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写定与《江西诗派》总集的刊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西论文,总集论文,诗社论文,宗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西诗派”这一名称来源于吕本中所作的《江西诗社宗派图》。原作已经佚失，仅在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赵彦卫《云麓漫钞》、王应麟《小学绀珠》、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等著作中留下片断的记载。至于此图的写作时间，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莫砺锋先生在其《江西诗派研究》（1986年齐鲁书社版）一书中考定此图作于崇宁元年（1102）或崇宁二年初，“其时吕本中年十九岁或刚满二十岁，这与他自己所说的‘少时’是互相印证的”。如果深入作一考察，这一结论仍不能尽惬人意。
其实此图的作年，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已讲得很清楚，文云：
蕲州人夏均父，名倪，能诗，与吕居仁相善。既没六年，当绍兴癸丑（按：绍兴三年，1133）二月一日，其子见居仁岭南，出均父所为诗，属居仁序之。序言其本末尤详。已而居仁自岭外寄居临川，乃绍兴癸丑之夏，因取近世以诗知名者二十五人，谓皆本于山谷，图为“江西诗派”，均父其一也。然则居仁作宗派图时，均父没已六年矣。予近览赣州所刊《百家诗选》，其序均父诗，因及宗派之次第，且云：“夏均父自言以在下列为耻。”殊不知均父没已六年，不及见图。斯言之妄，盖可知矣。
莫砺锋先生认为吴曾的这个记载不实，根据之一是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十四中记载了《宗派图》的大要后指出了若干诗人对此图所持的异议，其中有“均父又以在下为耻”之语。莫先生据此认为《宗派图》应作于夏氏去世之前，与吴曾所记不合。莫先生也引了吴曾的这段话，但只引到“均父其一也”为止，后半部分的文字不知为何略去。这样一来就给人造成如下的印象：似乎吴氏不知道夏倪所说的话而对《宗派图》的作年妄下结论，如今引出夏倪的话就可以驳倒吴氏的结论。殊不知吴氏在后半部分明确交代了夏倪之说的出处，他的立论正是为了驳正这一说法，他所引夏倪说法的出处也早于《云麓漫钞》。《云麓漫钞》成书较晚，其序下署宁宗开禧二年（1206），已是南宋后期，书中所载江西诗派事乃抄掇旧文而成。《能改斋漫录》成书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四至二十七年（1154—1157），早于《云麓漫钞》五十年左右。夏倪之语据吴氏所称，乃出于曾慥所编《皇宋百家诗选》中《夏倪诗选》之序。周煇《清波杂志》卷八《宋诗选》条也引夏倪此语，并述及曾慥帅江陵时编此诗选的情况，此与《郡斋读书志》卷二十《总集类·皇宋诗选》所言《百家诗选》编于曾慥守赣州、帅荆渚日相符合。考曾慥于绍兴十八年（1148）十二月由秘阁修撰知虔州移知荆南江陵府，充任荆湖北路安抚使，直至绍兴二十年九月，见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卷上。其《百家诗选》当于此时成书。《能改斋漫录》之成书稍晚于此，故有驳正曾氏此说的一段言论。值得注意的是，吴曾是在了解到存在夏倪不满于列名江西诗社这一说法的情况下作出这番论述的，他是有为而发，并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驳正了这一说法，最强有力的根据就是吕本中为《夏均父诗集》所作的序言，可惜这篇序言我们已无法窥其全豹，仅在刘克庄的《江西诗派·吕紫微》中保留了一段（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如果此序能够保存下来，那将能澄清更多的问题。