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升值的后果——基于中国经济特征事实的理论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货币论文,框架论文,后果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开放经济条件下，真实汇率不仅反映了经济体对外的国际竞争力，也反映了经济体内部贸易品部门相对于非贸易品部门的内部竞争力。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内，经济基本面变化会带来真实汇率的相应调整，指引资本与劳动力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展开更加合理的配置，进而对维护宏观经济内外均衡、保障经济体增长潜力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中国，自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以后，人民币(外部)真实汇率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动。人民币真实汇率形成过程当中没有充分的机制反映经济基本面变化对于真实汇率调整的需要，通过真实汇率变化合理调节经济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也受到了制约。特别是2002年美元出现贬值趋势以来，人民币真实汇率也随之下降，并随后引发了国际市场上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市场投机行为。学术界就人民币是否需要升值以及如何改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产生了激烈争论。
为汇率政策调整提供更加充分的参考依据，迫切需要在理论上澄清：在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之上，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当中，人民币汇率调整会带来资源配置的何种变化，对工资、就业、产业结构、贸易余额又会产生何种影响。这将有助于扩大汇率问题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将中国经济在近两年内愈发凸显的经济结构失衡、就业机会丧失以及外部不平衡加剧与汇率问题在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内联系起来。对这些问题认识的扩展将会对汇率政策制定提供更广泛的参考意义，这也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几点特征事实
1．工业部门相对于服务业部门较快的技术进步
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的二十多年当中，中国经济在保持总体高速增长的同时，部门之间呈现了显著的增长差异。表1中主要经济部门增加值平均增长率的比较显示，工业与服务业是带动整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农业部门增长相对滞缓。从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大大超过了其他部门，成为带动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引擎。通过对1981—1993年与1994—2004年两阶段平均增长率的比较，还可看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后一个时期内工业部门的增加值增长率与前一时期基本持平的同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幅提升；服务业部门无论是增加值增长率还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都较前一时期出现了明显下降。
表1中国农业、工业与服务业增长率差异
不变价格增加值 不变价格劳动生产率
平均增长率(％)
平均增长率(％)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1981—1993年 5.7
11.611.93.76.24.2
1994—2004年
311.1 8.63.69.83.8
资料来源：产出和劳动力数据分别来自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2005)与华通数据库，增长率经作者计算得到。
工业部门快速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工业部门与农业、服务业部门在生产函数意义上的区别。在良好的制度保障下，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工业部门面临很大的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改善和资本深化空间，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容易取得快速增长，这一点是绝大多数经历快速经济增长阶段的经济体的共同经验。其次是工业部门当中，尤其是制造业、纺织业等部门，经历了比较系统的市场化改革。具体地看，工业部门的市场化改革主要包括了几个重要方面：(1)在企业所有制方面，非国有企业大量崛起，成为推动工业部门增长的主要力量；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退出、重组和股份制改造，截至2004年底，全国2903家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骨干企业有1464家改制为多元股东持股的公司制企业，改制面在50％以上。(2)在市场建设方面，绝大多数的工业部门进行了比较彻底的价格体制改革，并放松了市场准入限制，大多数的工业部门形成了合理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3)外部环境方面，大幅度地降低了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并且积极吸引国外直接投资。毋庸置疑，上述这些成功的市场化改革举措为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奠定了制度上的基础，有助于实现工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高。
