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语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年代论文,方法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思想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接受怀疑。
20世纪是一个多变的世纪，而20世纪90年代，是这个世纪的最后归结和新的千纪年诞生的先声。20世纪的社会风向标标明，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纪的下半叶是由“政治冷战”转向“泡沫经济”，并在世纪末进一步转向“知识经济”和“文明对话”。而左右着人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亦从单一的“冷战式的二元对立”，进而到多重文化政治经济因素的“交互整合”。
不妨说，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心之后，决定人类命运已然成为以经济和金融为主轴的“知识经济”的较量，并有可能在“文明冲突”之后走向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对话”。当然，在世纪性的迅速转向中，不仅可以看到经济的迅猛崛起和高度发展，也能看到泡沫现象的不断产生和经济危机的此起彼伏。到了90年代，不仅有亚洲“四小龙”的神话，也有中华经济圈逐渐形成的奇迹，更有泡沫经济消亡之后的亚洲金融风暴。
而在政治和经济的迅速嬗变之外，文化形态上的“主义”加速更替也是20世纪社会的一个缩影，尤以90年代为烈。本世纪曾经历了弗洛伊德主义、现象学、心理主义、女权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了世纪末，尤其是近20年来，则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西方主义、少数话语、文化相对主义等各领风骚三五年。旧思想在新世界中迅速土崩瓦解，思想史转瞬之间成为思想家的坟墓史。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扬弃，一切都在被迅速地抽空挤干。这个巨变时代所有的“主义”在转瞬更替之时，都出现了激烈的论战和空前的大重组大调整。正如经济的膨胀和危机的骨牌效应一样，东西方“新主义”的排行榜也在快速地洗牌和更迭。
当然，这种政治、经济、文化和主义迅速更替的世纪聚焦点无疑是90年代。因此处理90年代的文化问题，是相当复杂而困难的。就我的工作平台而言，并非是要处理90年代中国文化和美学的所有方面的问题，而仅仅打算以“文化研究”的思维范式作为出发点，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去审理90年代中的文化症候和思想景观，关注被各种注意掩盖的真实问题。
一、90年代文化脉动及其阶段分期
90年代中国当代文化精神不仅集中体现在思想学术和语言学转向上，而且也表征在文化批评、当代传媒和文艺美学上。对这一转型发生的历史语境、基本走向和价值归属进行研究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90年代在不同的人那里可以分为不同阶段，但在我看来，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思想转型的初始阶段（1989—1992）。从1989年到1992年中期，气功热成为民间意识形态，而与中心意识话语共享民间意识空间。事实上，就思想资源而言，90年代紧接80年代思潮而来，尤其是1989年后整个政治转型——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得90年代初期思想处于一种低调状态，所以，将1990—1992年称为思想沉闷时期，大抵不会有错。其特征为主流意识形态中心化，政治两极情绪化，学术回归古典化。这一时期，不少学者退回书斋闭门读书，民间出现了罕见的气功热。因此，有人戏称为“气功意识形态”时期。
多种价值的骚动阶段（1992—1997）。其中每一年又显现出不同的光谱。1992—1997年无疑是90年代的主体性构成。这几年，思想进入多元开放范式，经济进入全民经商模式，文化出现世俗骚动和个体化倾向，整个中国成为一个充满欲望活力，充满机会和刺激的“场域”。每个人、每种思想、每种活法都在这历史瞬间转换的舞台上，匆匆往来尔后迅速消逝。
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出现了新的历史契机，即由意识形态情绪化转向了商品经济，经济成为这个时代的骄子。因此，似可把1993—1995年的经济暴热称为“商品话语与大众媒体的狂欢时期”，其特征为：经济上商品具有政治话语的权力，横向挪用西方现代经济理论；文化上全面张扬欲望，反现代性和反现实主义性，同时全球眼光与本土意识的萌发；文学上出现迷惘的文坛与困惑的创作批评，文学商品话语文化媚俗化，批评主体解体，传统文学主题失效，读者群体的分化，文艺标准失落和规范失序；思想上是多元观取代了绝对主义观，开放多元的心态取代了焦躁的二元对立心态，其结果是话语空间拓展和自由度变宽。