要之，吴曾立论的严肃性与可靠性是不容我们忽视的。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曾慥这一部《百家诗选》在当时及以后就受到了不少诟病，且不说它的铨选失当（该诗选虽收百家，却不载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诗），即其各诗选的小序（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直接关系）也甚粗疏。《清波杂志》卷八称：“曾帅江陵日，叔祖为参议官，亲见亟欲《诗选》成，仅得数篇，即撰小序以刊行，旋悟疏略，欲删去而不及。吴虎臣《漫录》书居仁作图时，均父没已六年，‘耻在下列’为非。”可见曾氏急于成书，小序草草撰就，疏漏在所难免。不过，周煇行文相当谨慎，正文中引述了夏倪“耻居下列”之语，文后的小字注（即上引文字）中又主吴氏之论，似乎意在两存其说，不遽下决断。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总集类》著录《本朝百家诗选》一百卷，评曰：“识见不高，去取无法，如小传略无义类，议论亦凡鄙。”所谓“小传”、“议论”实指诗选之序。赵与时《宾退录》卷六亦云：“端伯（曾慥字）观诗，有《百家诗选》……盖矜多炫博，欲示其于书无所不读，于学无所不能，故未免以不知为知。《诗选》去取殊失精当，前辈多议之。”鉴于此，曾慥序中所云夏倪“耻居下列”之语的可信程度就要打折扣了。
莫砺锋先生认定《宗派图》是吕本中少作的另一个根据是吕本中的自白。范季随《陵阳先生室中语》载：
家父尝具饭，招公（指韩驹）与吕十一郎中（指吕本中）昆仲。吕郎中先至，过仆书室，取案间书读，乃《江西宗派图》也。吕云：“安得此书？切勿示人，乃少时戏作耳。”他日公前道此语，公曰：“居仁却如此说！”
曾季貍《艇斋诗话》也称：“予尝见东莱自言少时率意而作，不知流传人间，甚悔其少作也。”莫砺锋先生据此论定：“范、曾二人都与吕本中有交往，所记不应有误，所以《江西诗社宗派图》为吕本中‘少时’所作，似无可疑。”但是，问题不在于吕本中是否作过这样的自白，而在于其自白的真实性，即其自白是否真实地表述了此图的写作时间。笔者认为这一点是很可怀疑的。值得注意的是韩驹在当时就表示了这样的怀疑：“居仁却如此说！”这是一句不能轻易放过的话。
那末吕居仁为什么要将此图说成“少时戏作”呢？其主要原因恐怕在于此图问世后受到了来自各方的非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称：“所列二十五人，其间知名之士、有诗句传于世、为时所称道者，止数人而已，其馀无闻焉，亦滥登其列。居仁此图之作，选择弗精，议论不公，余是以辨之。”《清波杂志》称：“议者谓陈无己为诗高古，使其不死，未甘为宗派。若徐师川，则固不平列在行间。韩子苍曰：‘我自学古人。’”孙觌《与曾端伯书》述此甚详：
吕居仁作《江西宗派》，即云“宗派”，因有次第。陈无己本学杜子美，后受知于曾南丰，自言：‘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非其派也。靖康末，吕舜徒作中宪，居仁遇师川于宝梵僧舍，极口诟骂其翁于广坐中，居仁俯首不敢出一语。故于宗派贬之于祖可、如璧之下，师川固当不平。（《鸿庆居士集》卷十二）