与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相比，服务业部门的增长则相对滞后，原因主要也是两个。首先，整体上看服务业部门在生产函数意义上面临的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空间较小，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受到限制。其次，占据服务业相当大比例的部分部门，比如教育、医疗、卫生、环境、金融、交通等部门的市场化改革滞后，遏制了这些部门技术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在经营主体层面上，上述部门的主要经营者是国有企业，私人部门面临非常高的政策进入门槛；在市场建设方面，不同形式的价格管制、行业准入管制非常普遍，市场竞争不充分，以铁路交通、邮政为代表的局部行业的垄断状况非常严重。另外，由于服务业部门大部分产品难以参加国际贸易，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工业部门相比也非常有限。
经验分析印证了工业部门较服务业部门有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新古典生产函数，全要素生产率=产出增长率-(资本增长率×资本产出份额)-(劳动增长率×劳动产出份额)。从表2中我们看到，工业部门产出增长率高于服务业，但是工业部门的资本增长率与劳动增长率均大大低于服务业。从表2不难推断，工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要大大高于服务业。
表2工业与服务业的增长率分解
工业(％)服务业(％)
产出增长率 资本增长率 劳动增长率 产出增长率 资本增长率 劳动增长率
1981——1999年12.3
5.9 4.1
10.9
13.86.9
资料来源：资本存量数据来自于Sun Linlin and Ren Ruoen(2002)关于中国分部门资本存量的估计，经作者整理后得到；产出和劳动力数据分别来自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2005)与华通数据库，增长率经作者计算得到。
由于贸易品多集中在工业品部门，而非贸易品集中在服务业部门，工业品部门相对服务业部门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同样反映为贸易品部门相对非贸易品部门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这是我们在以下模型分析当中的一个重要假定。
2．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外生性
过去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虽然经历了相当广泛的价格体制改革，但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依然难以反映这两个部门产品的供求关系，并难以起到两部门之间资源配置优化的作用。成熟市场经济当中，贸易品与非贸易品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即真实汇率)取决于两部门背后经济基本面因素的变化。正如巴—萨效应所揭示的，一个经济体中如果贸易品部门较非贸易品部门经历了更快的技术进步，非贸易品价格相对贸易品会上升(真实汇率上升)。在本国不具备国际市场定价能力的假定下，实现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上升的渠道有两条：(1)本国货币升值；贸易品国际市场价格给定的前提下，本国货币升值将会降低出口品、潜在出口品、进口品、进口替代品等贸易品的国内价格，非贸易品价格相对贸易品会上升。(2)本国价格水平上升；由于名义汇率不变，且贸易品国际市场价格给定，本国价格水平上升将由非贸易品承担，非贸易品价格相对贸易品上升。根据真实汇率的定义，无论是通过上述哪一种渠道都意味着真实汇率上升。
在中国目前的汇率形成机制和物价水平治理目标下，上述两条实现非贸易品价格相对贸易品上升的渠道均难以实现。从1994年到2005年7月，中国一直保持了单一钉住美元的策略，虽然这个期间内美元相对其他主要货币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实现了人民币名义贸易加权汇率的上升，但是，随着美元贬值，人民币也跟随美元一起相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至少从形成机制上看，人民币名义汇率的确定过程中没有机制反映由于经济基本面变化所带来的真实汇率调整的要求。除了保持人民币/美元名义汇率的稳定，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在面临各种冲击的时候密切关注物价水平目标，利用市场和行政手段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稳定。对于宏观经济管理而言，遏制价格水平的大幅度波动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在名义汇率变化难以反映真实汇率调整要求的前提下，国内价格水平的稳定同时也遏制了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在经济基本面上的变化所要求的真实汇率调整。
经验分析印证了人民币真实汇率较强的外生性，人民币真实汇率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名义贸易加权汇率的波动。以1994年第二季度到2004年第四季度为样本期，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即名义贸易加权汇率)与美元名义贸易加权汇率的相关系数是0.96；与此同时，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与名义有效汇率的相关系数是0.91。这两个非常高的相关系数说明，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变动在绝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而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变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名义有效汇率。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是以消费物价指数进行调整的外部真实汇率，而表示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相对价格的真实汇率是内部真实汇率，二者之间虽然保持密切联系，但并不完全一致(关于二者的区别参见附录)。虽然1995年与2004年相比真实有效汇率变化不大，但是国内很多领域的非贸易品价格较贸易品还是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背后的原因可能在于(1)给定贸易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国内总体物价上升通过非贸易品价格上升体现出来，从而国内非贸易品价格相对贸易品上升；(2)由于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较大比重以及激烈竞争，这些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与国内市场价格都下降，国内非贸易品价格相对贸易品上升。尽管在外部真实汇率外生的情况下，内部真实汇率上升的空间也没有完全丧失，但是这种空间取决于国内通胀目标和外部真实汇率的外生变化。特别是在外部真实汇率贬值(正如人民币外部真实有效汇率2002年以后所经历的那样)，同时伴随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目标时，即使经济基本面要求非贸易品价格相对贸易品上升，这种上升也将无法实现，甚至出现非贸易品价格相对贸易品下降。
