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研究的不足和可能——以中国北方三少民族文学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文学论文,为例论文,中国北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I2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15)04-0014-04 中国北方三少民族文学研究作为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与其走过同样的发展历程并表现出大致相似的特征，比如都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迎来研究的自觉时期，且研究领域和成果主要集中在民族民间文学；随着书面创作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丰厚的成果①，作家文学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并有深入阐发。进入新世纪，积淀深厚、富于活力的民族文学研究进入寻求更具决定性、突破性成果的发展阶段，尽管这种研究状况在外在形态上似乎呈现为某种批评困境。同样，内蒙古三少民族文学研究的不足与可能，也正为许多研究者反思并试图寻求突破。在此意义上，内蒙古三少民族文学研究的瓶颈或许也是民族文学研究之不足和可能的具体展开。 不容否认，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内蒙古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及民间文学的专题研究取得较大突破，杨士清②、赛音塔娜③等学者对达斡尔族文学中的民间舞春(或译乌钦)的整理；吴刚、孟志东④等学者对达斡尔族英雄叙事故事的研究；孟淑珍⑤对鄂伦春史诗“摩苏昆”的挖掘和阐发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完善各民族文学研究版图的同时，也对各民族民间文学的艺术精神及艺术程式有科学说明。其二，作家文学研究中，各民族重点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乌热尔图、萨娜、敖长福等人受到学界的关注，尤其是乌热尔图的个案研究几乎伴随着他的创作，从雷达先生《哦，乌热尔图，聪慧的文学猎人》⑥始，一直持续了三十余年，研究角度多样，显示出作家经典化的研究趋势。其三，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三少民族的族别体文学史著⑦，且有些成果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比如，1993年写成的《鄂伦春族文学》于2000年时再版，但在史料补充、体例安排和文学史观上几无改动，显示出当时研究的有效性。 其实，也恰恰是前述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出现推动着研究进入更高阶段，也让三少民族文学的研究者们意识到当下研究中存在的某些不足，他们在研究中遭遇的某些困惑与困境也多因这些不足的存在。 这首先表现在，研究尚未产生具有阐释力和辨识度的术语或概念：研究者在使用概念术语进行基本的论证时，无法最大限度地逼近研究对象的实际和实质；与此相应，概念术语本身在多民族文学共存的背景下缺乏解释力。例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洪子诚先生的“一体化”⑧概念在说明20世纪50至70年代文学的特质和文学与政治、社会的关联时，就显示出庖丁解牛般的阐释力。具体到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性”、“族性”、“民族特性”等表述都在研究实践中较为常见，也在被研究者高频率使用。但当它们一旦面对某一特定民族文学独特的文学质地、独异的审美价值时就显得语焉不详，含混不清，进而陷入阐释力不足的困境，即这种民族文学的民族特性是什么，用“民族特性”一语无法精准描述。比如，“达斡尔族文学有强烈的民族性”一语，就其行文和语法来看挑不出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从研究结论科学有效的角度看，这个结论其实是空泛的、不蕴含有效信息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因为这个概念没有说明达斡尔族文学的特性到底是什么这一本质问题。 尤其是，在多民族文学共存的文学事实面前，上述概念术语更是有辨识度不高、言不及义之弊，其阐释的局限和暧昧就显得更为突出：“多民族文学史观”⑨下，中华文学是多民族文学这一论断确认了各民族文学共同存在的文学事实和各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但随之也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多个民族文学共存时，仅用“民族性”、“民族特性”等概念显然无法说明、区分乃至比较出各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也就无法定位判断某种文学的价值意义。譬如，与达斡尔族文学相比，鄂温克族文学在文学风格上显得更为沉郁，若只用“达斡尔族文学有自己民族的民族特性”、“鄂温克族文学有自身的民族特性”来概括达斡尔族、鄂温克族文学的特性的话，其差异不仅没能说明而且有被消弭之虞。并且在更宏阔的文学背景下，比如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场域中，经由上述概念表述而得出的结论同样等于没有得出有效结论，且无法看出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差异——无须赘言，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各美其美的民族文学，并在整体上成就出中华文学宏富绚烂的文学图景。 其次，能够说明各少数民族文学本质性特征的理论与结论仍未出现。