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整合，巩固——谈统一战线在社会转型期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战线论文,作用论文,社会论文,谈统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原有的社会整合模式已不再适应现实社会的要求，新的社会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新旧两种体制、机制、秩序、规范相互交替，使得社会转型在一定时期内，在转轨过程中，各种阶层、利益、文化、信仰、政治需求都将发生重组、变化，因之而来的社会不稳定问题随之产生。
一、问题的提出
（一）社会群体结构的变化。群体结构是指不同经济利益、不同社会地位之间的宏观模式化的关系结构。其划分的依据一是不同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方式；二是职业身份。在目前计划和市场双重体制的作用下，原有的社会群体结构逐渐松动，各阶层内部的分化明显加剧，不同群体间的流动日益频繁，在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基本结构上，又衍生出了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阶层；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出现了民工阶层和产生于乡镇企业之上的农业工人阶层；知识分子下海、行政人员分流、三资企业进入、海外华人及留学人员的内流，又形成了一种与国际资本相联系的职业阶层。这种建立在不同自我经济利益基础之上复杂的群体结构，在目前环境下，必定会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产生不同的社会问题。
（二）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不仅仅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单位、行业、城乡、地区、部门之间，原有的收入制度都被突破，劳动收入和劳动所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不平衡，收入差距和所得利益差距越来越大，在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基础上，一部分人社会财富的占有量超乎寻常的提升，一部分人的经济地位也明显下降。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尔教授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很小，有利于经济的复苏。但是198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劳伦思教授认为，中国应该以1994年墨西哥的吉巴斯事件为例，注意收入分配问题。应该指出，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机会和并发的问题是同步进行的，等同于自然界中的能量守衡定律，只是如何充分发挥社会实践中的溢出效应。没有理由说转型期中的收入秩序失衡，是市场经济所造成的，相反，恰恰是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完全建立的结果。现代社会经济学告诉我们，收入分配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公平和效率，前者影响社会的稳定，后者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动力。因此，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的深层次影响，根本在于如何杜绝一部分凭借手中权力攫取个人财富增多和进行社会寻租以期用少量财富换取巨大财富的人，如何正确团结、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活动这两个问题。
（三）民族及宗教信仰问题复杂化。改革开放的深入，使得国家面向世界的机会增多，加入世界组织活动也因之而增加，国际上的一些反华势力和国内的一些敌对势力的活动也同时变得复杂起来，在宗教和民族问题上凸显。1998年10月5日， 我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向世界表明了我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积极态度。公约第一条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借这种权力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民族自决权是一个关系到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与反控制问题，关系到独立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问题。虽然民族自决权最终在公约中得以确认，但各国往往以自己的利益和需要来进行理解和实施，它既是各国争取民族解决国家独立的武器，又是敌对势力进行民族分裂的工具。因此，西藏、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会借之妄图分裂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境外的民族分裂分子和民运分子也将会利用迁居自由的权利到国内进行破坏活动，非法建立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同样也会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权加紧宗教渗透，利用现代媒介进行宗教宣传，扶植地下宗教势力。所以在这一特定时期，我国境内非法建立的宗教组织和活动据点可能增多， 邪教组织的活动可能猖獗， 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和民族中甚至可能出现宗教狂热的问题。
（四）政治诉求日益高涨。群体结构的复杂化，直接滋生不同的利益需求，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的同时，必定会将自己的要求上升为政治诉求。在我国现阶段，政治诉求不仅仅表现在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担任政府实职上，更主要地表现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参与理念普遍高涨。一些非法组织筹建的政治团体以谋求政治利益、以及邪教组织的活动，对后者根据国家法律会毋庸置疑地进行打击，但对于前者，则要认真研究正确对待。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认为，政治是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最终为其服务的特定产物。一个新兴的利益群体，随着其经济地位的加强和提高，一定会提出自己政治上的诉求以便进入一个能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随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经济基础的提高，他们必然会从本群体的利益出发，要求参与到政治活动和政府行为中来，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对于这种社会活动中正常存在的客观现实，本应该通过正常的政治安排得以实现，但如果处理不当，必将影响到国家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五）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上的文化思想同样变得多样化，中西文化交流，传统伦理教育淡化，社会文化领域有了一种金钱主义、享乐主义、颓废主义等，社会行为日趋繁杂，价值观念在新旧、中外相互碰撞冲突中出现复杂化，这种现象给予人们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特别是利益冲突的激化，表现在心理上则是大部分人产生挫折感和不满情绪。观念、思想、价值上的变化和冲突，在目前的特定时期，成为社会行为越轨和违法乱纪的思想基础。
（六）社会制度由伦理向法理转变。对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来说，它的制度结构是具有广泛性、层次性、严密性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处于分化重组状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代替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代替了以往的经济单一所有制，民主开放的政治结构代替了高度统一的政治结构，丰富多元的文化体制代替了传统思想范畴。因此，在根本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与之相适应的各类制度相继出现。诸如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制度，住房制度，多种分配制度，公务员录取制度等，社会运作所依赖的制度规则体现出了多样化、完善化、合理化，促进了国家从伦理的人治社会向理性的法理社会转变。同时也应指出，制度的转变不代表着制度的成熟，在过渡时期，法律的漏洞普遍存在，不仅仅给钻国家法律空子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容易给人们在直观上造成错觉，产生适应社会的混乱。
二、问题的共同特征