关于徐俯不满的原因，孙氏所论是否属实且当别论，而《宗派图》一出引发出各种议论、甚至异议，乃是可以肯定的。徐俯之不以列名派中为然，主要原因当在意图一空依傍、自立门户。《清波杂志》卷五的一段记载颇能说明问题：“公（指徐俯）视山谷为外家，晚年欲自立名世，客有贽见，甚称渊源所自，公读之不乐，答以小启曰：‘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其独立不倚之意灼然可见。至于韩驹的不满，其理由亦相类似。韩驹在当时的诗坛上实居于执牛耳的地位（这一点下面具体论及），与吕本中处于伯仲之间，他当然不甘心只是作为派中的一个成员，而且他也并不局限于继承黄庭坚的衣钵，苏辙曾评其诗风似唐代的储光羲（见《艇斋诗话》），宜乎其表白：“我自学古人。”（周必大《题山谷与韩子苍帖》，《周益国文忠公集·省斋文稿》卷十九）不管《宗派图》是否有名次先后的安排，名字的排列客观上无疑给人以先后次序的印象。按《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八所录，徐俯名列第七，韩驹竟排到了第十三位，而这两位诗人都可以说是南渡后诗坛的重镇，受此待遇，心怀不平是很自然的。面对这样一些议论，吕本中作出“少时戏作”的表白，正是为了对付舆论、淡化此图，有意闪烁其词，难怪韩驹要发出“居仁却如此说”的质疑和惊叹。范季随《陵阳先生室中语》谓：“《宗派图》本作一卷，连书诸人姓字，后丰城邑官开石，遂如禅门宗派，高下分为数等，初不尔也。”《艇斋诗话》云：“东莱作《江西宗派图》，本无诠次，后人妄以为有高下，非也。予尝见东莱自言少时率意而作，不知流传人间，甚悔其作也。然予观其序论古今诗文，其说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图则真非有诠次，若有诠次，则不应如此紊乱，兼亦有漏落。”揣摩曾氏此中语气，显然对“少作”之说不以为然，语气转折之后的一段话隐然有否定“少作”之意。周煇在《清波杂志》中甚至这样论定：“煇亦见前辈云：东莱自言宗派本无诠次，后人妄谓有所高下，且悔少作（按：周氏此处即转述曾季貍语）。是皆党东莱者创此说以盖时论，非本语也。”周煇断然认为“少作”云云都是为了阴助吕本中对付舆论而编造出来的，其否定更为斩截。不管此说是否成立，吕本中的“少时戏作”说应是事出有因的，根据它来断定《宗派图》的作年，就不能说无懈可击。
那末《宗派图》为什么会作于南渡以后呢？这要联系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来加以理解和阐释。宋室南渡以后，在最高统治者的倡导下，学术思想得到了反拨，随着元祐党人在政治上获得平反，元祐学术重又受到尊崇。绍兴四年（1134）八月高宗在与花冲论史事时说：“朕最爱元祐。”（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九）最高统治者的态度至为鲜明。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三载：“建炎末赠黄鲁直、秦少游及晁无咎、张文潜俱为直龙图阁。”高宗对黄庭坚的诗文、书法甚为欣赏，且爱屋及乌，将其亲属后人加以擢拔。绍兴二年六月“癸巳，颁黄庭坚所书太宗御制《戒石铭》于郡县，命长史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为晨夕之戒”（同上，卷五十五）。庭坚甥洪炎进山谷文集，高宗读后对徐俯其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听说他在靖康中立节可嘉（建炎元年百官班迎伪帝张邦昌，徐俯独不拜），于是徐俯在绍兴二年擢为谏议大夫（同上，卷五十一，卷一百十），由执政而翰林学士、参知政事，位致通显。同书卷六十二载：“（绍兴三年）进士李康仲特补将仕郎，康仲之母，黄庭坚女也。始上诏庭坚子相赴行在，至荆渚而死。黄氏请以其夫已命未调之官禄康仲，上特许之。”其下注文中引朱胜非《闲居录》云：“绍兴初，今上偶喜其字画，吕相颐浩因荐渠族弟叔敖，径登琐闼，终于版书。其甥洪炎，以瞆疾久废，亦降诏命……黄氏亲族以至外姻，或迁官，或白身命官，殆无遗馀，皆云以庭坚之故也。”以上记载表明黄庭坚的地位在南渡后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这种政治文化氛围中，黄庭坚的诗歌成为诗人们追慕学习的榜样，蔚为一时的风气，特别在文人较为集中的江西形成了诗歌创作的一度繁荣，其中心则是抚州临川，主盟诗坛者乃是韩驹。我们可以摘引若干史料文献来勾勒这一盛况。《能改斋漫录》卷十四《类对》载：“汪彦章视中书舍人韩公驹子苍，前辈也。绍兴初，韩寄寓临川，汪来守郡，通启曰：‘承作者百年之师友，为诗文一代之统盟。’”曾几《抚州呈韩子苍待制》诗云：“一时翰墨颇横流，谁以斯文坐镇浮？后学不虚称吏部，此生曾是识荆州。”（《茶山集》卷五）以上两则材料都有推韩驹为文坛领袖之意。绍兴三年夏吕本中自岭南归江西，亦寓居临川，与韩驹遂成双峰对峙之势。周必大这样描述临川的文学传承的统绪：