1993年在文化坐标上是“欲望膨胀”和“价值倾斜”的一年，是政治沉重感被经济腾飞感剥离的一年。一大批边缘人和淘金冒险者敢为天下先，一夜之间走进了先富起来者的行列。而后富或后不富者们则沉醉于“是否应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应当让谁先富起来”的无尽争论中。社会经济秩序失衡，暴富和捞一把成为1993年最大的金钱想象，而政治想象和文化想象终于让位于金钱想象这位后来居上者。文人们只能退守蜗居，打出了重建学术规范的旗号，而与经济热潮划清界限。其中，面对下海的引诱和拒绝的痛苦，面对金钱世界的无力感溢于言表。有些文人在金钱股市“热”与学术规范“冷”之间选择了第三条路，即性文学热——以《废都》为排头兵的陕军东征。
1994年实为“文化论战”的一年。人文精神的大旗分别由作家“二张”和上海学人开始高举，其争论的实质在于当代人在“现代化陷阱”和“现代化神话”之间何去何从。张承志选择了“荒芜英雄路”，张炜选择了“我宁愿不要这样的现代化”，上海学人选择了人文理想精神。而争论的另一方（二王），则在现代化神话下，无所顾忌地走进了利益驱动的现实原则，为社会的每一点进步叫好，并批评注重价值坚守的人文精神的保守落后。但是，这种文化论战的力度只能仅仅限于文人世界，因为对现代化的陷阱的争论，并不影响雅皮士、文化商人、反文化英雄们在所谓信息公路上满地遛达。
1995年是“平庸无奈”的一年，也是“东方主义”甚嚣尘上的一年。大造声势的电视剧《三国演义》，使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成为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市民文化的谈资，而其文白夹杂的对白却是文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化财；“反法西斯纪念热”对西方霸权的清算，却具有扩大化（反西化）之嫌；“世妇会”使得边缘话语一时成为中心话语；东亚经济的泡沫让人们不再讨论西方价值，而热衷于讨论“东方崛起”和21世纪中国的重要地位。
1996年是“文化退守”和“世俗化”的一年。国学热在主流意识形态支持下达到高峰，祭孔活动，国学书市热，中国历史名人“传记热”，说“不”丛书的民族主义热，晚生代小说，新市井小说的世俗趣味，构成90年代东方主义、民族主义的主潮，反精英的民粹主义获得了全面胜利的镜像。1996年是知识分子“精神分化”的文化低潮时期，其特征是精神维度深层次的彻底分化，文学观念演变以及对80年代问题的反向式逆转——文本试验由先锋性退回到当下保守性；创作意向由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退回到对小男人小女人文学的热衷；批评立场由群体性精神理想性退回到个体性和世俗性。总之，先锋的衰落与边缘化，现实主义重新崛起，后现代小说的横向挪用，成为这一年的文化问题大致风向标。
1997年随着邓小平的辞世（2月19日）， 使得这一年成为“充满风险意识”的一年，对改革前景的忧虑（春天），香港回归的兴奋（7 月1日），亚洲经济危机的肇端（7月2日），克隆羊技术的震惊（10 月），使得国人要求稳定的意识空前突出。但是，前卫艺术的全面市场化拍卖化、文坛“马桥事件”的文坛官司年，为这吊诡的一年带来了些闹剧色彩。看客与被看的表演都已不再是文化风景线，而是经济泡沫消散之前的文化泡沫，也是巨形金钱想象破灭之后的巨形文化想象的破灭的征兆。
纵观这五年，从中国经济神话到全球金融危机，从信息高速公路到克隆技术的人性问题，从人文精神到文坛官司，从真正诗人的自杀到散文化的小男小女风景，文化精神确实是发生了全面转型。认真审理这一转型的正负面效应，是刻不容缓了。
跨世纪的临界阶段（1998—1999）。1998年是“多事之年”。网络热再造了一个加入世界行列的虚幻景象。中美首脑分别到哈佛和北大讲演，人们对北大百年校庆的热闹记忆犹新。在感受克林顿在北大现场直播的风采之后，于9 月中旬又在网上看到这位被称为“因特网总统”的丑闻。中国的洪水灾害使得五千余人丧失生命，全国遭受相当的经济损失。
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危机，韩国经济危机，俄罗斯总理更替、总统危机、卢布贬值，日本经济滑坡、日元贬值，朝鲜饥荒，亚洲局势动荡，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失和，印尼反华运动，使“四小龙”经济神话破灭之后，亚洲总体形象出现坍塌迹象。
这一年文坛上一个重要的信号，是人文科学进一步让位于社会科学。三联书店出版的“学术前沿丛书”是社会学、法学、经济学、人类学之类的前沿书（知识经济学的热潮），文学、美学、哲学进一步处于低迷状态和自说自话处境，这无疑又导致了图书市场的低迷和低俗读物的恶性循环。
1999年的来临，是宗教与预言十分活跃的一年，希望与失望并置的一年，或是“跨”的一年——跨世纪、跨国资本，也是为电脑千年虫所苦恼的一年。可以说，到了世纪末的1999年，面向21世纪回顾这个世纪的学术而重新审理20世纪的问题，而准备跨入下一世纪的临界时期。
