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奶业的市场化进程及面临的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奶业论文,进程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奶业经济的历史演进
从1949年到现在，我国奶业经济的发展成就是令人鼓舞的，也是举世瞩目的，但是其发展过程是曲折的。根据经济特征，可将这49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可概括为“制约发展时期”；第二阶段，1979～1992年，这个阶段可概括为“高速扩张时期”；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这个阶段可概括为“结构调整时期”或“正常发展时期”。
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制度和基础约束、投入不足和供给短缺。从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间，整个奶业的发展水平很低。虽然乳品加工业从无到有成就斐然，乳制品产量年递增率高达18.04%， 但是整个奶业的基础产业奶牛业相当薄弱，总产量很少，增长速度相对缓慢，该期间奶牛年末存栏头数和原料奶总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只有4.90%和5.30%。尽管居民收入很低，对奶及乳制品消费水平不高，但供给日趋紧缺，以致不得不实行限量供应，在所有大中城市对鲜奶的供应都只能满足老人和婴幼儿，农村就更无供给保障。其主要原因是奶牛业因限制私人养牛（牧区），基本上没有也不允许私人投资（农区）而难以得到较快发展。由于产权残缺导致劳动监督成本过高和劳动激励过低的问题，国有农牧场和集体奶牛场缺乏效率和投资冲动，加上政府长期实行低奶价和“剪刀差”政策，致使奶牛业长期投资不足，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第二阶段以取消对私人饲养奶牛的限制并有了第一批私有奶牛的1979年为起点，开始了我国奶业的辉煌年代。这个阶段最突出的特征是投资主体多元化，要素投入全方位扩张和产出总量高速增长。其间14年，奶牛年末存栏头数和原料奶总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4.35 %和13.40%，乳制品产量也以年均16.87%的速度递增。相对于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国内奶业基本上完成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由短缺到充足，由单调到繁荣，得益于在旺盛需求的背景下，政府对奶业实行“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的方针和一系列促进奶业发展的有效政策（包括适时提高原料奶收购价、适当限制鲜奶销售价、政府供给平价精饲料、奶农购牛优惠贷款等政策），以及生产者、加工者和运销者的投资热情；也得益于南北两个黑白花奶牛育种协作组卓有成效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工作，还包括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欧共体（EEC）两个奶类援助项目的贡献，通过这两个项目，我国20个大中城市总共获得了15622.3万美元的宝贵的奶业发展资金。
第三阶段，从1993年起，以奶粉出现滞销积压和奶牛存栏头数首次出现负增长为表征，我国奶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深刻的背景在于乳品市场完全放开，多数地区原料奶收购和消毒奶销售价格管制取消，同时精饲料平价、低息或无息信贷等优惠政策也相继取消，在为数不少的小型乳品加工企业难以为继的同时，还不断有新企业加盟，外国实力雄厚的大乳品企业也陆续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而国内对鲜奶及乳制品的消费已渐趋相对饱和，尽管人均占有奶量只有6.6公斤（1997 年），不及台湾地区人均占有量（16公斤）的一个半。这5年， 奶牛存栏头数、原料奶总产量和乳制品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显著放慢，只分别有9.24%、7.51%和5.12%。这个阶段的显著特征是乳品市场空前繁荣，市场竞争全方位展开，无论生产企业还是加工运销企业都在进行调整和重组。
