烈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事实上，挖掘潜力、摆脱低效率状态的竞争对手就是企业自己，即提高企业自身的资源配置效率。Leibenstein(1966)最早以“X效率”来分析该问题，认为一个国家GDP的增长大部分来自于企业自身内部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企业外部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仅仅为一个国家GNP增长贡献了1.1%。这种X效率实际上正是由企业组织资本带来的。而国内学者翁君奕(1999)认为，以组织资本为表现形式的组织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不仅受到劳动者的行为、知识、技能或者综合素质的影响，也受到群体协作关系的影响。因此，翁君奕把企业组织资本定义为“企业旨在改变劳动者的行为方式、知识、技能和综合素质以及建立个体或者群体协调机制所进行的投资而形成的资本，且这种资本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表1列出了学者从各个视角对组织资本的定义。
在现有文献中，Tomer(1987)把组织资本定义为“企业对组织关系、成员和信息的整合机制”；而 Prescott和Visscher(1980)从信息的角度，把组织资本定义为“企业所拥有的信息，包括雇员信息、团队信息、技能、任务信息”。埃里克森与米克尔森 (2000)把这些信息细分为“技术的、流程的、惯例的各种信息”。而国内学者翁君奕(1999)把组织资本归纳为“组织内资源的分享机制、引导员工行为的文化氛围塑造、组织成员对控制权力的分享”。这些定义各有侧重，总地来看，企业组织资本可以分为以下3个方面。
1.权力资本
所谓权力资本是指企业组织内部权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形成的资本。学术上对于权力有多种定义。如美国学者达尔从政治学的角度把权力定义为“一种强制力量”。而哈佛大学约翰·科特把权力定义为“一种影响力”。我们这里把权力定义为附属于组织职位本身的、强制性的、对组织中人、财、物与信息的一种支配性力量。所以，我们这里实际上是沿用了韦伯所定义的法理型权力的概念。权力资本体现了组织资本的自然属性，处理的是组织中的正式关系。组织中权力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够使组织更加有效的运转，能够对不同参与者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进行调节而实现导向功能（陈传明，1995；赵顺龙，2004；普费佛，1998）。
表1 企业组织资本的若干定义
注：以上关于组织资本的定义由作者整理而成。
表2 企业组织资本的构成要素
2.规则资本
企业里的规则资本是指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组织内运营管理流程完善的程度。Nelson和 Winter(1982)认为，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形成一定的惯例，如处理组织事务的规章制度、规则和流程。这些惯例会以组织记忆的形式沉淀下来，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行为。Penrose (1959)也指出，企业组织结构在从单一结构向复杂的网络性结构演进的过程中，组织惯例能依附于组织结构而存在。组织再造大师钱皮(2002)也认为，如果对组织中的流程、规章制度进行再造，则无疑也能够大大提高组织的效率。企业规则资本处理的对象也是组织中的正式关系，并体现了组织资本的自然属性，使组织中的人、财、物、信息的流动都有章可循，因此具有协调功能。
3.知识管理资本
这里知识管理资本并非指某种知识存量，而是指组织中促进知识创造、传播与交流的一种机制。组织为了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进行组织变革，本身必须要创造有利于知识创造、传播和利用的氛围 (March,1991)。知识管理资本是一种氛围 (climate)，处理的是组织中的非正式关系，因此具有社会属性。该种类型的组织资本与组织文化密切关联，本身对于组织中的权力和利益关系能够起到一种无形的调节作用而起到凝聚功能。这里提出假设1。
假设1：企业组织资本具有不同意义上的结构维度。
（二）企业组织资本与企业绩效
很多学者把组织资本看作一种组织冗余。企业的组织冗余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能够促使企业进行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前者能够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而后者能够提高企业的财务绩效(March,1991)。而国内学者王晨等(2003)指出，企业能够通过组织资本的专用性投资形成价值网络，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中的个体资本和群体资本相互作用，最终转化为组织内所特有的知识资产。而且，这种转化是在个人、组织内、组织间、社会中各个层面进行的(Lu,Leung & Koch,2006)。
