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再保证：霸权衰落下的中美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关系论文,霸权论文,利益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美关系一直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两国关系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决策和战略。近年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既有局部的对峙，例如小鹰号事件（2008）、无暇号事件（2009），也有国际大舞台上的博弈，例如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但总体来说保持稳定。美国对华战略也悄然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从将中国视为“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到提出“中美国”（Chimerica）、中美两国集团（G2），并逐渐过渡到“战略再保证”（Strategic Reassurance）。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近五年来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内容和现实基础，从美国霸权衰落角度来探讨和认识美国对华战略变化的实质。这对于理解美国对华战略，正确认识中国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地位和意义大有裨益。
从“利益攸关方”到“战略再保证”
2005年9月，美国国务卿佐利克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时提到：“美国和中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参与者。”① 他将中国视为“利益攸关方”的讲话立刻引起学界关注。自2001年布什上台以来，美国一直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利益攸关方”的提出与布什以往立场形成鲜明对比，表明美国在看待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所谓“利益攸关方”，用佐利克自己的话解释就是：美国“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即美国现行与中国“接触”的政策应该向前延伸，覆盖更多领域。既然“利益攸关”，双方就应该共同担负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权利义务，例如安全、防扩散、东北亚和伊朗核问题等。
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最早出现于2004年，由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 G.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创始人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提出。他认为中美“两国集团”是美国未来应该着力培养的四组“两国集团”（G2）之一。② 这可视为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发端。随后，中美“两国集团”的提法逐渐见诸报端，并引起媒体的关注。③ 特别是2007年5月23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一篇题为《G2崛起，中美孤立G7》的评论文章，将中美“两国集团”的概念推到风口浪尖，文章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正在进行的中美战略对话，很有可能就是一个主导未来全球经济事务G2组织的雏形。”④
“中美国”的提法来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尼尔·佛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经济史教授莫利兹·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2007年他们合作发表《“中美国”再认识》一文，认为“当前世界经济最明显的特征不是流动性过剩或资产短缺，而是企业利润和实际利率水平间的差距，造成此现象的重要原因是‘中美国’的高调崛起”。⑤ 根据佛格森的定义，“中美国”主要是指最大的消费国美国，与最大的储蓄国中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以及这个利益共同体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⑥ 该共同体集合了中国这一世界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和美国这一全球金融业最发达的经济体两方之所长。
2008年6月，伯格斯滕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平等的伙伴关系：华盛顿应如何应对中国的经济挑战？》一文，主张中美两国组成“两国集团”，“共享全球经济领导权”。⑦ 该文从理论上系统论述了中美“两国集团”的内涵和构想，认为仅仅把中国放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位置上还不够，若想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就必须让中国成为真正的共同领导者。因此，伯格斯滕建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该进一步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两国集团格局”。⑧ 至此，“中美共治”的理念正式上升到理论高度。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于2009年1月12～13日共同举办的“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研讨会”上，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公开倡导建立中美“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和“非正式两国集团”，使中美“两国集团”构想从经济层面上升到战略层面。⑨ 简言之，美国所谓的“中美共治”的主旨是：以适当分享国际权力的方式将崛起中的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但也有观点认为“中美共治”不可行，中美之间经济上的“共生”关系并不能弥补政治上的分歧，不同的安全利益和战略目标使得中美两国共同治理的构想不过是“白日梦”。⑩ 2009年，美国《外交》杂志刊发题为《G2的海市蜃楼》的文章，强调中国的重要性无法掩盖中美双方在利益、价值观和能力上的错位。虽然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但提升双边关系而不解决两国实际分歧的做法不会有什么结果，最终将形成互相责备而不是成功的伙伴关系。(11)“中美国”和“G2”概念的提出虽然并未获得美国官方认可，但在学术界和部分前政府官员中引起的激烈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被视为美国官方政策的试探。面对争论，中国学术界也展开了激烈讨论，但大多持消极态度，认为中美之间不和谐的认知结构、经济共生结构和国际权力结构等结构性制约因素是“中美共治”不可行的重要原因。(12) 还有学者认为，这是西方给中国布下的又一个圈套，“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实质上是在给中国设置战略陷阱。(13) 中国政府则公开拒绝“中美国”和“两国集团”的构想。(14)
