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语言与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对科学哲学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特根斯坦论文,科学论文,启示论文,哲学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常规性的科学活动中，人们一般并不特别关注语言问题，这主要是由于科学规范的作用。每一门自然科学，都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概念体系和数理模型，而对这些体系和模型的要求，总是趋向于严格和精确。因此，科学语言可以将理解的分歧降低到最小的限度。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说，科学语言是一种完全区别于日常语言的理想语言呢？科学语言与其它类型的语言之间有没有一般性的基础呢？如果我们把语言的基础理解为生活形式，那么科学语言究竟对应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形式呢？
一 科学语言的意义基础
一般认为，是逻辑实证主义，即维也纳学派，奠定了现代科学哲学的基础。做为分析哲学的一支，维也纳学派以他们对语言意义的批判而著称于世。这种批判有两个主要的目标，即日常语言和形而上学语言。为了克服日常语言的模糊性以及形而上学语言的空洞性，维也纳学派认为应该以“命题的可证实性”来做为语言的意义标准，而在他们的心目中，科学语言是最能符合这一严格要求的。
科学语言可以分为观察陈述和理论陈述。二者之间有一个归纳的过程。任何理论陈述都具有假定的性质，它们既可能被观察陈述所证实，也可能被观察陈述所证伪。但正因为如此，即使是一个错误的理论陈述，只要能保持逻辑的一致性，也就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命题。理论陈述的意义基础在于观察陈述的真实性，那么，观察陈述的意义基础又在哪里呢？或者换句话说，观察陈述是可以被证实的吗？
维也纳学派的代表人物，如石里克和卡尔纳普等等，都是从物理学转而从事哲学的。在他们看来，观察陈述的可证实性是不言而喻的，否则的话，就连从事最简单的科学活动也是不可能的。当我们把一条陈述同一个现象进行比较的时候，一定能够判断它们符合还是不符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用天平称重的时候，发现天平向左倾斜了，这时我们可以说右边的物体比左边重，不过这个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也可能是天平出了故障。但无论如何，我对天平向右倾斜这一点是不能怀疑的，因为这是现象直接给予我的。卡尔纳普认为，所有的科学命题，无论多么复杂，最终都可以通过一定的规则而转化为这种可直接证实的观察陈述，科学语言的意义基础正在于此。
但是，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是不是因此而取消了呢？当我们用孤立的主体感觉去证实一条观察陈述的时候，我们的结论不仍然是在独断与怀疑之间徘徊吗？要么我们抱有一种信念，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这也正是维也纳学派的根本的立足点，要么我们必须回到笛卡尔的“我思”之中，拒绝感觉的虚妄性，只承认毫无内容的“我在”。维也纳学派通过语言批判而取消形而上学的努力，由于其思想方法的局限性，只能是半途而废。科学基础的晦暗不明，反而更为尖锐地暴露出来。
逻辑实证主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维特根斯坦的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当中去。维也纳学派的意义理论，主要是受到了这部著作的启发。维特根斯坦认为，有意义的命题是关于实在的一幅图象，图象的元素，即名字，代表着对象。图象元素的联接方式，代表着事物的可能的联接方式。而且，“任何图象，不论具有什么形式，为了能够表象（正确或错误地）实在所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①
“逻辑形式”是《逻辑哲学论》中最重要，也最难以领会的一个概念。命题与事实的可比较性，就在于它们具有共同的逻辑形式。因此，逻辑形式是命题的意义根据，也是命题的可证实性的前提。但是，逻辑形式究竟是什么，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因为“命题不能表现逻辑形式，逻辑形式反映于命题之中。反映在语言中的东西，语言不能表现，在语言中表达自己的东西，不能以语言表达。命题显示实在的逻辑形式，命题展示逻辑形式。”②在这里，维特根斯坦想说的是，自我与世界的关联，或者说主体与世界的关系，是“显示”在命题当中的。命题即不能陈说，也不能肯定或否定这样的关联，否则的话，必然会产生没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命题。近代的实证主义和怀疑主义，都忽略了语言在这个问题上的特殊地位。
“命题显示其意义”。对这句话维也纳学派和维特根斯坦本人也许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维也纳学派来说，这是认识活动的自明的起点，是根本无须去追究的东西。而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却意味着语言的界限和世界的神秘，恰恰是无法去追究的东西。显然，维特根斯坦没有将自己的目光局限于科学问题，他的视野已经深入到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去了。
