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建都洛陽始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始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後漢書》記東漢建都洛陽一事云：建武元年(25)“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宫却非殿，遂定都焉”。①都城是國家的政治中樞，根本所寄，其地理位置和形勢等因素往往影響一代王朝的盛衰，所以，自古迄今，卜都定鼎便爲國之大事。但不知何故，史籍對於東漢建都洛陽一事的記載卻簡略如此，②讓人對其始末緣由不免茫然。③爲此，後世學者對東漢建都洛陽原因多有論及。④學者们的見解雖各有不同，但大體可概括爲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舊京長安已殘破，不宜爲都；其二，鑑於西漢轉漕糧食入關中耗費太大，洛陽地近帝國東部大平原關鍵經濟區，建都洛陽，主要是遷就經濟中心的原因；其三，光武與羣雄爭天下時，以河北爲其後方根據之地；其四，關中地近外族，易見侵擾，“光武性格務實，擇都爲安全，又無西進拓地之企圖”，故建都洛陽；其五，受谶書言洛陽乃帝都之影響。這些觀點無疑包含了許多精辟之見，對於我们了解這一重要事件有很大的幫助與啓發，不過，問題依舊没有得到圓滿解決。
首先，從分析問題的途徑與方法而言，許多學者在辨析東漢定都洛陽的原因時，大多是從剖解、比較長安與洛陽或者關中與關東在各方面的優勢與弊端來說明劉秀何以不都關中之長安，而改都關東之洛陽的，但是卻忽略了在稱帝定都洛陽時，關中還不屬於劉秀掌控以及此時割據戰爭的形勢等基本事實。試問，此時劉秀還未取得關中，又怎麽談得上在長安建都?劉秀雖然在建武三年(27)取得了關中，⑤但更始敗後，割據之戰方酣，劉秀又怎麽可能遠離自己賴以爭奪天下的根據地河北而置身於强敵四伏的關中呢?總之，劉秀定都於洛陽發生在還未取得長安，割據戰爭方酣，尚不知鹿死誰手之時，並非像西漢定都關中，是天下一统後，經帝國君臣在洛陽、長安兩京之間深思熟慮後選擇的結果。這是我們分析劉秀當初定都洛陽的一個基本前提，忽略了這一歷史事件發生的時空先決條件，單純從道理上分析東漢爲什麽會定都洛陽而不再以長安爲都，不免有脫離了基本事實而與歷史真相漸行漸遠的嫌疑。
其次，勾稽史實，在逐個翦除了各地的割據势力以後，朝廷可以在整個疆域範圍内選擇帝都時，面對天下一统後的新形勢，自周、秦以來久爲帝都的關中長安進入了光武帝劉秀的視野。此後朝廷的一系列舉措清楚地表明，“國家亦不忘乎西都”，⑥而有明顯的遷都長安的願望。有遷都關中舊京的願望而最終依舊定都洛陽不曾西遷，這一重要事件背後的原因何在?
復次，如果說東漢都洛是由於戰亂，舊京長安已殘破，不宜爲都，那又怎麽解釋同樣由於戰亂，在咸陽乃至關中的殘破程度甚至更甚的情沉下，⑦西漢卻棄洛陽而西都關中?如果說是鑑於西漢轉漕糧食入關中耗費太大，而洛陽地接帝國東部大平原關鍵經濟區，建都洛陽主要是由於遷就經濟中心的原因，那麽，數百年後，李唐王朝爲何在經濟中心繼續南移，漕運難度遠甚於西漢的情況下，再次建都關中之長安，並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另一個在文治武功方面均不遜於西漢的盛世?⑧應該說這些都是尚未得到圓滿解釋的問題。
本文在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探討東漢定都洛陽一事之始末緣由，意在澄清對相關問題的誤解，補方家所未及，亦藉此進一步深化對東漢豪族與朝廷的複雜關係、關中與關東的畛域之分、王道與霸道的政治理念之爭以及兩漢歷史延續性背後的政治、社會變遷等問題的認識。
一、建都洛陽：依靠河北爭天下
更始三年(25)，劉秀在擊破王朗和銅馬等諸部，擁有了河北以後，其麾下“諸将議上尊號”，勸其稱帝。劉秀認爲此時稱帝時機尚不成熟：“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號位乎?”⑨但耿純的一番話卻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這一問題。《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
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鳞，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既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衆不可逆。”純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⑩就在劉秀重新權衡此時稱帝的利弊時，“行至鄗，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門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宜荅天神，以塞羣望。’”(11)面對“受命之符，人應爲大”的絕好稱帝藉口，再考慮到耿純所言“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的嚴重後果，於是劉秀當即改變計劃，於建武元年(25)六月即皇帝位於鄗南，是年十月定都洛陽。
應該說除了洛陽，長安是定都的首選之地，(12)但當時的天下局勢並不允許劉秀作這樣的選擇。
首先，劉秀稱帝時，長安還在更始手中。同年九月，赤眉數十萬大軍又攻入了長安，(13)直到建武三年將軍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纔取得長安。劉秀雖然得了長安，但更始败後，割據戰爭的形勢隨之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在東方，梁王劉永公開稱帝，並與董憲、張步連兵，形成了專據東方的局面；(14)擅命東南，勢力僅次於劉永者爲李憲，亦“自立爲天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衆十餘萬”。(15)另外，還有秦豐、田戎等亦跋扈於荆州；在北方，則有彭寵。彭寵本來曾助劉秀平定王郎有大功，但因爲“自負其功，意望甚高”，而最終與劉秀分道揚鑣，據有漁陽郡及右北平、上谷數縣，並且北與匈奴、南與張步等相結。(16)