二、多重语境中的文化研究的问题聚焦
90年代的问题，无疑是与一个世纪的根本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的。
百年中国，问题纠结。诸如传统与现代、激进与保守、学术与政治、主义与问题、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全球化与本土化、启蒙理想与后乌托邦、现代化代价与当代人文精神等，使20世纪文化史思想史成为问题生成史和话语变迁史。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只能从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全新整合及当代转型中，重建新的语言符号系统，才有可能使社会转型所导致的文化危机得以减轻或消除。
在中国文化的20世纪纷纭复杂的背景中，不断发生着根本性的断裂和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使问题的审理变得相当棘手。但是如果化约性地加以“现象学还原”，则大体上可以将20世纪中国分为五个“话语演进时代”，即：1.世纪初的10年，是晚清的“传统转向现代知识话语时代”；2.20—30年代则可称为“自由学术话语时代”；3.40—70年代是“革命阶级话语时代”；4.80年代是“审美感性解放时代”；5.90年代则可以称之为“解构游戏话语时代”。
这样，本世纪可以分为“传统——自由——革命——审美——解构”五个话语时代的递进，其基本方向是从传统本土话语走向张扬西学的学术话语。如果这种现象学还原可以成立，那么，五个话语时代的“根本问题”则相当惊人地重复出现，并形成愈演愈烈的当代景观和不断变异的话语范型。
首先，主义与问题的全面审理。
90年代的中国，发生了急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因而我们面对“问题”或“主义”时，有必要弄清“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是个体的问题还是群体的问题？是国家民族问题还是全球性世界性的问题？光找到问题还不行，如果被问题所迷惑、所击中、所虚幻化甚至虚无化掉，也不行。因此，还要找到“地基”，找到观察问题的立足点，找到剖析问题的角度。面对“主义”审理“问题”，即搞清“主义”和“问题”是90年代学术研究和文化批评起码的要求。
“主义”较容易厘定，即80—90年代引入中国的西学“主义”，如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少数话语等等“后”主义。这些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钳制，互相消解，互相掩盖，互相撕扯，并为那些文化批评的误读推波助澜，滚滚向前，使人在“假历史洪流”前忘了批评家“批判”意识和“揭底”品格，甚至背对问题，成为“驼鸟式的批评家”。如何在研究中去正视那些成堆的问题，可谓殊为重要。
文化“问题”则很复杂，大致可分为以下诸方面：其一，是关于知识分子分化问题，时代在世俗化旗帜中，是怎样使知识分子边缘化而使世俗化成为当代神话的？在学术和思想之间痛苦徘徊的知识分子，怎样走自己的“边缘之路”？究竟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心灵历程？怎样设计自己的预定理想目标？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自己的精神创造价值呢？其二，是审美文化、大众传媒（或称之为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同知识精英造成了怎样的内在冲突？其构成了怎样的张力？双方受到怎样的内在损伤？其三，是后殖民主理论在中国的出现，带来的关于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第三世界文化的出路和前景等问题，以及问题的虚假解决现象的历史掩盖条件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在前现代的中国，在思维论、价值论和工艺论层面为怎样的“现代性问题”所纠缠？其四，是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带来的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历史是主观的抑或历史是客观事实？历史在阐释中是被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被解读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大史”，还是“小史”、“野史”、“稗史”？其五，是关于世纪末文论问题的清理。这一世纪以来文论出现了怎样的假问题？掩盖真问题甚至剥夺真问题是怎样发生的？以及文学和文化批评究竟是否应有尺度？应有怎样的尺度？这种尺度是纯粹私人化的还是可通约的？谁在确定尺度？尺度的消解对文学是怂恿还是伤害？其六，是文艺这种感性化形式，怎样在世俗关怀和终极关怀之间找到一条较好的联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为“欲望的表征”之时，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诗人之死”与散文热潮在当前中国文化中应该怎样定位？批评家的分化和事件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其七，关于先锋文艺的问题，先锋文艺实验的困境和误区何在？其悲壮感、创新意识、革命性和震撼性何在？这些重要问题，无疑都需要认真地审理，需要在作品和理论上的双重透视中，才能正确解答这些网状般纠缠的问题。