2009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在华盛顿演讲时首倡中美“战略再保证”，并提出：“我们（美国）和我们的盟国不会遏制中国，相反，我们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的大国崛起。但是，中国也应设法让其他国家放心，保证其发展和壮大不以他国的安全和幸福为代价。”为此，“双方必须致力于缓和彼此的忧虑，并就共同目标开展多种途径的合作”，“以构建一个基于相互信任的国际体系。”他指出，该对华政策的初衷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面对世界上的各种挑战”，何况“大多数国家面临同样的全球威胁”。(15) “战略再保证”逐渐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新框架，其含义在于中美应该设法突出和强调两国共同利益，同时以直接的方式着手化解不信任产生的根源，无论是政治、军事领域，还是经济领域。奥巴马政府认为，中美在共同解决全球经济复苏、全球气候变暖、朝鲜和伊朗核问题、稳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合作，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在某些问题上对中国存有忧虑，例如中国的军事透明度问题、战略核武器的现代化问题、中国不断增强的外太空打击能力和网络空间攻击能力，以及台海问题和最近频频发生纠纷的中国专属经济区领海问题。(16) 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共同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对“战略再保证”做出回应，从“两国关系”、“建立与深化战略互信”、“经济合作与全球复苏”、“地区及全球性挑战”、“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五大方面，重述了两国的各种共识以及关系发展与合作的目标。《联合声明》指出：“双方认为，培育和深化双边战略互信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至关重要。在双方讨论中，中方表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美方重申，美方欢迎一个强大、繁荣、成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17) 但也有消息称，“战略再保证”在白宫内依然处于争论阶段，至少斯坦伯格并未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亚洲事务局（State Department's Asia Bureaucracy）解释清楚该概念。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资深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认为，奥巴马政府内部对于“战略再保证”的出台并没有协调好。(18) 甚至有学者认为，这完全是美国对中国的绥靖政策。(19) 此次《中美联合声明》虽然回应了“战略再保证”的要求，却仍避开这一具体用词，表明了中国对这一两国关系新提法的保留态度(20)。
美国霸权衰落和中国崛起
国际舞台上的竞争是国家实力的竞争，美国对华政策的微调实际上显示出中美两国实力的变化，与美国霸权衰落紧密相连，是美国为了延续霸权、希望中国继续融入其霸权体系的手段之一。
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当国际体系中某个国家脱颖而出，拥有能够主导和制定国际政治经济运行的国际规则和秩序的优势时，便成为霸权国。(21) 在霸权体系下，霸权国建立有利于自己的世界霸权，拥有并行使世界领导权。二战以来的国际体系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体系，美国的霸权地位已经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不仅使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使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一系列国际制度和规范迅速覆盖全球，成为维护其霸权体制的制度保证。美国霸权一度空前稳固。然而，霸权并未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霸权国和世界领导权的更替在历史上呈现出某种周期性的特征。(22)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关美国霸权衰落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本文认为，从目前来看，美国霸权衰落并不是绝对衰落，而是一种相对衰落。一方面，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领先其他国家和地区；但另一方面，随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例如欧盟、日本、中国等），美国的超强优势地位相对下降。具体而言，美国霸权相对下降的原因有四：
第一，经济全球化加快了新技术的扩散和传播，使新兴国家赶超美国的时间大大缩短。美国能够攫取霸权的关键在于制造业领域的技术革新使其能脱颖而出。但是，这种优势并不能永远维持。随着技术的扩散，其他国家终究会迎头赶上，因此霸权国就衰落了。(23) 从1870年到1950年，美国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而且作为领先者与其他国家的差距逐步扩大，这是美国霸权得以建立的根本保证。但在1950年到1987年间，在生产率方面，15个发达工业国对美国的赶超速度平均每年达到1.8％，虽然1973年以后速度下降到1.31％，但毫无疑问，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见表1）。冷战结束后，信息化和全球化迅速推进，美国正逐渐失去在制造业和国际贸易领域的绝对优势。虽然尚未有数据证明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已被其他国家超越，但之前的发展趋势和近年来美国不断扩大的巨额贸易逆差，已经反映出美国经济竞争力的相对下降。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2006年甚至创下7603.59亿美元的新高，尽管随后由于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国内需求下降，从而引起贸易赤字下降，但2009年依然高达3786.28亿美元（见表2）。(24) 虽然美国在航天技术、武器制造等高端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但出于安全考虑，该优势并不能转换成贸易优势，也因此无法改变美国经济竞争力相对下降的趋势。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根本原因。虽然美国正在通过显示武力以维持其超级地位，但失去经济基础支持的霸权是无法长久的。(25)