二、市场化奶业面临的挑战
自1993年以来，我国奶业面临着新的发展课题。奶业生产和加工能力的增长速度逐步高于消费增长速度，一些地方陆续出现乳制品（主要是奶粉）积压滞销，鲜奶消费量增长也很缓慢。这使一些乳品加工厂（主要是中小厂家）陷入困境甚至停产，也使为这些厂提供原料奶的奶牛场、农户的利益缺乏保障，进一步影响到奶牛业的稳定和发展。这种表面的需求不足、市场疲软和奶业波动隐含着奶业经济系统中深层次的矛盾，这种矛盾实质上是计划经济观念和市场经济现实、传统经营理念和现代消费趋势的矛盾。
（一）小企业与大市场的冲突
从80年代以来，各地的乳品厂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由于缺乏对市场变化的前瞻性研究，盲目竞争，盲目投资，重复设厂，而且这些企业90%是日处理鲜奶能力在100吨以下的小厂，设备普遍陈旧， 技术比较落后，缺乏检测手段，经营管理粗放，生产的产品单一、档次低，多是千篇一律的全脂奶粉。这些小厂家致命的弱点还在于，不仅缺乏新产品开发意识和开发条件，而且无力建立稳固有效的从原料奶生产、加工到市场消费的有机产业链，处于孤立的产业环节。在鲜奶及其制品短缺的年代，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小企业局限性尚未充分暴露出来；但在市场格局由短缺转向过剩，由卖方转向买方，由区域转向全国并走向世界的今天，这些产品的滞销积压和企业经营困境便不可避免。
我国奶业经济中众多的小加工企业和众多的小奶牛企业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过去19年中，30多万个体奶牛户在奶业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功不可没；在未来的发展中，个体奶业也仍将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但现在的问题是个体奶牛户的规模太小，成为奶业稳定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据1997年对北京、天津、黑龙江、河北等25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1996年年末奶牛总存栏母牛数为347.6万头， 其中个体饲养户饲养数为250.8万头，占76.86%，平均每户7.4头，不少省、市平均3～4 头。不仅奶牛企业规模小，而且在很多地区比较分散。这种状况不仅增加成本，更重要的是原料奶的质量难以控制，从而奶加工制品的品质也无法保证。这是目前乳品消费受限，许多企业的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个问题是个体奶牛企业规模太小，无力抗拒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凭借“船小好掉头”的优势，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饲料或原料奶市场价格波动，奶牛户随时可能转产，或者在地区间流动，其稳定性必然很差。这对加工和运销业来说是灾难性的。这一点已被1988年、1989年和1993年、1994年奶牛“滑坡”及其引起的奶业波动一再证明。目前，有的地方很可能再次上演这一幕。
（二）传统产品与现代消费者的冲突
如果说前几十年乳品的短缺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对政府的依赖，造成了乳品市场的“千人一面”，那么，今天在一些地方传统产品的积压却反映了传统经营理念的巨大惯性。这些厂家往往重生产轻管理，重数量轻质量，他们没有意识到，处于买方市场的现代消费者不断在树立新观念、新目标，追求“新感觉”、“新口味”，崇尚营养、卫生和方便。那些奶业市场上的赢家正是较早认识到这一点，并按消费者的需求改变自己及其产品的企业。闻名遐迩的“三鹿”，从1983年开始适应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结构，研制开发了深受消费者青睐的20多种“新、特、名、优”产品，加上先进的工艺和成功的质量控制，才确立了其名牌地位并赢得了较大市场份额。除“三鹿”外，“伊利”、“光明”等集团的多样化乳品开发，并走向全国，也都是率先转变了经营观念，而取得成功的。
