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现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但由于其明显的不确定性，所以在政治学研究上，我们无法通过实验室的方法来发现和验证规律，而只能采取类似统计、比较等方式得出结论。所谓比较，是就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的事物辨别异同或高下。（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0页。）比较的方法一直伴随着政治学的产生、发展与演变，政治学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就是在研究比较了古希腊150多个城邦的基础上创立了政治学。比较政治理论是当代西方政治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它以各种政治体系整体或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和共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各种存在过的和存在着的具有特殊性的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加以对照、比较、分析综合以后，得出关于政治理论、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的一般的、具有共性的知识。现在一般认为，比较政治学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探寻国家政治体系上的差异，以求从中找出政治的本质。
在西方国家中，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不同，各国的政治经济条件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革命的深刻程度也就必然不尽一致。即除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公民普选产生代议机关一样外，其他具体到国民代议机关的怎样产生，如何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的权利关系如何，各国之间就有了千差万别。以同样奉行资本主义的日本和美国为例，近代日本的明治政府就是一种由天皇、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妥协的结果，其国民代议机关既不成熟且带有浓厚封建性。而美国的总统共和制，虽也受原宗主国英国的影响，但仍可称得上是新型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因为从根本上说，美国没有国王，也没有贵族，有的只是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根据它们愿望建立起来的政府。对于“天皇代天神弘天业”的君权思想，美国不只是从精神层面上从来没有，而且还从制度上彻底否定了这种君权神授的可能性。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链条的转动，以议会为中心的代议制政府的权力中心逐渐转移到行政机关，即从代议民主制开始走向行政集权民主制的时候，历史表明两国选择的道路有所不同。在上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中，日美两国虽都依靠政府主导走出了大萧条的困境，但结果是一个走上行政集权民主制，另一个却走上了行政集权独裁制的道路，直至在世界联合反法西斯力量的打击下自我毁灭。为什么同样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日本和美国在面临危机时，走上的却是截然不同的道路？如何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知古明今，本文的部分意义也在于此。另外，始于上世纪80年代、加速于冷战后的日本政治改革，伴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如今又步入了新的旅程。如何看待日本这次跨世纪的政治改革，改革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本文拟就此特别是此次政治改革的走向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日本实行总统制的可能性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典型的总统制国家。所谓总统制，是指总统担任国家最高元首和政府首脑，行使国家最高行政权力的政府组织形式。在总统制下，总统独立于议会之外，通常由公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总统向国民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从原理上讲，总统是由全体国民经民主选举产生，即由全体国民授权产生；政府也不对议会负责只对总统个人负责。美国虽确立三权分立原则，但国家权力已逐渐向行政部门转移，总统权力不断扩大，如今美国的总统制已与初创时有了很大的变化。
