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发展中的政治生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8-0005-09
一国之政治状况受制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应该说是一个早已被人们所认识的问题。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当代，这样的判断已成定论且具有广泛的共识。古典政治学的开创者亚里士多德在研究城邦政体时，既提出了政治结构、政治生活的一般原理和一般准则，也分析了各种政体的差别以及形成这些差别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所以，亚里士多德指出：“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因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成城邦所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必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说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予久远。”①由于“一定的人民”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千差万别，所以对其“最优政体”的选择也就带来了复杂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表示，政治学说是人类一切学说中最复杂的一门学术。
政治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进程
作为一种学术概念或者说一种理论体系，政治发展的问题是现代以来才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发展首先源于政治学者在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研究所提出的理论。这一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掀起，在亚非拉的广大地区，一些原来的殖民国家纷纷宣告独立，成立新的民族国家。而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由于长期接受的是殖民主义的统治，所以缺乏自己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因而普遍面临着政治结构不健全、政治功能弱化、政治不稳定、政治腐败和衰败等等方面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了很多关于这些国家如何推进政治发展以建立稳定和良好政治秩序的理论与主张。
然而，政治发展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进程，是一个伴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而同时得以推进的进程。而且从广义而言，政治发展也可以视为人类的政治文明进程，视为人类美好政治理想与政治价值观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得以运用和体现的进程。当然，这种进程在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与经济发展表现出的物质财富总量不断得到增长并使社会成员的物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的情况一样，人类通过政治发展，社会成员的政治生活也随之而得到改善。
就学术层面的研究来说，一些学者对政治发展有不同的理解和描述，提出了很多关于政治发展的见解。1966年，派伊(L.W.Pye)出版《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列举了当时关于政治发展的十个定义，一方面显示了政治发展研究受到广泛关注的情形，另一方面也表明，有关政治发展的问题，其解释性的分歧也相当地严重。根据派伊的说法，政治发展主要涉及政治社会之三个方面的运动：在个人与政治系统之间，应增加个人之间的平等；在政治系统与环境之间，应增加政治系统之能力；在政治系统之内，应促进制度与结构的分化。派伊把“平等”、“能力”、“分化”视为政治发展过程的三个核心概念。具体来说，“平等”包括了普遍的选举和参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基于功绩的政治晋升制度等等；“能力”包括了政治执行的范围、执行公共政策的效率、理性的行政和政策取向等等；“分化”包括了组织结构的专门化分工，以及在分工基础上的高度整合等等。②
大致说来，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政治发展表明了如下一些基本走向与路径：一是现代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大众化进程。即通过有效的教育和传播，使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人权、自由等等现代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得以普及，使其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特别是政治行为主体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基础。二是政治结构与功能的分化、专化、整合以及政府能力的提高。即通过有效的政治设计，建立起职能清晰、结构合理的政治组织，并提高其政治制度化水平，进而提高政府治理社会的能力。法律的权威取代了政治领袖的权威，公民权利、责任和义务意识的提高直接带来了政府治理效率的提高和政府成本的降低。三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即在人民主权原则的支配下，以规范的选举制度作为政治录用的基本准则，使合法选民能够通过选举等规范的渠道，实现对政府以及政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控制。
可以看到，政治发展包含了诸如政治原则、政治结构、政治文化、政治生活等多个层面及多个领域的文明和进步，但是其核心的问题，应该是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民主化程度。或者可以这样认为，尽管政治发展不仅仅是指政治的民主化，但是政治民主化是政治发展所有问题的核心和基础，政治发展中其他很多政治领域的文明和进步，正是由政治民主化进程以及政治民主化程度所推动并决定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问题，政治发展反映的是由于生产力以及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对政治上层建筑之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但是从具体的历史时期以及具体的国度来看，政治发展的实际进程是一种主动的行为还是被动的行为，却始终是学者所关注的兴趣点，也是决定一国政治发展之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提出了明确的政治发展目标、进程和步骤，那就表明了政治发展的一种主动意识和行为。反之，如果没有能够提出相对明确的政治发展规划，即使由于历史的进程在实际上也推动了政治发展，那也只能表明，这样的政治发展是一种被动的进程。