企业中权力资本与规则资本的制度建设对于企业来说是必需的。与西方自19世纪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到现在已经至少130年的时间相比(Chandler,1962)，我国企业的制度建设已经远远落在了后面。因此，这两种制度建设会使企业内部形成一个良性的决策机制，如企业强调慎重用权、强调员工参与、强调责任管理等，这都会帮助企业绩效的提升。另外，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目标管理、六个西格玛、无边界管理、标杆管理、战略平衡记分卡等先进管理观念的引入，中国企业的管理理念上了一个新台阶，甚至也创造出了很多本土化的、创新性的经营管理措施，如张瑞敏提出的“日清日毕，日升日高”、“赛马而不相马”等。香港学者刘忠明也认为，在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过程中，民企所具有的独特的知识创造、吸收、消化和利用的机制，形成了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而Kougut和 Zander(1995)认为，企业科层结构内部各个工作单元之间隐性知识的转移比市场上企业之间隐性之间的转移更加有效、更加迅速。在某种程度上，组织资本能够使企业拥有不同知识基础的不同工作单元之间或者工作单元内使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赵顺龙，2004）。这些知识管理机制无疑能提升企业绩效。因此，得到假设2a、2b、2c：
假设2a：企业内的权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
假设2b：企业内的规则资本与企业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
假设2c：企业内的知识管理资本与企业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
（三）企业组织资本与战略前瞻性
早在20世纪中叶，美国商业历史学家Chan dler(1962)就提出了“战略决定结构”的论断，认为当企业采取了恰当的战略时，就必须要采取恰当的组织结构，而两者的配合决定了企业的经营绩效。继Chandler的研究之后，德鲁克针对通用汽车公司与西尔斯公司进行了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
然而，最近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提出者伊查克.爱迪思 (1997)认为，现实中实际上是企业组织结构决定了企业战略，而不是相反。因为当组织结构既定，则在企业组织中就形成了固定的权力规范、惯例、流程与程序，战略往往是基于这些权力规范、惯例与流程制定的。Mile和Snow(1982)也认为，企业的组织结构与过程制约了企业战略。一旦某个组织确定特定的内部规范，则组织将很难在其正常业务范围之外开展活动。如Bartlette和Gohale(1982)试图把 Chandler(1962)的研究成果推广到跨国公司中去，他们发现那些由半自治部门组成的多元化组织比按照职能制组成的集权化组织更有利于开展多元化战略。事实上，企业的战略制定往往是基于企业对于内外部环境条件的考虑，如果企业战略制定和实施与企业的组织结构不能匹配，则企业的战略注定是要失败的（威策尔，2004）。正如演化理论的提出者Nelson和Winter(1982)所认为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就会在内部形成固定的权力规范、惯例以及习俗，以此为表现形式的组织资本决定了企业的发展轨迹，尽管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陈传明，1995），但这些规范、惯例与习俗的形成是必然的，是企业走成成熟阶段的必然结果，它决定了企业的战略形成，从而也决定了企业的绩效（青木昌彦，2002）。
March和Simon(1976)从个人有限理性的角度，讨论了企业内部组织权力规范、惯例与习俗能够影响战略前瞻性的原因。组织结构设计是由于人类的有限理性，以减少环境不确定性的制约。因此，权力规范、惯例与习俗的存在就是将复杂的问题打碎，使之变成人类决策活动可以解决的小问题。而这些小问题所代表的领域是具有有限理性的企业决策者所能够面对并加以处理的。然而，组织在以这种方式来降低不确定性的同时，鼓励个体决策者仅仅在自己理性所能够管辖的范围内表达见解并承担责任。决策者仅仅能够在“相邻范围”内寻求类似的办法解决自己组织的问题。因此，组织结构的设计，意即形成的组织资本就影响到了最高管理层的审查范围，企业战略前瞻性则必然受到组织资本的影响。