实行内阁制的国家政治运行方式与总统制有很大不同。简单地说，内阁制是由内阁总揽国家行政权力并对议会负责的政治体制形式，首相一般由占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担任，少数党也可通过联合组阁等方式来分享政权。从法律上看，日本实行的是内阁制，内阁由议会下院选举产生。众议院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理所当然地组阁，负责行政权的大臣由国会议员担任。政府不与议会实行分权，而是由其产生并对其负责，对议会多数党来说，议会和政府是同一套人马、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日本政府的核心来自议会，必须接受议会监督。日本式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比较典型的议行合一体制。在日本内阁制下，国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即政府直接对议会负责，间接对国民负责；同样日本国民是直接选举议员，间接产生政府。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直接对选民负责的首相，全部是间接负责。在日本直接对国民负责的个人，只有天皇，无论是实质上还是名义上均如此。这与美国总统从建国一开始就对整个国民负责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既与美日两个民族国家形成的不同传统有关，又同两个国家的现实情况紧密关联。简言之，日本首相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式的国家元首，因为他不可能取代天皇，除非取消天皇这个日本象征，但那样日本也就不再是日本了。从这个角度上说，日本不可能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
从国家领导人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日本国民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的形式和日本国会内根深蒂固的政治派系结构，决定了日本首相的权力远逊于美国总统。美国总统制下的内阁，虽然也是由主要行政官员组成的团体，但只是为最终决定的总统提供建议；日本的集体负责制要求内阁决定必须是集体的抉择，而不是个人的决定，原则上明确要求内阁成员必须公开支持政府所做的所有决定。美国总统同时具有的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双重身份使其在于国会打交道时更加有力，更具有主动性，美国总统是美国唯一的和最高的政府首脑。而日本在内阁制这一体制下，在议会和内阁之上还存在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日本天皇。日本议会通过的任何法律和内阁变动，均还需以天皇的名义颁布认可，由政府执行。日本内阁只是日本政府的核心领导集团，日本首相只是日本政府的首脑。间接产生的内阁、间接行使的权力，效力上不免要打折扣。
笔者认为，今后的日本政治改革走向，在一定条件下，首相公选还是有可能的。原因是：首先，日本在历史上具有改革传统，强势的国家政府首脑有利于民族从逆境中腾飞。日本是个危机意识很强的民族，居安思危，每当国家停滞不前或面临外来文明冲激时，体现在日本国内政治上就是政治的变革和行政权力的集中。这在日本历史上并不罕见。当前日本经济上的危机，也在诱导人们采取政治上的非常方法来解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目前日本是走向权力的集中而不是分散，在日本国内大受欢迎的中曾根、小泉、石原等人都属于这种强人型的政治家，他们都是个性十足、最美国化的政客，主张日本首相应像美国总统一样直选。石原本身就任东京都知事就是直选的结果，小泉的当政也是由于自民党采取了类似美国党内预选式的地方预选的结果，他们的高票当选说明日本社会存在容纳这种政治文化的基础。总的来看，日本当前的客观环境要求行政权力的集中，这有利于国家走出困境，内阁制虽不会变，但其实质会被逐渐掏空，出现行政权力日益强大的局面，到了一定限度，作为政府首脑，首相公选是有可能的，日本走上东方权威政治道路的历史可能会再次上演。这个速度取决于国际环境特别是日本周边环境的发展以及日本自身经济复苏的速度。（注：今后日本的中央集权更明晰还是更分散，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论。1999年由50多名主流学者和社会名流组成的“21世纪日本的构想恳谈会”经过近一年的工作，向总理府提交长达240页的《日本的新天地在日本崛起》的政策报告书，其中提出了“政治制度创新理论”。主要观点包括：要把以国民为中心的大众政治置于以往纵向结构的集团主义政治之上；提倡小政府，限定政府的作用，由国家“统治”向“协治”转变。这是日本社会要求政治从权威政治向大众政治的一个信号；）其次，日本不能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这并不能代表着日本不能实行日本式的总统制或是诸如“内阁总理大臣负责制”等新模式来适应形势发展。日本著名政治学者船桥洋一就认为，日本政治改革“必须在各自社会中探索最为合适的答案。只有参考各国经验，结合日本实际，才能开辟出对‘日本新生’进行展望的道路”（注：船桥洋一：《21世纪日本的构想报告书解读》，2000年3—4月刊，朝日新闻社，第32—43页。）。1400多年前日本能将中国隋唐的先进制度改造为日本所用，150余年前日本能引进欧洲的先进政治体制开创明治维新，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在需要的情况下，日本不会限于条条框框，定会产生适合于新形势的政治体制。
二、日本实现两党制的可能性
日本政坛和西方国家一样实行的是多党政治。国会中有代表左、中、右各种社会力量的政党。但长期以来，日本实际上是自民党一党的“政党政治”，不少日本人对政治抱有一种绝望、怀疑和无奈的情绪。今天日本政治的危机已不是限制于某一个党或某一个派别上，而是在整体上表现为现有的政党政治和选民之间的脱节。正因如此，如何改革现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恢复选民对政党政治的信心，是日本当前政党政治改革的关键。