临川自晏元献公、王文公主文盟于本朝，由是诗人项背相望，近世如谢无逸、幼槃兄弟及饶德操、汪信民，皆杰然拔出者也。南渡以来，又得寓公韩子苍、吕居仁振而作之，四方传为盛事。（《跋抚州邬虙诗》，《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八）
刘子翚《读韩子苍、吕居仁近诗》也是将二人同视为诗坛翘楚的，诗云：“诗人零落叹才难，二妙风流压建安。已见词锋推晋楚，定应臭味等芝兰。”（《屏山集》卷十八）周必大则从学术文化的变迁论述了这场文学复兴，其《跋韩子苍与曾公衮、钱逊叔诸人唱和诗》写道：
崇宁、大观而后，有司取士专用王氏学，甚至欲禁读史作诗，然执牛耳者未尝无人。凡绍兴初以诗名家，皆当日人才也。今读韩子苍与钱逊叔、曾公衮等临川唱酬，略可睹矣。……故子苍诸贤往往不由科举而进，一时如程致道、吕居仁、曾吉甫、朱希真皆是也。（《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八）
又其《跋曾公衮、钱逊叔、韩子苍诸公唱和诗》云：
国家数路取人，科举之外多英才，自徽庙迄于中兴，如程致道、吕居仁、曾吉甫、朱希真，诗名藉藉，朝廷赐第显用之。今观曾公衮、钱逊叔、韩子苍诸贤，又皆翰墨雄师，非有司尺度所能得也，绍兴初星聚临川，唱酬妍丽，一时倾慕。（同上）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由北宋末至南宋初在学术文化领域中风气的转变。崇宁、大观之间，王氏新学主宰科举取士，史学与文学均在排斥之列；至南渡后，元祐学术复兴，诗歌创作再现繁荣的局面。种种记载表明，当时的江西临川正是诗人星聚、创作繁盛的一个中心。而吕本中此时也寓居临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吕本中对黄庭坚影响下的一批诗人的创作进行了总结，揭橥“江西诗派”的旗号。揆诸情理，这是顺理成章之事。据吴曾所记，吕本中的《宗派图》作于绍兴三年，正是高宗重倡元祐学术、擢用元祐旧人（包括黄庭坚的亲属及后人）之时，这时也正是临川唱酬的鼎盛时期。以上情况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有其内在的联系的。正是在这种变化了的形势的感召下，吕本中才会去总结黄庭坚以来的这一文学传统，以呼应元祐学术的复兴，重续这一文统，达到继往开来的目的。如果说此图作于吕的少时，或如莫砺锋先生所考的崇宁初，那就难于理解其撰作的动因。当时元祐学术处于被禁的地位，诗歌创作也陷于低谷，他何以要去撰作这样一个建宗立派的图呢？而且崇宁之初为时尚早，一些诗人，尤其是上述的几位主要作家，在此后尚有相当长的创作生涯，如徐俯卒于绍兴十年（1140），韩驹卒于绍兴五年（1135），在崇宁之后都还活了三十多年，在崇宁之初他们的创作成就与特色远未充分展现出来。这就给“少作”说提出了种种疑点。退一步讲，即使此图作于崇宁初，吕本中碍于当时的形势也可能秘而不宣，在社会上自然不会产生反响；而其真正的问世则是在绍兴年间，因而它会出现在范季随的书桌上，又被刻石传播。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对《宗派图》讨论的文字都出现在南宋。这里还可举出两条材料以为佐证。王十朋《陈郎中公说赠韩子苍集》云：“唐宋诗人六七作，李杜韩柳欧苏黄。近来江西立宗派，妙句更推韩子苍。”（《梅溪王先生文集》后集卷二）周必大《题山谷与韩子苍帖》云：“陵阳先生早以诗鸣，苏黄门一见，比之储光羲；与徐东湖游，遂受知于山谷。晚年或置之江西诗社。”（《周益国文忠公集·省斋文稿》卷十九）所谓“近来”、“晚年”，都点出了《宗派图》的问世及其开宗立派都是在南渡之后。这些材料都有助于证明吴曾关于《江西诗社宗派图》作年的结论。