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强调权威主义的(Farh & Cheng,1999)，对于权威的过度强调使中国企业内的决策与权威结合在了一起(Farh,Zhong & Organ,2004)。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企业权力资本与规则资本的形成有利于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有利于企业采取积极进取的战略。无法想象，中国企业的战略决策、战略变革能够离开高层管理人员的参与 （秦志华，2003；刘海建，2007）。另外，在中国企业里，以知识管理机制为表现形式的组织资本能够带来企业的许多战略行为，如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研制和开发，和进入新的市场领域(Thompson,1967)。这里得到假设3a、3b、3c：
假设3a：企业内的权力资本有利于企业采取进取前瞻性的战略。
假设3b：企业内的规则资本有利于企业采取进取前瞻性的战略。
假设3c：企业内的知识管理资本有利于企业采取进取前瞻性的战略。
（四）企业战略前瞻性与企业绩效
企业前瞻性特别强调企业要开发新产品和开拓新的市场，这些对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具有正向作用。这种战略前瞻性至少通过两个途径产生影响：首先企业的战略前瞻性往往与企业组织学习密切相关。企业组织学习包括单环式学习与双环式学习，前者是指企业纠错式的学习，而双环式的学习是指企业对于原有目标的修正，因此，能够使企业预见到未来的发展方向，并会导致正的企业绩效 (Argyris & Schon,1978)。其次，企业的战略前瞻性实际上意味着企业家的注意力在某个特定范围内集中。基于注意力(attention-based view,ABV)视角的企业战略理论认为，企业家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当企业家在进行决策时，企业家实际上是在众多的“信息集合”中选择一个特有的子集，而这种选择将会导致正向的企业经营绩效。当企业战略前瞻性恰好属于这样一个子集时，对于企业来说是最有利的 (Occasio,1997)。Hambrick和Mason(1984)也认为，企业家的职业、教育、家庭、社会等背景特征将会导致企业不同的战略选择。如果这种战略选择恰恰是前瞻性的，将会导致正向的企业绩效。变革型领导理论也认为，变革型领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具有深邃的洞察力与远见卓识，意即战略前瞻性，变革型领导能够使具有感召力、鼓舞性的语言来带动大家的积极性，这将会带来卓越的经营绩效 （陈永霞等，2006）。
中国企业最需要前瞻性的战略创新。长期以来，中国大多数企业单纯追求短期模仿，而不致力于扎实地技术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多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频频遭受反倾销诉讼，从而遭受了重大损失。Hamel和Prahalad(1989)认为，一个基业长青的企业，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种前瞻性“战略意图”。而Porter(1996)进一步把该概念进行细分为企业选择做什么、选择不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熊彼特 (1990)认为，企业创新包含各种形式，是企业“创造性的毁灭”。因此，具有创新意义上的战略前瞻性能够使企业及时摆脱价格战的泥沼，创造新的产品，建设百年老店。“蓝海战略”的提出者Chan和 Mauborgn(2005)也认为，强调创新的“蓝海战略”能够使企业基业长青。因此，得到假设4：
假设4：战略前瞻性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作用
（五）战略前瞻性的中介作用
综合以上假设，得到假设5：
假设5：战略前瞻性是企业组织资本和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企业组织资本通过影响战略前瞻性，而影响了企业绩效。
除了假设1、假设5外，我们的模型把其他假设总结如下（见图1）。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
组织资本是企业走向成熟后的结果，所以在选取样本时需要进行界定。本研究挑选样本基于以下原则：(1)样本必须在竞争性行业中，而不能是国有垄断性行业；(2)样本企业必须是一个独立的企业法人。(3)样本企业必须是一个完整的经营实体，要有推向市场的产品、固定的销售渠道与生产技术，而不是仅仅执行一部分职能的企业。(4)该企业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至少在150人以上。(5)该企业成立至少有3年以上的时间。