两党制，顾名思义即有两个较大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掌政权的制度。实现两党制的基本前提是，在多数资产阶级政党中存在两个占据垄断地位，并且大体上势均力敌的核心政党，两者同时得到占社会主流地位的中上层资产阶级认可，在共享同一统治基础的同时以不同政策争取选民，通过竞选夺取议会中多数进而组阁或当选总统。（注：参见高洪：《日本政党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有关日本是否实行美国式的两党制的争论，从来就未停止过。战后，最早日本有可能走上两党制的苗头起源于1955年日本自民党和社会党对立局面的形成。但历经38年之久的“1955年体制”并没有如众望所归的形成美国政坛上共和党和民主党激烈竞争的局面。关键原因就在于社会党是反体制型的政党，不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统治基础上，它只是起对自民党一定程度上的制约作用，夺取政权根本谈不上。反对党的存在，本质上只是被作为对执政者的满意度的“评判参数”而已。
冷战的结束，并没使这种情况发生根本性变化。“1955年体制”终结后，当前日本除了共产党尚独树一帜且影响有限外，其他大部分政党基本上都属于保守型的右翼政党，从政策上来说与自民党并没有什么不同，保守派右翼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主要地位。对自民党而言，虽在短暂失去政权后很快恢复了执政党的地位，但声势也大不如从前，要想长期维持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优势，自民党就必须找到同盟军。尽管形成合作关系的小党今后还可能有所变化，但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的日本政坛上，将维持由自民党和部分小党合作主宰日本政坛，自民党得以一党独大的局面。自民党与非保守政党的结合，势必造成保守势力对抗的更加不平衡，如一度以小泽一郎为首的日本自由党尽管来势汹汹，但最终也消失于无形。以日本第43届众议院选举为例，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所在的自民党在大选中受挫，议院席位跌破半数，最后仅靠执政三党中其他两党的帮助，才最终维持住了三党执政的局面。而日本民主党则成了此次选举最大的赢家，一共获得177个议席，成了可以和自民党对峙的历史上最大在野党。（注：新华社东京2003年11月10日电。）对此，日本媒体甚至以日本《两大政党对峙时代已经到来》为题表示众议院议席的变化，认为这将给日本政治带来结构性变化，日本从此进入了“两大政党时代”。（注：『每日新闻』2003年11月10日。）其他国家的媒体也认为小泉的执政集团尽管在国会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但将面临一个更加难以对付的反对党，反对党的议席增加意味着长期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将发生变化。（注：美联社东京2003年11月10日电。）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选民愿意看到两大政党体制，议席数体现出日本政坛已呈现两党对峙端倪；二是政策在此次选举中充当主角，以政策为核心的政治开始建立起来。不过笔者认为，虽然日本“两党时代”初露端倪，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局将出现任何戏剧性的变化。且这种迹象在日本近代已出现过多次，但最终哪次也没形成美国式的两党制。在自民党与小党结盟，力量对比更加倾斜的情况下，建立在势均力敌基础上的日本两党制还有待时日。尽管对美国而言，一个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连续执政是很不正常的(中间有很短时间中断)，日本实行的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式民主，但这恰恰也从另一个层面表明日本人对美国式的两党制没有多大兴趣，这也是东方文化传统的作用。可见，日美之间由于根本上的民族性差异，即使建立外在形式上的相近的政治运行方式，也会是形似神不似。
日本式的政党风格也与美国大相径庭。美国是以个人的追求为国家发展的动力，而在日本则是为了消除与外来文明的差距，以国家意志为主用强行军的方式进行。虽然战后美国对日实行占领，强制推行了一系列美国式的改革，日本民族也具有这种吸收的基础，但这都不能消除这两个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具有强烈共同体意识的日本民族，与美国的突出个人主义民族风格的巨大差别决定了日本的政党中反体制，反潮流的行为很难被社会接受，个人必须要有所归属，标新立异是不行的。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取决于集体，而不是个人。在这种氛围下，要政治家们树立一个新的可以完全与自民党相当的政党，要整个社会接受一个与习惯了几十年的自民党平起平坐的政党是有困难的。另外，在实行总统制的美国，一般只能由总统一人及其政党享有政权。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只能有一个候选人和一个政党。而日本大选后获胜的是自民党或是自民党与部分小党的组合，首相的产生是在不同力量对比下的结果，由此产生的内阁通常也是建立在自民党各派力量对比的基础上。一般情况下，在选举和权力分配中，每个派阀的掌门人都以维持和发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为目标，而能否在各个“派阀”之间找到最好的均衡，通常决定着一届内阁的长寿或短命。在这种情况下，不仅首相的权力大打折扣，且严重影响相关的改革。弊处虽很多，但无论是冷战前的社会党还是冷战后的民主党都不能长期取代自民党执政的事实，说明自民党是适合日本国情的，自民党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自主地承担着组织管理者、社会利益代表者和政策担当者的功能。