在近代乃至现代人类政治史上，总体而言，政治发展中经过人为规划的范例颇为罕见，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政治发展是在非规划的、无预期的情况下被动地发生的。③
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原理，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的最为根本的统治目的，正是为了维护其既定的统治，包括其统治秩序和统治制度，而任何政治发展都意味着对既定统治秩序和统治制度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均认为，一定统治集团往往不大可能成为一国政治发展的动力。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当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推动了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的发展以后，现存的上层建筑即体现出与其经济基础不适应的情况，这时候就需要上层建筑也随之发生变革。政治发展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要求，但是如果一定的统治集团不能顺应社会变革的要求而主动推进政治发展的进程，那就可能会给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影响，甚至也会直接影响既定统治秩序的持续稳定和发展。
政治发展如何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
无论是通过主观规划与设计所推动的一国政治发展，还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导致的政治发展，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不同国家在其政治发展进程中之所以形成种种差异，或者说，不同的国家之所以采取了不同的政治发展模式，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不同所致。
20世纪60-70年代之际，一些新兴独立国家在其独立之后，直接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由于这些国家长期在殖民主义国家统治之下，缺乏政治统治的经历和经验，所以相对来说，政治发展要“从头开始”或者说“从零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国家纷纷仿效宗主国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进行政治设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功发展，使得其政治制度也受到很多国家的追捧，因而仿效美国政治模式来实施本国政治发展的国度也为数不少。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仿效实践之后，人们似乎很少看到因仿效美国政治模式而成功的国家。例如，在一般的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人们并不难理解和把握美国共和政治下的总统选举，但是如南美或者非洲的一些国家，按照同样的方法选举其总统的过程，往往总是伴随着暴力和动荡的局面，甚至即使在民选总统产生之后，很快就被军人政权通过政变而取而代之。
研究者注意到，就像一定的植物只能生长在一定的土壤、气候等条件之下一样，一定的政治模式也只能存在于一定的生态环境之中。这种认为政治的发展受制于一定生态环境的观点，直接导致了政治生态理论的研究。
据认为，“生态学”最早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9年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他认为，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也可以说是一门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在生态学的研究中，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研究的深入而得到了不断地拓展。最近几十年以来，由于人类在改造自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业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改变了其赖以生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这又反过来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正是由于如此，“环境主义者”以及“绿色革命”等等的事件和运动此起彼伏，对人类的发展提出了很多警示和启迪。可以认为，这些问题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
政治生态理论就是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来研究和观察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如果说一般生态学是以生物的生存条件以及生物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探求有机体之间以及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和规律，那么，政治生态理论则借助于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从政治体系与其环境的相互关系中研究政治现象的形式及其发展。
其实，在研究政治现象时要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很早就为政治学家所注意。亚里士多德提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发现一国人民适合于何种政体的命题，就充分体现了政治生态的思想。然而，亚里士多德尚没有具体分析究竟是哪些生态因素影响到人民对于一定政体的选择。近代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则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出版了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一书，详细分析了一国政治和法律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关系。孟德斯鸠指出：
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与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④
孟德斯鸠以不同的环境来说明各主要政体差异的由来，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的政体在某种意义上是被强制适应于这些不同环境的；但是，另一方面，不同的政体又塑造着不同的人民和文化，这同样决定着政体发展的走向和趋势。正是因为事物间的生态关联，孟德斯鸠从地理环境和社会习俗入手，探求政治法律体系的环境基础与演变规律，其理论意义无疑超越了时代的局限。⑤当代美国政治学家大卫·伊斯顿(D.Easton)开创了政治系统的研究，认为政治系统是社会功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一部分是由自然的、生物的、社会的、心理的环境包围着的。政治系统处在这些环境的影响之下，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环境。根据政治生态理论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及其政治功能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选择，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生态因素影响和作用的结果。政治存在于生态环境之中，与生态环境保持着动态平衡的关系。