问卷的对象主要包括4类：一是实体企业；二是南京大学中荷MBA班学生；三是2004届新入学的南京大学EMBA总裁班的学员；四是以往历届南京大学EMBA班毕业生。而分发问卷的方式也包括 3种：一是研究小组面对面地把调查问卷发放给被调查企业；二是在课堂上直接把问卷发放给MBA或EMBA学生；三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根据以往历届毕业的EMBA留下的电子邮件，以电子邮件的方式把调查问卷发放给被调查对象。我们在发放调查问卷时，要求答题人以匿名的形式填写。同时，问卷填写人来源的多元性也确保我们能够有效减少数据收集时的系统误差(bias)，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与真实性。
图1 本研究所设定的模型
（二）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包括两类：A卷与B卷。A卷是专门供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填写的，而B卷是专门供企业中的普通员工填写的。两问卷都采用了Likert量表的方式进行6点分类。澳大利亚的学者Chen (1995)的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被调查者答题的心理倾向不同。中日等奉行儒家文化国家的学生崇尚中庸之道。因此，如果对这些学生采用奇数 Likert量表，则这些国家的被调查者倾向于选择中间数值。国内很多学者采用偶数Likert量表来进行调查研究（陈永霞等，2006）。本研究采用了6点 Lekert量表。1表示非常同意，2表示同意，3表示基本同意，4表示基本不同意，5表示不同意，6表示非常不同意。在设计量表的草稿时，本研究采用了双盲翻译过程。正式调查问卷包括4部分：第一部分是问卷填写人的基本情况。包括问卷人的性别、年龄、文化背景与职业背景。第二部分是企业的基本情况，包括企业规模、年龄、所有制性质、经营绩效、创新绩效。第三部分是企业的战略前瞻性。第四部分是组织资本的测量。A卷包括前三部分的内容，第四部分内容在B卷中，这样可以避免同源方差 (common-method variance)的问题。很多测量变量属于企业层面，因此，我们在一个企业收集1份A卷、3份B卷。B卷由A卷答题者在其所在企业随机选择3名员工填写。当3份B卷答题者之间信度比较高时，我们把B卷所得数据进行算术平均化处理，然后再进行数据编码、存储。
我们设计出初步问卷后，首先随机选取了南京地区60家企业作试调查，然后再通过与10～12位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面对面的访谈，并参考专家的意见对初始问卷进行了修正，以使问卷更通俗易懂。发放时间为2004年9月～2005年4月份，最后我们共发放500份问卷，最后回收303份问卷，剔除不合格的21份，得到有效问卷282份，有效回收率为56.4%。
（三）测量
1.自变量
这里的权力资本与规则资本都采用了英国Aston研究所开发出的量表(Pingh,1968,1969)，其中“1＝绝对不同意，6＝绝对同意”。权力资本用6点 LIKETT量表来测量以下6个问题：“企业关键决策果断授权”、“企业决策时喜欢收集更多信息”、“企业对下属员工的积极参与非常支持”、“追求全体一致”、“正式详细规划”、“企业重视中长期规划”。后来，“企业重视中长期规划”在探索性因子分析中存在交叉负荷(cross-loading)的问题，在后面的正式分析中被删去。因此，权力资本用了5个条目来测量。规则资本也采用了Aston研究所开发出的量表来测量。规则资本用“事无巨细专人负责”、“职责范围明确”、“有详尽备选方案”、“制度持续时间长”、“组织结构图清晰”5个问题来测量。知识管理资本用“企业成员的知识结构比较均衡”、“当遇到问题时强调依靠专家而非单纯依靠经验”、“企业对创造性活动比较支持”3个问题来测量。这里最初有4个问题，第4个问题是“企业强调员工积极参与”。但在进行单条目与总和(item-total)相关系数检测时，我们发现第4个问题的系数小于0.35。因此，删去了该条目，仅仅保留了3个条目。
2.中介变量
战略属于企业层面的问题，保证测量的效度与信度非常重要(Boyd,2005)。这里根据Miles和 Snow(1978)对于战略前瞻性的定义，然后参考了 Rulef(1997)对于战略前瞻性的量表，最后总结出4个问题，分别为：“公司对于市场反映的信号比较敏感，并付诸于实际行动”、“公司在推出新产品或进入新的市场时总是试图成为市场领先者”、“公司具有冒险精神，总是试图在一些需求很不确定的目标市场上推出大量的产品或服务”、“公司总是试图开发市场新产品或开拓新的市场”。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我们发现，第一个条目存在交叉负荷的问题，因此删掉。最后这里用后3个问题来测量战略前瞻性。同时，为了进一步测量概念的稳健性，我们把以上3个条目的算术均值作为该概念的测量值，并与企业规模、经营绩效指标进行相关分析，我们发现，相关系数在0.01的水平上是显著的。表明采取这种类型战略的企业效益上是比较好的，进一步表明该概念具有内容效度，因为资源丰裕、效益好的企业才有动力考虑战略前瞻性问题。
3.因变量
