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中医政策在新中国的贯彻——以北京市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京市论文,为例论文,新中国论文,中共论文,中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医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强大冲击之下，中国社会内部围绕中医产生了认识上的分歧。一方面，部分开放的中医主张探索吸收西医学之长，摒弃中医学之短，沟通中西医术，由此产生了中西医汇通派；另一方面，力斥中医“不科学”主张废止的亦大有人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一度通过“废止旧医案”，直接威胁到中医的生存。而就实际情况看，中医在民间基础深厚，有丰富而有效的治疗经验，尤其在广大农村，中医师是医疗重任的主要承担者。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何制定适当的中医政策，妥善处理中西医之间的关系，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面临的重大课题。
在衡量中西医医疗技术并考虑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新中国对中医采取了保护政策。1949年，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作用，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的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① 1950年，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进一步指出：“中医西医团结合作在保障中国人民健康的问题上，是有决定意义的。”中医“需要在发展与进步的基础之上加以保存，加以扶植”②。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方针。
本文以北京市为例，系统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医政策在北京的贯彻情况，试图由点及面地把握中共中医政策逐步完善的过程。
一、解放初期中医“科学化”的努力
根据毛泽东“团结中医，提高技术”的指示，解放初期“团结中西医”的方针重点落在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和发展中医上。
北京市首先重视中医师的“科学化”。解放初期，北京市开业中医师1200余人，③ 为培训、改造这些旧式的中医师，北京市相继成立了预防医学讲习班、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用现代科技尤其是西医的现代设施武装中医师，帮助中医师提高诊疗水平。
预防医学讲习班由北京市卫生局与中医学会合办，主要面向技术差的中医，传授传染病管理和一般注射、接种技术，④ 为“中医师科学化”奠定初步基础。随后，在中央卫生部倡议下，1950年3月成立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宗旨为“团结全国中医，帮助中医提高技术，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⑤。中医师须先进入预防医学讲习班学习，然后才有资格报考北京中医进修学校，进修期限半年，主要学习听诊、扣诊、化验、试表、透视等科学诊断方法，以及一般西药的使用和人工呼吸、肌肉注射等简单的技术操作。⑥ 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医术上的偏见，“中医师科学化”演变为用西医医疗技术改造中医师。中医进修学校进修时间864小时，有关中医的课才98小时。⑦ 参加学习的多是技术差的中医，因为知名的中医不容易“改造”，未被纳入“团结”范围。
其次，为促进中医的医疗经验和科学理论相结合，北京市陆续设立专门的中医研究机构。1950年5月30日，北京中医学会成立，宗旨为“在政府领导下，以接受科学方法研究发展中医学术为人民服务，从而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⑧。1951年，中华医学会北京分会正式恢复，会员278人。北京市还陆续成立了针灸研究班、正骨研究班和按摩研究班，并建立了两个中医门诊部，两个针灸门诊部。著名的如1953年9月，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和中医学会预防医学专门委员会联合设立的中医门诊部，下设有内、外、小儿、针灸四科，并设有药房和化验室，促进了中医医疗技术的“科学化”⑨。
同时，北京市开始改变传统的个体开业为主体的行医方式，努力建设现代化的医疗机构。出现了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中医门诊部。从1952年开始，相继成立市政府公共卫生局针灸门诊部(1952年5月21日)、北京中医学会门诊部(1953年10月)、市公共卫生局中医门诊部(1953年12月)、市第二中医门诊部(1954年2月20日)等，⑩ 并初步在综合医院建立中医科。同时，北京市号召中医师在郊区联合创办诊所。从1951年4月开始截止到1953年，中西医组成的联合诊所32处，医生167人，包括西医20人。(11) 到条件艰苦的郊区开诊所，弥补了北京市郊区医疗力量的不足，尤其是联合诊所在协助政府进行预防注射，减少传染病蔓延方面起到了较大作用。
由于中共中央此时对中医的认识存在局限性：认为单靠西医无法满足实际医疗需要，“要解决中国人民的保健问题，单纯依靠中医或单纯依靠西医，都是不可能的……”(12)，演变成暂时利用中医；认为中医学术不够科学，“中医必须学习科学的理论，使其经验得以整理”(13)，在实践中演变成让中医“西医化”，导致北京市出现了一方面大力促进中医与现代医学结合，另一方面又对中医加以限制的现象，如不允许中医加入工会；分配给开业中医和联合诊所过多的预防工作，却不给报酬等。对中医的歧视最明显表现在公费医疗上。1952年11月21日通过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预防实施细则》第六条专门指出：“愿受中医、中药治疗的，须通过各单位人事部门报管委会批准后，到中医联合诊所或针灸门诊部治疗。费用由该单位向管委会报销。”(14) 这就给看中医报销设置种种障碍，而且中医没有资格开病假证明。
考察解放初期的中医营业情况可以看到，找中医看病的人逐渐减少，中医门诊营业不佳。据1953年中医学会调查，北京城区开业中医约900人中，失业的(毫无收入)有95人，半失业的95人，普遍收入不高，营业范围缩小。中医发展陷入徘徊。
二、中医疗效的成功与“西医向中医学习”的开展
1953年，毛泽东看了济南市委书记白学光所写的反映军委卫生部官僚作风问题的报告后，批示要严肃检查政府卫生部的工作。中央文委在深入检查卫生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卫生部在贯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上存在着轻视甚至歧视、限制中医的严重错误。1954年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再次指示“务必改进中医工作”。同年2月25日，政务院第206次政务会议批准《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强调必须采取措施加强中医工作，充分发挥中医力量的作用。1954年10月26日，中央文委党组递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给中央的报告》，建议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的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的产销管理，整理出版中医书籍等，对中医事业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15)