劉秀的根據地在河北，河北是其在羣雄逐鹿之時爭奪天下的基礎。《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17)由此，劉秀獲得了在河北獨立發展的良機。當時人似已看出河北對於光武帝業的重要性。李賢注引《續漢志》曰：“更始時，南方有童謡云：‘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後更始爲赤眉所殺，是不諧也。光武由河北而興，是得之也。”(18)兩漢之際的河北之所以重要，是因爲一者，河北有名聞天下的“突騎”。《後漢書》卷二○《銚期傳》：“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爲精勇。”(19)而且幽州之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遼西、遼東、玄菟、樂浪十郡皆有“突騎”，(20)尤其是“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21)在冷兵器時代，由硬弓長矛等武器裝備起來的騎兵以其行動極爲迅速、靈活，是克敵制勝最具戰鬥力的兵種。宋人李綱曾說：“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特以步兵當之，飄暴衝突，勢必不支。”(22)二者，河北也是當時的重要經濟區。《後漢書》卷一九《耿弇傳》：“今定河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李賢注引《前言》曰：“‘關中所謂金城天府。’弇以河北富饒故以喻焉。”(23)尤其是河内，自西漢末年以來已發展成爲重要的經濟區。(24)《後漢書》卷一六《寇恂傳》：
光武謂恂曰：“河内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而已。”光武於是復北征燕、代。恂移書屬縣，講兵肄射，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養馬二千匹，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25)可見，河内甚至被劉秀君臣祝同楚漢戰爭時劉邦的關中，其對光武帝業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總之，幽州十郡的突騎與河内的财富，是劉秀爭奪天下最爲關鍵的兩大憑藉。因此，河北是劉秀最終贏得帝業二必須固守的基地。但是，如果在劉永專據東方，李憲擅命東南，秦豐、田戎跋扈於荆州，彭寵與匈奴、張步等相結抗命北方之時，棄洛陽而西都關中，則很可能會動摇劉秀的根據地河北，甚至導致丧失整個河北。例如，在久攻隗囂不克時，劉秀離開東部洛陽率諸將親征，但立刻就出现了“潁川盗贼寇没屬縣，河東守守兵亦叛，京師騷動”(26)的危險局面。而這還是建武八年(32)東方劉永、北方彭寵已平之時，如果在建武三年取得關中後立即定都，恐怕整個關東将會出現不可收拾的嚴重局面。
另外，如果劉秀此時立都關中，也爲西北與西南的割據形勢所不許。
首先，更始敗後，起於安定的盧方與匈奴相結，“都九原縣。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郡”。(27)因此，與匈奴相結的盧方，從北面對關中構成了威脅。
其次，起於蜀郡的公孫述亦“自立爲天子”，不僅據有巴、蜀、漢中，而且不斷擴展勢力，“盡有益州之地”。(28)漢中與關中雖有秦嶺相隔，但“穿越秦嶺，溝通兩地的谷道，從西向東依次有散關道(又稱陳倉道、故道)、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四條道路”。(29)所以，正如其麾下李熊所謀劃，“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楊(揚)”，(30)自南面對關中形成嚴重威脅。此歷史上不乏先例，如項羽入關後，把劉邦改封到遠離中原的巴、蜀。劉邦爲了實現以關中爲基地東向爭霸天下的戰略目標，乃以重金厚賄項伯，取得了直接關係關中安危的要地漢中。楚漢相爭的事實證明，正是因爲擁有了漢中，劉邦纔得以順利實現出兵“還定三秦”，爲最终打敗項羽，奠定了關鍵的優勢地理基礎。(31)
復次，“關中西部横峙着隴山和岍山，兩山之間焉汧水河谷。岍山東北隔着涇水河谷就是子午嶺。這兩條河谷爲由西北方面到關中的軍事通道所必經之地，而涇水河谷的長武、彬縣地區和汧水河谷的隴縣、千陽地區就首當其衝。所以這兩個地區無異是關中西北的兩座門戶”。(32)割據天水、隴西的隗囂當然亦可通過這兩個地區的通道自西、北兩面威脅關中的安全。事實上，建武七年(31)，隗囂曾由此兩處攻入關中。《後漢書》卷一三《隗囂傳》：
秋，囂将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33)如果公孫述與隗囂聯手，劉秀立都關中則更無安全可言。事實上，在劉秀平定了東部以後，着力解決西北時，隗囂和公孫述的聯盟立即形成了：
明年，述以囂爲朔寧王，遣兵往來，爲之援埶。(34)
另外，“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僅張掖屬國就有“精兵萬騎”，割據河西五郡的竇融在關鍵時刻的向背，也足以改變戰爭的勝負。對此，劉秀本人更是極為清楚：
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35)
綜上史實，可以清楚地知道，此時西北與西南的割據形勢，不僅使關中在經濟上無法取給於周邊地區，也很難在軍事上做到“阻三面而守”確保關中的安全。因此，劉秀如放棄洛陽，遠離自己的根據地河北而改都長安，顯然是極不明智的決策。由此亦可見，地理形勢的短長，並非固定不變之事，乃是隨其他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中國歷史上帝都的轉移，深究其因，莫不與時代形勢的變化有關。
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统一新形勢下的遷都願望
建武十二年(36)，統一完成，天下形勢亦隨之發生了變化。東漢朝廷面臨的將是把作爲政治中樞的國都立於何處，纔能更好地制内禦外這一事關帝國長治久安的問題。
譚其驤先生說：
歷代統治者主要是根據經濟、軍事、地理位置這三方面的條件來考慮，決定建立他們的統治中心——首都的。經濟條件要求都城附近是一片富饒的地區，足以在較大程度上解決統治階級集團的物質需要，無需或只需要少量仰給於遠處。軍事條件要求都城所在地區既便於制内，即壓制國境以内的叛亂，又利於禦外，即抗拒境外敵人的入侵。地理位置要求都城大致位於王朝全境的中心地區，距離全國都不太遠，道里略均，便於都城與各地區之間的聯系，包括政令的傳達、物資的運輸和人員的來往。(36)在西漢君臣討論究竟將國都立於關中還是洛陽時，劉敬和張良對關中和洛陽的建都條件作過極爲透徹的分析，“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但“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而“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37)
唐時，由於吐蕃的侵寇等原因，代宗欲遷都洛陽，爲此，郭子儀亦曾從地理條件和兩地建都的經驗與教訓對關中和洛陽的形勝長短作過分析：
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强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惟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間者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夫以東周之地，……矧其土地狹扼，纔數百里間，東有成皋，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38)