重推销手段，轻市场培育和开发，是这一矛盾的另一突出反映。为数不少的厂家对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特点缺乏深入分析研究，从我国人均占有奶量只有6.6公斤（1997年）， 不及发达国家平均消费量205公斤（1993年）的1/30或不及发展中国家平均消费量37公斤（1993年）的1/5这一事实出发，简单地推断出当前市场有效需求旺盛、消费容量巨大的结论，盲目扩大生产，又很少在市场培育和开发上做文章，纵然动用了五花八门的推销手段，也避免不了被动的局面。事实上，我国城乡居民对鲜奶消费习惯的保守性和目前食品与饮料市场的丰富多元性是进一步开发乳品市场的不可忽视的障碍因素。我们老是对一瓶奶卖不过一瓶汽水抱怨不休，而消费者更多关注的却是口感和方便，不仅仅是营养成分的多寡，对价格的反应也不大敏感，需求的价格弹性很低。据一家调查公司1995年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没有人把价格便宜作为选购奶粉的首要考虑因素”。近几年，巴氏消毒奶和普通奶粉的销售量增长缓慢，而各种酸奶、调味奶和雪糕、冰淇淋销售量却成倍成数倍增长，事实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佐证。
（三）生产者与加工、运销者利益的冲突
我国奶业系统中生产者与加工、运销者之间利益的冲突由来已久，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依然没有很好地解决。90年代以前，特别是1979年以前，我国奶业产业链是割裂的。生产者是生产队和国有农牧场，加工者是轻工业和商业部门所属加工厂，运销者是轻工和商业部门所属的商店。割裂的产业链各自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冲突的要害是，由于原料奶收购和加工、运销的地区垄断性，加工者实际上掌握着原料奶定价权，这使生产者的利益往往得不到维护和保证。 如果说， 1979年以前这种矛盾冲突由于受政府的计划控制而没有表面化，也没有对奶业产生显著的影响，在走向市场化的今天，如果缺乏约束和协调机制，它很可能成为影响这些地方奶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可能造成奶业资源不合理配置，以至巨大浪费。事实上，目前不少地区奶业企业的分散化、小型化和低效率，皆源于这种利益结构的冲突和产业链的割裂。1988～1989年，西安地区的奶农曾经刮过一阵宰杀、出卖奶牛的“风”，使蓬勃发展的奶牛业严重受挫。其主要原因就是饲料价格猛涨，饲养成本大幅攀升而持续亏损，而控制80%以上原料奶收购的两家国有乳品厂，不肯提高收购价（庹国柱，1991）。类似的事件不幸于1993～1994年政府放开饲料价格后在很多省重新上演过，导致了全国奶牛存栏头数的负增长。近几年，在一些利益冲突长期得不到解决的地方，奶牛场不得不另起炉灶，自办加工，以工补牧，自求生存和发展，迫使那些设备精良的加工厂过着“半饥半饱”甚至“无米下锅”的日子。
（四）民族资本与国际资本、国产品与舶来品的冲突
市场开放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政府的既定政策。奶业市场是开放市场的组成部分。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资本看好大陆市场，中外（国外、境外）合资及外商独资乳品企业发展迅猛。据京、津、沪、西安、南京、青岛和大连等7个城市及广东、黑龙江2省的不完全统计，现有中外合资及外商独资乳品企业42 家（其中独资企业6家），前来投资的多为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与此同时，国外乳制品也大量涌入国内市场，并有不断增长的趋势。据海关总署资料统计，1991～1995年大陆共进口乳制品29.8万吨，年平均6万吨。1991～1995 年的年平均进口量与1979～1986年相比，增加近50%。而国产乳品的出口量平均每年只有3.3万吨（1987～1995年）。按数量相比， 进口量是出口量的近2倍；按货值比，进口额是出口额的3倍。外资和技术的引进，国外乳制品的大量进口（特别是国内市场上短缺的产品），对提高奶业技术与管理水平，丰富我国乳品市场，充分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但这对我国市场的巨大冲击也是明显的（李易方，1996）。调查显示，1995年在北京大型商场里，进口与合资厂的奶粉（品牌）占40%，1997年末，已占62%；而黄油、干酪、超高温灭菌奶的这个比例则分别达到100%、76%和84%（《市场报》1997年11月11 日）。一些地方奶粉积压，乳品厂减产、亏损，拖欠奶农奶款，奶牛业发生波动，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国际市场奶粉价格低廉，近年有的合资企业以进口奶粉代替国内原料奶加工超高温灭菌奶、调味奶和发酵奶，这对国内奶业市场特别是原料奶市场无疑将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业界与学界对此颇感忧虑。