其次，90年代文化研究的四重语境。
90年代的语境呈现出本世纪最复杂的构成，其归纳分梳因不同方法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它起码由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四重语境所构成。这四重语境即传统本土化、意识形态化、现代西化和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
传统本土化。其重要标志是众多的出版物和众多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大展身手，原始儒家、两汉儒家、宋明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当代显学，传统文化读物成为书市和坊间的主流读物。在历史的空场，这种传统本土化的格局无疑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然而，其对西学的反拨却使得90年代又具有明显的非西化特点。
意识形态化。这表征为90年代在消解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同时，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定势仍然十分强烈，它制约着学术的中心问题、基本发展方向，以及讨论问题的基本态度。尽管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官方和民间的冲突，但是我认为，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官方的所谓民间，民间仍然不是世外桃源，其中的意识形态性决非可以忽略的。
现代西化。这可以集中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东方主义、女权主义在90年代非常活跃的场景上，正是这一场景标明了与传统化相对相生的西化思潮仍然存在，尽管也出现了《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的中国》、《中国有多丑》等带有文化民族主义特性的著作出现，但西化现代化思潮在90年代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领域，仍然是一种不可忽略的真实语境。
数字复制的后现代化。其体现在大众传媒、英特网、现代电脑全面占领市场且进入中国的话语圈中，数字化生存（甚至数字化犯罪）与后现代诸多的文化生存方式，成为90年代一道难以说尽的风景线。
正是这四重语境构成了90年代众多话语圈的不同价值取向，而这众多的话语圈彼此之间形成某种经验不可传递的文化症候，一种多元而无元的历史表征。在这种从超验回归个体的时代，遭遇到个体间经验难以交流、难以通约的文化语境，因而每每爆发出火药味极浓的话语论战。
在90年代，不管是传统知识、现代知识，还是数字化生存的后现代知识，都说明理性化的“知识”正在取代过去的感性化的“经验”，而人的脑力正在取代有形资产，高科技正在取代传统性产业。不断充斥着剧烈争论的新知识话语——知识权力、知识社会、知识经济，促成了人与人关系的根本改变，人们因现实日益严酷而变得非常现实而世俗。冷漠成为全球病，地球变成地球村。人与人之间心灵包裹了如此坚硬的硬壳，而难以交流和沟通，于是，在商品大潮和精神价值之间引发了“人文精神”的论战，触发了关于私人化写作的讨论，关于个人化、世俗化的问题和文化市场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尽管这多重语境似乎是彼此争论，互相隔膜，但是整个学术界和思想界却并不愿回到那种一元的、独霸的中心论时代，而愿在这种多元共生、多音喧嚣之中去获得自己个体应有的立场和地位。所以，在这巨变的时代氛围中，同气连枝，谁也不可能再独善其身，谁也不能对不同的观点和语境加以漠视而自说自话，谁也不可能完全不顾历史的发展和传统的更迭而走向一种极端的自我中心的幻象。
这种由多元取代一元，宽容精神取代绝对精神，彼此倾听互相联系取代了闭门造车的学术思想格局，使90年代的学术研究，必得既注意到大众文化崛起中若干的合理因素，也注意到其背后的国家机器权力被遮蔽这一事实；既注意到公用空间日益缩小，私人空间日益扩大，传媒知识人日益左右当代中国文化领域，又要关注其民族主义打着偏激的反西化旗帜，所掩盖的若干不为人所注意的落后排外的、自我孤立的一面，同时还要注意过分西化的所谓后现代后殖民，抹杀母语经验，抛弃自己的传统的根的弊端。如何使我们把握到一个“度”——既非此又非彼，不忽左忽右忽上忽下，而使我们更稳健开放或高屋建瓴，而走得更稳些呢？