顧祖禹在考察了歷代建都的與亡後，基於洛陽本身的地理局限亦說：
河南，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爭。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則岌岌焉有必亡之勢矣。(39)
可見，就建都的經濟和軍事條件而言，關中之長安顯然要優於伊洛小平原的洛陽。
但是，就地理位置而言，作爲大一統帝國的都城，長安有偏西之弊，居於天下之中的洛陽則勝於長安。不過，譚先生也認爲：“設若地理位置並不居中，但具有便利而通暢的交通路線通向四方，特别是重要的經濟中心和軍事要地，則不居中也就等於居中。所以地理位置這個條件也可以說成是交通運輸條件。”(40)《漢書》卷五一《賈山傳》：
(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吴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隐以金椎，樹以青松。(41)又《史記》卷一五《六國年表》：
三十五年(前212)，爲直道，道九原，通甘泉。(42)可見，在秦時，爲鞏固帝國的統治，從咸陽通往北方邊疆和遼闊的關東地區的交通條件已有堅實的基礎。而據近世學者的研究，在西漢建都關中後的二百餘年間，以長安爲中心的交通體系在秦的基礎上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自京師以西，則自渭城經天水、隴西、金城以及河西四郡，度玉門而至西域。京師西北，則自渭城、雲陽以至安定、北地。京師以北則自櫟陽、上郡、西河，以至五原，京師東北則自華陰渡河以至河東、太原，而北至燕代。京師以南，則自郿以南爲斜谷道，自陳倉以南爲陳倉道，自杜陵以南爲子午道，皆會於南鄭，經劍門入蜀。而京師之東則關東道路咸集於洛陽經函谷以至京師，故宏農、河南爲天下重鎮。此西漢時京師與天下交通之大凡也。(43)
由此可見，儘管從地理位置而言，長安有偏西之弊，但自西周以來，由於久爲帝都，尤其是作爲秦和西漢兩個大一統帝國的都城，其交通條件經數百年的建設經營，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以京師長安爲中心，通向帝國四方的較爲發達的交通網絡體系。
另外，東漢統一以後，帝國面臨的形勢實際上也與西漢並無根本的不同：對内需要制服豪族勢力，尤其是關東豪族，對外，匈奴和西羌依舊是帝國的主要外患。而西漢以關中爲根本之地，對内壓平異姓、同姓諸王的叛亂，對外逐强敵匈奴於漠北，並成功經營、羈縻西域諸國的歷史則證明：“建都長安，確是既有利於制内，又有利於禦外。”(44)因此，就建都的條件和統一後帝國面臨的新形勢而言，在依靠河北削平羣雄贏得天下以後，與洛陽相比，關中則更適合作爲大一統帝國的都城。(45)
也正是因爲如此，在天下統一以後，當能夠在整個帝國的疆域範圍内選擇國都時，曾經久爲帝都的西京長安進入了劉秀的視野。根據《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的記載，光武帝於建武元年(25)定都於洛陽以後至中元二年(57)“崩於南宮”的三十二年間，曾一再親幸長安。(46)時人杜篤在上奏光武帝的《論都賦》中對建武十八年的西幸長安有更爲詳細的記述：
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與洛邑，巡於西岳。……入函谷，觀阸於崤、黽，圖險於隴、蜀。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齋肅致敬，告覲園陵。……遂天旋雲游，造舟於渭，北
涇流。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其歲四月，反於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六王邸、高車廄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霸、滻，西望昆明，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覛平樂，儀建章。(47)
從這段話可以清楚地看出，劉秀親幸長安其實並非只是單純的祠高廟，祭前漢十一陵，更爲重要的是仔細勘察關中及其周邊隴、蜀地區的地理形勢。在天下一統後的新形勢下，面對究竟將作爲政治中樞的國都立於何處，纔能最大限度地制内禦外，以保證帝國的長治久安。劉秀一再親幸長安，對關中地理形勢進行勘察，似也反映了其在長安、洛陽兩京之間比較抉擇的某些迹象。又於次年作出了“復置函谷關都尉，修西京宮室”的決定，(48)令“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對此，李賢注曰：“恐西都置關，所以拒外山東也。”(49)劉秀欲改都關中的想法隱然可見。而杜篤正是對聖意有所體察後，纔不失時機地提出了遷都長安的《論都賦》，從歷史經驗的角度，對關中的經濟條件、利於攻守的險要地勢及“河渭漕輓天下”的優勢作了更爲詳盡客觀的分析：
夫廱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功，戰士角難之埸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隰彌望。……既有蓄積，阸塞四臨：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嶔
。關函守嶢，山東道窮；置列汧、隴，廱偃西戎；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無從。鴻、渭之流，徑入於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城池百尺，阸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50)所以，他認爲關中纔是“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主張遷都長安。但朝廷對杜篤遷都舊京長安的建言卻采取了不置可否的極爲謹慎態度，既不明言遷都長安，也未明言不遷。《後漢書》卷四○上《班彪轉》：
時京師修起宮室，浚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搆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51)又《後漢書》卷七六《循吏傳·王景》：
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都[賦]》，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文有可采。(52)可見，直到明帝、章帝時，朝廷也未曾就遷都之事作出明確的表態。
總之，上述史實表明，在天下一統後的新形勢下，朝廷確有遷都關中的打算，否則關東豪族何必要擔心朝廷“關門反拒”呢?而“關中耆老”又怎麽會在“京師修起宮室，浚繕城隍”的情况下，依舊對遷都抱有希望，“猶望朝廷西顧”呢?但令人疑惑的是：既然朝廷有遷都願望，又爲什麽不但對杜篤遷都建言漠然置之，而且在“人情疑惑”的情沉下，一直不作決斷，而最终以都洛爲结局呢?