三、基本模型
这一部分当中，我们把上述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特征事实融入到一个由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构成的两部门模型当中，观察在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外生的情况下，两部门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对于两部门之间劳动力、资本等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并从中发掘在这种假设之下，两部门之间就业比例、产出比例以及贸易余额会出现的变化。
经济由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两部门构成，两部门满足以下C-D生产函数形式：
其中，下标T代表贸易品部门，下标N代表非贸易品部门；Y、A、K、L分别代表产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与劳动；0＜b＜a＜1，即贸易品资本密集度高于非贸易品资本密集度。
两部门代表性厂商面临以下最大化问题：
益率、工资、贸易品部门资本/劳动比和非贸易品部门资本/劳动比；内生的r隐含地假定了国际资本不完全流动。根据我们在前一部分的讨论，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相对价格q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即在以上系统中保持外生性；另外，其余的A[,T]、A[,N]、a、b也是系统中的外生变量。
推论1：其他条件不变，贸易品部门相对非贸易品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会带来(a)贸易品部门资本/劳动比下降；(b)非贸易品部门资本/劳动比下降；(c)资本边际收益率提高；(d)工资水平下降。
为什么贸易品相对非贸易品更快速的生产率进步会带来以上效应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1)如果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相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其他条件不变，贸易品部门相对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会导致该部门资本的收益率相对于非贸易品部门提高。在资本收益率差异的信号作用下，资本市场朝着更有利于贸易品部门的方向输出资本，资本边际收益率保持在较原来非贸易品部门更高的水平上。(2)与较高的资本边际收益率相对应的，是两个部门资本／劳动比的下降。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资本与劳动流出的比例如何。考虑到资本密集型的贸易品具有较高的资本/劳动比，劳动密集型的非贸易品具有较低的资本/劳动比，如果流出的资本／劳动比介于二者之间，最终的结果是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资本/劳动比共同下降。比如，贸易品部门有100单位资本，10单位劳动，资本/劳动比为10∶1；非贸易品部门有50单位资本，25单位劳动，资本/劳动比为2∶1；如果从非贸易品部门向贸易品部门流动的资本/劳动比介于两个部门资本/劳动比之间，比如20单位资本，5单位劳动，最终结果是贸易品部门资本/劳动比为8∶1，非贸易品部门为1.5∶1，两部门资本/劳动比都下降。(3)与资本/劳动比下降相对应的，必然是工资水平下降。
假定两部门的资本、劳动总量保持固定，而且被充分利用，不难得到
可以求得：
其中u=k[,N]/k，通过式(5)我们知道它是常数
。式(10)/式(11)即
可知
。
推论2：其他条件不变，贸易品部门相对非贸易品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使得劳动力从非贸易品部门向贸易品部门转移，贸易品部门就业/非贸易品部门就业比上升。
利用式(10)、式(11)以及两部门生产函数，得到
上式可以进一步表示为
；进一步地，不难得到
推论3：其他条件不变，贸易品部门相对非贸易品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使得贸易品部门的产出相对非贸易品部门增加。
至此，从两部门经济中的供给方，我们看到了在两部门产品相对价格外生的情况下，两部门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资本、劳动在两部门之间重新配置的影响，并且导致了总体资本收益率、工资、两部门相对就业水平与两部门相对产出水平的变化。
为了讨论以上产业结构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需要引入经济中的需求方。设经济中代表性家庭最优化跨时期支出水平：
其中，支出水平E包括了贸易品支出E[,T]与非贸易品支出E[,N]，且满足不变替代弹性函数形式：
其中，E代表总支出水平；θ表示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替代弹性，θ>0；m和(1-m)分别代表贸易品、非贸易品支出份额，0 式(14)说明，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支出比例取决于两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两部门产品的替代弹性以及产出的支出份额m。如果两部门产品的相对价格外生，或者是保持固定，代表性家庭的两部门产品的支出比例也保持外生或者固定。式(14)还可以表示为 一个经济体的贸易余额可以表示为： 其中，TB代表贸易余额，Y[,T]代表贸易品产出，E[,T]代表国内贸易品支出，贸易余额等于本国生产的贸易品减去本国贸易品支出。等式两边除以国内贸易品产出，得到： 其中，国内贸易品支出占国内贸易品产出的比例可以表示为： 推论4：其他条件不变，贸易品部门相对非贸易品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使得国内贸易品支出占总贸易品产出的比例减少，贸易余额占总贸易品产出的比例增加。 利用图2，可以给这个推论做出更加直观的解释。