同时，1954年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成功，推动了社会各界对中医认识的转变。流行性乙型脑炎是每年夏末秋初在某些地区流行的一种急性传染病，西医一直没有根本和特效的疗法。当时这种病的死亡率约在35％到50％之间。(16) 1954年，石家庄市的中医用治疗暑温、暑厥等疗法医好了31个乙型脑炎患者，没有一人死亡。(17) 北京市属医疗单位很快对此加以学习和推广，(18) 疗效很好。据统计，北京市属医疗机构推广中医治疗乙型脑炎后，一年间治愈率达91.8％。
中央对中医政策的重申与中医疗效的成功，有力推动了中医政策的正确贯彻。1954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指出：党中央重新强调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关键在于“西医向中医学习”(19)。通过反思前一阶段中医“科学化”走向“西医化”的误区，党中央认识到，发展中医“就是如何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渐使它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0)。
在中央政策的推动下，1954年，北京市卫生局设中医科，加强对中医的管理，并积极改变过去歧视中医的政策。如公费医疗，为了便利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看中医，北京市公费医疗预防实施管理委员会从1955年4月20日起，对各享受公费医疗的单位，分别指定一个中医医疗机构，享受公费医疗人员可以凭原发的公费医疗证，直接到指定的中医医疗机构诊治，办法和看西医相同。(21) 同时，社会各界通过座谈、讨论、写批判文章等形式掀起了对歧视中医思想的批判，从根本上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认识到中医不可取代的价值。
在贯彻“团结中西医”方针上，北京市狠抓“西医向中医学习”的活动。虽然毛泽东1950年7月就发出过“西医向中医学习”的号召，但北京市真正大规模开展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始于1955年。1955年7月，北京中医学会、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与中华医学会总会联合举办了西医学习中医班，主要学习中医典籍。到同年12月，北京市有20多个医疗单位成立了“在职西医学习中医研究室”。北京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徐政闻指出：“学习中医首先要全面接受，先不要用西医的理论来衡量中医，凡不合西医理论的就认为没有价值。医疗单位要做好学习中医的工作，首先要领导方面重视。另外，要组织热心学习中医的人成立一个学习核心，起带头作用”(22)。在此基础上，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于1956年4月成立了北京市西医学习中医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市各系统在职学习中医的工作。学习委员会规定各单位的西医每周可抽出一天作为学习日，以保证西医有充分的时间学习中医。还聘请中医师辅导学习，并且制订制度，对学习有成绩的西医进行奖励。(23)
1956年9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下成立的北京中医学院开学。同年12月，中医研究院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开班，如此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开办西医学习中医班，在国内尚属首次，(24) 这极大推动了西医学习中医热潮的形成。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关于西医学习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并强调“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25) 批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北京市“西医学习中医”进入高潮阶段，在当时全国各项事业“大跃进”的氛围影响下，1958年下半年，北京市西医学习中医也出现“跃进”，有2354人参加各种在职学习班。(26) 学习中医成为群众性运动，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如要求卫生人员“人人会针灸”、“个个具有一般中医知识”，还一度出现抬高中医，贬低西医的现象。(27) 这种狂热的学习中医气氛随着“大跃进”的结束亦有所收敛，到“文化大革命”前，“西医学习中医”逐渐强调群众性学习与培养骨干结合，更侧重培养骨干。1959年6月27日，北京市卫生局局长严镜清在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作《关于当前卫生工作的报告》指出：“根据自愿、可能和结合业务的原则，改进西医学习中医的工作。对现有的各种学习中医的班、组，由各单位进行切实整顿。目前主要应集中力量办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学习班。”(28) 1959年、1964年北京市开办了两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尤其1964年5月27日开办的第二期，学员仅23人，坚持少而精的原则，注意保证质量，比第一期有所进步。据统计，到1960年底，西医学习中医人数达3200多人，其中主治医师以上的213人，占全市主治医师总数的20％以上。(29)
北京市还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医，对中西医结合的认识不断深入。1960年7月11日，北京市召开中医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对中西医会诊、中西医学习、西医学中医等具体问题进行了交流讨论，会上将中西医的团结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盖浇饭(即中西医形式上的结合，在理论和医疗方面各自为政)；二是蛋炒饭(即中西医互相学习，在临床上共同治疗)；三是鸡蛋糕(即中西医完全融会在一起)。会议讨论认为，北京市的中西医结合还处在蛋炒饭阶段，需要向鸡蛋糕方面努力。(30) 由此，中西医结合不再停留于空泛的口号和机械的认识上，临床工作有了新突破，在一方、一技、一病、一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上，取得较大成功。1960年，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指出：“中西医团结合作，总结了治疗60多种疾病的有效经验”(31)。尤其中医研究所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某种疾病上表现突出。从过去的西医诊断、中医治疗的机械结合，发展为共同制定治疗方案、综合运用的有机配合。(32)