在我看来，保持问题的敞开性，不遽下结论，同时，对若干问题绝不浮光掠影地轻轻带过，或干脆放弃，而是深加挖掘。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面对真正的问题，而杜绝问题的虚假涉猎或虚假解决。
三、话语症候分析的当代策略
就根本意义而言，对90年代的思考和写作是一种对民族命运的寓言式思考和写作。当精神激情让位于世俗关怀后，思与写的分量无疑将受到挑战。当代中国思想中的所有新思想成分，事实上是与旧思想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的。当代人内心充满紧张的冲突，而思想又驳杂荒芜。也许，只有弄清90年代学术思想话语的内在冲突，才能看到精神价值汰变所表征的中国文化的当代命运。
在这种问题式的清理中，我以为，尤为重要的方法是进行“话语”（discourses）分析。因为，话语是以最一般和最不确定的方式表示词语性能的整体，它具有一种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结构，不管是经济话语、哲学话语、历史话语，还是权力话语，我们都可以找到其话语的基本模式，并提出我们的新的质疑。话语对隐秘意义具有遮蔽性，换言之，某种对象是通过其显露而将自己隐藏起来，同时通过自己的隐藏而在现实中呈现出存在状态。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那些已说出的东西，而寻求其隐藏了什么，并进而寻求它们之中有什么东西早已说出，甚至在它们意味深长的默然中所包含的未能说出的隐藏之意。
话语研究的真实意图，在于去发现某种可能存在的表达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说，说出的事情包含着比它本身更多的含义，从而使我们在那些未曾说出之处，得以去发现它的真实含义。言说是一种在“说之中”的“不说”，在“不说之中”的“说”的意识潜在运动，通过对其话语言说方式的内在揭示，可以发现权力网络是怎样在它的描述方式中确定自己的运作方位的，而且可以怎样去改变并重新区分思想史范围的有效性。所以，真正思想的魅力在于，其总是对某一特殊话语隐蔽的方式加以系统描述，并进而提出这类问题：某种权力或某种思想通过什么途径得以传播，在怎样的知识群体中流通，为人类的思维勾勒出怎样的远景，强加给人类思想以什么样的界限，以及在描述一个时代特征的时候，它们能怎样使其区别于其它时代；同时，在描述一种新的或旧的经验思维模式和话语方式的冲突时，怎样去清理那些思想的遮盖物和经验的不可通约性，并进而使被遗忘被压抑的话语展示出来。
文化研究并非是一种无边的文化讨论，相反，它注重的关键问题是发现“断裂点”，找出时代转型的裂痕，并上溯到渊源或下寻到最新发展踪迹。因而90年代文化研究，就是进入并处于时代的矛盾螺旋体中，其分析本身就是矛盾，也不绕开矛盾，在变化变形中，从一个矛盾到另一个矛盾，从而以一种特殊范围反映更为普遍的冲突，又在这冲突中去揭示一种富于魅力的、包含整个时代全部知识和思想的基本模式。
思想总是学会拒绝、否定、怀疑，并以此去发现矛盾，揭示多种冲突的新阐释空间。要写出90年代的话语范型史和话语症候史，与其说是重视历史的事实、事件或一些细部的具体材料的堆积，毋宁说是更重视一些重要问题的理论梳理和剖析。因此，强调史与论的差异，以史作为解剖问题的对象，而重在理论分析，使文化研究的基本意向重在分析型而非描述性。面对90年代言人人殊的重大问题和思潮，我以为，不妨在研究中采用新的有效的研究方法和策略。略加说明如次。
首先，文化研究话语分析方法的当下策略。
将文化研究的“价值阅读”施之于90年代文化研究层面，强调在为文化意义所作的阅读中，都力求从某种前提、选择活动，某种存在的判断出发，作出自己隐含的或明确的价值判断，并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当代问题的文化介入。因此，文化文本价值阅读中的价值判断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意义上，价值阅读表明了文本是一种文化中的意义载体，有助于再现、表征文化信仰的对象物。
当然，在对数码复制时代的知识分子问题、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问题、先锋精神和女权话语进行文化分析时，也应重视大众艺术或者是与高雅艺术相对的粗俗艺术的审视，因为这种世俗性话语并未完全放弃其负载的文化意义。我们可以在激进思潮中看到激进话语维护文化经典的某些盲点，同时，又意识到解构思潮所具有的中心颠覆性和边缘洞察性。
