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卓[1]2016年在《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西方哲学中国化,是21世纪以来学界经过初步提出概念、局部交流探讨、广泛开展研究叁个阶段之后所提炼出的研究模式,反映了学界对于西方哲学和哲学整体研究路向的一定程度的共识。本文所体认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是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以追求独立解放、民族复兴、文明再造的主体意识,逐步将西方哲学“化”为大写的中国哲学发展养分,至改革开放后正式形成为明确研究范式的历史活动。由此,文中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概念在严格意义上是特指改革开放之后所形成的西方哲学研究新范式;而1840至1979年间中国人引进、吸收、批判、转化西方哲学的活动则称为“西方哲学在中国”、“西方哲学的初步传播、研究、批判”等等。当然,后者是前者的历史性基础,而前者则是后者的时代性升华。总体来看,选择性地吸收、创造性地转化和对话性地反哺是170多年来中国人在“化”西方哲学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紧密相联的特点。在影响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诸多因素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此就构成了开展本项研究的基本参照。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了划分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历程的基本标准,构成了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发展机制的逻辑线索,构成了推进西方哲学中国化应当遵循的立场原则。研究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提炼各个发展阶段的经验教训,能够为未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历史镜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参照,本文将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划分为五个基本阶段,即:(1)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初步传入中国并开始产生思想效应。(2)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相互激荡。(3)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西方哲学研究伴随政治形势而跌宕起伏。(4)20世纪80-90年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模式逐步形成。(5)21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获得明确的范式自觉并开启研究热潮。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经验教训:(1)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可概括为秉持穷则思变与和实生物原则,积极借鉴西方哲学以救亡自强;基本教训可概括为脱离中国实际、抽象运用西方哲学原则导致水土不服。(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而批判借鉴西方哲学的党性原则;基本教训可概括为特定时代背景下泛政治化理解西方哲学造成了武断倾向。(3)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发扬了独立探索本国发展道路和文化发展方向的马克思主义首创精神;基本教训可概括为极左政治路线对包括西方哲学研究在内的文化活动造成严重破坏。(4)在20世纪80-90年代,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开创了新的文化风貌;基本教训可概括为思想政治教育失误导致西式自由化思潮泛滥。(5)21世纪以来,其基本经验可概括为对西方哲学之科学理性精神维度的关注和汲取;基本教训可概括为对西方哲学之崇高超越精神维度的轻视和遗失。改革开放启动至21世纪以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信不断增强,而西方哲学中国化逐步获得明晰自觉并最终确立研究模式的时期。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点也日益鲜明。其民族化、大众化和时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日臻完善。在这样的大背景和新要求观照下,西方哲学中国化的范式自觉也日渐清晰,形态发展特色凸显,今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和问题意识,拥有自己的“思”、“样”、“范”、“势”。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之“思”,是指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思维方式和话语表达方式,如高清海先生“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概念的所指。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的“样”,是指中国当代哲学家通过研究西方哲学、进行独立思考而取得的理论成果形式及其思想效应,如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及其掀起的主体性哲学热。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的“范”,是指在170多年的西方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哲学中国化所呈现出的独有风格和气场,如赵敦华教授《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哲学》,邓晓芒教授《让哲学说汉语》,胡海波教授《中华民族生成“思想自我”的西方哲学向度》,张立文教授《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等论着所彰显出的理论自信。西方哲学中国化模式的“势”,是指近年来西方哲学中国化课题所开启的思潮化趋势,表现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团队化研究;近年来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为主题词的学术论文数量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态势;以“西方哲学中国化”研究子课题为论题的博士论文选题数量持续增长;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明显增多,等等。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西方哲学中国化伴影随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着思想财富,为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当代哲学奠定着理论基石。二者在满足中国需要、回应时代课题、相互交融激荡叁个方面紧密契合,共同走向致力于创造中华民族思想自我的未来之境。
王真[2]2016年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哲学理念的发展成熟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达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峰。中国共产党从理论薄弱走向理论成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导下,党的领袖群体和理论工作者从哲学高度对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智慧提升,共同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并将其转化为党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本文通过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相关历史条件进行梳理,提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现实诉求,认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具有客观必然性和主观迫切性。客观必然性在于延安时期的时代召唤,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及延安相对稳定的特殊环境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历史条件。主观迫切性有两个：第一,思想战线理论批判需要。通过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旧哲学、国民党党治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揭露和批判,解决思想混乱的问题,进一步巩固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地位。