从1954年中央整顿贯彻中医政策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前，中医的社会地位较前一阶段有了极大提高，北京市的中医得到了阶段性的蓬勃发展。但中西医如何结合，中医自身如何发展等具体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在中医表面繁荣的景象中被忽视，当然，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深入。
三、“中西医结合”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艰难开展
“文化大革命”十年，全国各项事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中医事业也不例外。在“科研就是复辟”的声浪中，中医经典著作被当作封建主义的东西来批判，科研工作更无从谈起。(33) 中医人数缩减，中医专家以“反动学术权威”、“走白专道路”的罪名被打倒，到1972年底，北京市中医人数2152人，比1965年减少了1096人。(34)
但由于北京市是首都，有周恩来等领导人对中医的关怀与适度保护，政策的偏差与失误相对其他地区较少。首先突出表现在医疗机构上，不仅前期建立的5所中医医院得以保存，而且新建了4所城区中医院，还有部分综合医院在此期间建立了中医科，部分“文化大革命”前建立的中医科的人数也在这一时期有了明显增加。(35) 其次，在中医后备力量的培养上，由于周恩来的亲自关怀，1973年、1974年两年间培养的中医新生力量共计500多人，比“文化大革命”前招收的学员总数还多20％。此时多使用老师带徒弟方式培养中医新生力量。1973年底到1974年初，全市先后为292名老中医招收了305名学员，采取集中讲课与分散跟师学习相结合的方法。学员三分之二是“赤脚医生”，有十几人是初中毕业生，其余为上山下乡知青，总的说政治质量较好，办学单位也把转变学员思想放在首位。两年间，8名学员加入共产党，48名学员加入共青团。(36)
此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大规模开展。1970年，周恩来亲自指示召开了全国第一届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鼓励会议领导小组成员不畏艰险，奋力攀登这座医学上的“珠穆朗玛峰”。在此影响下，北京市先后于1971年5月6日至27日，1974年6月25日至29日，1975年11月11日至14日召开了三次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
第一次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后，各区县各单位普遍组织西医在职学习中医，为2100多名西医举办了61期离职学习班。(37) 同时成立中西医结合病房，建立中西医结合防治研究基地。到1974年9月止，市、区县医院中，已有中西医结合病床近500张。在区县医院或基层医疗单位中，还普遍开设中西医结合治疗或专题研究门诊。
第二次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进一步将中西医结合推广为群众性运动，掀起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新高潮。许多公社卫生院和医疗单位举办了“赤脚医生”和红医工轮训班，普及针灸、新医疗法和中医药知识。9个区县和12个市属医院举办了脱产或半脱产西医学习中医班。大多数单位利用业务学习时间举办中医药知识讲座、专题报告、学术经验交流及临床带教等活动，还有的举办了西药人员学习中药知识的学习班。根据会议精神，确定市中医医院、友谊医院、儿童医院、宣武中医医院为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基地。(38) 骨干培养也得到发展，一年间，西医学习中医的科主任有182人，占参加学习人数的30％。随着中西医结合运动的深入开展，1975年9月9日，卫生部成立中西医结合领导小组，以加强此项工作的领导。
第三次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继续推动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到1975年底，有10个区县和12个市属医疗卫生单位举办了短期西医学习中医班，有1100多名西医学习了中医，全市学过中医的西医达3300多人，占西医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科主任、主治医师占二分之一左右，逐步形成一支中西医结合的骨干队伍。(39) 1976年5月，中医医院、中医学校举办第七期西医学习中医班，从农村招收了200名“赤脚医生”和知青。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市的中医事业虽相对全国其他地区有所发展，但此时期贯彻“团结中西医”方针是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与动荡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中西医的一些学术争论被作为政治问题批判，因此在中医政策的实施上，北京市难免缩手缩脚，恪守条文，缺乏结合具体情况的灵活运用。无论是新生中医力量的培养还是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首要的都是政治思想与路线斗争的教育，招收学员不是以医术为出发点，而是过分偏重政治素质，这就使得中医发展表面轰轰烈烈，实际质量却有待考量。
四、“中西医结合”力量的独立与“中西医并重”方针的确立
1978年9月，中央批准卫生部党组《关于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并发出(74)56号文件，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在发展西医队伍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快发展中医药事业，特别要为中医创造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抓紧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要培养一支精通中医队伍，造就一支热心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西医学习中医的骨干队伍。”在党中央的推动下，北京市中医事业逐步恢复并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
此时值得关注的是，中西医结合开始作为与中医、西医并列的一支医药卫生力量，活跃在医药卫生界。1980年5月，卫生部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印发了部党组《关于加强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报告》，提出当前开展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团结和依靠这三支力量，推进医药科学现代化，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为保护人民健康，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40)