这样才有可能以一种更开放的视野进行90年代的文化研究：从经典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张力场中，把握这个时代什么活着而什么已经死了；从中心消解而边缘文化兴起中，观察意识形态、西学姿态、本土立场之间的话语角逐；从文字载体的文化研究转向了影视图像的现代文化的研究中，看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成为热门话题的内在原因；从纯文学研究模式中，看转向种族、性别、阶级、民族性、差异性、社区文化、媒介文化、女性文化和后殖民文化等问题的新的审理范式；从新型的学术研究转型中，形成关于性别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种族文化差异研究、当代影视文化研究、跨国资本运作研究、现代消费文化研究等多种研究意向；在不断置换的问题和话题中，文化研究改写着这个时代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改变着整个文化的基本走向。
其次，避免时代近距离理论审视的误区。
由于90年代并未完全成为历史，而是尚在延伸过程之中，所以，这种近距离的把握往往无法逃避其自身的盲点。为了尽可能避免过分的主观情绪化和近距离造成的理论盲区，不要简单地加以好恶判断和批评，而是力求做出自己对事情的真实言说，并从众多的事件泡沫中寻求自己值得讨论的东西。
进一步说，某一文化现象或文化文本就其文化意义而言，就在于破坏其所立足于其间的某种秩序状态，暗示出某种非秩序的可能性。透视其置身其间的社会秩序，以及文本以外的任何其它的秩序网络，使文化意义通过直接体验作品，以及通过作品的观察角度而获得理解。就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方法影响着自我把握的价值特性及其把握方式。也许，努力全面处理相对复杂的材料，或许可以较为真切地理解当代文化的深层含义及其价值趋向。
我们所把握的历史之思并不是要保留所有的历史事件，而是要去关注历史事件中具有若干的症候分析价值和话语范型的意义问题。因而，不关注“热”点、“闹”点甚至人为的“炒”点（如文坛官司之类）的问题，而是关注那些在历史的盲点之中，处于话语之外的冷僻的不易被关注的问题。在评价对象时，力求使批评的标准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合法性”，尽管这种合法性并不能达到所谓的全方位和全视野。
于是，近距离关注“边缘”问题，关注当代“问题意识”和“深层现象”，或许会对研究的有效区域提供新的契机，比如对“诗人自杀”、大众消费、名牌效应、东西方文化冲突中的文化现象、影视文化中新的等一思维模式等问题的审理，剖析在流行思潮中那些潜在的问题即假的热闹东西背后的“大问题”。热闹的不一定是真正的学术，真正的学术不一定在明处热闹处，而是可能在“灯火阑珊处”。审理问题恰恰就是要揭示那些隐没不彰、视而不见的“真问题”。
再次，问题的症候式分析框架。
对重要现象问题进行症候式分析时，不作表面文章，甚至对一些重大论争也不进行非此即彼、扬此抑彼、或此或彼的二元论式的分析，而是透过事件本身，去看争论的双方或多方背后的知识语境和文化策略，其意识形态的权力机制、其知识话语的运作和思想潜在的没有说出或不能说出的话语，从而看出不同人的身份、言说的立场、审视问题的基本态度，以及他们所力求掩饰的、不愿说出的那部分潜在的话语。据此，我们在观察问题时，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坚实的立足点。有了这层清醒，或许研究起来可能会减少一些理论误区。
对问题的症候分析，要求我们不仅要重视80年代和90年代的联系和分裂、张力和转型，也要从知识话语的角度去研究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处于学术和思想之间、经济和政治之间、文化和传媒之间的精神流亡或思想退缩，以及知识分子的共识破裂以后所出现的种种知识话语论战的局面，同时，还要分析后现代全球话语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身份，分析后殖民主义氛围中的“国学热”现象、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当代的“说不”的想象性中国形象问题以及当代民族主义等问题。同时也要分析西方新历史主义对中国当代问题史的渗透，包括重写文学史和文化史，以及重写女性的心灵史、文化史和艺术史，使女性感觉言说方式和私人化写作在今天的意义的困境和意义尴尬中，被新的文化思想所评述。
不妨说，当代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当代文化思想形态研究方法，它以一种多元的方法论来研究跨世纪、跨学科、跨地域的文化。它既在此一文化中，却又不完全限定于此，而是在文本与社会、思想与历史、话语断裂与重建之间形成有机构成，通过这种联系，在中心文化和边缘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构成的张力场中，为现代人的生存选择和文化身份加以定位。
四、中国形象：从“政治文化中国”到“知识经济中国”
多重语境中的文化论争的尖锐冲突，大众传媒的不断扩张，全球化市场化的不断裂变和重组，以经济金融为主轴的世界舞台，以及90年代出现的全球性政治大重组和经济大动荡，使得90年代充满着苦涩、焦虑、希望和迷惘。