随着《宗派图》的提出，南宋时又有《江西诗派》总集的问世，于是诗派的创作成果有了一次集中的展示，不仅扩大了诗派的影响，也有助于学人对其成就得失作进一步的探讨总结。杨万里曾为此总集作序，序称“秘阁修撰给事程公”帅江西，感慨江西诗派之作散逸，“于是以谢幼槃之孙源所刻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汇而刻之于学官，将以兴发西山章江之秀，激扬江西人物之美，鼓动骚人国风之盛”，文末署“淳熙甲辰十月三日”（《江西宗派诗序》，《诚斋集》卷七十九），是为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又杨万里《答卢谊伯书》云：“程帅来觅《江西宗派》诗序，盖渠尽得派中二十六家全集刻之豫章学官。”（同上，卷六十六）陆九渊有《与程帅书》云：“伏蒙宠贶《江西诗派》一部二十家，异时所欲寻绎而不能致者，一旦充室盈几，应接不暇，名章杰句，焜燿心目。”（《象山先生全集》卷七）考程帅即程叔达，字元诚，黟人，绍兴十二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华文阁直学士。他于淳熙九年七月除江西提刑，八月除秘阁修撰、知隆兴府、江南西路安抚使，他在江西帅府任上一直待到淳熙十四年（注：参见昌彼得等编《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四册，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卷上。）。《江西诗派》总集印刻于他任江西帅司时。可以说，江西诗派如果仅有吕本中之宗派图还是难成气候的，总集的问世无疑给诗派提供了一个载体，使之在南宋诗坛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那末总集的具体情况又是如何呢？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江西诗派》一百三十七卷，《续派》十三卷：自黄山谷而下二十五家，又曾纮、曾思父子诗。详见《诗集类》。”同书卷二十《诗集类下》著录：林敏功《高隐集》七卷，林敏修《无思集》四卷，潘大临《柯山集》二卷，谢逸《溪堂集》五卷、《补遗》二卷，谢薖《竹友集》七卷，李彭《日涉园集》十卷，洪朋《清虚集》一卷，洪刍《老圃集》一卷，洪炎《西渡集》一卷，韩驹《陵阳集》四卷、《别集》二卷，高荷《还还集》二卷，徐俯《东湖集》三卷，吕本中《东莱集》二十卷、《外集》二卷，晁冲之《具茨集》十卷，汪革《青溪集》一卷，饶节《倚松集》二卷，夏倪《远游堂集》二卷，王直方《归叟集》一卷，李錞《李希声集》一卷，杨符《杨信祖集》一卷，江端本《陈留集》一卷，凡二十一种，九十二卷。《陈留集》下陈振孙注明：“以上至林子仁（敏功）皆入诗派。”说明这二十一种诗集原来都属《江西诗派》的总集。那末除此之外的四家情况又如何呢？沈曾植《重刊西江诗派韩饶二集叙》考曰：“益以别出之《山谷集》三十卷、《外集》十一卷、《别集》二卷，《后山集》六卷、《外集》五卷，皆明言‘诗派’者，已溢出一百三十七卷之外。尚有祖可《瀑泉集》十三卷，善权《无隐集》三卷，都计合于后村总叙二十五家之数，而卷数则为一百六十一卷矣。”（韩驹《陵阳先生诗》卷首）沈氏所列以上四家诚为《江西诗派》总集中的四种，但在卷数统计上有误。《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山谷集》下明言：“江西所刻诗派，即豫章前后集中诗也。别集者，庆元中莆田黄汝嘉增刻。”这样看来，收入诗派总集的集子当是从《山谷集》中抽出的诗歌部分，即《内集》卷二至十二，《外集》卷一至卷七及卷十一至十四，《别集》卷一。