第二，随着美国由实物经济转向虚拟经济，数十年的国际贸易所积累的巨额外债已极大地侵蚀了其国家信用。美国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80年代的30％剧增至现在的70％。(26)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报告预测，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将急剧恶化，到2030年其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从现在的6％上升到15％，每年将超过5万亿美元，净债务将从现在的3.5万亿美元增长到50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40％。届时，美国每年将不得不把7％的经济产出用于支付外债。(27) 理论上来说，持续数十年的贸易逆差已逐渐将美国推向破产。这是美国霸权衰落的内部因素。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将美国霸权的虚弱性暴露无遗。美国一向引以为荣的金融制度越来越受到怀疑，这可视为美国霸权衰落的重要标志之一。与此同时，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在逐渐下降，从历史上占世界全部储备的70％以上下降到2009年的35.09％。而欧元自1999年间世以来，占世界储备总额的比例则逐年增加，从最初的13.86％上升到2009年的15.46％，最高时曾达到18.49％（2003年）。(28) 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欧元正在逐渐挤压美元的空间，成为仅次于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和国际贸易清算货币。
第三，过多地卷入世界纠纷，特别是频繁的对外军事干预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财政和军事负担，同时也导致了美国软实力的衰落。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80年代后期的美国正在重复历史上霸权国的衰败道路：通过过度扩张耗尽自身的精力，进而导致衰落。(29) 伊曼纽尔·沃勒斯将震惊世界的九一一事件视为美国霸权衰落的标志，认为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在鹰派政府领导下针对伊拉克所采取的一系列战争行为是在滥用武力，而不是显示力量。(30) 自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已经持续十年之久，花费了9440亿美元。(31) 在2010财年的美国国防预算中，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费用达到1390亿美元，累计1.08万亿美元。(32) 虽然美国政府一再宣称将尽快撤军，降低战争开支，但就目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局势来看，真正撤军的时间依然遥遥无期。约瑟夫·奈曾一度认为美国霸权没有衰落，因为从软实力角度来看，美国依然在领导世界，尽管其硬实力确实相对有所下降。(33) 然而，随着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在全球引起的争议逐渐发酵，奈被迫承认美国的软实力也在下降。(34)
第四，美国霸权越来越受到来自诸如日本、欧盟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挑战。二战后，日本和欧洲令人震惊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速度，对美国的优势地位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并与之博弈，而且也越来越需要其他大国的支持。
从目前来看，对美国霸权造成最大冲击的国家是中国。成功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使中国取得了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以上。2009年按照汇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9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则高达8.765万亿美元，仅次于欧盟和美国。(35) 与1978年相比，中国经济总量至少翻了两番以上。作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中国长期保持巨额贸易盈余，外汇储备急剧增长，2009年接近2.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36) 作为世界最主要的生产中心之一，中国已成为世界原材料和能源的最主要消费市场。军事方面，自1989年中国开始军事现代化以来，中国的国防开支年均增长12.9％，超过同期的国民经济增速。(37) 军费长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再加上中国军事开支相对不透明，已引起西方的不安和猜测。2007年以来，中国进行外太空摧毁卫星试验和中段导弹拦截试验，再加上与美国发生摩擦的“小鹰号”事件、“无暇号”事件，无疑加剧了这种不安和猜测。与中国实力崛起相伴的是中国外交大规模深入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通过各种经贸合作和外交互动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并积极参与国际维和行动，将中国的武装力量投放到海外。在美国看来，中国不仅是经济竞争者，也是潜在的军事竞争者，很有可能带来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38)