三、结构重组——现实的选择
在上述矛盾与冲突的背景下，欲求奶业进一步协调和稳定发展，只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市场机制的要求并根据奶业的特点实现结构重组。
（一）消费——由单调到多元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鲜奶及乳制品的消费量增长，不仅受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价格变动的制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消费嗜好有关。同是发达和中等发达国家，在欧洲、北美与亚洲就存在很大的消费差异，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丹麦、芬兰等国家，人均每年奶消费量接近或超过200公斤，而日本、韩国则不足70 公斤。因此，讨论奶业发展不能忽视这个事实，不能简单地从人均占有量很低而过分乐观估计有效需求。当然，消费也是可以引导和改变的。同样是不善消费奶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人均每年奶消费量差异也很大。日本达到68公斤，韩国是54公斤，印度60公斤，泰国19公斤，台湾地区17公斤，我国大陆只有6.6公斤。 这其中的差异主要在于对乳品市场开发的力度和水平，缺乏对消费市场的多元开发意识，在创造和培育全社会的消费需求方面建树不多。对奶业的广告宣传立意也不高，而且仅仅停留在“一时一地一厂一牌”的层次上，学术界、新闻媒界层面的非广告宣传不多，政府层面更少配合。此外，新产品开发也适应不了消费趋势的变化，受大众消费者欢迎的中档超高温灭菌奶、奶油、干酪等产品难觅踪影，其他有竞争力的调味奶也不多。在这方面，日本的实践值得学习和借鉴。几十年来，日本站在提高民族和人口质量的高度，一直用“一杯牛奶强壮一个民族”的科学箴言为奶业做战略宣传，其社会效应和市场效应之巨不是“一厂一牌”的战术广告所能替代的。日本在三十几年里将人均每年奶消费量从不到10公斤提高到68公斤，除了收入提高的因素外，成功的市场开发功不可没。
对消费市场的多元开发，除了开发战略、开发思路和产品结构问题外，还有一个地区结构问题。目前农村市场的开拓比较薄弱。据统计，1996年农村居民人均鲜奶和其他乳品消费只有0.8公斤， 仅仅相当于城镇的1/10多。而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 其饮食习惯正发生重大变化，对乳品的消费早已不限于婴儿，对各种乳制品的需求都很旺盛。注重农村市场开发的成功范例是山东鹏程食品集团，该集团大力开发农村市场，一年在本市农村销售的含乳饮料、冰淇淋超过900吨， 比市区销量多1/4。如果更多的厂家像鹏程那样有战略眼光，在开拓农村市场上多做文章，满足并引导农村居民多消费乳品，不仅对提高广大农村居民的身体素质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奶业经济的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二）生产——从粗放到集约
我国国有奶牛场和集体奶牛场一般规模较大，但占奶牛存栏头数70%以上的个体奶牛业的经营规模普遍太小，而且经营粗放，奶牛生产率很低，成母牛头年均产奶量不过2468公斤。这不仅使奶农的投资回报率很低，机会成本很高（特别是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影响奶牛业以至整个奶业的稳定，而且因为规模太小又分散，奶牛育种和饲养新技术的推广、挤奶机械、低温冷却设备的应用也受到限制，对提高原料奶质量非常不利，而原料奶质量是提高乳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之一。
