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德治理论的前在预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治论文,传统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治是指通过运用道德教化、礼仪规范，人格楷模、宗教信仰等途径和手段，来强化自律，责任感、使命感，提升、拔高、唤醒人们心灵中的伟大、崇高、慈爱等情感，促进人际和谐，进而达到治国安邦、政通人和目标的政治统治方式。董仲舒认为，德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行教化，其二是行仁政。儒家德治理论是传统中国最基本的治国理论。它对人性的估计比较乐观，其理论预设则常常是诸种形式的性善论。本文旨在梳理和归纳传统德治理论的前在预设，从而深化对传统德治的基本认识。
1、“人皆可为尧舜”的理论预设
德治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就是人性本善，故对人性有比较乐观的估计。儒家是中国几千年的统治思想，它的主流人性论是人性本善。孔子虽然没有明确得出人性善的本体论结论，但指出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之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并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第十七》）的微言大义。亚圣孟子在继承孔子人性论基础上，明确地指出人性是善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这种善的本性是人的大性。当然，他也指出，人还有很多欲望，这是小性，人们的大性时常被小性所蒙蔽，将人引向邪恶。只要保持本性或回归善良，克制邪念或中止恶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
儒家的另一位著名人物荀况是性恶论者，他算是儒家人性论的异端，但他仍然是性可善论者，与法家韩非等性恶论者迥然有别。荀子认为人的本性由性、情、欲三种形式构成，其中情和欲是性的外在表现，归纳起来，人的性、情、欲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感官之欲望，二是好利，三是排他性和嫉妒心，四是好荣恶辱，这些都是人生而具有的本能。依他之见，这些本性都是恶因。当这些本能向外扩展的时候就会与“辞让”、“忠信”、“礼义文理”发生对抗，从而破坏社会正常的秩序。同时，他又认为这种恶的本性是可以改造的，通过圣人的化性起伪、老师的教育、环境和习俗的熏陶及自身的修养，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
孔子肯定了人的先天族类的高贵本质，孟子强调保持和弘扬人的良善本性即可成为尧舜，而荀况主张人们通过改造人的恶的本性可成为尧舜，因此，孟子和荀子的立足点虽然不同，手段和目标则大同小异，可谓殊途同归。他们将“善”与“德”直接等同，其目标共同指向道德高尚的尧舜。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论预设，为儒家修身自律、行教化的理论设计提供了凭藉。关于修身、行教化与人性及政治的关系，儒家经典《大学》和《中庸》有详尽的阐发。《大学》开卷即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经文章》）。《大学》是关于修身和教化的理论，它要使人们回归固有的善良本性，革旧更新，达到理想的境界。《中庸》也在开卷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第一章》）上天把天理赋予人形成品德就是“人的本性”，遵循本性自然发展的原则而行动就是“道”，圣人把道加以修明并推广于民众就是教。《中庸》和《大学》都将修身和行教化提升到治国平天下之本的高度。关于修身和行教化的政治作用，《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矣”（《中庸·二十章》）。《大学》也本着同样的逻辑：“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而舜帝之所以成为舜帝，就在于他能够以正确的方法教化子民，“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第六章》）
“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论预设，也为儒家倡导仁政提供了前提。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相反，不行仁政，不讲仁义，则“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尽心下》）。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对孔子德、礼优于政、刑思想的阐发。孔子一向重礼治、德治，他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论语·为政》）他尤其强调表率和典范的重要作用：“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易使也。”（《论语·宪问》）这里的“政”、“刑”指行政命令和刑罚，是政治统治的刚性内容，主要属法治手段，而“德”、“礼”则是政治统治的柔性内容，属德治手段。德治优于法治，道德至上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理论预设中得出的基本治国方略。
2、“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理论预设
如果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论语·阳货第十七》）的理论预设，着眼于普遍的人性及其制度设计，那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理论预设则着眼于人性的差异及其制度设计。根据儒家的说法，人性虽然相近似，理论上都可能成为尧舜，但由于后天的习行不同，客观上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成为圣人。成圣对于个体的秉赋、毅力和机缘要求很高，决定了成圣非常之难，故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第十七》）。