初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为图中内侧曲线；由原点出发的射线代表了贸易品与非贸易品支出比例，在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外生的情况下，该射线斜率保持固定；经济中的贸易品生产=贸易品支出=OT；非贸易品生产=非贸易品支出=ONT；贸易余额为0。由于贸易品相对非贸易品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生产可能性边界转移到了外侧曲线，在贸易品生产上出现了不对称的扩张。如果继续保持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不变，在新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贸易品生产为OT’，非贸易品生产为ONT’；但是在需求方，国内贸易品支出并没有因为贸易品生产的扩大而扩大，相反的，由于贸易品与非贸易品支出比在两种产品相对价格外生的条件下保持不变，非贸易品支出(由于非贸易品生产的减少)减少也带来了贸易品国内支出的减少。最终，贸易品生产大于贸易品支出，出现了ET’T的贸易余额。 四、模型扩展：引入农业部门 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从农业转向城市中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将这一特征事实融入以上的模型当中会使模型更贴近中国经济增长事实，并有助于观察在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外生的前提下，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相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对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产业结构变化以及贸易余额的影响。 假定以上两部门模型包括了非农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同时经济中还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农业部门。农业部门、非农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之间有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满足以下关系： 其中，L、L[,A]、L分别代表全社会劳动力供应、农村劳动力供应、非农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劳动力供应。非农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之间存在完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L取决于这个市场上的工资水平w，当w上升的时候更多农业部门劳动力流向非农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同时，L还取决于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成本ct，这些成本指城市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转换工作所不曾面临的各种政策歧视、限制，以及(城市工人不能得到的)土地给农村劳动力带来的生活基本保障的机会成本。 由推论(1)我们看到，在贸易品相对非贸易品价格外生的前提下，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相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会导致工资水平的下降。将这个推论运用到式(17)，结论是城市中的非农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就业减少。这个结论与我们看到的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现象显然不符合，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仅仅考虑了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对工资和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与全社会人口赡养率变化所带来的全社会劳动力供给变化、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转换成本变化等因素相比较，前面的这种影响可能并不是主导性的。通过对农业与城市间劳动力转移情况的分析我们发现，1978—1995年期间，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下降了17％；1996—2004年期间，这个比例仅下降了4％；平均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在后一个阶段下降了一半。2004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还持续出现了“民工荒”的局面。这些事实说明，在城市部门经历着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的同时，工资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从农村到城市的就业转移也从中受到了限制。 以 取代式(12)中保持不变的L，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两部门的就业比重可以表示为： 与非农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总劳动力供给保持不变的式(12)相比，不难从式(13)中看出，当非农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总劳动力供给是工资的增函数时，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相对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高会导致两部门就业比例L[,T]/L[,N]更加显著地提高。将L=L(w(A[,T]/A[,N]，…)，ct)带入式(13)，可以得到两部门产出比例Y[,N]/Y[,T]更加显著地降低；将式(18)带入式(16)，贸易品支出占贸易品产出的比例E[,T]/Y[,T]也会出现更加严重地下降，或者说，贸易余额占贸易品产出的比例TB/Y[,T]更加显著地增加。 