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收入差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08）01-0003-06
一、引言
收入差距问题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一个经典理论是Kuznets[1] 所提出的倒U型假说，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会经历一个先扩大而后逐渐缩小的过程。该假说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一种观点主张经济的发展能够最终消除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象，另一种观点则对该假说提出了质疑，他们担心收入分配的平等不会自动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围绕倒U型曲线的存在性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成因，很多学者对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Ahluwalia，carter和Chenery[2] 就肯定了倒U型曲线的存在；而Deininger和Squire[3] 则对倒U型假说提出了质疑；Anand和Kanbur[4] 对经济发展水平与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展开了研究；Li，Squire和Zou[5] 对影响收入差距的具体因素进行了分析；而Lundberg和Squire[6] 则对同时影响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揭示。
国内对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也产生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文献。比如王小鲁、樊纲[7] 分析了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证明收入差距还有继续上升的明显趋势，同时模型分析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之外还有一系列因素对收入差距的扩大或缩小有重要影响；董先安[8] 分析了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演变规律；林毅夫、刘培林[9] 分析了地区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此外，还有关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如陆铭、陈钊[10]）、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如国家计委[11]，[12]）、农村收入差距（如薛宇峰[13]）以及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如牛飞亮[14]）等方面的研究。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首先以国际视角对中国收入差距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然后对我国收入差距中所包含的地区收入差距、城镇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收入差距进行了综合系统分析，并理清了这些不同方面收入差距各自对我国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这样做旨在揭示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问题主要表现为什么差距，而这种差距正是我们当前在制定收入政策时应该抓住的主要矛盾。
二、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
国际上通常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主要有基尼系数和十分位数分布比。基尼系数的取值在0和1之间，且值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十分位数分布比是最富有的10％人口的平均消费（或收入）与最贫穷的10％人口的平均消费（或收入）之比，它通过富人与穷人的收入分布比，直观地描述了收入差距的状况，而且也比较容易计算。显然，分布比值越大，收入差距也越大。当然，也可以用其它分位数计算分布比的值。此外，描述收入差距的指标还有锡尔指数（Theil-index）和最贫穷的x％人口的收入（或消费）占比。这里，考虑到衡量指标的直观性和获取数据的难易，我们用基尼系数和十分位数分布比作为比较指标。样本区间选定为1980－2003年，数据主要来源于Deininger和Squire（1996）、《2006年世界发展指标》、《2005年世界发展指标》和《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考虑到收入水平、社会文化和经济制度可能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分别从整体上、收入等级、地理区域和经济体制角度比较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收入差距状况。另外，由于世界各国的样本观测时间不完全一致，我们以10年为一个时间周期，将比较时期确定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以后。表1和表2分别给出了基尼系数和十分位数分布比的描述统计结果。
通过不同角度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中国收入差距具有以下特征：
（1）与世界各国的总体比较。第一，随着时间的变化，世界基尼系数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中，中位数由最初的0.361增加到0.3913，随后下降到0.378。第二，基尼系数的最小值则一直在上升，到2000年后达到0.25，但仍处在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的范围内。第三，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在增加，而且与世界同期水平的差距在逐渐增加。在1980—1992年期间，中国基尼系数的均值为0.3268，比同期世界均值低0.054，但在后两个时期，则分别为0.409和0.447，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第四，中国是世界上基尼系数变化最快的国家。1980—2001年，中国基尼系数上升了12.7个百分点，其中有70％左右的增加值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幅度约为8.9个百分点，年均增加值约为0.6个百分点。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只有2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变化快于中国。第五，中国的收入分布比处于世界的中位数和均值之间。2001年，中国收入分布比值为18.39，表明最富有人群的收入约是最贫穷人群收入的18.39倍，处于世界的中位数12.50和均值20.90之间。在2000年以后，这种状况仍没有改变。
（2）与不同收入等级国家比较。第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基尼系数和收入分布比的均值表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变化趋势，且在每个时期里，基尼系数的均值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先上升，后下降，这种变化趋势与Kuznets的倒U形假设一致。第二，以2000年为分界点，中国的基尼系数均值由低于各类国家的同期值变为高于各类国家的同期值，且比高收入国家的最大值高3.9个百分点。第三，中国的分布比介于各类国家的均值和中位数之间，但高于高收入国家的最大值，说明中国的收入差距高于各类国家的中间水平。
（3）与亚洲地区国家比较。第一，各期的基尼系数均值都大于中位数，这说明存在收入差距极大的国家。第二，中国的收入差距处在亚洲较高的水平上。中国的收入分布比值比地区均值高5.75，比中位数高6.74，比最大值小5.43，且只有2个国家的收入分布比大于中国。
（4）与转型国家比较。第一，各国基尼系数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增加，但各期基尼系数的均值和中位数都低于中国的同期水平，说明中国的收入差距在转型国家中处于较高的水平上。第二，中国的基尼系数与最大值的差距在缩小，但与最小值和均值的差距却在扩大。第三，中国的十分位数分布比值也是最大的，分别是所有国家的均值、中位数和最小值的2.13倍，2.49倍，5.52倍。