（注：猪口孝：《自民党研究的综合视角》，《巨兽》1991年第9期。）不到迫不得已，日本国民是不会抛弃它的。且“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多党制与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政治安定是不能共存的。在现代化中的国家，多党制是软弱的政党制度”（注：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408页。）。很明显，多党制不利于日本摆脱目前困境，当前强大的政治惯性，也要求自民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会继续单独执政。
从当前日本的民情和实际情况考虑，现在日本历经长达十余年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动乱，国民对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已达到极限，日本政坛已进入了一个“质变”的新时期，任何主张一旦成为日本人的共识，就无法再在这种狂热气氛中保持独立和清醒，也无法抗拒从众心理，最后可能被引导进入歧途。这种事例过去很多，历史似乎在重演，修宪论、军事大国论等一些曾销声匿迹的东西又沉渣泛起。结合当前日本的现实，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日本国内目前的政治情况似乎又有些上世纪20—30年代的味道，国民普遍处于一种危机、焦灼的氛围下，不安和躁动的情绪弥漫于整个社会，国家整体右倾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前日本国内形成两党制的势头，是否也会像上世纪20—30年代日本两党制一样属于一过性的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笔者认为，日本的两党制有最终形成的可能性，但是首先它不能超越日本的经济基础而形成，特别是在当前各种反自民党体系对日本经济复苏同样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要得到国民认同，搬倒自民党的可能性更小。其次，日本的两党制最终无论如何都会与美国的两党制有所区别。美国的两党制的特点是两党都为夺取政权而努力，且从未停止，这已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组成。日本近现代史告诉我们，日本的政党政治特别是不同党派间斗争而不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角。在1945年以前日本政治生活中，天皇和藩阀元老乃至军部势力先后充当国家政治运转的主角，虽也出现过不同对立政党政治的情况，存在激烈斗争，但充其量不过是日本近代天皇制度下的陪衬，政党政治在日本政治上从未发挥过主角的作用，对立是有限的，不完全的。在“1955年体制”时，自民党和社会党的尖锐对立，两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以政策竞争，但它们之间从来就没发生过美国式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两党轮流上台执政的现象，也说明了日本缺乏美国式政治文明的基础。即使在“1955年体制”崩溃，激进的社会党解散后，自民党与同属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民主党对峙，民主党也从没登上过首相宝座，这不能不说明一定的问题。当然难度大并不等于没可能，两党制是否形成，关键在于是否存在恰当的内外条件。在适当的条件下，假如自民党最终不能摆脱经济萧条的局面或者自民党内部的主流或非主流之争激化，有新的力量出现，都有可能为政权的更迭提供契机。日本人从来就不缺乏创新能力。自民党执政38年不倒，1993年却由于自己内部成员的背叛而导致下台，自民党党员之所以能够违反纪律、反潮流也在于日本当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公众对他们的行为持相当宽容甚至是支持态度。前车之鉴不会相差太远，只不过日本将来若要确定真正的两党制，在内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所需的外部刺激要更大罢了。等到日本目前的政党体制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外来压力时，新的有日本特点的两党制也就应运而生了。
三、日本政治体制改革的走向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政治学研究认为，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同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各有特点，国情的差异，必然会带来制度建设上的差异。当代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历史上文化时尚一直是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一个文明中的革新经常被其他文明所采纳。然而，它们只是一些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并没有改变文明接受者的基本文化。文明接受者之所以‘接纳’这些进口，或者因为它们是舶来品，或者因为它们是被强加的。”鲁迅先生当年也曾批评过，外国的东西到了中国就会变样。这种批评当然是深刻的，但这也反映出有关文化背景“水土不服”的问题。