很多学者喜欢采用单纯的财务指标来表示企业绩效。我们认为，一方面，企业过于关注财务指标往往使企业只重视短期利益，而忽视了创新绩效等长期的好处。另一方面，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robust)，也不能单纯用财务指标来表示企业绩效，需要兼用长短期指标。这里采用两种企业绩效：经营绩效与创新绩效。前者重点关注企业的经营指标，如产品或服务质量、消费者满意程度、市场份额、销售增长率。这里用“与竞争对手相比较，你认为贵企业在一系列经营指标上的表现如何（1＝非常好，6＝非常不好）”来测量。后者关注企业的创新氛围，如“成员相互信任”、“创造性活动受到支持”、“公司容许相异观点存在”、“公司成员很容易获得外部信息”4个问题来测量。其中，“创造性活动受到支持”由于存在交叉负荷的问题，也被删掉。这里的测量采用新加坡学者Lu，Leung和Koch(2006)开发出的量表。
四、分析结果
从企业规模来说，150～300人的占44.7%，300～1300人的占31.8%，1300人以上的占23.5%。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来看，国有企业占48.7%、集体企业占5.6%、私营或民营企业占31.8%、外商独资企业占8.2%、三资企业占5.6%。国外学者经常把我国的企业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大类(Farh,1999)，从以上比例来看，国有企业占48.7%，非国有企业占51.3%，与我国的现实情况基本吻合。根据 Armstrong和Overton(1977)及Lambert和Harrington(1990)的建议，我们将催收后所回收的问卷视为无回应问卷，将之与未催收前所回收的问卷相比较，以独立样本T检验来检验两次回收问卷在企业年龄、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行业等客观题项上的无回应偏差(non-response bias)，结果发现，所有题项T检验都没有通过，表明数据不存在此类偏差。在正式分析之前，我们还对我们所采集的数据进行了正态性检验，根据Q-Q图的形状可知，我们采集的数据符合正态分布，质量比较高。
（一）测量模型
我们首先随机选取一半样本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表3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23个问题共提取出6个因子，共解释了总变异量的72.1%。按照Hair等(1997)的观点，在社会科学中，总变异量在69%以上就是充分而有效的。其中各变量的Cronbach'α系数都大于研究建议的可接受水平0.70，显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reliability)。另外，一些不符合要求的条目已经被删掉。这6个因子按照顺利分别是权力资本、规则资本、知识管理资本、战略前瞻性、经营绩效与创新绩效。
然后，我们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这里主要是内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判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的检验。在验证性因子分析中，我们所设定的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拟合度χ[2](215)= 437.45,P＜0.001，RMSEA=0.053,RMR=0.049,CFI= 0.93,NNFI=0.95，IFI=0.96。所有题项都对应假设的因子结构，而且标准化的因子负荷明显高于研究所建议的水平0.60（本研究因子负荷最小值为0.66），而且具有比较高的统计显著性，充分显示了具有比较强的内敛效度。为了验证判别效度，我们这里共推出了3个具有竞争力的模型。一是单因子Har man模型。拟合指数为χ[2](230)=1045.96,P＜0.01， RMSEA=0.189,RMR=0.069,CFI=0.83,NNFI=0.75,IFI=0.86。二是5因子模型，其中，2个企业绩效因子合并为一个因子，其他的变量不变。拟合指数χ[2](220)=646.48,P＜0.01,RMSEA=0.111,RMR=0.098,CFI=0.61,NNFI=0.70,IFI=0.86。三是把3个企业组织资本合并后的4因子模型χ[2](224)=924.01,P＜ 0.01,RMSEA=0.121,RMR=0.091,CFI=0.73,NNFI= 0.75,IFI=0.86。从这些模型的比较来看，我们设定的模型与竞争性模型的△χ[2]值分别为608、209、487，对应的△df分别为15、5、9，P值都分别小于0.01，表明设定模型与竞争模型存在显著差别，而设定模型的拟和指数表明，设定模型拟合度更高。这里假设1得到了证实，企业组织资本具有不同意义上的结构维度，3个维度彼此区分效度很高，且信度也较高。
（二）初始的结构模型