准此，则陈师道诗集当收录《后山集》中卷一至卷六的诗。黄、陈二家的诗共二十九卷，祖可、善权之诗共十六卷，合前二十一家的九十二卷，正好为一百三十七卷。但是陈振孙著录的《江西诗派》集与程叔达最初刊刻者恐怕也不尽一致，因为杨万里序中称所收集子为“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又《答卢谊伯书》明言“得派中二十六家全集”，然则其间有一家之差。这种差异乃缘于陈氏著录者已是经过庆元己未（1199）间黄汝嘉重新校刻的本子了。
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成书于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是现存收录《宗派图》的最早文献，所录人名除黄庭坚外，“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其中何
（《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七十六《江西诗派》条下引《渔隐丛话》作何顒，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亦作何颙）、潘大观二人未被收入《直录解题》，而《书录解题》则多出吕本中一家。赵彦卫《云麓漫钞》自序于开禧二年（1206），所录有吕本中、潘大观而无何。那末诗派总集的初刻与重刻，其所录诗家之异同究竟如何，现在只能据文献作某些推测了。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谓《宗派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内何人袁颙、潘仲达大观，有姓名而无诗，诗存者凡二十四家”。显然刘氏是根据重刻本作出这一结论的。联系《云麓漫钞》所载来看，则初刻本很可能有潘大观，这样就有了二十六家。
梳理有关的史料，还可以推断，初刻本中当有吕本中的诗集。吕本中诗之结集付印，是在乾道二年（1166），刊刻者为沈度（字公雅），所刻《东莱先生诗集》有二十卷，书后有曾几之后序，序中交代沈度“以通家子弟从公（本中）游，公称之甚。乾道初元，（曾）几就养吴郡，时公雅自尚书郎擢守是邦，暇日裒集公诗，略无遗者，次第岁月，为二十通，锓板置之郡斋”。十八年后（淳熙十一年，1184），程叔达刊刻诗派总集时理所当然地要将《东莱诗集》收入其中，因为作为《宗派图》的作者吕本中虽未将自己列名派中，但他无疑是公认的派中大家。陆九渊在答谢程叔达赠送诗派总集的信中提到：“一时如陈、徐、韩、吕、三洪、二谢之流，翕然宗之（山谷），由是江西遂以诗社名天下”，而程氏网罗遗篇，刊刻行世，其功“何可胜赞！是诸君子亦当相与舞抃于斗牛之间，揖箕翼以为主人寿。”所谓“诸君子”中当然包括前面提及之“吕”，据此，则居仁之集当收于总集中。
《东莱诗集》收入重刻之诗派总集时，又增补了《外集》，《直斋书录解题》中有明确著录，但所著录的《外集》卷数“二卷”实为“三卷”之误，《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七十二《集部·诗集》著录《东莱集》亦承此误。近代藏书家傅增湘藏有庆元刊本《东莱先生诗集》残本三卷（第十八、十九、二十卷）及《外集》三卷，足证《书录解题》与《文献通考》之讹。傅氏在题跋中称：“每卷首行，书名下空四格，题‘江西诗派’四字”；“外集前有目录四叶，目后题‘庆元己未校官黄汝嘉增刊’一行”（《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四《集部四·宋别集类二》，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本）。
据《直斋书录解题》，山谷的《别集》亦为黄汝嘉所增刻。此外增刻者还有《续派》十三卷，即曾纮（伯容）的《临汉居士集》七卷及其子曾思（显道）的《怀岘居士集》六卷，杨万里曾为之作《江西续派二曾居士诗集序》，载《诚斋集》卷八十三。