北京市积极贯彻中央政策，于1981年7月15日成立了中西医结合研究会分会，市卫生局副局长王康久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学会宗旨是团结广大从事中西医结合的科学技术工作者，开展学术活动，促进中西医结合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促进中西医结合人才的成长与提高。为了加强中西医结合的实践，北京市卫生局于1983年12月确定市第六医院为市中西医结合基地，开展了老年病等中西医结合医、教、研等方面的工作。此后还在北京医科大学设立中西医结合研究所，促进中西医结合的研究。1989年1月，北京市卫生局召开中西医结合研究会，表彰30年来在中西医结合工作中作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教师，推动了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深入发展。
“三支力量”方针的提出，以及“中西医结合”作为一支独立的医药力量从中医、西医中分离出来，打破了此前片面强调中西医结合，甚至以中西医结合取代中医的局面，为中医享有独立行政权提供了依据。1986年7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由卫生部代管。1988年5月，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中医中药实行统一管理，中医走上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
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中西医并重”，并将其列为新时期卫生工作的五大方针之一，给中医和西医赋予了同等重要的独立地位。1996年，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指出：“要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既要认真继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又要用于创新，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更好地保护和增进人民健康。中西医工作者要加强团结，相互学习，相互补充，促进中西医结合。”(41) 为新形势下中医的发展做了全局性的规划与方向性的指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政策的实施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特点，标志着党对中西医乃至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关系的认识在逐步深入。北京市在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过程中，虽有曲折或偏差，但总的看来是向前发展的，我们党总能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调整和纠正，充分树立了党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卫生事业上的领导权威。
注释：
①⑤(25)《当代中国的北京》(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57、359、360页。
②(12)(13)(24)(40)北京卫生志编纂委员会编：《北京卫生志》，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99、400、399、399、405页。
③郭天玲：《北京中医学会史略》，《燕京医史》第23卷第5期。
④(11)《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本市中医情况的报告》(1953年1月8日)，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1全宗1目录101卷。
⑥《北京日报》1954年5月26日。
⑦《北京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和医疗机构缺乏情况和解决办法的报告》(1954年8月3日)，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1全宗1目录106卷。
⑧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2全宗2目录59卷。
⑨《北京日报》1953年9月22日。
⑩(15)(35)张志斌、余永燕：《20世纪下半叶北京中医医疗机构发展史略》，《中华医史杂志》第35卷第1期。
(14)《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预防实施细则》，《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2年)，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年版，第629页。
(16)《北京日报》1955年9月5日。
(17)《北京日报》1955年10月28日。
(18)《北京日报》1955年9月7日。
(19)(20)《贯彻对待中医的政策》，中医研究院编印：《中医政策学习材料之一》，1955年12月。
(21)《北京日报》1955年4月26日。
(22)徐政闻：《认真学习中医》，《北京日报》1956年4月25日。
(23)《北京日报》1956年4月18日。
(26)《关于进一步开展中医中药工作的报告》(1959年2月)，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35全宗1目录562卷。
(27)(41)蔡景峰、李庆华、张冰浣主编：《中国医学通史》(现代卷)，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年版，第5、427页。
(28)严镜清：《关于当前卫生工作的报告》，《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59)，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年版，第454～455页。
(29)(32)《一年来中医工作的成就和今后的意见》(1960年)，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35全宗1目录622卷。
(30)《北京市中医工作经验交流会议》(1960年7月11日)，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35全宗1目录594卷。
(31)邓拓：《在北京市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960)，中国档案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33)孙桐：《中医经典著作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第13卷第6期。
(34)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35全宗2目录850卷。
(36)(39)《关于北京市第三次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1975年11月)，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35全宗2目录851卷。
(37)《关于贯彻落实第一次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1974年)，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35全宗2目录630卷。
(38)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35全宗2目录76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