三、“懼關門之反拒”：朝廷與關東豪族在遷都一事上的隱情
《後漢書》卷二二《朱景王杜馬到傅堅馬傳》後論曰：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弟係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爾。(53)這三十二人是協助劉秀建立東漢最主要的功臣，同時，他們差不多全是豪族出身，(54)其中關西僅有耿弇、景丹、萬脩、竇融四人，(55)其餘均爲關東之人，尤以南陽、潁川、河北爲主。東漢建立之初，扶風茂陵人郭伋就曾向朝廷建言：“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56)於此可見以南陽爲主的關東人在朝廷的勢力之大。總之，劉秀最终終勝利原因固然很多，而得到豪族强宗，尤其是關東豪族的鼎力相助則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57)但是，這些豪族功臣之所以擁戴劉秀稱帝，其目的正如前引耿純所坦言：“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所以，在東漢建國伊始，這些功臣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而對皇帝權力有所干預。《後漢書》卷二二《景丹傳》：
世祖即位，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詔舉可爲大司馬者，羣臣所推惟吴漢及丹。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是其人也。然吴將軍有建大策之勳，又誅苗幽州、謝尚書，其功大。舊制驃騎將軍官與大司馬相兼也。”乃以吴漢爲大司馬，而拜丹爲驃騎大將軍。(58)由光武帝“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而不得不作罷，說明這些功臣甚至可以左右光武的意志。
即使在東漢統一後，豪族强宗爲維護自身利益，仍不惜以武力公然對抗朝廷。例如，鑑於“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59)朝廷“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實行“度田”。度田對擁有大量土地及依附人口的豪族强宗顯然是不利的，因此，他们趁勢起來反對：
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60)朝廷雖然以鎮壓與懷柔相结合的方式“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61)平息了事態，但也不得不向大族豪强妥協，不再認真檢查其墾田與戶口的實數。朝廷的度田並没有遏制住大族豪强勢力的發展，這從東漢田莊的發達便可見一斑。大的田莊不但“連棟數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62)而且還擁有私家武装，“繕五兵，習戰射，以備寒冬窮戹之寇”。(63)度田事件清楚地表明：東漢雖然利用豪族取得了天下，但豪族勢力同樣也是朝廷最爲嚴重的威脅。(64)事實上，“度田”的阻力主要即來自關東豪强：“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爲凖”。(65)而且，武力反對“度田”的叛亂亦以關東之“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度田尚行不通，何況是讓關東豪强“懼關門之反拒”的遷都呢?我們知道，前漢之所以棄洛陽改都長安，就是爲了憑藉關中的地理優勢制御關東，具體說來，就是爲了制御關東的諸侯王、六國舊貴族以及其他可能對朝廷構成威脅的地方豪强勢力。這在劉敬和張良勸說劉邦西都關中時的君臣談話中有極爲清楚的表現。如劉敬曰：
夫與人鬥，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66)張良則說得更爲明白：
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67)爲此，西漢自洛陽移都關中後，實施了一系列“以關中制關東”的地域控制措施。例如，不但憑藉關中“被山帶河”的地理形勢，自南而北構建了“扜關、鄖關、武關、函谷[關]、臨晉關，及諸其塞之河津”，(68)並實行嚴格的關津制度，區別對待關中和關東，(69)而且以實陵邑爲名，强制遷徙關東豪强至關中，通過割斷他们與鄉土宗族勢力的聯繫，以有效地削弱、打擊關東豪强，從而達到“内實京师師外銷姦猾”，所謂“不誅而害除”的目的。(70)《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說：
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71)以實陵邑名義遷徙關東豪强到關中後，關東一度甚至出現了“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之統，海内賴安”的情況。(72)爲此，朝廷將其奉爲制御關東豪强的國策：
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73)
事實上，劉敬在首倡徙關東豪强至關中時就說：
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强，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74)這與東漢的形勢何其相似：如前所述，劉秀雖然依靠關東的豪族取得了天下，但這些豪族的存在是其不能高枕而卧的腹心之疾。可見，西漢立都關中，憑藉關中制御關東一事，對處於同樣境況下的東漢朝廷來說顯然是制御關東豪族可資效法的成功經驗，而對於關東豪族來說則是“殷鑑不遠”的深刻教训。
因此，在完成統一以後，當關東的豪强大族成爲帝國的主要潛在威脅時，劉秀遷都舊京的真正動機之一乃是像西漢一樣，憑藉關中，制御關東的豪强大族勢力。也正是因爲如此，當朝廷顯示了遷都關中的迹象時，立刻在關東豪族中引起了“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的恐懼和震動。這種基於前朝教訓和由此而對自己切身利益的深切憂慮，正是關東豪强大族極力反對遷都的根本原因。關東豪族勢力的强大，最终使朝廷遷都關中的願望無法實現。東觀史臣對此雖未曾明確點破，但鈎沉發隱，不難看出，在經歷了與豪族利益、力量博弈的度田事件之後，朝廷對事關豪族利益之事所采取的謹慎態度。就在平息了度田事件以後的第二年即建武十七年(41)，劉秀總結自己的統治經驗時說：“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75)這似乎說出了問題的真相：即對已經崛起且强大難治的豪族勢力在一定的底線内采取妥協、讓步、姑息的政策。這恰如呂思勉先生所說：