关于江西诗派作品的结集流布，还应提到刘克庄所编的江西诗派各家的选集，刘氏意图通过这项总结性的工作使江西诗派典型有存。《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载有《江西诗派·总序》及各家的小序。迄今学者一般都只认为它们是独立的单篇论文，无人注意到它们是刘克庄为其所编江西诗派的选集而作的总序及分序。其实《总序》说得很明确：“诗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诗绝少，无可采，馀二十三家部秩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联一句可讽咏者，或对偶工者，各著于编，以便观览。”明言其所编为作品及佳句选，各家的小序则系于各编之前，这一体例即仿曾慥所编《皇宋百家诗选》。刘氏所收共二十四家，宗派的二十六家中何颙、潘大观、王直方因无诗或诗少而被剔除，最后加上吕本中殿尾。《总序》中还提到曾几与杨万里虽未列名《宗派图》，却有江西诗家之实，所以后来他又编选了这二家的作品，其《茶山诚斋诗选序》曰：“余既以吕紫微附宗派之后，或曰：派诗止此乎？余曰：非也。……比之禅学，山谷，初祖也；吕、曾，南北二宗也；诚斋稍后出，临济德山也。初祖而下止是言句，至棒喝出，尤经揵矣，故又以二家续紫微之后。”（《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七）此序证实了上述的论断。
至此，我们已对宋代江西诗派的结集与流布的情况作了勾稽与描述。可惜的是，这部总集今已散佚不全，只能在有限的几部集子中窥豹一斑了；刘克庄所编的选集也已亡佚，仅存其序了。宋乾道刻本的《东莱诗集》二十卷已成吉光片羽，今存日本内阁文库，其影印本由张元济收入《四部丛刊续编》。《四库全书》所著录也是三十卷之《正集》，但依据的是马裕泰所进钞本，故有错讹，其《正集》第十卷竟是《外集》之第一卷。傅增湘以其所藏庆元本《外集》与之相校始发现其误（注：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第四册卷十四《集部三》。）。清咸丰九年吕本中二十四世裔孙吕俊孙重刻《正集》二十卷，讹误甚夥，其中第十卷之误植亦同四库本。诸本相较，益见出傅增湘藏本的珍贵，因为它保存了《外集》，为世所仅见，而且藉此可以纠正他本及书目之误。1991年安徽黄山书社将《正集》与《外集》合而为一，再加上词作，以《东莱诗词集》之名刊行，《东莱诗集》方有了完帙。此外还有若干江西派诗人的集子有幸流传至今，仍保存了总集的旧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四饶节《倚松老人集》的提要云：“今所传本与谢薖、韩驹二集行款相同，卷首标目下俱别题‘江西诗派’四字，与他诗集不同，或即宋人所编《江西诗派》集一百三十七卷内之三种，旧本残阙，后人析出单行欤？”说明四库所收以上三家的集子保留了诗派总集的原貌。沈曾植《重刊西江诗派韩饶二集叙》称他所见到的饶节、韩驹、晁冲之、谢薖、吕本中等的诗集“皆有‘庆元己未校官黄汝嘉校刊’题一行，得藉知为诗派刻本”，且都标有“江西诗派”字样，然则存世的诗派总集本的诗集中还有晁冲之一家，故沈曾植题诗曰：“二十五家佹存五”，即指上述五家（《藏园群书题记》卷十四附《沈乙盦先生题诗》）。尽管如此，这些传本已非原刻本，而只是钞本或仿宋刻本了。
本文通过钩稽与梳理史料，试图澄清江西诗派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问题：《宗派图》的写定时间与诗派总集的刊刻流布。不当之处，还望得到方家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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