我们首先根据假设，提出了设定的结构模型。在结构模型中，拟和指数分别为χ[2](217)=848.99,P＜ 0.01,RMSEA=0.072,RMR=0.089,CFI=0.86,GFI= 0.79,GFI=0.71,NNFI=0.80,IFI=0.81,PNFI=0.59,PGFI=0.60。具体的路径系数见下表4。
该模型中，假设2a没有获得支持，表明企业中权力资本并不直接对企业绩效发生作用。假设2b获得了部分支持，表明企业强调运营流程建设，回报是丰厚的，完善的制度规则设计能够保证企业实现良好的经营绩效。假设2c获得了支持，说明组织中的知识管理资本对于企业来说非常重要。一种融洽、开放的合作氛围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不但能够带来企业短期的经营绩效，而且对于未来的长期绩效作用也非常明显。
假设3a获得了支持，表明中国企业里权力的最直接作用主要表现在企业战略决策导向上。假设 3b也获得了支持，表明企业规则建设也有利于企业树立一种战略导向。这表明，良好的制度、流程建设能够保证企业的战略前瞻性，使得企业在跟竞争对手的比较中高出一筹。然而，假设3c没有获得支持。表明当企业内部创造出了一种完善的知识管理机制时，并不必然带来企业的战略前瞻性。我们推测，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知识并不必然引导着企业的战略取向。企业推进知识管理建设，直接原因是为了提升企业竞争力，而不是为了形成某种战略。这种结果与某些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存在相似性。美国学者Porter(1996)把战略定义为定位(positioning)、权衡(trade-off)与匹配(match)，并进一步认为，日本企业缺乏定位、没有战略，未来必将失去竞争力。然而，事实是，步入21世纪，日本的很多公司并未衰败。丰田汽车利润率指标在汽车行业仍然位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了美国传统的三大汽车巨头。野中郁次郎(2004)以日本松下公司为例，说明了类似松下公司的知识产生、转移与转化机制是许多日本公司长青的秘诀。这说明，知识管理资本与企业绩效直接相关，而与企业战略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
表3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注：采用方差极大法提取公因子。
表4 设定模型的路径系数
注：这里*表示P＜0.05,**表示P＜0.01（双尾检验）。
假设4也获得了部分支持，表明企业的战略前瞻性能够带来卓越的经营绩效，但对于企业长期创新绩效来说，作用并不是非常显著。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迫切需要企业针对外界环境及时应变，当企业采取了恰当的、有效的针对措施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应当是“立竿见影”的，然而，这种战略对于企业建设开放、容忍、宽松的知识创新氛围，可能就并不是那么很有效。这可能也指出，中国企业在战略前瞻性方面还做得不够，企业高管在实施前瞻性战略时，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把眼光再放长远一些。
（三）模型修正及中介效应分析
评价一个模型的好坏，关键在于其既科学又简约，根据以上拟合指数，初始的结构模型并不是特别简约，而且拟合指数也不是非常理想，所以有必要进一步修正。我们删除了最初模型路径系数不显著的路径，另一方面尽量根据相关文献，以使我们的模型修正有据可依，修正后的模型拟和系数为χ[2] (219)=375.22,P＜0.01,RMSEA=0.060,RMR=0.049,GFI=0.92,CFI=0.93,NNFI=0.94,IFI=0.91,PNFI= 0.86,PGFI=0.85①。这些指数表明，我们的模型具有比较高的拟和度，而且，从简约性指数PNFI、PGFI来看，相比较初始模型而言，修正后的模型简约性更高。具体结果见图2。
根据Baron和Kenny(1986)的研究，要满足中介效应一般满足4个条件。假如有3个变量A、B、 C，如果(1)A单独显著地直接影响C；(2)B单独显著地直接影响C；(3)A单独显著的直接影响B；(4)A对C产生的直接影响因为受到B的“旁路”作用显著地降低，则B是A与C的中介变量。如果该直接影响降为0，则为完全中介作用；而如果显著降低并非降为0，则为部分中介作用。自从SEM被广泛使用后，人们对于研究中介效应有了更新的方法，一般用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