在现实中，霸权国家对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化往往比其他国家更加敏感。一方面，新崛起国家凭借强劲的经济增长而增强实力，因此希望能够分享更多的国际政治权力，导致现存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结构出现不稳定，削弱或威胁到霸权国的国际领导地位；另一方面，由于霸权周期论所分析的扩散效应等原因，霸权国自身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削弱了其主导全球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导致霸权衰落。对美国来说，对内保持国内经济增长和对外维持世界霸权体系互为表里，相互依靠，共同为美国利益服务。虽然美国自身实力相对下降，但并不意味着美国霸权即将走向崩溃。美国的对外政策转变必然围绕如何继续维持世界霸权展开。罗伯特·基欧汉相信，美国在国力衰落之后依然可以利用其主导下建立的国际制度维系其地位，维护现行的霸权秩序。(39) 其逻辑方法就是将所有国家，特别是挑战国家，吸收到当前的国际制度中，依靠制度的约束力和合作带来的利益来安抚挑战国。约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也认为美国必须致力于加强和维护西方世界体系以及一系列与之相伴的国际制度、规制和法律。确保中国崛起不会走向战争、不会推翻美国霸权的关键，在于将中国的发展置于西方世界体系之内，利用现行国际制度、规制和法律约束中国的行为，使中国别无选择地成为其中一员。“美国无法阻止中国崛起，但是它能够确保中国在美国及其盟友制定的国际制度和规则中行事……美国的全球地位可能会削弱，但是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仍将是二十一世纪的主导”。(40) 然而，国际制度在霸权衰落之后是否还会与其创立时发挥同样的价值，是否还能够给挑战国带来足以满足其意愿的利益，是值得怀疑的。事实上，连基欧汉本人都认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可资检验的国际制度在‘霸权之后’是否会存续的例子”。(41)“利益攸关方”、“中美国”、“两国集团”和“战略再保证”等构想的提出反映出美国已经认识到自身维持世界霸权的能力在下降，也注意到崛起中的中国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冲击，因此希望通过分享权力的方式将中国纳入现行国际体系，一方面使之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另一方面利用国际规章制度约束中国崛起的目的和行为方式，使之成为自由民主阵营中的一员。而中国作为新兴崛起国家，则希望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所谓“中美共治”对中国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分享权力和承担责任，还意味着将本国的发展置于美国霸权之下，甚至可能威胁到本身的社会制度和发展前途。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政府会公开拒绝“中美共治”，并且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转变一直持谨慎态度。
美对华政策调整背后的中美博弈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其行为的出发点都是本国利益。尽管中美两国间存在着广泛的合作空间，但两国的国家利益、行为目的和方式都存在着诸多矛盾，在围绕融入还是拒绝现行国际体系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进行着广泛而激烈的博弈。
第一，中美两国目前最明显、最迫切的博弈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是历届美国政府的重要关切之一，并由此引出中国的金融和外汇管制问题。美方认为，中国政府对本国汇率的人为干预和操作不但违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章制度，而且严重危害世界经济稳定和美元的主导地位。(42) 自1973年美国宣布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实行浮动汇率以来，美国经济就逐渐从实物经济转向虚拟经济，通过一系列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的创制，经由大规模的金融操纵在全世界攫取利益。美国通过战后建立的一系列制度性安排，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利用政治和经济手段，将美元资本输送到全世界，打造以美国为金字塔尖的世界金融帝国；通过不断通货膨胀的“绿色纸片”换取新兴国家的发展红利、商品和劳务。在美国实物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增持美元债券已成为美国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因此，说服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实现汇率自由浮动和资本自由流动，并继续购买美国债券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任务。(43) 美国希望将中国纳入当前自由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维护该体系的一员。然而，美元泛滥和自由开放的金融市场也同时助长了投机行为，带来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不安。70年代以来，日本、俄罗斯、墨西哥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此起彼伏。中国担心完全融入该体系会破坏本国的金融稳定和健康发展。人民币拒绝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就是为了避免重蹈其他国家的覆辙。然而，长年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已经使中国在继续购买还是抛售美国国债问题上陷入两难：既担心美元贬值带来财富缩水，又担心美元崩溃而导致巨额财富化为乌有，甚至不得不公开要求美方采取措施以保证中国资产安全。(44) 虽然基欧汉认为美国国力衰落之后依然可以利用国际制度维系其地位，但当下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不仅面临着国力衰退，更重要的是美国所建立的自由放任的国际金融体制也面临信任危机。(45)
第二，中国周边地区成为中美两国博弈的重要战场。周边地区既是中国进一步寻求发展、走向世界的战略依托，也是美国遏制中国、维持全球霸权的重要支点。经济的腾飞使中国拥有了影响世界经济的巨大权力，国际权力格局也在悄然变化。尽管当前这种变化并未彻底改变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世界多极化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当前的金融危机加快了这种多极化趋势，国际制度和国际体系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46) 中国积极寻求与周边国家建立双边和地区贸易协定——“上海合作组织”、“东盟＋3”——加大对周边国家的投资，依靠软实力逐步扩大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例如，在东南亚地区，虽然美元依然是该地区最主要的外汇储备和国际贸易支付手段，但人民币越来越受到青睐，很多国家也开始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之一。(47) 人民币国际化也成为当前中国学术界和决策界谨慎讨论的话题。(48) 这些建立“东亚共同体”（East Asian Community）的努力，被美国视为旨在将美国排挤出中国的势力范围，是对美国倡导的多边主义国际体系的挑战。