扩大奶牛企业规模，推广应用以品种改良为中心的综合配套饲养技术，广泛使用机械作业，提高奶牛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从事集约化生产，是所有奶业先进国家和地区所走过的道路。美国从1984年到1994年，奶牛总头数从1105.9万头减少到952.8万头（减少了13.84%），而头均年产奶量却由5688公斤增加到7316公斤（提高了28.6%）；平均一个劳动力饲养的奶牛，高的已达到160头； 一千头以上成母牛的奶牛场已不罕见。荷兰从1972年到1992年，奶牛头数由221.8万头减少到174.7万头（减少了21.24%），奶牛场由91560个减少到40525个（减少了54.59%），每个奶牛场规模由24.2头增加到43.1头。日本也是一样，1970年户均饲养规模与我国大陆1994年一样，是5.9头，但1994 年日本的饲养规模提高到42.4头，其间泌乳牛总头数由180.4万头增加到201.8万头，而奶农由30.8万户减少到4.8万户。 我国的奶牛业也必须走这条集约化道路。虽然集约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随着资本积累的加快，生产条件的改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快经营集约化的步伐，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条件在于政府正确的产业政策，合理的利益机制与包括育种在内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三）加工——由分散到集中
在完全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和改革开放开始的一段时间，乳品加工企业的高度分散和小规模经营，如果说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那么，在市场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奶业经营由地区性、部门性垄断走向开放和竞争，产品由全面短缺走向相对过剩，消费由单调走向多元的市场化过程中，其分化、改组和相对集中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结构调整、资产重组的过程，在进入90年代前后就开始了。1988年，黑龙江完达山乳业集团成立之后，石家庄三鹿乳业集团、上海牛奶（集团）公司、广东燕塘企业总公司、江西金牛企业集团、内蒙古伊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鹏程食品集团公司和北京三元食品有限公司等大型乳品企业先后诞生并通过联合、兼并等途径迅速扩大。这些用现代化手段和技术装备的大型乳品企业，立即显示出市场活力较强的竞争优势，它们不仅能有效地建立从原料奶的收集、储运、加工到分发销售的链条，而且能有效地建立从生产、加工到市场消费的有机产业链，从而适应市场变化，不断创造和满足消费需求。
（四）产业链——由割裂到整合
奶业产业一体化是大多奶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奶业走向市场过程中正在经历的转变。欧洲和美洲国家的合作制非常发达，在许多国家奶业一体化是通过合作社实现的，合作社饲养奶牛，并投资兴建乳品加工厂，自己也从事运销。在荷兰现有的22家乳品厂中有13家是产加销一体化的合作社，其中包括供应荷兰80%牛奶及其制品的三家最大的加工厂。另一北欧奶业之国芬兰，其一体化的奶业合作社“瓦柳”，控制了全国96%以上奶和乳制品的生产、加工和运销（包括出口）。在美国，实行一体化的比例也非常高，250 家奶业合作社供应全国约80%的牛奶及其制品，最大的一家合作社有12000个会员农场， 供应全国10%的牛奶及其制品。据考察，在各种农牧业生产和加工运销产业中，奶业的一体化程度最高（李易方，1998）。究其原因，主要是牛奶鲜活易腐，不易保存。鲜奶在4℃以上时，细菌便自动繁殖。 挤奶一日数次，需要及时冷却、收集、储运，以保证鲜奶的质量。产加销任何环节的不协调，都会影响鲜奶及其制品的质量。同时，产业链的整合与协调，减少或消除了产加销各方利益冲益，可以提高整个奶业的效率和效益，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伴随着奶业市场化和加工运销集中化的脚步，我国奶业也步入了一体化的进程。昔日产业链被部门和地区分割的状况正在改变，不少地方和企业已经形成了一体化产业链。目前，奶业一体化的类型，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国有奶牛场将产业链延伸，生产、加工、销售自成一体。第二种是公司加农户，即以加工企业为龙头，与奶牛基地和农户组成利益共同体。一体化的巩固和发展，最重要的还是主动适应市场机制，也就是在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坚持以质量取胜的同时，正确处理好各方的利益分配关系，建立健全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机制。在这方面，一些企业已经创造出不少好的经验。在那些缺乏一体化意识，生产与加工运销依然割裂的地方，其奶业经营必然潜伏着危机。
四、政府可以做些什么