第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打破教条主义束缚,进行思想建设；摆脱理论贫困,进行理论建设；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文化建设,都迫切需要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和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在当时成为必然趋势。理论创新是在对既有优秀理论传承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逻辑推演形成新的理论观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是通过一定的思想平台搭建起来的,具有叁个方面的思想渊源：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基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以及列宁等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直接来源。第二,中国传统哲学精华是学脉渊承。中国传统哲学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逻辑和认知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生价值观、历史观等具体领域具有契合之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批判的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综合创新。第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探索是创新平台。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早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家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实现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换,是依靠主体系统的力量推动和完成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主体系统,他们一方面进行深入的学理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进行深化和发展；一方面结合现实,从人民大众的实践经验中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形成新的哲学理念。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核心与引导者,他们通过自身特有的理论创新方式,创造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成果,并在创新过程中呈现出这一主体群的特征；以李达、艾思奇、沈志远、胡绳、陈唯实、张如心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理论创新的骨干力量,他们承担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和宣传的重任,是学者型与战士型兼备的理论创新主体。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等学理性层面,推进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深度。党的领袖群体领导和规范着理论工作者理论研究与创新活动,理论工作者配合和启迪领袖群体,共同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在主体的共同推动下取得了突破性的贡献和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生价值哲学、唯物史观等具体领域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辩证唯物论领域创新。对唯物论基本概念与特征作出了深化与发展,确立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第二,唯物辩证法领域创新。一方面从学理上构建唯物辩证法体系、发展了辩证矛盾观；另一方面在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提升的基础上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战略、党的建设等中国革命辩证法理论。第叁,认识论领域创新。从实践观、真理观等方面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第四,人生价值哲学领域创新。树立了共产主义的新道德观、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相结合的新人生观、人民利益与革命利益相结合的新利益观。其五,唯物史观领域创新。在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群众史观、阶级斗争及国家学说、中国社会革命发展理论等问题的创新与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建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思想理念成为引领人民大众的思想凝聚力和精神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主要经验有：第一,创新道路上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第二,创新思路上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结合；第叁,创新内核上的学理性与政治性相结合；第四,创新方式上的大众化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第五,创新路径上的逻辑型与现实型相结合。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些现实问题和理论困境,同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经验对新时期、新阶段更好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第一,重视理论学习建设哲学研究风气；第二,立足现实问题创新哲学理论体系；第叁,结合民族特色创新哲学话语形式；第四,主体系统互动构建哲学创新路径。
张春楼[3]2017年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文中研究表明新轴心时代、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等层面的哲学探讨都是当前新哲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这些研究事关中国哲学在"新哲学丛林期"的生存、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期以来,这类讨论与研究的领域相对零散,需要进一步整合到新轴心时代视域下去关注中国哲学的传承与创新,也是国家层面关注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研究不多,且倾向于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分割研究,长期会通不力,平面化、静态化比较明显,缺乏对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融合的深度反思。而把中国哲学理论和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的路径探讨放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指向人类核心问题来研究更不多见。哲学应该以会通的方式指向人类现实问题,这也是此研究的基本逻辑思路。论文沿着"背景←→实景←→愿景"的整体循环脉络,展示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动态性。即通过追溯哲学演进的历史,寻找人类核心问题的遗传和变异基因,以轴心时代以来的哲学变迁为背景,以"人类核心问题"为焦点,"再创造"为主线,落笔于科学技术辐射全球的新轴心时代前兆实景,围绕当代和未来人类核心问题,指向新轴心时代的中国哲学再创造,期盼再造中国新哲学的美好愿景得以实现。首先聚焦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考察其嬗变历程,反思其根源与变异成因,回溯中西方哲学通过批判作出的连锁反应。由此发现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人类迈进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不再孤单,而是形成核心问题圈。面对多重危机,人类全面觉醒,瞩望新轴心时代的开启。中国哲学对人类危机必须应战,做出准确判断,且在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进行有机再造。当然,这一永恒的人类主题并非一蹴而就,必须长期探索。该研究直面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探索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盲区和路径,试图推动中国在新轴心时代再现百家争鸣新局面,使中国哲学走出生存困境,让中华文明在新轴心时代焕然一新,惠及人类。全文竭力想说明和论证的主要观点有:一、人的"理性与欲望"居于人类问题核心位置,经过轴心时代持续嬗变,其根源与变异在哲学批判的脉络中清晰可见。哲学在指向人类核心问题的大众实践过程中发生批判性地变革,呈现出自身的内在规律。二、在科技时代,人类文明在冲突与对话中开启共生性呼吸,中心主义开始离散,部落主义泛滥,普遍主义与普世价值纠缠不清,科技异化日益挑战人类文明,引发批判升级,各种文明渐次跨域,加剧着哲学转向。学者的研究旨趣也从跨学科延伸到立体、动态的跨界或跨域,科技发展已经成为哲学再创造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人类新轴心时代的步伐。