对某种形态的文学之文学特性的理解是文学研究的目标之一。正如30年前，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视域下，研究者们曾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题题材、形式结构和艺术风格都有精准说明，“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⑩等结论代表了那个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水准，并且也确实能说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性，其结论至今有效。但在三少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内，各民族文学存在的本质性、决定性构成内容到底为何，其独特的文学质地是什么、内在的发展规律和文学精神是什么等问题研究不足、结论的清晰度不够。而上述问题恰恰是具有文学意义的问题，也能说明某种文学的本质性特征。对民族文学发生发展历程的描述固然基本且必要，对民间文学遗产的整理固然也应当持续，但描述和搜集整理本身是否能够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构成和主要内容还需深思或是打个问号。洞察、归纳和概括各民族文学的本质特点，应是民族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民族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而就目前研究来看，有效、精准的结论尚付之阙如，这恐怕不仅是三少民族文学研究的问题，也是多民族文学或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普遍性问题。 再次，研究中的文学本体立场不明显，更明显的是文化立场。观照、厘析民族文学文本中文化景观的研究趋势和取向较为多见。这一不足之所以出现，恐怕与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有关。就三少民族文学乃至其他少数民族文学而言，民族作家们的题材内容择取和主题意蕴开掘往往与其特殊的文化及地方性知识有很直观的联系，研究者寻觅其文学世界中的文化表征作为一种研究路向而出现其实并不偶然。但问题是，若是文学研究，则研究者还当更进一步，从文化立场深入到文学本体立场中，主要关注和厘析文化因素如何内化为文学因素，两者的转化机制是什么等文学的基本问题。比如乌热尔图小说研究中，猎民独特的文化心理是否也影响作家的创作心理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三少民族独特的宗教信仰是否影响其人物形象的塑造、叙事方式的运用，这都是具体的、有意义的尚待深入分析的文学问题。 最后，研究视角略显单一。这是三少民族文学研究中非常突出的现象：生态视角(11)成为极为强势的解读视角。生态批评的引入确实非常有力地说明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特性或是特性中的某些重要构成，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存在的意义价值也由于这一研究视角的采用而被照亮。需要警惕的是，一旦这种研究视角成为常见乃至一以贯之的解读利器，就容易造成对三少民族文学丰富性的遮蔽与无视。就三少民族文学的文学主题来看，表现在萨娜小说中的宗教信仰的失落与追寻；乌热尔图小说中自觉的民族身份的自我认知与对他者的反抗；敖长福小说、空特勒散文中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冲撞和调适的思考等，共同成就了三少民族文学的多元厚重。倘仅以生态视角观照是难以涵盖的，即研究视角的单一乃至唯一很容易导致研究中出现削足适履的现象，也容易让研究走入狭窄逼仄之境，更不易形成科学客观的价值判断。 应该不断强调的是，当我们谈论三少民族文学研究乃至民族文学研究的不足时，其实有一个厚重的现有研究成果作为前提，它由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和诸多前辈筚路蓝缕的研究工作夯实，因此我们谈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其实质是站在更高研究层面上探寻并思考新的研究可能和新的学术生长点。 这些不足能否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弥补？ 第一，研究中突破一般性的史料整理、发掘和对作家作品叙述性的介绍，深思各民族文学的核心问题。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应该指向把握各民族文学的本质性特征这一点，以此问题意识为线索进行专题研究，探求各民族民间文学及书面创作文学中各文体演进的内在线索和发展规律，也就是说，穿越纷繁复杂的文学事象而精准概括各民族文学的特性，其实仍然还是该学科领域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新的学术研究空间可能由此拓出。 第二，研究中应当避免核心概念和基本术语使用时的泛化倾向。具体地说，是要突破“民族性”和“地域性”等对各民族文学特征的习见表述，运用更富有解释力和阐释力的概念，形成更符合各少数民族文学实际的价值判断。产生更富解释力的概念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另外，在“多民族文学”史观下，看似表现为言不及义的语言困境，其实正是研究困境的外化和具体化，而且由于研究的推进而显得更为急迫和紧要：多民族文学的整体聚合及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卓然有异，都明白无误地告诉研究者“地域特征”、“民族特性”等曾十分清晰的概念正在走向含混。当然，这里不是否定“地域特征”和“民族特性”等概念，而是一种觉知：在新的民族文学研究阶段，哪些概念更有解释力？这种觉知同样能够带来新的研究可能。 