在图2中，假设5的中介效应局部通过了检验。组织中的权力资本完全通过战略前瞻性的中介作用，而间接对企业绩效产生了作用。这表明，中国企业如果要达到良好的经营绩效，就必须在组织中适度分权，强调基层员工的广泛参与；这种适度分权的效果会使高管人员有效总结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做出具有前瞻性的规划，从而指导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胜出。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中国企业高管应该慎重用权。否则，如果权力使用不当，也会把企业带入失败的“深渊”。北宋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中，认为：对于一个君主而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领导人应该善于用权。
企业规则资本影响企业绩效主要是通过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战略前瞻性的间接作用。企业规章制度可用于保证企业具体战略竞争活动的执行，而只有在具体的战略活动执行过程中，企业才可能会逐渐培养起市场的前瞻意识，从而取得良好的经营绩效。二是通过规则资本对企业经营绩效的直接作用。与前者相比，直接作用的贡献为0.30，而间接作用的贡献为0.15×0.40=0.06，直接效应为间接效应的 5倍之多。这说明中国企业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企业规则流程设计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直接促进企业的经营绩效上（刘海建，2007）。华人教授曾鸣 (2004)指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必须大“舍”才能大“得”，企业要持续不断地进行制度建设投入，舍弃眼前的一些局部小利益，最终将得到回报。如果说企业权力资本保证了企业前瞻性战略决策的制定，那么规则资本则保证了企业前瞻性战略决策的执行。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两者缺一不可，单纯强调战略制定与战略执行都会使企业的战略前瞻性少了一个“轮子”。
图2 修正后的结构模型及变量之间的关系
注：这里POWER＝权力资本，RULE＝制度规则资本， KNOW＝知识资本，PROACT＝战略前瞻性，FINIPER＝经营绩效，CREAPER＝创新绩效，括号中的数字为T值。
更重要的是，该模型表明，企业的知识管理资本并没有通过任何的中介路径，而是直接对于企业绩效产生了影响。如前所述，权力资本和规则资本仅仅影响了注重短期利益的经营绩效，而知识管理资本不仅影响了短期经营绩效，而且影响了注重长期导向的创新绩效。其影响都是显著的，能够分别解释企业财务绩效12%(35%×35%)的变差与企业创新绩效23%(48%×48%)的变差。经营绩效能够保证企业的生存，而创新绩效则是企业持续发展永不衰竭的动力。本研究的结论对于我国地方政府的某些政策敲响了警钟。为了提升GDP，我国有些地方政府盲目强调引进外资，但企业只注重与外国企业的合资或者联盟，而不注重引进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忽视R&D投入，最终的结果是企业自主研发比例非常低。在很多高科技园区，只看到GDP的虚高，但没有看到当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这种现象被称为“只长骨头不长肉”（人民网，2006）。很多地方政策无助于当地企业提升短期经营绩效，而长期利益更是无从谈起。这里的结论与国内殷华方等人(2002)的研究具有一致性。殷华方等认为，各地区之间盲目靠各种税收优惠来引进外资，竞相压低税率，这些举措对于提升各地区的经济没有太大的好处。
六、研究意义与局限性
本研究以中国企业为对象，对组织资本、战略前瞻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组织资本各要素对于企业绩效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式与机理。该研究的意义如下。
（一）研究意义
1.实践意义
在实践意义上，该研究表明，当企业领导者在运用权力进行决策时，必须善于利用广大群众的智慧，而企业领导人也必须慎重用权、善于用权，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战略的前瞻性（刘海建、陈传明，2004）。另一方面，在企业借助于组织资本进行绩效提升的过程中，不但要完善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和流程的建设，而且要注重有效知识管理机制的建设。后者既可实现短期的经营目标，又可实现长期绩效。中国企业如果要进行技术创新，建设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就必须注重创立有利于知识创造、传播与利用的组织内部氛围。
