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柯比历史观述论——以《战记》为分析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普罗论文,战记论文,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凯撒里亚的普罗柯比（490/507-560/561?年）是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时代（527-565年）的著名史学家，其最重要的作品《战记》(History of the Wars)记载了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527-531年）、汪达尔王国（533-534年）和哥特王国（535-550年）进行战争的详尽经过，反映了该时期拜占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现实，同时也比较全面地体现了普罗柯比本人的历史观。
本文以《战记》为分析对象，研究普罗柯比的历史观。
一、普罗柯比历史观中的希腊传统史学思想
普罗柯比生于加沙（凯撒里亚），这里的学校非常重视希腊式古典教育，学生都具备扎实的古典修辞学基本功。因此可以推断，普罗柯比受到过古希腊史学思想特别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古希腊史家思想的熏陶。他的《战记》一书在修辞和文法方面的风格特点也说明普罗柯比熟知这两位大史学家的作品。①
希罗多德以其对西方史学的巨大贡献而被后人尊称为“历史之父”。他以希波战争为主题的史学巨著《历史》充分利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文献资料，注重对亲身采访和实地调查所得到的材料的运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贡献是发展完善了政治军事史的写作。他摒弃了“天人感应”说，试图客观地说明自然现象发生的原因，认定历史上的成败兴衰是由人事决定的。更为可贵的是，修昔底德最早意识到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影响。
普罗柯比继承了希腊史学家著述当代史的传统，着重记录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和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从527年到542年，他以拜占庭高级军事统帅贝利撒留的秘书和法律顾问的身份，亲自参加了拜占庭帝国与波斯、汪达尔和哥特王国的战争，亲耳倾听前方将士的汇报，接触到官方记录和战况报告，因此对即使没有亲身经历的战事也了如指掌，对于参战将领的姓名、民族、出身以及参战人数、战役过程、交战双方的表现、伤亡情况、和谈条件、赔款数额等均有详细了解。普罗柯比的记述相当客观，大多以官方材料为依据，仅对一些确实无法得知详情的内容诸如将领的战前动员演说、幕僚的出谋划策、被围城市的主教与波斯将领的交涉过程等进行主观推断和想象，但也力求做到演讲词、谈判稿与人物的性格以及通篇结构和情节发展相一致。
希腊古典史家修昔底德主张垂训史观，认为写史的目的在于训世，应以自己的切身经验教育后代，避免重蹈覆辙，同时也重视运用历史事实进行道德教化。普罗柯比继承和发扬了修昔底德的这种思想。例如，普罗柯比对波斯战争中的达拉战役和卡利奈孔战役的记述就凸显了道德教化的作用。他指出拜占庭在达拉战役中的胜利正是得益于贝利撒留治军纪律严明，令行禁止，从而发挥出最佳作战水平；同样也是拜占庭军队，在卡利奈孔战役中个人荣誉感膨胀，骄纵轻敌，贪功冒进，结果遭到惨败。②普罗柯比借此告诫后人：严明的纪律是百战百胜的法宝，是战斗力的源泉。
普罗柯比秉承以修昔底德为代表的古典史家揭示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传统，对波斯战争的原因进行了大胆分析。他认为波斯战争爆发的浅层原因是查士丁尼拒绝将波斯王子科斯劳认为养子，从而引起波斯国王科巴德的不满；其深层原因在于拜占庭和波斯长期以来在边界问题尤其是科尔奇斯的归属和“卡斯皮亚之门”守备队的军饷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最终导致兵戎相见。③普罗柯比对战争直接原因的分析是很客观的，但他对若干具体战役的总结分析却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他对安条克失败原因的分析便是如此：一方面，他精辟地总结出安条克的陷落在于守城军民不够团结，将领指挥不当，坐失良机；另一方面，普罗柯比将安条克的悲剧归结为命运女神的安排，认为其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摆脱悲惨的命运。④这是明显的宿命论，这种主观与客观、理智与迷信共存并自相矛盾的现象在普罗柯比以后的记叙中屡有出现，成为贯穿整部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
二、普罗柯比历史观中的罗马传统史学思想成分