一般来说，转型期是社会问题的高发期，西方政治学家把这一现象总结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与其所提供的机会一样大”。双重体制并存，一方面为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宽松有利的环境，一方面社会活动领域出现了失控局面，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明显增长；新旧体制的交替和变迁，给权钱交易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使得“寻租”产生，腐败现象超出一定限度，便会破坏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更因为腐败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干群关系，所以它直接成为引发和激化矛盾的导火索，危害社会稳定的毒瘤。从形式和本质上看，问题具有流动性和异质性。
（一）流动性。从概念上说现阶段的结构变化主要是指我们国家的经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是传统与现代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表现最为突出的就是社会成员角色之间的转变，由于传统的经济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而现代的市场经济具有一定的开放性，适合于不同工作的人便会流向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因先天、后天、社会等诸多因素的不断变化，所以流动就成为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必然现象。80年代初的经商热、从政热、出国热、到前几年的孔雀东南飞、民工潮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这一点。虽然合理的流动可以促进社会新陈代谢机制的产生，但与之相反，社会流动必然反作用于它所依赖的社会政治架构，因为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不同，对社会流动的制约和影响也不一样，合理的流动可以促进社会政治体系的日趋完善，盲目的、不加调控的流动将会产生一定的冲突，激化社会矛盾。
（二）异质性。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和农民二群体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广泛的社会群体，尤其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后，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社会群体基本上纯而又纯，而转型期的结构由单一性转为异质性，不仅工人阶级群体中分化出社会管理者、国有企业工人、集体企业工人、雇佣工人、失业半失业群体，由农民阶层中分化出的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占有土地但主要从事经商活动的群体，这些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都存在较大差异，在社会制度改革，计划任务落实上都存在着不同的要求，给社会进步增加了困难。
三、统战工作在转型期的特殊作用
（一）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巨大的包容性。
毛泽东同志早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指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事业而奋斗”，统一战线的本质和统战部门的职责决定了要本着这一目标来自理矛盾解决问题。首先，人民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在“大团结、大联合、囊括一切代表人物”的方针下，尽最大可能地把一切可以团结、联合的代表人物吸收进来，并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求同存异”。党派团体是人民政协的重要组成基础，代表和联系着我国社会相当一部分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转型期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利益群体的分化重组，不同群体的代表人物的政治诉求的高涨，将会使更多层面的人参入到各民主党派中去，各党派团体、工商联、宗教界代表人士等各行各业的人士都能在人民政协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统一战线能够将各种同质的、异质的政治资源、利益和要求联系起来，吸收并同化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中，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包容、协调了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区、各行业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关系，缓解了社会冲突，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培养了全社会各阶层与现代文明相一致的价值理念及民族共同感和政治认同感。
（二）统一战线具有一定的社会整合力和政治预见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政党制度建设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中至关重要的，早在1989年底，江泽民同志就明确指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长期历史形成的，是我国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中国政局要稳定，就必须稳定这个格局。”为了推进这一制度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1989年底中央又下发了14号文件，把这一政治制度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立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提出了党派参政的“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基本点和履行民主监督的总原则，在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进了宪法。这种形式，在坚持党领导的原则下，改进了党的领导，使党的政治体系具有了强大的整合功能，有效地开发、掌握、利用了各种政治资源，具有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吸纳了各类群体的利益及其要求，并以此强化了政治社会，进而动员整合了一切积极力量，自上而下形成了政治社会稳定的保障机制。社会进步的加快，统一战线组织成员中将有更多的高水平、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学者，他们都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他们分布层面广，与社会基层的亲合力强，容易掌握第一手资料，富有极强的思想性和预见性，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对党和政府的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这种政治的预见性和前瞻性，降低了社会运作的政策风险，化解了许多因政策性失误造成的社会矛盾，使得国家的法律政策能够在理性、阳光、文明的空间进行。
（三）统一战线在民主政治的建设中具有弥补性和程序性。
研究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著名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之间的比率，当政治参与提高时，政治的制度化要求也随之提高，否则，就会形成政治不稳定。统一战线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一方面从民主结构上弥补了另一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中的不足，按党派团体界别广泛联系群众，反映民意，解决问题，二者相结合共同体现人民当家做主。另一方面，从民主制度上吸取了最广泛的政治参与，并且为公民的政治表达提供了制度化的政治输入渠道，引导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对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在民主政治参与过程中，提供了一个程序化的渠道，即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形成过程中，都经过政协进行协商，听取各党派团体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决策，由政府执行的程序。这一渠道的畅通，也是统一战线的最大优势，它促进了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因为政治表达渠道的不畅恰恰是政治决策失误和政治动荡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统一战线在解决我国目前的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中，有着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