汉代的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质，其中，圣人之性，尽善尽美，无需要教化；斗筲之性溺于贪恶，不可教化；惟有中民之性才是教化的对象。无独有偶，古希腊德治论者柏拉图也认为，人性有三个等级。在他设计的理想国中，城邦的自由民由三部分人组成，第一种人是黄金质地，他们爱智，他们适合担任统治者；第二种人是白银质地，他们爱敬，适合担任护卫者；第三种人是铜铁质地，他们爱利，适合工农业生产和经营工商。柏拉图反对血统论，认为自由民虽分三类，但他们并非世代相传、相袭不变。统治者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是要考察他们的后代在灵魂深处究竟混合着何种金属，如果发现他们自己孩子的灵魂里混合着钢铁，那就应该将他们恰如其分地安排到生产者中间，决不能让铜铁质地的人混入统治者队伍，“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1](P129)。而如果工农商家庭的孩子中有金银质地的，就应该及时地将其提拔到统治者的位置上来。
很显然，无论是孔孟董仲舒还是柏拉图，对于“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事实判断，其理论根据都是人们的道德价值追求，他们的结论基本一致：君子好义，小人好利。义利之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儒家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崇义抑利，道义高于功利，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号召人们舍利取义，甚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此为根据，便有了“君子”和“小人”之分、肉食者和非肉食者之别、治国者护国者和生产者之殊。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理论预设，为儒家和柏拉图的社会分工和政治等级制提供了依据。在社会分工上，有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食于人者治人；在政治地位和待遇上，有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柏拉图认为，正义的城邦就是各人按照天性做自己应做的本分工作的共同体。“当城邦里的三种人各做各的事时，城邦被认为是正义的，而且城邦也由于这三种人的其它某些情感和性格而被认为是有节制的、勇敢的和智慧的。”[1](P157)
3、“为政在人”的理论预设
“为政在人”的理论预设与前两个预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着眼于君王等最高等级的特殊人性及其制度设计。德治论者往往极力推崇治国者个人的品质和能力，故德治论者往往也是人治论者，或称贤人治国论者。孔孟等儒家思想家都主张贤人治国。孔子明确提出“为政在人”，提倡人治，首先是因为统治者在政治生活中具有决定性影响。他看到在他生活的时代，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二十章》）其次，他认为人是道的体现者，是人弘道，而非道弘人。再次，他认为政治统治是一种由己及人的过程，即“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过程。贤而能者居于上，则民服；贱而不肖者居于上则民不服；“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比孔子晚几代的柏拉图也是著名的贤人治国论者，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的思想，即认为德性最完美的人就是知识最渊博的人。在他看来，统治者应该是智慧的化身，统治者应该是哲学家。哲学家是智慧的爱好者，他能够把握永恒的“理念”，能够清晰地了解事物的“原型”。他不被纷繁复杂的现象所迷惑，而又敏于学习，强于记忆，勇敢、大度，因此，“研究政治艺术的事情天然地属于爱智的哲学家兼政治家”[1](P215)。
柏拉图还提出，只要真正的哲学家做了统治者，有无法律无关紧要。他说：“在各种政体中有一种政府，不管其是否按法律来统治，也不管其臣民是否愿意，只要它的统治者不是表面上而是真正地掌握科学知识，那就是十分正确的政府，也是唯一的真正政府。”（注：《政治家》293c，转引自《国外政治学》1984年第4期，第19页。）柏拉图在这里表达了极端德治论观点，依他所见，只要选定了真正的哲学家作王，便万事大吉，甚至根本不需要法律，更不用说法治了。柏拉图晚年，感觉道德理想国遥不可及，态度有所转变，但仍然坚持认为，法治国只能是次好的国家。德治论者对法律的作用有不同程度的忽视，这种情形，在我国儒家表现得尤其显著。
“为政在人”的理论预设为德治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和政策创制提供了理论依据。首先，对官员的遴选，一般采用选拔制而不是选举制；其次，在对统治手段的选择上，德治论者虽然也会利用和发挥礼仪和法律制度的作用，但一般认为法、刑低于礼、德，礼、德又低于治人，故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荀子·王制》）；再次，在政治统治权力的配制上，“为政在人”的理论预设为德治社会的集权统治、专制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权力的无限膨胀和滥用权力开了方便之门。
4、“忠孝同一”的理论预设