(49) 因此，美国一方面继续加强在亚洲东部对中国形成的岛链封锁，积极强化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国的同盟关系，并不断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湾地区出售武器，围堵中国走向远洋的出海口；另一方面，通过反恐战争和军事合作，将军事触角逐渐深入中国背后，从西北和西南对中国形成包抄之势，限制中国势力扩张的空间。通过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国已经将军队牢牢地部署在中国西部。2003年开始，每三年一次的美蒙“可汗探索”军事演习，则是美军历史上第一次将军事触角伸向中国北方。蒙古国像一颗钉子钉在上海合作组织的中心地带。西南方向，美国继续加强与印度的军事合作，积极打造“美印军事同盟”，引导印度加入美国围堵中国的战略安排。虽然缅甸尚未成为美国的军事同盟国，但其政权在美国支持下的民主派不断发动的民主运动中已经岌岌可危。此外，人民币在东南亚国家的崛起，给美国霸权造成更加严重的潜在威胁。随着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可以预见人民币必将逐渐走向国际化。这不仅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实力和影响，还会挤压美元在当地的地位，弱化美国霸权。无论中国寻求与周边国家建立双边和地区贸易协定是否怀有政治目的，是否有意建立中国领导的排他性东亚贸易区，都已引起美国和当地国家的警觉。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在2005年到2009年间，越南的武器进口与前五年相比增长了32.15％，同期印度尼西亚增长83.4％，新加坡增长146％，而马来西亚则增长了722％。(50) 军事分析人员认为，中国的东南亚邻国加紧购买武器，可能是针对中国军力的崛起。(51) 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也是东南亚国家重要的武器来源之一。新加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提姆·哈克斯利说，新加坡的主要关切是东南亚力量平衡的变化，因为中国和东南亚邻国之间的力量悬殊，所以一旦双方之间有事，新加坡希望美国至少能介入斡旋，甚至希望其直接干预。(52) 相信该观点可以代表大多数对中国怀有疑虑的东南亚国家的立场。
第三，国际大舞台上的传统安全博弈。首先，美国掀起的全球反恐战争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与支持，希望中国参与。美方已经向中国提出开放中国与阿富汗在瓦罕走廊的边境，使之成为美军新的补给线，以满足即将扩大到10万人的部队物资需求。阿富汗政府也一直敦促中国开放这段边境，并提议共同改善当地的交通以加强贸易联系。实际上，中国企业已参与阿富汗重建。(53) 不过，中国在阿富汗不仅有经贸利益，还有重要的地缘战略利益——稳定和友好的阿富汗政府对中国西北边疆的稳定非常重要。瓦罕走廊既是中国在军事上的屏障，又是经济上进入阿富汗的重要通道。中美在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曾有过紧密合作，双方与巴基斯坦一同为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提供支援。美国曾一度在新疆靠近阿富汗的地方建立监听站，所获情报与中国共享。(54) 但针对美方此次要求，中国则回应谨慎，只透露双方仍在协商。中方的主要顾虑是，一旦开放瓦罕走廊也就意味着新疆将成为美军物资供给基地，这不仅涉及主权问题，还有可能被国际社会解读为中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站在美军一方，有可能成为美军反恐战争的替罪羊，甚至可能得罪整个伊斯兰世界。(55) 奥巴马访华期间达成的《中美联合声明》提到双方“支持阿富汗、巴基斯坦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内稳定、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的努力”，但没有详细说明。(56) 其次，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也是中美大博弈的重点之一。核不扩散是美国政府的基本政策之一，在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上频频发难，甚至不惜武力威胁。中国虽然支持核不扩散，但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在伊朗和朝鲜核问题上并不完全与美国站在一起。
第四，非传统安全问题博弈。首先是金融问题，这与美国霸权息息相关。自1973年以来，对国际金融的操纵已经成为美国对内维持繁荣、对外打击挑战国的手段之一。1985年，美国为打击日元，逼迫日本政府签订《广场协议》；(57) 1999年，美国为打击欧元，悍然发动南联盟战争。(58) 事实上，中国近年一直在和美国进行着没有硝烟的金融战。(59) 其次是减排问题。随着环境保护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民意，由此衍生的碳排放削减和与关税挂钩等问题已成为各国进行权力博弈的另一个角斗场。中国并不回避环境问题，也认识到环境破坏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危害作用，但要求中国承担超过自身能力之外的责任无异于扼杀中国的发展。此外，人类活动是否是导致地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仍然值得怀疑。再次，能源问题。对能源的控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美国在21世纪初发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将美军部署到世界两大能源核心地区：中东与中亚。只要美军能够牢固控制全球能源，特别是石油，就能够扼住中国发展的咽喉。而中国则积极开展双边贸易，单独与能源和原材料出口国达成协议，以寻求安全的能源和原材料供给；同时，在不附带政治条件的前提下，大规模对外援助，寻求政治支持和扩张影响力。在美方看来，中国之举措不仅破坏了国际能源与原材料交易规则，而且不考虑当地人权状况、劳工条件、环境保护等社会准则和消除贫困、廉政治理等经济准则，也违反了国际通行原则。(60) 因此，不断在国际上掀起批评中国的舆论浪潮（例如达尔富尔问题）。
第五，中美两国作为不同性质的国家，存在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舵手”，美国从冷战开始就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遏制。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美国已将中国视作下一个目标，利用宗教、文化、信息自由化等多种手段，希望以压促变，实现中国国家性质的转变，倒向美国领导的自由民主阵营，甚至支持中国境内分裂势力，试图从内部搞垮中国。无论是达赖还是热比娅，都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支持。2010年初，中美两国围绕谷歌撤出中国展开的争论，表面看是信息自由之争，实际是双方的意识形态之争：美国希望通过信息自由化，影响中国内部变化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为维护本国安全不得不被迫应对。这也是中国对彻底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依然怀有疑虑的重要原因。