五、模型中的政策含义 从以上模型不难看出，在保持真实汇率不变与国内物价水平稳定的货币政策组合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贸易品部门相对非贸易品部门更快的全要素生产率进步，它所带来的不仅是经济增长，同时还会造成(1)工业产业结构扭曲；(2)贸易余额扩大；(3)工资水平下降，并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4)工资下降与利润率上升，收入分配恶化。当引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现象之后，以上扭曲的现象会更加严重。 模型中蕴含的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重估人民币名义汇率，通过由此实现的真实汇率上升反映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相对价格的合理调整，进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外部不平衡，并促进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从模型式(6)—式(9)和式(16)中不难看到，真实汇率上升会提高两部门资本/劳动比，提高工资水平和降低利润率水平，同时降低贸易品部门相对非贸易品部门的就业和产出比例，阻碍贸易余额下降。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传统观点在讨论货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时，主要强调了货币升值对于出口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一些短期负面冲击以及一些结构性失业问题，如果人民币选择较大幅度的价值重估，这些冲击在中国也会在短期内不同程度地呈现出来。但是，我们还需要看到，这些负面冲击都是短期的，从中长期看货币升值对于提高就业和改善中国经济结构将起到积极作用。权衡利弊，重估人民币汇率到合理水平，同时伴以短期财政政策或者其他方面的短期政策规避货币升值所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是兼顾短长期利益的合理选择。如果仅顾及短期利益而忽视长期利益，短期内的利益终将会因为经济结构持续恶化与宏观经济不稳定而消失。另外，在重估人民币汇率到其合理价值区间的过程当中，可以采取渐进的方式，也可以采取一次性重估的方式。①特别是如果美元较世界其他主要货币呈现贬值趋势，人民币对美元的小幅渐进式升值很可能起不到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上升(甚至是下降)的作用，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将很难得到市场的认可，并引起强烈的市场投机从而不断增加货币当局操作的压力。这样做不仅起不到发挥汇率价格杠杆调节经济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短期内反而增加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解决上述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在服务业中市场化程度滞后的部门进一步推进改革，提高服务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保持既定的情况下，提高非贸易品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会降低两者之间的差距，结合以上模型我们不难看到这对优化经济结构，改善外部不平衡，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等方面有积极作用。结合我国以往改革的成功经验，放松价格管制、放松经营主体资格限制、扩大行业的对外开放、鼓励不同所有制经营主体之间的公平市场竞争是取得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关键。与此同时，由于教育、医疗、卫生、环境、金融、交通等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的现代服务业部门往往会涉及到公共产品与公共安全的问题，在推进这些部门改革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市场失灵现象，这需要政府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准确定义政府职能，一方面要积极放权，扩大私人部门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一方面要集中资源，积极弥补市场缺陷。 附录：外部真实汇率与内部真实汇率之间的联系 假定本国和国外商品价格总水平都分别是其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加权平均值，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P[,gd]代表国内物价总水平指数，P[,nd]代表国内非贸易品物价指数，a代表非贸易品在全部商品中所占的比例(假定国内国外这个比例相同)，P[,td]代表国内贸易品物价指数，1-a代表贸易品在全部商品中所占的比例，下标f代表国外。 本国外部双边真实汇率可以表示为： 其中BRER代表外部双边真实汇率，BNER代表双边名义汇率。将式(1)、式(2)带入式(3)，可以得到： P[,nd]/P[,td]是国内的内部真实汇率，P[,nf]/P[,tf]是国外的内部真实汇率，而 假定一价定律成立，并且不考虑关税、运输成本，则贸易品衡量的外部真实汇率为1，式(4)可以进一步变化为： 其中，IRER[,d]代表本国内部真实汇率，IRER[,f]代表外国内部真实汇率。将式(5)进一步转化为对数形式，可以得到：lnBRER=alnIRER[,d]-alnIRER[,f]。如果再进一步假定国外内部真实汇率不变，可以得到：lnBRER=alnIRERd[,d]。 上述一系列附加假定和公式转换说明，内部真实汇率和外部真实汇率之间虽保持有一定联系，但是二者变化并不完全一致。特别地，即使其他条件不变(国外内部真实汇率以及贸易品衡量的外部真实汇率均不变)，由于0注释： ①关于以哪种方式实现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更详细的讨论，参见张斌、何帆(2005)。 标签：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有效汇率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汇率决定理论论文; 外部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汇率变动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汇率改革论文; 货币升值论文;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论文; 经济学论文; 
则是贸易品衡量的外部真实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