叁、多维度地审视新轴心时代的核心问题圈,反思不断升级、变异的矛盾与危机,倒逼人类全面觉醒。中国传统哲学很难应对新轴心时代的人类核心问题,特别是中国自身发展问题,表现为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的双双滞后,原因主要在于没有把问题置于新轴心时代的视域下进行批判与会通。四、中国哲学在新轴心时代的存废主要取决于是否进行恰当的理论再创造。通过考察张岱年综创论和成中英再创论的既有研究,可从中推及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盲区与困境,构筑中国哲学再创造的多阶路径。五、分析儒释道大众化实践的历史典范和现实楷模,宏观审视中国哲学世界化的战略构想与实践,多维度地透视中国哲学的大众化实践,分析其得与失,凝练出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体系再创造的新构想。全文暗用"互联网+"思维模式,在中国哲学再创造的理论与实践两个方向都隐含着动态的"中国哲学+"立体再造脉络。根据具体章节内容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典型案例法、历史回跳法和总结归纳法等展开研究。该文是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跨学科、跨界综合性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点尝试性创新:一、在学术思想上,在新轴心时代视域下探索中国哲学理论再创造的多阶路径,再造中国哲学大众化实践新体系。这是学界交叉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一定的开拓性。二、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中国哲学+"新概念,认为新轴心时代与"中国哲学再创造"之间可以实现历史与逻辑的双重会通,中国新哲学能够成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次生问题,甚至新轴心时代人类核心问题圈的中国方案。叁、在研究方法上,采取跨学科、跨界、概念类比和"嫁接"等方法,既有对新轴心时代和中国哲学分析与再造的理论"务虚",也有对大众实践成果的总结和理论渗透的"务实",更有对新体系再创造理论与实践中次生问题的多维度关注。在整体上,该项研究最终的创新点是思想系统性、内容实践性、视角多样性和问题针对性,因而既具有理论深度,也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概览全文,展望哲学发展前景,发现人类文明在新轴心时代是整体性再造,故步自封的文明必将成为人类文明化石,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变革与大众实践体系再创造路径,有利于激发自由、平等、富强的中华大地再现百家争鸣。中国哲学再创造也必将加强中华文明与外域文明的优势互补,惠及全人类。
汪信砚[4]2012年在《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文中研究指明西学东渐不仅客观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史前提,而且引发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革,推动了中国哲学从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转变,从而使得最初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通过中国化而对接上中国哲学传统和转化成中国哲学,并由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中发挥积极的主导作用提供了可能。因此,可以说,没有西学东渐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深入研究西学东渐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系,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之间的密切联系绝不意味着它是西学东渐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并不属于西学东渐的范畴。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各种西学具有不同的理论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社会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西学东渐具有不同的结果和社会效应。
张文[5]2013年在《方法论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研究》文中指出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相关研究,大致有叁个向度：一是着重从“史”的方面描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二是着重从“论”的方面分析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特点和功能；叁是着重从“形态”方面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毛泽东哲学、邓小平哲学的内容和特点。这些研究分别从其研究向度上深化、拓展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对整个中国现当代哲学的发展具有根本的指导作用,其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是,以往人们的研究在方法论上存在着不少局限,它们严重地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研究的广度、深度和创新程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到今天,为什么变得如此难以走进现实,为什么我们的学理得不到大众的认同,究其根本,是我们的研究方法出了问题：在研究方法上,逻辑主义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禁锢在了概念的框架上,无法把现实问题提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结果造成了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分离,其关键所在,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悬置在本体论、认识论等抽象思辨的层面上,没有从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的方法论角度出发,没有做到方法论的前置和自觉,这就阻塞了理论通向现实的道路。本文在研究方法上则试图把史与论、描述与规范、历史与逻辑统一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一种总体性的把握。所以本文从以下四个维度的方法论视域：研究论域、研究方法、研究效果、研究视野来开展研究,并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把概念的研究转化为问题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能够走出逻辑的框架,走进中国的现实。
余卫国[6]2012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热点问题综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面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潮的大量涌入和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以西方哲学范式整理中国思想资料,以建构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危机),创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当代中国哲学",已经成为
赵园园[7]2007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文中研究指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相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实现“具体化”、“民族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之所以可能,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除了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除了先进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人格感召和身体力行以外,还有其文化接受基础的问题,赓续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基础与文化底蕴。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之间的水乳交融,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完成和实现了从西方到东方的传播、生根、发芽和结果。