结论与中国的应对措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百年来中华民族复兴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历史上，在全球权力结构由单极向两极或多极转变时，对全球领导权的争夺就会逐渐走向激烈化。原有霸权国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往往采取各种遏制和削弱潜在挑战国的手段，甚至付诸武力。在国际关系史上，先后出现的挑战国分别有西班牙、法国、德国、日本、苏联等国家，但没有一个挑战国最终赢得建立新世界霸权的“全球战争”。真正建立新霸权的国家往往是前一个霸权国的同盟国或合作者。(61)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美国有着天然的意识形态冲突，在此基础上很难形成类似英美之间的同盟关系。因此，中国的崛起就很难不令美国保持戒心。
虽然历史表明，霸权兴替无不以全球战争为手段，但热核武器带来的相互确保摧毁能力已经使全人类再也经不起任何一场全球战争。毫无疑问，中美之间很难发生大规模核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相安无事，因为历史也提供了另外一种争霸手段：冷战。美国对华政策转变，表明一方面美国希望以分享权力和利益为对价，将中国纳入现行国际体系，分担国际责任；另一方面也时刻对中国保持警惕，以冷战为手段继续加强对中国的遏制，试图引导中国的崛起方向和方式。2010年1月20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访问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表示，美国希望和中国举行“冷战式”的裁军谈判，以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对抗。(62) 可以断定，这是美国向中国发出的一个“冷战”信号，也是对中国在2007年用导弹击毁卫星和2010年导弹拦截试验的回应。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战略选择成为中国当前必须慎之又慎的问题。历史表明，与霸权国全面对抗没有出路，因此中国只能选择合作。但合作并不意味着屈从，而是有选择地融入当前的霸权体系。一个国家的命运，通常决定于战争和债务。英国如此，苏联亦如此。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的虚弱，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才更需要中国的合作，也因此给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了一次机会。这个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妥协与斗争。妥协是为了避免全面对抗，斗争是为了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机制化的双边协调对话，必然是今后中美关系保持良性发展的趋势，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第一，要积极探讨继续融入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的方式和方法，积极承担与中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中国政府积极参加哥本哈根国际气候大会，并做出与自身实力相配的减排承诺，正是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表现。
第二，在涉及非核心利益的领域，积极依靠和利用国际法律以及各种规制，在现行国际体制内解决争端。例如，某些贸易争端可以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按照相应规章制度提起诉讼和反诉讼，切忌动辄采取情绪化的经济报复行为。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前，必要时放弃一些非核心利益。
第三，利用现行的地区机制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例如，在朝核问题上，继续发挥中国在六方会谈中的协调作用。处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可以继续利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多边主义机制，而不要试图寻求彻底排挤美国的政策，否则只能导致安全困境的加深。一方面，中国目前还没有实力将美国赶出亚洲；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出于制衡和自保的目的也会强烈要求美国“留在”亚洲。
第四，在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领域，坚决进行有理有利的斗争，拒绝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以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为旗帜的“颜色革命”的高潮虽然已经过去，但依然蠢蠢欲动，试图从内部瓦解中国，而新的围绕制度和金融的斗争也必将掀起狂潮。
第五，在崛起过程中需要格外提防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避免被激进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采取不理智的对抗行为。
注释：
① 《佐利克主张中国是“利益攸关方”》，新浪网，2007年5月31日。
② 伯格斯滕认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最大的威胁来自三个方面：美国快速增长的巨额经常项目赤字，过高的油价，美国可能从支持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为了应对这种威胁，他提出美国应该与一系列国家建立特殊关系，其中特别指出美欧（欧盟）、美中、美日、美国与沙特建立四组“两国集团”，其中中美关系是指建立“非正式中美关系”（Informal“G2”Relationship）。See C.Fred Bergsten,“A New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for the United States”,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pp.53-55.http://www.piie.com/publications/chapters_preview/3802/ 1iie3802.pdf
③ 褚国飞、陈文鑫：《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由来及可行性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第18页。
④ 《英国〈金融时报〉：G2崛起，中美孤立G7》，中国经济网。http://intl.ce.cn/zgysj/200705/23/t20070523_11457228.shtml
⑤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Chimerica? Think Again”,The Wall Street Journal,February 5,2007,p.A17.