现在的问题是，究竟是哪些因素构成了政治的生态环境？换句话说，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到或者说决定了一国政治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在种种影响或者决定政治状况的生态环境因素中，又是哪些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哪些因素只是一般性的起作用；这些因素又是如何通过什么机制对政治产生影响等等，却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学者的意见也不尽一致。一般认为，直接或间接地对政治的形成、变化、发展具有影响的自然地理条件、物质生产方式与水平、社会传统、文化习俗、民族构成等，都是政治的生态环境因素。政治不能脱离这些环境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同时，政治的存在和运行也影响着这些环境。
根据一般的政治生态观点，能够影响乃至于决定一国政治模式及状况的生态环境因素主要有五：
一是国家的领土及幅员。国家之大小、人口之多少这样的基础性问题，一定是决定一国政治状况的基本因素。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竭力主张人民主权原则，并且强调人民主权之不可分割、不可代表之特性，所以他主张直接民主制。但是，他同时又指出，由于任何实际上的国家其幅员之广、人口之众，使得民主制根本就无法施行。他说：
就民主制这个名词的严格意义而言，真正的民主制就从来不曾有过，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多数人统治而少数人被统治，那是违反自然的秩序的。我们不能想象人民无休无止地来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⑥
孟德斯鸠也有过关于民主制度适用于小国而专制制度适用于大国的判断。两位法国思想家提出大致相同的观点，应该与法国传统的集权制度传统有关，也与他们那个时代的交往手段与方式有关。当然，政治发展实际进程中的探索突破了两位大师的论断，“代议制”模式有效地实现了民主原则和民主实践的融合问题。
二是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地理及其一般气候条件是人所生存的基础，从而也是人之群体及其组织的基本条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时代所研究的政体问题，是一种人口相对集中、且规模不大之“城邦”的政体。那时候的“城邦”与现代绝大多数的国家几乎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地理与气候等自然条件之所以能够影响到政治状况，是因为不同的地理气候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培育着不同的人，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着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组织方式，从而直接间接地影响到其特定的政治状况。譬如说，岛国的人民往往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具有凝聚性，生活在山林地区的人民往往具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南方的人民相对细腻，而北方的人民豪爽直率等等。这些因素都直接间接地带入到他们所参与的政治生活之中。
三是经济制度及经济发展水平。李普赛特(S.M.Lipset)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变量关系的建构，成为分析现代民主政治生成的起点。他指出，经济发展所推动的财富增长、工业化发展、教育与识字率，以及城市化水平，都直接推动了民主的出现。⑦李普赛特的这一论点也成为政治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然而，由于经济发展对于政治模式选择的决定是复杂难辨的，从而引发了持续、广泛而深入的争议——经济增长是否必然导致政治民主化，还是民主国家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又或者两者之间并没有同相的比例关系。除了理论上的争议之外，我们也能够发现现实中的反例。例如，印度在经济发展水平极低的阶段就建立起相对完整的代议民主制；而富得流油的一些中东国家，至今仍然延续着部族威权统治。但多数研究者认同，经济增长不能仅用经济指标来衡量，它还会带动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而对政治体系产生影响。无论如何，经济增长都是促进政治民主的一个有利必要条件，很难想象在一个贫穷落后、民众教育文化素质低下的国家，能够产生高质量的民主体制。
四是历史、传统与文化因素。历史传统与社会文化对一国政体与模式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和潜移默化的，这也正是形成当前世界各种政治模式的重要原因。戴维·赫尔德(D.Held)尝试概括西方民主的种种类型，从古典民主、直接民主、保护型民主、发展型民主、合法型民主、参与型民主、自治型民主、共和主义民主、自由主义民主、精英主义民主、多元主义民主等等不一而足⑧，而阿尔蒙德(G.A.Almond)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将西方工业民主国家分为地区型、臣属型和参与型的三种理想模式。⑨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证实了甚至在一个国家内部，基于历史积习和民俗所形成的社会资本(信任、规范与社会网络)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并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治理绩效。⑩一国之历史、传统和文化因素具有传承性以及潜移默化的特点，能够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的人。譬如说，尽管现时代的人都没有封建专制主义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1)这就充分反映了历史、传统和文化等等对政治系统的影响。
五是国际因素。倘若我们将上述四种因素归结为影响一国政体的内部生态环境因素的话，国际因素则是影响政体的外部环境因素。尽管影响一国政体选择的国际因素也是十分复杂多样的，如地缘政治、国际经济体制、国际政治格局、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合作与冲突等等，但从更具操作性和观察性的角度看，影响一国政体选择与变动的因素应当更为具体性和操作化。美国学者李维斯基和威尔曾经使用“国际干预”(international leverage)与“国际关联”(international linkage)来分析竞争性威权国家所遇到的外部影响。前者包括西方强权国家采取威胁、制裁以及其他惩罚威权国家的手段，也包括潜在的经济、安全上对目标国家的威胁；后者则指这些威权国家与西方国家(美国、欧盟，西方主导的多边组织)之间在经济、外交、社会、信息和市民社会等方面的联系。(12)尽管这一分析只是侧重于对“威权国家”民主转型的外部因素的解构，但也确实说明了一国政体选择上可能面临外部因素的干预。当然，一些国家在其自身发展中，主动融入国际社会，顺应国际社会以及时代发展的潮流，积极主动地推进政治发展，这种情况也可以被视为国际环境对国内政治发展产生影响的一个情形。