在奶业市场化的过程中，政府从奶业资源的直接分派、微观运行和产品分配的事务中解放了出来，不再为平价饲料供应、奶价补贴、鲜奶及乳品供给短缺而发愁。但是，奶业发展依然缺少不了政府的贡献。那么，政府可以做些什么呢？
第一，保护民族奶业。至少在目前，奶业属于弱质产业，无论奶牛业，还是乳品加工业，均与奶业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由于牛群质量差，单产低，饲养成本高，乳品价格与一些奶业发达的国家相比已无多少竞争优势，以致有的合资乳品厂用进口奶粉替代本地原料奶。民族奶业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装备的改造亦尚待时日。因此，有必要在一定时期内加强对民族奶业的保护。
在这方面，其他国家和地区有很好的经验可资借鉴。例如，在不违反关贸总协定条款的条件下实行充分的关税保护，还可以实施非关税保护措施。美国就规定，供应市场的液态奶必须100 %使用第一级原料奶为原料（Federal Milk Market Order Program）。 台湾不仅规定“鲜奶须100%以国产生奶为原料”，同时规定，“调味乳须使用50 %以上之生乳或鲜乳为原料”。如果我们制定类似的政策，至少可减少进口奶粉对国内原料奶的替代。另外，对外合资合作应以有利于中国奶业发展为原则，实行平等的发展政策，创造平等的竞争条件。
第二，增加科技方面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奶畜良种选育和技术推广方面的投入。我国奶牛头数和总产奶量在过去20年里有了较快增长，但个体产奶量低，鲜奶质量比较差。1996年全国25个省、区、市成母牛平均每头产奶量仅仅3516公斤，乳脂率3.2%，干物质11.2%， 与发达国家单产6000～7000公斤、乳脂率3.6%、干物质12%左右相比， 还有不小差距。政府应增加投入，加强奶畜科研与推广，建立高产优质高效奶牛示范区，健全繁育体系，加快牛群更新改造，提高奶牛饲养业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第三，进一步改进奶价管理机制。《价格法》颁布之后，奶业也应完全纳入法制轨道，照理说政府不必再在法律之外对价格进行行政干预，让“看不见的手”发挥对资源配置和资产重组的调节作用，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促进奶业的一体化经营和集团化运营。但这并不妨碍政府在此基础上对价格的合理干预。在奶业产业链条中，广大分散的奶农总是处于弱者的地位，原料奶收购价的定价权既不能完全交给市场，也不能完全交给加工厂，否则，奶农的利益难免受到影响，奶牛业作为奶业的基础很难稳固。较好的的办法是像芬兰、台湾那样，由政府代表、农民代表、乳品加工厂代表和研究单位代表共同议定价格，给予农民在定价上一定的发言权。
第四，建立奶业风险管理机制。奶业特别是奶牛业的持续稳定发展，面临两大风险：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在十多年里，我国奶业几次波动，也都与市场价格波动有关。饲料市场的放开，政府的补贴取消，使奶牛业失去了风险保障。说起来，向市场经济转轨，由市场调节供给和需求，顺理成章。但为了稳定市场，稳定奶农收入，减少资源浪费，政府仍需干预。在那些奶产品过剩的国家，通常实行价格支持、供给管理、出口补贴等政策。这些政策都可以借鉴。不过我们也创造出上海经验，那就是由政府建立风险基金，在价格波动剧烈时，用这个基金给奶农以补贴。当然，在有条件时候，可以举办价格保险。奶牛的自然风险，主要是疾病、意外事故和死亡。自然风险对于规模较小的奶牛场常常是灾难性的，让农民参加奶牛保险是万全之策，但对缺乏风险意识的农民来说，需要政府组织和引导。对奶农组织的奶牛互助保险，政府也须扶持。
第五，加强对奶业的研究和宣传。目前，国务院已将奶业列入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表明奶业将得到国家更多的政策支持。对奶业的宣传和消费引导也必定会在政府层面上展开。同时，政府有必要组织力量对奶业发展的重要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例如，国内外奶牛业生产成本，规模经营，环境污染治理，市场需求及其变化，产业结构调整，对奶业的各种发展和保护政策等。特别要注意研究有关向我国出口乳品的国家国内牛奶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防止向我国倾销乳品，冲击我国市场。这些研究可以为制定我国奶业发展战略和正确的产业政策提供依据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