企业如何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这是中外企业梦寐以求的目标，也是学术理论界时刻关注的焦点问题。以Porter为代表的定位学派着眼于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认为一般来说，现实中的企业只有两种战略选择：成本领先或者差异化战略。而以 Rumelt、Peteraff、Anderews为代表的企业资源观学派强调企业竞争优势的占有，认为企业所占有的资源，特别是企业内部的无形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而以Plahalad、Hamel、Argris为代表的学习学派定位于企业竞争优势的维持，认为企业只有持续不懈的学习，才是永久保持竞争优势的唯一途径。本研究综合以上视角，从组织资本的角度验证了基业长青的作者吉姆.柯林斯的结论：造钟而不是造时，才是企业获取持久竞争优势的根本途径。
在中国，面对外界日益不确定、多变的环境，企业必须立足于本身实际情况，苦练基本功，学习国内外先进企业的基业长青之道，才能建设成为一个优秀的百年企业。本研究意味着中国企业必须不断地进行组织资本建设，才能使企业高效率运转，才能完成企业的一系列长短期目标。
2.理论意义
自Hambirck和Mason(1984)提出高层梯队理论模型以来，很多学者一直在探索其中的影响路径。王辉(2005)的研究结果发现，以人为中心的领导注重提高职工满意度，而间接带来了企业绩效的提升。从而以任务为中心的领导方式则直接对企业绩效的提升产生了作用。国外，Boeker(1989,1997)进一步证实了高层梯队的异质性、流动性、年龄特征、任期对于企业战略变革的发生都会产生正向作用。这些研究都在逐渐打开企业高层领导人员的战略决策，进而提升企业绩效的“黑箱”。本研究从组织资本的角度表明，组织资本中的各要素对于企业绩效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式，组织中权力资本与规则资本必须要通过战略前瞻性的引导作用，知识资本直接产生作用。这是对企业高层梯队理论的又一补充。
在企业组织资本中，权力资本与规则资本间接地对竞争优势起作用，需要通过企业领导人前瞻性的因势利导，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商业历史上有的管理者因为权力运作与制度建设而成功；也有的管理者因为不慎用权与不完善的流程重组而使企业陷入了危机。知识是一种生产力，任何一个企业在生命周期的任何阶段都需要知识，知识创造、传播与利用机制将能带来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知识管理资本与企业战略也并不具有必然联系，其对绩效的促进作用是无国界的。中外任何企业都需要知识管理，都需要知识创造、传播与利用的一种制度安排。中国企业知识管理的创造、传播与交流机制与外国企业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知识资本对企业绩效直接产生作用，而不通过战略前瞻性的间接作用。 （马奇、舒尔茨、周雪光，2005；刘海建，2004）。
（二）局限性
在本研究中，我们提出了组织资本三要素的分析框架，然而在文献中，组织资本并不像组织行为或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测量概念一样，是一个特别成熟的构念(construct)。因此，可能对于组织资本的定义还需要进一步细分与深入探讨。而且这里仅仅探讨了战略前瞻性的中介作用。Baron和Kenny (1986)在研究中介效用的经典论文中同时指出，若干变量之间发生关系的机理与路径同时意味着这种关系的发生必须需要特定的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了为什么这种机理与路径如此发生，这需要探讨组织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发生时的条件，即调节变量的影响。这种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关系实际上是非常密切的，我们认为战略前瞻性之所以能作为中介变量并发生作用，关键可能在于企业战略动态性与外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正是因为外界环境非常不确定、战略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动态性与灵活性，所以战略实施者本身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就显得特别重要。因此，我们下一步将要研究外界环境不确定性与战略动态性在组织资本与企业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当然，本研究样本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这无疑对结论的可推广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下一步我们也拟扩大样本范围，以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注释：
①简约性指数PNFI、PGFI仅仅用于与前一个模型的比较，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