光武平定天下之後，自然只好暫顧目前，說不上什麽遠大的計劃了。而自王莽舉行這樣的大改革而失敗後，政治家的眼光，亦爲之一變。根本之計，再也没有人敢提及。社會漸被視爲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聽其遷流所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與天下安”，遂被視爲政治上的金科玉律了。(76)
四、“在德不在固”：關西與關東、王道與霸道之爭
關中是秦之故地，秦以法家立國，自孝公以來崇尚的就是法家的霸道政治。當年秦相應侯范雎問荀子入秦所見時，荀子說：“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77)更爲甚者，在始皇帝時還發生了“焚書坑儒”的極端事件。西漢承秦建都關中後，不僅大多沿用秦制，在實際的政治運作中也由“黃老”而“霸王道雜之”，(78)儒學僅僅是“緣飾”而已，起主導作用的依舊是法家的思想。“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徵也”，(79)由於關中地區數百年的法家政治文化傳统，在漢代的儒生士大夫看來，關中之長安無疑是霸道政治的象徵，建都關中顯然不利於實行儒家以德治天下的王道政治。(80)而與之相反的则是關東的洛陽。《
尊》銘文記周初營建成周一事曰：
唯王初遷宅于成周，復爯武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國，自之
民。’”(81)自被儒家奉爲“聖人”的周公“宅兹中國”以來，“天下之中”的建都理念實際上已被儒家賦予了深刻的政治文化意蘊。《荀子·大略》曰：“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82)《禹貢》的五服制與《周禮·職方》的九服制，也都是從天下之中爲原點擴展開來的。(83)所以，在儒家看來，位於“天下之中”的洛陽纔是實行以道德教化爲主的王道政治的理想都城。這種觀念甚至已爲時人所普遍認同。例如，即便是時爲戍卒的婁敬，在看到劉邦欲長都洛陽時亦說：“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84)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衍”以來，(85)儒生士大夫的勢力不論在朝在野都有了很大的發展，並逐漸開始影響國家的決策，這在《鹽鐵論》中有較爲集中的體現。如《鹽鐵論·險固》說：
文學曰：“秦左殽、函，右隴阺，前蜀、漢，後山、河，四塞以爲固……然戍卒陳勝無將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無牆籬之難。故在德不在固。……”(86)可見，在昭帝時，賢良、文學就站在儒家王道政治的立埸上，認爲“在德不在固”，對當時執政大臣“大夫”的法家霸道政治提出了激烈的批評。所以當喜好儒術，“頗改宣帝之政”的元帝即位後，儒生翼奉就公然提出了遷都洛陽以“正本”的主張。《漢書》卷七五《翼奉傳》：
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87)
儒家的勢力在西漢末年有進一步的發展，王莽的篡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當時“經學集團”的支持。(88)而以劉向、劉歆父子爲核心的“經學集團”之所以支持王莽，也是寄希望於信奉儒學的王莽，通遇“改制”，實行儒家的“王道”政治，解決當時日益嚴重的土地兼并等社會問題。爲此，遷都洛陽一事亦在王莽的“改制”之列。《漢書》卷九九中《王莽傳中》：
莽曰：“……更以天鳳七年，歲在大梁，倉龍庚辰，行巡狩 之禮。厥明年，歲在實沉，倉龍辛巳，即土之中洛陽之都。”乃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洛陽，營相宅兆，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89)
東漢統一以後，面對究竟是繼續定都洛陽還是遷還舊京長安，儒家勢力依舊站在實行王道政治的立埸上，從天下之中的建都理念出發，堅持都洛。例如，崔駰《反都賦》：
背崤函之固，即周洛之中。興四郊，建三雍。禪梁父，封岱宗。(90)
這在章帝時朝廷召集帝國名儒討論五經異同的白虎觀會議上有更爲清楚的表現。(91)《白虎通疏證》卷四《京師》：
王者京師必擇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来，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92)
總之，在漢儒看來，與關中之長安相比，洛陽是實行王道政治的理想都城。因此，儒生士大夫作爲當時一種重要的政治勢力，(93)他们對於定都的立埸和觀點勢必要影響朝廷的決斷。不過，就儒學對東漢建都的影響而言，這還只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隨着儒學在西漢以來“根深葉茂”基礎上進一步的發展，除了光武功臣、建武年間獲得重用的文吏普遍具備儒學的背景外，光武帝“愛好經術”，明帝“學通《尚書》”，章帝亦“好儒術”，皆有影響。(94)所以，儘管光武帝等對漢朝先祖定都長安以關中制御關東而王祚鞏固心嚮往之，但最终還是下不了遷都的決心。
另外，有關東漢遷都之爭的史實不僅散見於史籍，也見於所謂的“京都賦”中。例如，除了前面提到的杜篤的《論都賦》、崔駰《反都賦》，還有班固的《兩都賦》，傅毅的《洛都賦》、《反都賦》等。所謂“文變染乎世情”，(95)東漢前期數量衆多的京都賦的集中出現，顯然不是偶然的事情，本身就是東漢遷都之爭的具體反映。我們從這些賦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謂的“耆老”、“關中耆老”、“西都客”、“客”、“西賓”、“西都賓”等實際上是指主張遷都舊京長安的關西地域集團人士，而所謂的“主人”、“東都主人”等則是指主張建都洛陽的關東地域集團成員。(96)由此亦可見，在東漢的定都問題上，不僅涉及朝廷與關東豪族之間的複雜關係，霸道與王道的政治理念之爭，實際上還有關東、關西兩大地域集團之爭。如前分析，以豪族爲中心的關東地域集團之所以反對遷都主要是“懼”朝廷效法前漢“關门反拒”，而儒生士大夫则是爲了希望通遇都洛，徼底實行儒家的王道政治。因此，儘管關東的豪族和儒生士大夫在這一問題上的出發點並不完全相同，但主張都洛的要求則是一致的。所以，他們以國家的興亡成敗“在德不在險”爲由，駁斥了關西地域集團遷都長安的見解。崔駰《反都賦》序：
客有陳西土之富，云洛邑偏小，故略稱禍敗之機，不在險也。(97)又，班固《兩都賦》：
且夫辟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辐湊?秦嶺九嵕，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岳，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遊狹逾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98)