在对语言的探究中，维特根斯坦始终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究竟为什么我们能够理解一个命题？《逻辑哲学论》试图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加以解释，但他的结论却最终否认了这种解释的可能性。命题显示实在的逻辑形式，可显示的东西总是不可说的，因此最彻底的哲学态度便是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在写完《逻辑哲学论》以后，也真地退出了哲学界，到奥地利的僻远乡村去当一名小学教师去了。这是一个颇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它意味着以主体性为根据的西方形而上学已经走到了尽头，陷入了无话可说的境地，这种困境是由它自身的原则造成的，要超越它，仅仅批判和否定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全新的建设性的奠基工作。
二 确定性与生活形式
维特根斯坦在沉默了十年以后，重返剑桥，开始进行新一轮的哲学活动。在这一时期，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是分析哲学的另外一支，即著名的日常语言学派。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英国哲学家赖尔和摩尔等人。在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这一点上，日常语言学派与维也纳学派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但在如何看待日常语言的问题上，两派的观点却截然相反。如果说维也纳学派希望通过科学语言的严格标准来规范日常语言的话，那么日常语言学派恰恰希望通过对日常语言的意义分析来为科学语言重新奠定基础。维特根斯坦先后是这两个学派的灵魂人物，却又同时和他们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这的确是分析哲学历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现象。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他逝世以后出版的著作《哲学研究》当中。在这本书里，他从观念和方法上都对《逻辑哲学论》提出了彻底的批评，并且放弃了理想语言的构造，转而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现象，并以此为契机，阐发出一种更具有广泛的基础，也更具包容性的语言观。
所谓理想语言，就是具有严格的意义确定性的语言，语词的元素与实在的元素能一一对应，从而对同一语句可以保证有唯一正确的理解。一般认为，科学语言就是以这种理想语言为模型而建立起来的。由于数学方法在科学中的广泛应用，使得精确性成为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本世纪初的一些逻辑学家，如弗雷格和罗素等，都希望以科学语言为典范，把一般语言的基础建立在更为严密的逻辑体系和更为精确的表达形式之上。
但是，维特根斯坦所关心的并不是某种语言类型的优劣，而是使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得以可能的一般前提究竟是什么？在《逻辑哲学论》中，他分析的对象主要是书面语言，把字符理解为事物的图画，而字符之间的意义关联则“显示”出事物之间的可能的关联方式，即逻辑形式。问题在于，这种“显示”能够保证意义的确定性吗？也许有人指出，理解的分歧可以用补充解释来加以说明，但解释的形式仍然是语言本身，所以在命题和意义之间似乎总是存在着实质性的分裂，这也正是“显示”最终不可说的秘密所在。维特根斯坦在反思他的前期思想的时候，已经深刻地感觉到，把语言理解为符号或图画，可能是一个根本的错误。
那么语言究竟是什么呢？在从事小学教师、建筑师和园丁的工作中，维特根斯坦得以从发生学的角度来重新考察语言的理解过程。他惊奇地发现，原始的语言现象，往往不是为了表象实在，而是出于行为协同的需要。举例来说，一位建筑师向他的助手索要建筑材料，他可以向助手喊口令，递上一个书写符号，或者打一个手势，这些原始语言的意义要表现出来，仅仅观察其表面的形式肯定是不行的，必须由助手做出正确的反应，通过观察助手的行为，我们才能理解。因此，语言的意义最初总是和人的行为交织在一起的，脱离了外在行为的表现，单纯的符号化的语言是根本不可能被理解的。我们把语言和行为的原始共同体称之为语言游戏，而意义的确定性也无非就是语言游戏的确定性。由此看来，由命题和实在所共有，却又只能“显示”而不可言说的“逻辑形式”，就完全是一个不必要的假定，因为它不能提供任何解释。与之相反，语言游戏说则为我们打开了通住现象世界的大门。
语言游戏的确定性意味着规则的存在，而规则总是出于人们的约定和认可，但是，这种对规则的约定和认可是“任意”的吗？在这里，维特根斯坦又遇到了传统形而上学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即自由如何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人们的确可以“主动地”不遵守规则，从而可以“自由地”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话。但是在正常的对话活动中，他却不能不接受规则的约束。这种约束来自于生活形式。“必须接受的东西，给定东西就是——人们可以这样说——生活形式。”④生活形式是在《哲学研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概念，语言游戏的确定性只有奠基于生活形式才是可能的。所以，“语言游戏这个术语在这里突出下列事实：说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是一个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⑤