第三，未来三少民族文学研究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很可能是强调建构更为精准的、更能透视多民族文学或各民族文学整体发展规律和个体发展规律的理论。1950年代，老舍、玛拉沁夫等作家和学者们为少数民族文学正名，少数民族文学获得其存在的学理和学科意义；21世纪以来，“多民族文学史观”、“文学共和”等理论的出现带有整体史观的明显特点，各少数民族文学因而在理论上获得了和汉民族文学平等的文学地位，并且中国文学本身的多元整体性质也由此被说明。这显示着研究工作本身的推进和科学性。甚至不妨有更为乐观的预期，那就是可能生成新的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资源，并且这些理论资源生长和勃发于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深厚土壤。直到今天，还必须问一个问题，西方的理论资源到底能够说明多少中国多民族文学的文学问题？ 第四，在理论视角上强调整体性理论视阈的建立和多重研究方法的采用。这种整体性理论视阈的出现是因为一个世界性的多元文化的研究背景和文学生存环境的存在。其实在此背景下，很可能所谓边缘和中心、地方和主流都是相对的，比如三少民族文学中存在的文化忧思和文化失落主题表述的就是一个逸出了边缘和地方边界的世界性问题。因而理应把某一民族的文学放在更宏阔的文学背景中透视、比较和确认其独特的价值。多重研究方法的采用也同样是基于研究对象的文学实际，如果寻觅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关键词，那么宗教、政治、现代化、族群历史、家族历史、生态观念、生命意识等恐怕都应列在其中，并且这些关键词从来都不是单独存在，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纠结共生，任何单一视角和方法的采用，面对如此复杂深邃的文学实际都可能以偏概全。 最后强调的很可能是老调重弹：批评者的态度和观念依然重要。回到精细真诚的个案研究和文本研究，尊重各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常识，了解其文化习惯是开展研究的前提。居高临下的指摘，其背后的文化优越意识和文化中心主义固然很容易被识别和避免，但由于民族文化之间的隔膜而导致的无意无心之错同样不应出现——误读有时既是态度问题，也是方法问题。比如，一些研究将鄂伦春族题材小说指认为达斡尔族题材小说，并将其作为论据佐证观点，这种现象看来让人啼笑皆非却并非个案。无论是在内蒙古的三少民族文学研究中还是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研究者主体性的确立和真正科学的研究态度，是将所有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关键。 ①达斡尔族作家和批评家孟和博彦在《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族文学的崛起》中认为，“这三个少数民族文学的真正崛起和发展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语见《民族文学》1997年第5期。 ②其所编《达斡尔族民歌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对达斡尔族民歌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有精当说明。2012年其主编的《达斡尔族“乌钦”说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中收录了目前可见乌钦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和重要研究成果。 ③其《达斡尔民间故事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有汉译、整理之功，且类型故事种类齐全。 ④吴刚、孟志东、那音太搜集整理的《达斡尔族英雄叙事》(民族出版社，2011年)收录了达斡尔族的英雄史诗、英雄叙事诗。吴刚所作《前言》对每一部史诗所反映的历史文化内容、采用的艺术手法等都有科学深入的说明。 ⑤孟淑珍整理出版了《英雄格帕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填补了鄂伦春族民间文学中缺少摩苏昆的空白。另外，她亦有系列论文介绍摩苏昆，对鄂伦春史诗的整理研究是其主要学术成就。 ⑥发表于1984年《文学评论》第4期。 ⑦《鄂温克族文学》(黄任远、黄定天等人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鄂伦春族文学》(徐昌翰、隋书今等人著，北方文艺出版社，2000年)、《达斡尔族文学史略》(赛音塔娜、托娅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年)都已出版。 ⑧参见《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 ⑨《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辟出专栏探究“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关纪新、徐新建、李晓峰等人均撰文，此后多民族文学史观渐为学界接受并显示出其对民族文学理论视域的拓展。 ⑩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选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页。 (11)王静《自然与人：乌热尔图小说的生态冲突》(《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李长中《“生态写作”的不同面相——以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生态书写为例》(《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程绍华《鄂伦春族民间文学的生态主题解读》(《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