東漢最終都洛的事實表明，在完成統一以後的遷都問題上，儘管有關西地域集團的支持，但由於關東豪族的極力反對和儒學及儒家政治势力的影響，朝廷依舊未能實現西遷的願望。這同時也表明：儘管東漢政權的支柱是豪族，但關東豪族的勢力遠在關西豪族之上；儘管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漢家制度是王、霸並用，且以霸道爲主，但在東漢，儒學则取代了法家的地位而成爲帝國的主導思想。
綜上分析，在羣雄逐鹿之時，光武帝建都洛陽，既有河北是其賴以爭奪天下的基地這一原因，也是當時割據之形勢使然。天下一統後，面对新的形勢與問題以及洛陽本身的地理局限，劉秀確有遷都關中的打算。但不論是定都这是遷都，牽涉不同地域、不同勢力集團的實際利益和政治理念之爭。東漢朝廷最終未能遷還舊京長安，誠如識者所言“其原因必然甚多而複雜”，(99)而從本文之揭示來看，則主要在於關東豪族的極力反對與儒學的影響，其中關東豪族的反對是主要的原因。而儒學的影響，除了儒生士大夫作爲一種重要的政治勢力站在實行王道政治的立埸上力主都洛外，還有光武帝等本身的儒學文化背景，這使朝廷在遷都問題上不能自堅其志。總之，影響東漢定都洛陽的因素極爲複雜，並非完全是朝廷的意志。
關西與關東的畛域之分，王道與霸道的政治理念之爭由來已久。我們從東漢遷都之爭的最終結局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東漢，關東地域集團的勢力已完全壓倒了關西集團，儒學的勢力壓倒了法家的勢力而成爲國家的主導思想，由此而真正完成了儒學的國教化。在這種背景下，帝國政治中心的東移事實上已不可避免。而作爲一種社會階層的豪族，也開始以一種此前所未曾有的能與皇權相抗衡的力量而出現，並預示着將要進一步影響此後中國的歷史進程。(100)應該說，本文揭示的這些方面既是理解東漢歷史，使東漢史的研究趨向更加邃密深沉所不能忽略的問題，也是更爲清晰地理解“唐宋變革”到來以前中國歷史演進所不能不注意的問題。
但無論怎樣，就此事件的最終结果而言，隨着國都的東遷，漢帝國的核心區亦隨之東移，而以關中爲根本之地建構的政治地理格局亦隨之瓦解。凡此都對帝國的命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這則是我們需要進一步深入探討的問題。
①《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22，25。
②仔細查閱其他相關史籍及顧炎武彙集歷代都城史實的《歷代宅京記》，於東漢建都洛陽史實亦不出上述《後漢書》所記。
③例如，史念海先生就說：“可是爲什麽要建都洛陽，好像當時也没有公開宣佈過。”載氏著《中國古都和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33。
④詳見錢穆《國史大綱》，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193；五井直弘《古代中國的漕運——漢魏洛陽城的陽渠》，載氏著《中國古代史論稿》，姜鎮慶、李德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68；傅樂成《漢代的山西與山東》，《食貨月刊》復刊第6卷第9期，1976年，收入氏著《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頁74；史念海《中國古都和文化》，頁233；Denis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ume 1: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B.C.—A.D.220.Cambridge：Carn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251；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增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14—15；鄒逸麟主编《中國歷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頁116；廖伯源《東漢建都洛陽及其影響》，《史學集刊》2010年第3期。
⑤《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頁32—33。
⑥同上書卷八○上《文苑傳上·杜篤》，頁2609。
⑦《漢書》卷一上《高帝紀上》：“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27。隨後，劉邦還定三秦，關中復爲戰場。爲此，在西漢正式定都關中時，甚至不得不先暫居櫟陽，新建長安。
⑧另外，司馬遷和班固說得很清楚：“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詳見《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3262；《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頁1646。可見，西漢漕轉關東粟原本就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因爲關中之糧食不能滿足京師之需要。事實上，漢廷漕轉關東粟，與其他制御關東的措施一樣，更多的是基於“以關中制關東”而實施的所謂“强本弱末”之術。對此的進一步分析，參下文的相關論述。
⑨《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頁20，21。
⑩《後漢書》，頁21。
(11)同上書，頁21—22。
(12)周振鶴《東西徘徊與南北往復——中國歷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社版)2009年第1期，頁35。
(13)《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頁21。
(14)對於新莽東漢易代之際各地域性政權的勢力範圍，李曉傑先生有較爲詳實的考證，參氏著《東漢政區地理》，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246—280。
(15)《後漢書》卷一二《李憲傳》，頁501。
(16)《後漢書》卷一二《彭寵傳》，頁503—504。
(17)同上書卷上一，頁10。
(18)同上書，頁11。
(19)同上書，頁732。
(20)同上書卷一八《吴漢傳》：“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頁676。《資治通鑑》卷三九更始二年條：“乃拜吴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胡三省注：“幽州十郡，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遼西、遼東、玄菟、樂浪郡是也。”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1268。
(21)《後漢書》卷一八《吴漢傳》，頁675。