正是在生活形式的基础上，语言才成为一种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理解活动。它不能像“逻辑形式”那样“显示”给作为主体的个人，而勿宁说当我们在考察语言的时候，总是已经与他人“共事”于一定的生活形式中了，因此，我们既不可能完全“客观”地来看待生活形式，更不可能“主观”地去规定它。“必须接受的东西”在这里意味着人类当下的自然存在和历史过程，它不容否认是外在于主体的。可以说，主体性在生活形式中不具有优先的地位，这也正是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所发生的最根本的转变。
三 科学语言奠基于特定的生活形式
我们知道，日常语言指向行为的协同，它以多样的语言游戏的形式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这样的观点能否推广于其它类型的语言呢？维特根斯坦肯定地指出，语言首先是日常语言，其它类型的语言，我们根据其相似性与可比性，才把它们也称之为语言。因此，任何语言类型都属于日常语言的延伸，它们的意义最终依赖于日常性的生活背景。即使是抽象的科学语言，也需要以日常语言做为解释的中介，将它们的意义展现于人的行为及其后果中，所以说，“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⑥科学语言首先意味着一种相关的生活形式的存在。脱离了特定的生活形式，任何语言都是空洞的，也是无法理解的。
科学做为一种生活形式，就不仅仅是经验知识的理论体系，而是比这些表面的成果要丰富得多的东西。维也纳学派的证实原则和波普尔的证伪原则，实际上都对科学采取了逻辑主义的态度。他们根本的共同点就在于只从命题的形式出发，把科学活动归结为依据一定的逻辑规划来判断命题真假的过程。但实际上这种规则是很难被恰当地把握的，因为任何表面上严格的形式规则都不能避免解释和操作上的模糊性，甚至数学也不例外。⑦所以逻辑主义者很容易陷入一种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他们认为命题必须有真假，否则的话科学的真理性就无从谈起；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从根本上确定命题的真假，因而总是面临着怀疑主义的威胁。
逻辑主义的困境来源于他们将语言脱离了生活形式，仅仅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来看待科学命题。而在大量的科学实践中，很多命题并不是为了表达一种判断，而是为了把科学活动组织起来，起到了一种规范、提示和引导的作用。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较为复杂的语言游戏了。科学活动和语言游戏始终是交织在一起的，很难彻底地分清楚哪些是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哪些是我们自己设定的规则。其实，这种区分也是没有必要的，科学作为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人类的生存方式，本身就是一种群体的建构行动。
当然，我们不能把科学简单地等同于游戏，因为一般的游戏在规则的限制下，往往有一个明确的活动范围。而构成科学既定基础的各种概念体系和数理模型，对富于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科学家来说，只能具有相对的限制意义。最有天才的运动员也必须遵守场上的运动规则，而最有天才的科学家却往往是那些重新设立规范的人。因此历史地看来，科学的领域是没有边界的，科学的发展是没有终结的。
进入本世纪的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了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思潮，他们实际上构成了西方哲学进行本体论的自我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库恩彻底否认了科学能够提供关于“实在”的知识的可能性，只承认它可以提供关于“实用”的知识，因此，科学与本体论无关。⑧科学的发展是以“规范”或“范式”的转换来进行的，这种转换因其前后形式的不可通约而具有革命的性质，因此，“在规范（范式）选择中就象在政治革命中一样，没有比有关团体和赞成更高的标准了。”⑨在这里，库恩已经完全把科学活动等同于人的社会行为了。而且，科学与其它的生活形式之间也存在着决定性的、密不可分的联系。例如“教育的形式比科学的其它任何一个方面更多地决定着我们对科学本质的形象以及发明和发现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⑩
不难看出，库恩的思想中蕴含着相对主义和非理性的因素。作为针对逻辑主义和本体论的批判，库恩的揭示是深刻的，但作为对科学现象的整体理解，他的见解显然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科学的历史也就是科学作为生活形式的历史，由于语言的延续性，它不可能出现真正的理解的断裂。任何观念的革命都是在一定的语言传统中发生的，尽管人们可以意见相左，但在同一语言传统中，却存在着生活形式的彼此一致，而这种一致是内在的一致。
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对当代西方思想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他本人却很少直接去评价其它的哲学流派，在其后期思想中，也几乎没有涉及到具体的科学问题，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能对他的思想进行一种阐发，从科学语言这个特定的角度，将生活形式引入科学哲学的视野中，并给予足够的重视，而这正是过去的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所忽略了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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