本论文从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上入手,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理想和思想道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底蕴和渊源,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为我们更好地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丰富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董凯[8]2013年在《方克立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课题,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已形成基本一致的理解,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化两方面的结合。作为新中国培养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方克立先生,在其所从事的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中,始终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哲学、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突出的学术贡献。方克立先生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近半个世纪以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生命的学问”,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和分析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现象,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从他的研究成果来看,他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问题,其关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研究都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中心展开的。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研究来说,他一方面坚持其原则和方法的指导,另一方面还结合各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具体实际,提出了不少创造性的命题,像“坚持哲学史中严格的历史性”、“叁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同情地理解、客观地评价、批判地超越”等,有的还成为指导其他学者进行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就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问题来说,他一方面结合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解释和发挥,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观点,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论、“马魂、中体、西用”论等；另一方面他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实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命题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文明以止”等作了创造性的阐释,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工作之一。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方先生还总结了一些前辈在此方面作出的杰出成就。基于此,本文在写作时力求克服“解释学的偏见”,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和理论分析方法,实事求是的对方克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的杰出贡献进行系统总结,具体研究内容分为叁大部分：第一部分从哲学史方法论讨论、中国哲学史范畴研究和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叁个阶段总结方克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贡献；第二部分是分析评述方克立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总结,这主要区分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领导人物和以张岱年、冯契、冯友兰为代表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的贡献；第叁部分是探讨方克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形态的探索。
郭淑新[9]2018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进程——以李达、艾思奇、冯契为坐标》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在地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华民族化、中国本土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进程,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概括和提升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读、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吸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扬弃,从而在学科体系、内容结构、概念范畴、思维习惯、语言风格等方面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时代化的双向互动过程。
何萍[10]2015年在《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的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发生关系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生根,成为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不是因为使自己儒学化了,而是因为它解决了中国现代化的问题,适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一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历程表明,任何一种思想和学说在中国的合法性不是以是否儒学化来证明的,而是由它是否解决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来证明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正确解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创造中国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活动中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并从中获得了中国文化身份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1]. 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及经验教训研究[D]. 唐卓.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2].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研究[D]. 王真. 西北大学. 2016
[3]. 新轴心时代视域下的中国哲学再创造[D]. 张春楼.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4]. 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J]. 汪信砚. 中国社会科学. 2012
[5]. 方法论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路径研究[D]. 张文. 昆明理工大学. 2013
[6].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热点问题综述[J]. 余卫国.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2
[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D]. 赵园园. 河南农业大学. 2007
[8]. 方克立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D]. 董凯. 中国海洋大学. 2013
[9].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化进程——以李达、艾思奇、冯契为坐标[J]. 郭淑新.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18
[10].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J]. 何萍. 思想理论教育.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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