(22)李綱《論進兵劄子》，《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三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9年，頁3064上。
(23)《後漢書》卷一九，頁706,707。
(24)參見 Ch’i Ch’ao-ting,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New York,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1963,p.92。
(25)《後漢書》，頁621。
(26)同上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頁54。
(27)《後漢書》，頁506。
(28)同上書卷一三《公孫述傳》，頁534—536。
(29)辛德勇《論劉邦進出漢中的地理意義及其行軍路線》，載氏著《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硏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06。另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二冊(秦·西漢·東漢時期)，北京，地圖出版社，192年，頁42—43頁。
(30)《後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頁535。
(31)對此，辛德勇先生在《論劉邦進出漢中的地理意義及其行軍路線》一文中有較詳細的論述，見《歷史的空間與空間的歷史——中國歷史地理與地理學史研究》，頁95—109。
(32)史念海《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頁192—193。
(33)《後漢書》，頁527。
(34)同上書卷一三《隗囂傳》，頁527。
(35)同上書卷二三《竇融傳》，頁799。
(36)譚其驤《中國歷史上的七大古都》，《長水集續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32。
(37)《史記》卷五五《留侯世家》，頁2043，2044。
(38)《舊唐書》卷一二○《郭子儀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3457—3458。
(39)顧祖禹《讀史方與紀要》，贺次君、施和金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083。
(40)譚其驤《長水集續編》，頁32。
(41)《漢書》，頁2328。又《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頁241。
(42)《史記》頁758；又卷八八《蒙恬列傳》：“塹山堙谷，通直道。”頁2570。
(43)勞榦《論漢代之陸運與水運》，《中研院史語所集刊》第十六本，頁69—70。
(44)譚其驤《長水集續編》，頁34。
(45)還需要說明的是，譚其驤先生認爲，關中不再適合作爲大一統帝国的都城要到五代以後，其原說在於：“五代以後，黃河流域益形衰落，江南的經濟地位和河朔的軍事地位逐步上升，中原王朝内部便不再是東西對峙的問題，變成了南北爭勝之局；主要的外患也不再來自西北，改爲來自東北的契丹、女真和蒙古，從而長安又喪失了它在軍事上的制内禦外的作用，所以首都一經撤離，就再也不可能搬回來了。”詳見《長水集續編》，頁34—35。
(46)參《後漢書》，頁48，56，69，74，82。
(47)《後漢書》卷八○上《文苑傳上·杜篤》，頁2596—2597。
(48)同上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復置函谷關都尉，修西京宮室。”李賢注：“九年省，今復置。”(頁72)漢武帝時，曾“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漢書》卷六《武帝紀》，頁183)。至東漢光武帝時，函谷關可能又自新安恢復到弘農(關於此事的詳細論述，參看辛德勇《漢武帝“廣關”與西漢前期地域控制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年第2期；邢義田《試釋漢代的關東、關西與山東、山西》及其補正，《秦漢史論稿》，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頁85—170)。《元和郡縣圖志》卷六《河南道二》：“函谷故城……秦函谷關城，漢弘農縣也。……路在谷中，深險如函，故以爲名。……東自崤山，西至潼津，通名函谷，號曰天險。”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58—159。函谷關處於關中通往關東的咽喉地帶，既是防衞關中的要塞，亦是西漢立都關中，實行“以關中制關東”這一地域控制戰略的關鍵地理憑藉要素之一，其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後漢書》卷一三《隗囂傳》載隗囂將王元說隗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强，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頁525)函谷雄關對於立都關中的重要作用，於此亦可見一斑。這就不難理解，爲什麽劉秀於建武十九年“，復置函谷關都尉”的舉措，在關東大族中引起了震動。
(49)《後漢書》卷八○上《文苑傳上·杜篤》，頁2598。
(50)同上書，頁2603—2604。
(51)同上書，頁1335。
(52)《後漢書》，頁2466。
(53)同上書，頁789。
(54)楊聯陞先生在《東漢的豪族》一文中指出，雲臺二十八將差不多全爲豪族出身。見《清華學報》第11卷第4期，1936年。
(55)陳勇認爲，耿弇、景丹、萬脩諸人，“籍貫雖不在河北，但由於長期滯留此地，大多已供職郡縣，鄉土意識逐漸淡漠，在政治上與河北人士趨於認同。”詳見陳勇《論光武帝“退功臣而進文吏”》，《歷史研究》1995年第4期，頁113。事實上，竇融在歸順光武後，“帝高融功，下詔以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竇氏遂致力於在封地發展勢力：“以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後漢書》卷二三《竇融傳》，頁806，808。可見，其政治立埸亦在關東一方。
(56)《後漢書》卷三一《郭伋傳》，頁1092。
(57)對此，余英時先生有詳細的考論。參見余英時《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土族大姓之關係》，載氏著《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17—286。
(58)《後漢書》，頁773。
(59)《後漢書》卷二二《劉隆傳》，頁780。
(60)同上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頁66，67。