必须指出的是，从政治生态视角观察并说明政治发展特别是政治选择也往往受到理论上的批评。因为，政治生态学可能被误认为是结构主义决定论，即特定的内外环境因素直接决定着政治模式的选择，忽略了政治模式本身对外部环境的形塑，也忽略了政治精英对政治模式选择的主导和推动作用。实际上，一定的政治模式在其长期的存续过程中，也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它所赖以生存的环境，甚至也无时不在改变着这样的环境。例如，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交通、通讯等等社会交往手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直接导致了过去那种由于地理因素而制约的政治联系方式。在一定政治主导下的国家教育以及政治社会化过程，将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培养成具有特定素养的国民，从而使其只能适应于一定的政治模式。而政治精英基于自身的理念和个人的权势与魅力，既可能加速政治结构的变化，也可能延缓政治变迁的进程。有学者就指出，“就像在经济领域所表现的一样，传统文化对政治发展的作用有时候好像是很大，有时候却又看不到明显的作用，有时候起正面作用，有时候又起反面作用，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表明传统文化的角色很难把握”(13)。所以，也可以认为，本土文化与民主化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或者说，“……它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过分强调本土文化作用的观点是错误的。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的传统文化为其民主发展奠定了充分的基础。所有的传统文化均与现代民主有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比如，作为现代民主发源地的欧洲，其中世纪基督教思想与现代民主的精神几乎是完全对立的”(14)。
生态环境因素对一国政治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但到底是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影响，理论上有争议，实践中也有反证，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世界范围内各国政治发展的不断推进，这样的事实应该还会延续。然而无论如何，人们普遍认为，关于生态环境与政治关系的问题，应当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也就是说，不仅环境对政治产生着直接间接的影响，而且，政治一旦形成，一旦通过其特有的力量作用于社会乃至作用于自然，也就在直接间接地影响、改变着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政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首先是通过政治人而实现的。这种关系好比是说，尽管山区的自然环境造就了适合于山区生活的人一样，生活在山区的人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改变着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教会他们的后代如何适应山区生活的方式和方法。政治社会化是一种复杂的过程。作为社会的人，在他来到社会之后，就不断地接受到社会的强制的以及非强制的教育和影响。根据政治社会化的理论，能够承担政治社会化的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团体等等，都在人的政治社会化进程中发挥着直接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对社会的文化、风俗等等又起到了一种“形塑”的作用，而经过“形塑”的文化和风俗又成为影响政治状况的生态环境。
政治模式选择的国情与借鉴
从政治生态的视角来看，一国政治模式是在内外生态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步形成的。这就衍生出来一个新的问题，即基于内部生态因素所产生的政治模式的本土化，与基于外部因素所产生的政治模式借鉴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显然，政治模式要如同具有生命力的植物，必须适应于其赖以生存与成长的环境，即必须建立在其特定的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与历史文化传统所构成的国情基础之上。
关于一国政治模式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选择问题，以及如何基于一国的国情合理借鉴人类之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问题，从来就是政治学说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固然，基于特定的国情基础来构建一国的政治体制，是政治发展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规律，但是另一方面，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来促进一国的政治发展，也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理。
一国政治发展之所以要合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主要是如下一些因素决定的：
第一，无论是国家间、民族间以及其他种种人类组织间存在着不可忽略的基础性差异，并且正是由于这些差异，形成了特征各异的政治模式。但是，人类之所以是人类，从来就具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在人类有文化交流以来，语言、文化、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交流和渗透，使人类的共同性基础更为凸显。我们都非常熟悉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著名的论述：
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
这样的论述很好地说明了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但是，我们往往不大重视马克思、恩格斯这段论述的后面的一句话，这句话是：“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5)毫无疑问，这种“工业”、“经济生活”以及“精神生产”的世界性特征，是人类共同性的最为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基础。由此，人类毫无疑问具有他们共同的关于优良政治生活的理想和憧憬，也毫无疑问地具有他们所面临的共同的政治生活之难题和困境，因而也同样具有一般的、共同的解决人类政治生活难题和困境的方式或方法。