三、中国收入差距的分解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收入差距在国际上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改善这种状况，需要对中国收入差距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有效政策。国内衡量收入差距的维度，除了中国收入差距以外，还有地区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城镇收入差距和乡村收入差距等。在以上诸多方面的收入差距中，哪些收入差距存在大致相同的导致原因？这些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具体到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是哪种收入差距为它的发生发展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其贡献度又达到多少？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借助了因子分析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
1.指标定义
在建立模型前，我们首先将中国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城镇收入差距和乡村收入差距等五方面的收入差距指标化，构造指标的方法如下：（1）以城镇最富有的20％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农村最贫穷的20％人群的人均纯收入之间的比值表示中国收入差距；（2）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同农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比值表示城乡收入差距；（3）以最富裕省份的人均GDP与最贫穷省份的人均GDP之间的比值表示地区收入差距；（4）以城镇最富有的20％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城镇最贫穷的20％人群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比值表示城镇收入差距；（5）以农村最富有的20％人群的人均纯收入同农村最贫穷的20％人群的人均纯收入之间的比值表示乡村收入差距。模型所采用的数据均来自历年的《统计年鉴》，样本期间为1989—2005年。
2.研究过程及相关结果
（1）收入差距的因子分析。中国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城镇收入差距和乡村收入差距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中国的收入差距，理论上各收入差距应该分别受到共同因素和各自独有因素的影响，找出这些因素的差异，将有助于提高收入差距调节政策的效率。因此，我们首先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检验各收入差距中的共同因素成分，结果见表3。
通过因子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上述五种收入差距存在共同因素，因为共同主因子对总方 差的解释能力很强，仅第一共同主因子所解释的总方差份额就达到了91.59％，而前三个共同主因子的累计解释能力就达到了100％；第二，估计前三个主因子的因子载荷，我们发现在五种收入差距中，中国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收入差距几乎完全能够用共同主因子解释（这几项收入差距的特异度都十分小），而乡村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则具有较大的独特性，被共同主因子解释的程度相对较小，尤其是区域收入差距仅能被共同主因子解释60％。
考虑到乡村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在形成原因方面相对于其余三者具有较大的独特性，我们首先检验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原因。结果发现这二者的形成原因也各不相同，这说明要想切实缩小乡村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应该分别付诸不同的对策。
鉴于中国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收入差距具有高度一致的共同来源，我们不禁做出了这种猜想：这三种收入差距之间可能会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关系。如果这个猜想成立，那么就意味着在制定收入政策时可以将这三种收入差距纳入一个统一的范畴进行考虑，也就是使收入政策在切中要害的基础上尽可能实现一箭三雕。下面我们就以实证方法来检验这个猜想。
（2）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上述五种差距所构成的变量建立VAR模型，并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中国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收入差距可确定为内生变量，而乡村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和截距项则只能被确定为外生变量。在上述三个内生变量中，每个变量同其余变量均互相构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4。
明确了上述三个内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之后，我们进一步考虑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并从中找出综合影响力最强大的变量，为更具针对性的收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参考。这里，我们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量化各个内生变量的影响力。
（3）方差分解。首先，检验VAR模型的稳定性。由于AR根均位于单位圆内，模型稳定，可以进行方差分解。然后，对内生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必要假定：假定1，城乡收入差距当期值和城镇收入差距当期值之间互相不产生影响，而这二者对当期的中国收入差距将会产生影响，因为这两方面收入差距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全社会的收入差距发生了变化。假定2，模型结构式的扰动项具有单位方差。最后，基于以上两点假设，对模型方差进行结构分解，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经过十期脉冲响应，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能够解释自身变异的99.3％，解释城镇收入差距变异的58.4％，解释中国收入差距变异的85.9％。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是综合影响力最大的变量。换言之，只要解决了城乡差距，我国的城镇收入差距和中国收入差距都将会得到明显改善。当然，城镇内部的差距也不能忽视，因为，它对中国收入差距变异的贡献也达到了13.0％。
四、结论
本文从国际比较和国内各种收入差距相互关系两个方面对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进行了分析。从国际比较来看，世界总体的收入差距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虽然是否会继续下降无法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收入差距仍处在世界较高水平，且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同时，无论是从总体来看，还是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域和经济体制来看，中国的收入差距与世界收入差距平均水平的距离在扩大。从国内各种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当前最主要的收入差距，它很大程度地导致了中国收入差距和城镇收入差距，只有解决了城乡收入差距，我国的城镇收入差距和中国收入差距才会得到明显改善。当然，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也不能忽视。另外，由于乡村收入差距和区域收入差距相对于以上三种收入差距而言，具有很多独特的形成原因，旨在缩小这两种收入差距的政策措施，需要另案考虑。我们注意到，林毅夫和刘培林[9] 以及彭国华[15] 等已经对区域收入差距，王小鲁和樊纲[7] 已经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很有意义的研究。我们的研究证明：上述这些研究将区域收入差距同其它收入差距分开考虑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我们的研究还显示，除了区域收入差距具有很大的独特性以外，乡村收入差距也具有程度次之的独特性，也应该予以重视、单独研究。
收稿日期：2007-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