(61)同上書，頁67。
(62)同上書卷四九《仲長統傳》載《昌言·理亂篇》，頁1648。
(63)石聲漢《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65。
(64)Mark Edward Lewis 甚至認爲：“ The Han revival marked the triumph of locally powerful families over the central court and the consequent shift of authority from the capital toward the regions.”參見 Mark Edward Lewis,The Early Chinese Empires:Qin and Han,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p.24.
(65)《後漢書》卷二二《劉隆傳》，頁781。
(66)《史記》卷九九《劉敬列傳》，頁2716。
(67)同上書卷五五《留侯世家》，頁2043。
(68)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编《二年律令與奏
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307。另外，時人賈誼亦說：“所謂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參見閻振益、鍾夏《新書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13。
(69)這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中有很清楚的體现。參《二年律令與奏書》，頁305—325。
(70)《史記》卷一一二《主父偃列傳》，頁2961。
(71)《漢書》，頁1642。
(72)《續漢書·五行志三》劉昭注引《東觀書》載杜林上疏，頁3307。
(73)《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頁1642。
(74)《史記》卷九九《劉敬列傳》，頁2719—2720。
(75)《後漢書》卷一下《光武帝紀下》，頁68—69。
(76)呂思勉《中國通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351。
(77)王先謙《荀子集解》卷一一，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303—304。
(78)“孝元皇帝……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漢書》卷九《元帝紀》，頁277。
(79)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觀堂集林》卷一○，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59年，頁451。
(80)例如，翼奉等漢儒就認爲，只有遷都洛陽纔能“正本”——真正實行王道政治。詳見下文。另外，北魏孝文帝爲推動漢化改革，在討論遷都洛陽時曾說：“今日之行，誠知不易。但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雖富有四海，文軌未一，此間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風易俗，信爲甚難。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舉，光宅中原。”《魏書·景穆十二王傳中·任城王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464。可見，京師本身的地域文化傅統對改制有極大的影響。
(8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5)，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3703。
(82)《荀子集解》卷一九，頁485。
(83)周振鶴《東西徘徊與南北往復——中國歷史上五大都城定位的政治地理因素》，頁35。
(84)《漢書》卷四三《婁敬傳》，頁2119。
(85)同上書卷六《武帝紀》，頁212。
(86)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525。
(87)《漢書》，頁3176。
(88)詳見《宮崎市定全集1》之“王莽の登埸”與“経学グルヘプ”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頁155—156。
(89)《漢書》，頁4133—4134。
(90)《藝文類聚》卷六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103。
(91)崔駰等人都曾爲幕府文士，如果說，他們反對朝廷西遷或有地域集團、豪族内部之爭的背景，但章帝時，朝廷召集帝國各地名儒討論五經異同的白虎觀會議則完全代表了儒家對此事的立埸與見解。見下文相關分析。
(92)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157—158。
(93)徵諸史籍，建武年間獲光武重用的文吏，實際上普遍具備儒學的背景。詳參陳勇《論光武帝“退功臣而進文吏”》，《歷史研究》1995年第4期，頁113。趙翼也指出，“東漢功臣多近儒”，王樹民《廿二史劄記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90—91。
(94)分見《後漢書·儒林傳上》，頁2545；《明帝紀》，頁95；《章帝紀》，頁129。
(95)《文心雕龍·時序》，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頁675。
(96)關於這些賦的具體内容及辯論雙方的立埸，參見《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58年)相關篇章，兹不贅列。
(97)《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頁711上。
(98)《後漢書》卷四○下《班固傳》，頁1369—1370。
(99)廖伯源《東漢建都洛陽及其影響》，頁33。
(100)同樣是天下一統後，自洛陽移都關中之事，西漢劉邦能夠在關東功臣反對的情況下，可以做到“即日駕，西都關中”，而東漢劉秀則憚於關東豪族的勢力而猶豫難決，乃至對臣下遷都的建言也只能采取不置可否的態度。一葉知秋，豪族勢力漸次崛起後，時代政治、社會形勢的變遷彰然可見。儒學完成國教化以後，豪族與儒學的進一步結合則直接導致了“門閥士族”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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