第二，在现实的世界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着种种的基础性差异，而正是这种差异，不仅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模式和政治生活方式，也在客观上存在着国家间发展的差序问题。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有一个先发展和后发展的问题。这种国家间的差序问题又导致了国家间的竞争性关系和发展性动力。因此，后发展国家参照先发展国家制定本国发展的目标，学习、借鉴先发展国家的文化、体制和治理经验，也是一个符合逻辑和历史的问题。关于学习、借鉴以及赶超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领袖都曾有过积极的构想。列宁就曾指出：“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要么灭亡，要么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16)斯大林也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7)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了“超美”设想：
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18)
邓小平同样也提出了通过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种在差序性基础上形成的竞争性意识，实际上同时也包含了学习、借鉴的问题。
第三，政治上层建筑的独立性以及人的主观能动性，使政治发展中的学习借鉴往往成为促进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S.Mill)在其名著《代议制政府》分析一国政治体制何种程度上是一个选择问题的时候，说明了特定的生态环境对于这种选择的制约性关系，但是他同时又强调，人可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选择较好的政治体制。他打比方说，“水往低处流”这是一个规律，我们无法改变这个规律，但是，水车“是做成的，而不是长成的”。(19)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固然无法改变水往低处流的规律，但是我们可以做成水车将水引往高处，以惠及人类；可如果我们等待水车“长成”之后再把水引往高处，那么我们永远也无法达成我们的理想和目标。同样，在政治领域，如果我们总是消极地等待有什么“水车”之类的东西长成之后来改变我们的某些环境，那我们也就永远无法推进我们的政治发展。
第四，吸收并利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来促进本国的政治发展，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实现政治转型的成功经验。尽管如前所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国家摆脱殖民地统治而走向独立之后，纷纷仿效英美等西方政治模式来建构本国的政治体制，但少有效仿成功的案例；然而，历史的经验也表明，人类社会在其政治发展的进程中，也不乏通过学习借鉴他国经验而成功地实现政治转型并推动政治发展的范例。这里的问题是，学习不是简单的复制，借鉴不是笼统的照搬。科学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才能做到既尊重本土的自然、历史和传统等等生态环境的基础，同时也能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使政治发展能够得到顺利推进。美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在“白手起家”的基础上建立其政治制度的。从学术分析的角度来说，美国政治制度的理论渊源来源于洛克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思想家的思想主张，这就是政治发展中理论借鉴的成功范例。中国的情况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其基本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共产党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行了革命并成功地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这从政治借鉴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即使是在我们周边一些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中，也有学习、借鉴并获得成功的经验。日本战后实施的民主改革，其依据基本上是英国政治制度的蓝本，而韩国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美国制度和文化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在其著名的《政治学》中曾经使用到了这样一个概念，说有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20)。而之所以被称之为“公理”，说明它就具有共通性、普遍性的特点。这也正是人类在政治领域可以互相借鉴成功政治经验和政治成果的基础。科学合理地学习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来分析，人类能够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那些共通的、普遍的政治文明成果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属于政治原则方面的。如人民主权原则以及基于这个原则的一些价值和理念。近代以来，关于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已经被世界各国所接受，并且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宪政基础。这个原则告诉我们，在一个国家中，人民应该具有对于这个国家的最后权力，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政府行使权力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基于这样的原则，人民享有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国家的公共权力在于保障人民的权利，诸如此类。这些价值和理念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因而也就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属于“公理”意义上的命题。它毫无疑问地适用于所有的现代国家，可以为所有的国家所吸纳和运用。
二是属于政治精神方面的。基于上述的政治原则，还有一些属于政治精神方面的内容，最典型的就是国家治理的“法治精神”。一般而言，所谓的法治精神包含了这样一些内容：其一，国家的绝大多数人民具有良好的规则意识和秩序意识；其二，国家制定或认可符合理性的政治行为准则并以此作为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其三，统治者的行为具有法律依据；其四，存在有独立的律师业以保障宪法法律的绝对权威。可以认为，这些精神应当也是所有现代国家所具有的基本精神。