《晏子春秋·内篇杂下》里说：“橘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原因是其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在人类学家看来，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价值的理解和承认，是比较政治学思想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观念。政治发展史告诉我们，不同制度之间的相互借鉴与渗透，对政治文明的发展能构成一定影响，制度移植在政治文明发展中具有一定意义。国家行为总是被看作是由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构成的。（注：小此木政夫『市场·国家·国际体制』、庆应塾大学出版会、2001年、71页。）而且，个别国家在一定的自律性范围下，还会摸索适应结构变化的策略乃至通过创造特定的规范、规则，使结构制度化或改变结构。模仿行为是文明生长之共相，但模仿并非简单移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文明是难以移植的。只有丧失自信心和创造力的民族，才会完全照搬别人的东西。
从日本现代化经验来看，企图从日本传统文明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对立中持传统保守主义，往往是失败的。日本的政治变革通常“只有立足于过去的日本之上才有可能”（注：吉田茂：《激荡的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17页。）。明治时期结合传统创立出来的天皇制君主立宪制，既保持了天皇权威，又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国家政权。二战后，日本既确立了带有明显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三权分立政治体制，又保留了象征天皇制。这种和洋折中化的改革道路，作为日本改革成功的经验，已经是日本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一切改革必须依据的基本原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良策。日本传统主义的发生，不仅是文化上的原因，更是源于政治上的动机，意在通过文化上的传统主义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的结合，来促进国家主义目标的实现。（注：参见叶渭渠主编：《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63页。）“和魂洋才”的口号就充分表达了日本人这种物质上接受、精神上排斥的民族风格。日本这种排他性的国粹主义始终以波浪形式存在着。当然，这种行为的力度与日本的政治改革速度以及国力状况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当前，随着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日渐走上政治前台，“日本除了成为‘国际国家’外，别无其他生存方式”（注：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计画』、讲谈社、1992年、123页。）的话语，日渐被新生代人物付诸现实的政治实践。日本国内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似乎并不能有效地制止整个国家的右倾化，议会内公明党和民主党几乎已被自民党同化，政策出现高度一致性。议会如此，日本的内阁又向何方发展？其实，当今的日本内阁制已属于一种类似中间型的内阁制，与英国等传统君主立宪议会制国家已有很大区别，就像是一种美国总统制与英国议会制的混合体，只不过其外在表现形式更接近议会内阁制。至于将来其政治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美国，还要看事情的发展而定，且伴随着日本国力的升降，这种政治改革的速度也会有所变化。从整体而言，当前对日本而言外来文明就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其政治改革向美国靠拢的方向不会变。但日本目前并没有相当迫切的改革要求，鉴于美日同盟关系，美国也没有对日本构成强大的外来压力。日本目前的状况充其量与上世纪30年代初期类似，这种情况最多只是促进日本实行渐进式改革，不是推动日本完成政治改革的根本性力量。作为公认的追赶型国家，日本的现代化特点是政治制度的进步先于经济制度的现代化，政治制度的改革推动国家的前进，这也是由日本渐进式改革的特点所决定的。经济上的衰退并不一定意味着国家的衰落，反之亦然。仔细观察一下近代促使日本腾飞的明治维新，可以看出衰落不一定就等于贫困，二者也不一定同时发生。尽管德川幕府的政治上已是穷途末路，但就当时日本的经济而言，民众并未备尝艰辛。危机感主要是来源于政治上困境，来自于黑船事件后的外来压力，而非源于经济。当然，此处的非源于经济并不是说政治可以脱离经济基础，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坛持续震荡的历史就足可说明这一点。内阁虽频繁更迭，但至今尚未形成足以驾驭时局的稳定政权，究其原因就是在日本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当中，政治结构的调整不能超越经济基础率先而完成。日本经济上的衰退可以加速政治改革的步伐，不管它走的正确与否，但它不是决定性力量。对于外界十分敏感的日本，将来推动其改革的关键可能还是中国发展的速度和双方的对外政策取向，没有外界刺激，单靠本身的改革热情，恐怕日本的政治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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