⑥ 《“中美共治论”变形记》，新华网，2009年5月26日。
⑦ C.Fred 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Foreign Affairs,Jul/Aug 2008,pp.57-69.
⑧ Ibid.
⑨ 褚国飞、陈文鑫：《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由来及可行性分析》，第19页。
⑩ 克利斯朵夫·M·克拉克（Christopher M.Clarke）：《中美共治只是白日梦》，耶鲁全球在线。http://yaleglobal.yale.edu/cn/content/%E4%B8%AD%E7%BE%8E%E5%85%B1%E6%B2%BB%E5%8F%AA%E6%98%AF%E7%99%BD%E6%97%A5%E6%A2%A6
(11) Elizabeth C.Economy and Adam Segal,“The G-2 Mirage”,Foreign Affairs,May/June A2009,pp.14-23.
(12) 褚国飞、陈文鑫：《中美“两国集团”构想的由来及可行性分析》，第21、22、42页。
(13) 牛新春：《“中美联姻”其实是一个套》，载《环球时报》2008年12月16日。
(14) 《温家宝参加中欧峰会批驳中美共治全球论》，新浪新闻中心，2009年5月21日。
(15) Dan Blumenthal,“China in Obama's World”,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Dee.2009,pp.40-43; Willy Lain,“Reassurance or Appeasement?”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Nov.2009,pp.12-15.
(16) Dan Blumenthal,“China in Obama's World”,pp.40-43.
(17) 《联合早报：中美联合声明体现战略互信》，中国评论新闻网。http://cn.chinareviewnews.com/doc/1011/4/0/4/101140442.html? coluid=70&kindid=1853&docid=101140442&mdate=1118160010
(18) Josh Rogin,“The End of the Concept of‘Strategic Reassurance’?”Nov.6,2009.http://thecable.foreignpolicy.com/posts/2009/11/06/the_end_of_the_concept_of_strategic_reassurance
(19) Willy Lam,“Reassurance or Appeasement?”pp.12-15.
(20) 《联合早报：中美联合声明体现战略互信》。
(21) Ethan B.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Unipolar Politics,Columbia,1999; Mark Rupert,Producing Hegemony:The Politics of Mass Production and American Global Power,Cambridge,1995; Lea Brilmayer,American Hegemony:Political Morality in a One-Superpower World,Yale,1994; David p.Rapkin,ed.,World Leadership and Hegemony,Lynne Rienner,1990.
(22) 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23) Robert E.Harkavy,“Images of the Coming International System”,Orbis,Fall,1977,p.582; Nicole Bousquet,“From Hegemony to Competition:Cycles of the Core?”in Terence Hopkins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eds.,Processes of the World-System,Sage,1980,pp.46-83.
(24)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U.S.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ccounts Data:Table 1.U.S.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March 16,2010.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index.htm# trade
(25) Richard B.Du Boff,“U.S.Hegemony:Continuing Decline,Enduring Danger”,Monthly Review,Dec.2003,pp.1-15.
(26)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数据计算得出，参见http://www.bea.gov/
(27) C.Fred Bergsten,“The Dollar and the Deficits:How Washington Can Prevent the Next Crisis”,Foreign Affairs,November/December 2009.
(2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Currency Composition of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http://www.imf.org/external/np/sta/cofer/eng/index.htm
(29)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International Cultural Publishing Company,2006,pp.502-522.
(30) Immanuel Wallerstein,The Decline of American Power:The U.S.ina Chaotic World,W.W.Norton & Company,July 2003.
(31) 其中72％用于伊拉克，24％用于阿富汗，3％用于增强安全措施，1％尚未分配。
(32) 资料来源：Amy Belasco,“Specialist in U.S.Defense Policy and Budget,The Cost of Iraq,Afghanistan,and Other Global War on Terror Operations Since 9/11”,CRS Report for Congress:Prepared for Members and Committees of Congress,p.2.http://www.fas.org/sgp/crs/natsec/ RL33110.pdf
(33) Joseph S.Nye,“Soft Power”,Foreign Policy,Issue 80,Fall,1990,pp.153-171 ; Joseph S.Nye,“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5,No.12,1990,pp.177 - 192;Joseph S.Nye,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Basic Books,1990,p.261.