普罗柯比也是古罗马史学传统的继承者。古罗马史学家波里比阿和塔西佗的影响在他的《战记》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波里比阿是第一个把地中海周围一切同罗马有关的各国、各地区的历史置于一个整体的联系中分别进行考察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继承了波里比阿的整体史观。普罗柯比的《战记》也以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战争为主线，兼述公元6世纪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军事史，例如，他在讲述汪达尔战争之前，首先介绍了亚欧两洲的地理分界线以及东西罗马帝国的边界线⑤，以此作为他所要讲述的以拜占庭帝国为中心的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大舞台。这表明他具有地理上的统一性观念。在《战记》中，他除了讲述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之外，他还讲述了拜占庭与汪达尔人、波斯人、摩尔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亚美尼亚人、科尔奇斯人、萨拉森人等其他民族国家的关系，同时还提到了埃塞俄比亚人与霍默利泰人、哥特人与法兰克人等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此外，他还提到了埃吕利人、白匈奴人、斯科里斯菲尼人、斯克拉维尼人、安泰人等生活在地中海世界的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从而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历史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普罗柯比继承了以波里比阿为首的古罗马史家求真知的传统，强调历史必须摒除感情色彩，力求真实可信。波里比阿宣称：“在历史作品中，真实应当是凌驾一切的，正如活着的人或动物若失去了双目就会成为废物，历史若失去真实就会变成无稽之谈。”⑥普罗柯比在《战记》的前言中也大胆声明他从不为历史人物哪怕是最亲近的人文过饰非，要真实、完整、准确地记载他们所做的每一件善行或恶迹。⑦在写作过程中，他将自己直接观察和亲身经历的战况作为第一手的、最可靠的史料，从而保证了历史当事人的记忆不致因隔代的辗转流传而失实。其次，他还注重实地考察，每到一地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细心寻访历史古迹。《战记》的第三种史料来源即为文献史料，虽然我们可以确信其主要来自官方的外交公文、战事汇报和协议书，还包括前代历史学家作品中的内容。
普罗柯比还受到古罗马批判史家塔西佗的历史批判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战记》中，普罗柯比虽未直陈查士丁尼皇帝的功过，但在字里行间通过一些史实的叙述多次表达了他对当朝皇帝的不满。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不可能像塔西佗那样明确指出当朝皇帝的过失，但读者通过他的笔调也可以体会到其用心之良苦。
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普罗柯比虽然尽力模仿古典作家的作品，给自己的作品披上了古典的外衣，但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行为，而是整个时代的行为。普罗柯比并非自成体系的历史哲学家，他首先是所属时代的产物，其次才是一名历史学家。
三、普罗柯比历史观中的神学思想印记
特殊的历史时代和复杂的个人经历使普罗柯比的历史观呈现出复杂性。一方面，在普罗柯比所生活的历史时期，基督教思想已经在整个拜占庭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历史领域亦概莫能外，基督教思想成为拜占庭史家撰史的指南，教会史和教会的编年史日益成为史学编撰的主要形式，普罗柯比自然深受其影响。此外，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已确立了全国统一的基督教宗教政策，从普罗柯比所处的地位考虑，他应该是基督教徒。基督教的观念已经深入到他的思想当中。他心中的上帝是正义的代表，是人类的主宰，上帝所做的一切决定都是正确的、不可违抗的。另一方面，普罗柯比自幼接受古典式教育，他在继承古希腊史学思想的同时也部分接受了古希腊宗教思想，尤其是命运女神提喀这一形象。基督教的上帝和古希腊的命运女神在《战记》中相继出现，分别有其不同的意义。
普罗柯比强调上帝的力量。他将《战记》中比较重大的事件诸如战役的胜败、城池的攻陷、非人力控制的灾难等的缘由归诸上帝的力量。普罗柯比还经常借他人之口表达对上帝的敬畏和对基督教的感情。例如贝利撒留在进攻汪达尔国王率领的残部之前，对属下训示道：“上帝将惩罚那些坐失良机的人，……在上帝的帮助下，我投入全部力量，必将一举获得全胜。”⑧
普罗柯比也强调命运女神的地位。在普罗柯比的历史观神学思想中，命运女神的地位仅次于上帝。与决断一切重大事件的上帝相比，命运女神更多地对个人在历史大潮中的起落浮沉发挥作用。在普罗柯比眼中，命运女神性情喜怒无常，对人物命运和事件发展的安排经常带有随意、盲目、感性的特点，从而决定了事件发展和个人命运的起落跌宕和难以琢磨。例如，在《战记》的第8卷第33章，普罗柯比记载拜占庭军队即将取得对东哥特人战争的最终胜利时讲到：“当我讲到这里时，有必要评论一下命运女神是以何种方式干预人间事务的。她不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光顾人间，也不是以同样的态度面对世人，而是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经常改变。她是在与人们做游戏。”⑨
值得注意的是，上帝与命运女神在《战记》中经常共同出现。例如，普罗柯比在指出正是在命运女神的眷顾下科斯劳才取得波斯王位后又说：“至于这些事情，让它们像上帝希望的那样去发展吧。”⑩这里明显体现出普罗柯比对命运女神眷顾科斯劳的不满，将扭转这一安排的力量寄托于上帝。在第7卷第13章，他认为上帝决定帮助托提拉和哥特人，所以无论命运女神怎样帮助贝利撒留，他的计划都不会成功。在这里，普罗柯比降低了命运女神对成功的作用，将决定因果的力量都归于上帝，将命运女神置于上帝的对立面，偏偏喜欢与上帝帮助的人作对，喜欢捣乱和捉弄人，但最终的胜利仍属于上帝，这也验证了普罗柯比的基督徒身份。而在第3卷第18章记述汪达尔战争中的德西莫姆战役之前，普罗柯比又将上帝的眷顾和命运女神的安排加以调和，融为一体。他说：“在战争中，我被上帝和人的奇迹所感动，注意到上帝是怎样在很早之前就预知到即将发生的事，并以最佳的方式促使其发展的；而人们，不论是受到欺骗还是得到正确的忠告，都不可避免地取得成功或失败。如果是这样，上帝的意愿就是一条命运之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会朝着命中注定的方向前进。”(11)在这里，上帝的意愿与命运女神的安排是一致的。