90年代中国的改革在取得进步的同时，也存在着社会分配不公、精神价值失落和文化衰颓等问题。因此，我只能找出其文化症候，加以文化理论阐释。在这充满机遇和选择的后殖民主义时代，如何在全球资本运作中重新阐释和确立“中国形象”，如何看待新世纪的“中国形象”，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前沿课题。
在我看来，中国无疑是从70年代的“政治中国”，走向了80年代的“文化中国”，即注重探讨文化，将文化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而将文化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最新发展联系在一起。然而到90年代突然转轨进入了“经济中国”时代，中国在迅速地传递着关于经济的话语，关于经济生活决定自身命运的一系列切身问题，关于泡沫经济现象，关于富人俱乐部神话和富人享受消费神话。于是文化和知识分子迅速被边缘化，经济上升为时代的主战场，成为时代的主轴。
可以认为，“经济中国”从一种失序、无序、杂序的状态慢慢进入有序和整饬的阶段，并将会进入“法治中国”阶段。不管是知识法、国际法，还是社会生活的种种法规，都将使中国形象与真正的国际性轨道“并轨”。
那么，在世纪末和下一世纪的中国，将具有怎样的“形象”呢？我以为，既不完全是“政治中国”、“经济中国”，也不完全是“文化中国”、“法治中国”，而应该是整合之后的“知识中国”（或“知识经济中国”）形象。正因为“中国形象”的多重性和不断转型性，使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利益阶层或价值圈层、不同的理解角度或阐释空间中，去把握和描述自身存在的语境和中国形象，从而使中国的未来形象多元开放而难定于一尊。这也许是某种遗憾，然而，正是这种“握手已违”的遗憾，使“中国形象”不至于僵化，并使我们不在遽下结论中保持问题的开放性和可能性。
我想说的是，90年代研究为20世纪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知识发展史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史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既不可能是过去时代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发展史，也不是阶段斗争史，更不是那种冷战模式的简单挪用。它强调知识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对各种界限的打破和重新设置。同时，在运用各种方法的时候，又不能完全杂糅拼凑，而是力图揭示其关系、间隔、差距、独立性、自律性。这为今天的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知识文化学、知识哲学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要求。当然，90年代的文化研究不可能拘泥于琐屑的事实，而是对其对象的再阐释和再研究，以使过去的老问题获得全新意义的参照系，进入全新的语境而获得新的意义。
总体上说，90年代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20世纪聚焦的关键十年的透视，进一步把握新的历史契机，重新塑造华夏精神气质和文化形象。90年代的文化研究可望对转型问题作出多方面的阐释并揭示其特征，从数码复制时代的后知识分子功能、文化在网络时代的价值、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走向等方面，触及到新的国际学术语境问题。同时从价值审理和精神重建的高度看90年代文化转型问题，从文化策略甚至文化发展战略上看90年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态势，对一些文化危机性问题提出一些预设性对应构想。
90年代的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把握9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互渗中中国文化转型对当代文化艺术发展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使90年代中国文化艺术与80年代相比具有了相当差异。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对下一世纪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和内在脉络有清醒的认识，这不仅是一般的文化策略问题，更是跨国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定位问题。无疑，这一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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