三是属于政治技术方面的。人类的政治经验表明，任何国家在治理一个国家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相类似的问题，而有很多问题的解决不仅仅需要有价值和理念，还需要有技术手段。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凸显的今天，不同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增多，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也趋于一致。例如，公共权力领域的腐败及其治理问题，政府管理的专业化问题，网络技术所带来的电子政府问题。又如，全球化进程中的移民问题，经济发展中的环境保护问题，自然灾害的紧急应对问题，等等，应该说都是现代各国政府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互相学习借鉴，而且还需要交流和合作。即使像政党这样的一个政治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政治技术”层面的意义。根据台湾学者陈鸿瑜的分析，政党之所以能够促进、控制、动员和适应政治发展的程序，主要在于政党具有如下一些基本功能：其一，能够提供当权者稳固的支持基础；其二，能够推动国家整合和资源的动员；其三，可以作为一种限制政治领袖背离规范的结构；其四，可以作为超越个人或政府之外的另一种政治生活的载体；其五，具有维持政治系统存续的各项维持功能。(21)而且，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党所扮演的角色通常更为积极，除了上述的一些基本职能之外，还有如下的一些作用：甄选和培养新的领袖或干部；提供领袖与群众之间的沟通渠道；社会化基层民众和解释政府政策；提出政纲政策，解决实际问题，选择候选人；综合或联合各种小型团体的特殊利益，以形成较大的联合体；提供心理出路，消除潜在反对者可能转变为公开反对者的态度倾向，让其挫折感有所纾解。(22)从政党的这些实质性的功能角度来看，都是现代政治统治需要使用的一般“政治技术”。
当然也必须指出，在当代的国际政治领域，我们也有必要区分政治发展中的合理借鉴与向别国输出政治价值和制度这两者之间的原则性差别。在当代的国际斗争中，鉴于全球化浪潮的环境，政治领域中的西方政治模式与政治价值观也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制裁、军事干预等等被扩散到世界各地，而且这些扩散往往还具有强制性的特征。这种强制性的、具有国际斗争色彩的输出与我所论及的合理借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联络、全球交通的时代。国家与民主旧有的孤立状态正在迅速被打破。新时代以电影、电台、电视、录像、卫星、移动电话、互联网、家用传真机、电子邮件、电话会议为特色，它们可以到达最遥远的国家和最偏远的村庄。想要阻挡这一全球交往革命，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先前与世隔绝的农民和社区现在也能加入全球网络。其结果是一种在服饰、时尚、音乐、行为方式和包括民主、人权、消费主义在内的信仰等方面的全球文化趋势(主要是西方的)冲击”(23)。这种情形不仅为政治发展中的政治借鉴成为可能，而且也为学习和借鉴一切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成为必要。如何以积极的姿态，学习、借鉴并利用好人类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来推进本国的政治发展，是一国政治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任务。
注释：
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76页，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②Lucian W.Pye,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Little,Brown and Company,Inc.1966,pp.45—48.
③笔者曾有文章论及政治发展的规划与预期问题，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0期。文章认为，尽管人类政治史上鲜有经过规划而实现的政治发展，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有这个基础和条件，提出中国政治发展的规划，以使人民具有关于政治发展的预期，从而奠定政治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
④[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第7页，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⑤刘京希：《孟德斯鸠政治学说的生态政治旨趣》，载《齐鲁学刊》，2002(2)。
⑥[法]卢梭：《社会契约论》，第84页，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⑦[美]西摩·马丁·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第24—28页，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⑧[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⑨[美]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徐湘林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⑩[美]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1)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S Levitsky,LA Way."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the origins and dynamics of hybrid regim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J.Democr.2002,13(2),pp.51—65.
(13)(14)尹保云：《民主化与本土文化：韩国威权主义时期的政治发展》，第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列宁选集》，第3卷，第168—1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9)[英]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代议制政府》，第1章，汪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0)亚氏说，“我们必须确立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210页)。
(21)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155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22)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155页。
(23)[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第13页，董正华、昝涛、郑振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