从《战记》中命运女神和上帝的形象可以看到普罗柯比历史观中基督教和古希腊宗教思想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命运女神的性格喜怒无常，变幻莫测，对历史事件和个人命运的安排带有随意性，而上帝则是永远正确的，他对世事发展的安排是深谋远虑和公正无私的，命运女神的地位低于上帝，命运的起伏变化最终仍是由无所不能的最高神——上帝所决定。我们认为，命运女神恰恰代表了普罗柯比历史观中的古希腊宿命论成分。人的本性对起伏莫测的命运发展带有畏惧情绪，普罗柯比又随军征战多年，目睹国家的兴亡荣辱，人物的成败得失，对命运的无常有深刻的认识并形成一种悲天悯人的情绪，其在古希腊宗教的宿命论思想中找到根据并将之外化为命运女神这一形象。同时，普罗柯比历史观和性格中的积极思想又不允许他在慨叹命运无常中逐渐消极，他处于对宿命论思想既部分认同又力图摆脱的矛盾之中，因此便在基督教思想中寻找寄托，用力量更强大、影响更宽广、更不可逆料却又永远公正的上帝来统辖命运女神，用基督教的彼岸思想来弱化宿命论的消极情绪，由此可见，在普罗柯比历史观的神学思想成分中，基督教思想占据主体地位，古希腊宗教中的宿命论思想居于次要和附属地位，这既适应当时基督教占据主体地位的社会历史环境，又符合普罗柯比本人心路历程发展的特点。
但是，普罗柯比的神学思想并未影响其历史观和史学著述的客观性。普罗柯比对于当时人们极其关注的宗教问题持冷漠的态度，他曾讲过：“我非常清楚他们争论的问题，但我根本不想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因为我认为企图调查上帝本质的做法是一件无意义的蠢事，人类连人间的事物都不能正确理解，更别说探讨上帝本性的问题了。”(12)基于这种对当时盛行的宗教争论和宗教狂热的冷静的怀疑态度，普罗柯比能够抛开基督教神学因素的影响，以比神本主义史学家更为客观的态度评论历史事件。虽然他没有像修昔底德那样明确否定神的作用，但他能肯定人的力量，《战记》这部以作者亲身经历为基础的世俗历史著作本身就是他对基督教神学笼罩下的基督教史学的挑战。他在分析一些战役成败缘由时，能够客观地从人的因素出发，例如他在分析安条克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安条克的陷落在于守城军民不够团结，将领指挥不当，坐失良机。这足以说明在他的思想中，历史事变源自于事件自身的因果必然及认识规律的自然，并非完全由绝对的神灵上帝的安排。
概言之，普罗柯比的历史观承自古希腊罗马史学，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超越；他虽然是带有一定古希腊宗教思想的基督徒，但基督教神学思想并没有妨碍他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他认真对待的是生活中的人的历史，而不是精神领域的神的历史，这使得他的作品与同时代的基督教史学家相比更为冷静客观。普罗柯比的历史观继承了古希腊罗马史学思想，又受到基督教神本史观影响；作为这一过渡时期中承上启下的人物，普罗柯比的史学思想逐渐远离了古希腊罗马史学，进入基督教史学发展阶段，但并未真正完全被神本史观所左右。这一特点是他所处时代的特定产物，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如果说波里比阿是希腊古典时代让位于罗马帝国时代的产物，那么普罗柯比则是古代世界屈服于中世纪时代的过渡人物。”(13)
注释：
①J.A.S Evans,Procopius,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Inc.,1972,p.32; J.B.Bury,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A.D.395-A.D.565),vol.2.London:Macmillan,reprinted,New York:Dover Books,1923,p.422; Judith Herrin,"The Byzantine secrets of Procopius",History Today,1988,vol.38,Issue 8,p.38.
②Ibid.,vol.14,pp.115-121,vol.18,pp.167-168.
③Ibid.,vol.1,pp.83-95.
④Ibid.,vol.2,pp.339-341.
⑤Ibid.,vol.3,pp.3-9.
⑥Polybius,The Histories,trans,by W.R.Paton,Loeb Classic Library,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I.14.6.
⑦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trans,by Dewing,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vol.1,p.3.
⑧Ibid.,vol.4,p.217.
⑨Ibid.,vol.8,p.397.
⑩Ibid.,vol.2,p.341.
(11)Ibid.,vol.3,p.155.
(12)Ibid.,vol.5,p.25.
(13)伊文斯：《普罗柯比》，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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