古代中国人认为，孝悌是人的天性，是最基本的普遍人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孝是家庭的基本伦理。而忠则是君臣关系的首要伦理，是君王维护权威所必须。作为基本生活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忠孝之间具有什么关系呢？儒家思想家们均认为，忠孝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孔子强调孝悌即忠：“孝慈则忠”（《论语·为政》），认为只要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模范地实践了孝悌，就是参与政治，何必一定要做官呢？因此，他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面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陪臣执国命，臣弑君，子弑父的所谓无父无君局面，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救治方案。他认为两大关系的稳定是济世安邦的关键，当时的症结所在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只有使政治与亲情两大关系各安其位，天下才能太平。他的学生有子更是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的思想：“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到汉代时形成了系统的忠孝理论，并真正被采纳为治国理论。汉儒认为，忠孝在理论形态上都可以划分为三种境界，其中孝的三境界为：敬养之孝、不辱之孝、大孝之孝；忠的三境界为：专一之忠、无逆之忠和大忠之忠。忠与孝互为表理，相互补充，忠与孝的三境界之间也互为呼应。专一之忠和敬养之孝是忠孝的主体，具有恒常的意义；无逆之忠和不辱之孝是孝的低限；大忠和大孝是对忠孝的上限规定。忠孝的价值结构使之具有逻辑同一性，忠孝是完全相通的。
从忠孝同一论出发，他们继而提出了家国同构论，认为国是由家组成的，是家的扩大，家与国的治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层次不同，但理路是同一的，因此，古人立志从政，必从修身持家开始。君主被视为天下最大的家长，即君父，天下百姓则被视为他们的子民，各级官吏则是父母官；家法、宗法用于治国便是国法。家国同构论契合着中国远古历史，三皇五帝无不是从氏族首长、部落首长而被拥戴为王，同时，他们既为王，也仍然担任着其出生氏族和部落的首长。
忠孝同一论，为封建统治阶级推行孝治提供了理论基础。汉初便推行“孝治”，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得到了加强，此后“孝治”更为历朝历代所遵循，一直是古代中国的基本统治策略。
5、“君权神授”的理论预设
神明信仰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尤其是在科学尚不昌明的古代社会。对此，斯宾诺莎揭示说：“人若是能用成规来控制所处的环境，或人的遭遇总是幸运的，那就永远不会有迷信了。但人们常常陷入困境当中，成规无能为力，又因人所渴望的好运是不可必的，人常反复于希望与恐惧之间，至为可怜，因此之故，大部分人是易于轻信的。”（注：［荷］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11月版，序。）如果这也是一种人性的话，那么“君权神授”论正是这种人性的反映和应用。
正因为神明信仰是一种普遍人性，古代德治设计者必定要利用它，劝人积善行德，杜绝恶行；利用它来神化、圣化王权，以为王权提供合法性。正如法国教育家爱弥尔·涂尔干所说：“毫无疑问，上帝仍然在道德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只有上帝，才能保证人们尊重道德，压制违反道德的行为。违反道德就是冒犯上帝。不过，上帝被归纳为保护人的角色。道德纪律不是为了上帝的利益而制定的，而是为了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上帝的介入，只是为了使道德纪律行之有效。”[2](P10)我国东汉思想家王充也揭示说，“世论行善者福至，为恶者祸来，福祸之应皆天也，人为之，天应之……斯言或时贤圣欲劝人为善，著必然之语，以明德报”（《论衡·福书篇》）。就是说，圣贤所谓因果业报完全是劝善之语，并无实据。
“君权神授”的理论预设，一方面在告诫人们，君权乃天命所属，非人力所能争，孔子以大圣之才犹不得，何况平头百姓。事实上，这种说教对人们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行为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德治设计者们和帝王们对天命都极为重视。中国殷商统治者就大肆宣扬“君权神授”思想，《大诰》说：“天休于宁（文）王，兴我小周邦。”（《尚书·大诰》）《康诰》说：“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尚书·康诰》）周文王是应天承运，取代殷商。及至汉代，董促舒创立了“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学说，鼓吹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种理论后来发展为谶言符命，更加神秘化。据《资治通鉴》记载，隋唐诸帝在登位之初都大力宣扬符命，极力神化自己。如隋炀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资治通鉴》卷一七九）。李唐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充分利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李唐当兴”的流言，又制造老君显灵、显示天命的政治神话[3](P3-4)。唐太宗通过玄武门政变上台后，也宣传说“皇天眷命，历数在躬”（《唐太宗集·帝范序》）；另一方面，“君权神授”的理论预设，也告诫封建统治者应该爱惜民力、行仁政，否则就会遭天谴。
神权和谶言符命理论在巩固统治阶级政权的过程中无疑发挥过巨大作用，但也常为革命阶级的反抗斗争所利用，从而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20世纪各社会主义国家频遭变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过于神化领袖，大搞个人迷信。似乎神化最高政治领导人是德治很难避免的现象，毛泽东亦曾反对个人迷信，但后来又提倡，引人深思。
标签：儒家论文; 孔子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大学论文; 国学论文; 人性论文; 柏拉图论文; 论语·为政论文; 中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