(34) Joseph S.Nye,“The Decline of America's Soft Power” 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4,p.16
(35)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April 2010.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0/O1/weodata/index,aspx
(36) 资料来源；国际外汇管理局：《中国外汇储备：2009年》。http://www.safe.gov.cn
(37) “China's Defense Budget”.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world/china/budget.htm；《西方惊讶中国军费增长率下降22年来最接近个位》，凤凰军事。http://news.ifeng.com/mil/4/201003/0305_342_1565059.shtml
(38) 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Jan./Feb.2008,pp.23-37.
(39) 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40) G.John Ikenberry,“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pp.23-37.
(41)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中文版前言。
(42) C.Fred 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Foreign Affairs,Jul/Aug 2008,pp.57-69.
(43)《奥巴马：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7690000/newsid_7698800/7698880.stm；王欲然：《美国新任财长：“奥巴马认为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人民网，2009年1月23日。
(44) 《外媒称中国要求欧美保证中国财产安全》，环球网，2009年2月19日；《温家宝：希望美国信守承诺，保证中国资产安全》，搜狐新闻，2009年3月13日。
(45) 很多人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监管不力，而这是现行自由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特征之一。参见王自力：《道德风险与监管缺失：美国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新华网，2008年11月17日；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金融危机的教训（上）》，《金融时报》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2008年8月21日。
(46) 房乐宪：《全球化背景下的多极体系权力变迁》，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120～127页；崔立如：《全球化时代与国际秩序转变》，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1～2页；秦亚青：《国际体系转型以及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延续》，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35～37页；宫力：《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秩序的变革》，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23～24页；赵晓春；《国际金融危机与国际体系的变迁》，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4期，第21～23页。
(47) 《人民币在东南亚成硬通货币》，新浪财经，2007年11月20日；刘丁：《人民币崛起东南亚》，《南方周末》网络版（http://www.infzm.com），2008年12月3日；刘振冬、李圆；《人民币“亚元”之路从东南亚开始》，南方网，2004年11月8日。
(48) 刘永刚：《从计价货币到结算货币：人民币国际化迈出第一步》，载《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第27期，第54～56页；张明：《跨境人民币结算避险与发展双重考量》，载《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第36期，第19～20页；马荣华：《人民币国际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载《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第36期，第19页；王明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突破和改变》，载《中国金融家》2009年第6期，第45～47页。
(49) Willy Lam,“Reassurance or Appeasement?” pp.13-14.
(50) 资料来源：SIPRI Arms Transfers Database,“Importer/exporter TIV tables”,http://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
(51) 前卫：《专家分析：中国的东南亚邻国加紧战备》，美国之音中文网，2010年3月15日。
(52) Ibid.
(53) D.S.Rajan,“China:Xinjiang's Wakhan Corridor as US Base?” South Asia Analysis Group Paper No.3579,31 Dec.,2009.http://www.southasiaanalysis.org/papers36/paper3579.html
(54) 何亮亮：《中国可以开放瓦罕走廊，未来作为军队出击通道》，载《环球时报》2009年12月8日。
(55) D.S.Rajan,“China:Xinjiang's Wakhan Corridor as US Base?”
(56) 《中美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8日。
(57) See Toru Kusukawa,“The Japanese Economy:The Bubble of the 80's and the Recession of the 90' s” Japan and the World Economy,Vol.6,Issue 4,Dec.1994,pp.389-393 ; Koichi Hamada and Yasushi Okada,“Monetary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s behind Japan's Lost Decade”,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Vol.23,Issue 2,June 2009,pp.200-219；姜艾国：《警惕〈摩根报告〉卷土重来》，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7月21日；增永嶺：《广场协议后的日本经济》，载《银行家》2008年第5期，第32页。
(58) 王建：《货币霸权战争》，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151页；戴旭：《C形包围：内忧外患下的中国突围》，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
(59) 参见王建：《货币霸权战争》；姜艾国：《警惕〈摩根报告〉卷土重来》；郎咸平：《郎咸平说：金融超限战》，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此外，很多著作和文章都对当前中国面临的金融危险提出各种观点。笔者虽不完全同意这些观点，但从中可以看出金融问题已成为中国必需关注和谨慎决策的问题。
(60) C.Fred 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pp.57-69.
(61) George Modelski,“The Long Cycle of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Nation-Stat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Vol.20,Issue 2,April 1978,pp.214-235.
(62) 《美防长称希望与中国举行“冷战式”裁军谈判》，环球时报－环球网，2010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