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恢复时期经济思想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期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陈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陈云同志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解决了一系列极其复杂的矛盾，进行了伟大的理论创新，形成极富特色的经济思想。特别是他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经济思想，诸如“充分准备、规范经济、统筹兼顾、稳定市场”的思想，不仅符合当时实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作的今天也有现实指导意义。作者为本校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民面临着全新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建设转变的开始，进入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过渡，是国家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个转变决不是恢复到战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制度上去，而是要进行彻底的经济制度的变革。这种特殊环境和条件下的经济恢复，世界经济史上尚无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模式，主要靠自己去摸索。其间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陈云同志为我国从战时经济顺利地转向平时的经济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在实践中成功地塑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经济恢复理论。陈云同志在理论上主要贡献是：
一、充分准备，改善环境，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我国由战时经济转向平时经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而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一定条件和经济基础，必须进行全面的充分准备。恢复经济建设，千头万绪，从何着手呢？陈云同志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国民经济实际进行深刻分析后，认为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要科学分析形势，保持清醒头脑。国际形势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新中国的经济形势。因此，陈云同志于1950年6月15日，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号召广大财经工作者要关心国际国内形势，掌握各种变化了的情况。尤其要分析国际形势会发生何种变化，由此又会引起中国的形势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应采取什么措施等，都要有清醒的估计。这是作财经工作的基础，是正确确定经济建设方针和计划的重要依据。
二是搞好调查研究，做到“心中有底”。对现实情况要经常调查研究，要心中有数。例如，现有的可资利用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情况，国有资源可供开发利用的程度，工农业的结构比例，工业生产内部结构等，都要努力做到“心中有底”。否则，计划和行动就会是盲目的。
三是夺取斗争胜利，创造安定环境。陈云同志指出：“我们需要准备的事情多得很。土地改革、剿匪、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这些工作，都是经济建设的准备。”只有夺取了土地改革、剿匪、镇压反革命以及抗美援朝的胜利，才能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国民经济的恢复才会有基础。
四是统筹规划建设，及时供应资金。陈云同志强调在恢复时期必须做好各种计划准备，统筹安排经济建设。这种准备既包括宏观方面的，也包括微观方面的。在宏观方面，如“两个五年计划要建设什么东西，在国防、工业、农业、水利方面，大概一年投资多少”。在微观方面，如交通“也要有计划，要修多少铁路、公路，要计算出每公里要多少钱”；“每一个工厂都要计算好，要多少钱，每笔钱怎么用，先办哪个后办哪个，都要报一个帐，准备迟了不行。”
五是加快培养“国宝”，做好人才准备。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要有大批的专门技术人才。“开一个工厂，就需要工程师、技师、工人、职员；各要多少，应有一定的比例。现在需要很多的熟练工人、职员，更需要技师。”针对我们党内一些同志轻视技术人员的错误认识，陈云同志还明确指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他还要求全体管理干部，对技术人员要在政治上采取信任的态度，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有必要的保证，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同时，陈云同志还将文化教育投资放在第三位，以加快培养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技术人才。
历史证明，我国在三年经济恢复时期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为后期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统一管理，规范经济，确保社会经济有序运行
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建设转变，是“在全国范围内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而为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历史转折点，由落后到进步的历史转折点，由坏情况到好情况的历史转折点”。也是由“分散”或“自由”经济向规模经济的转变。因而，国家发生了许多根本性变化，国民经济的恢复面临着许多新情况。
一是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需要国家负担的军政公教人员等脱产人员大大增加。1949年12月初，脱产人员超过700万人，到1950年1月，“全国脱产人员已突破九百万而增至九百四十二万”人。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财政收入远远赶不上支出的需要，只好靠发货币解决，这种状态需要尽快得到治理。
二是旧中国的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畸形经济，要建设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按比例发展的新型经济，就需要对原有的经济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和改组。
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所接收的是国民党扔下的烂摊子，各项建设百废待举。需要从全局通盘考虑，对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全面的大调整。
四是币值下跌不止，物价上涨幅度大，对全国人民，尤其是对几百万军队和依靠工资生活的劳动人民造成很大的损失，需要采取果断有效的措施平抑物价，制止通货膨胀。
上述新情况的解决，不可能沿用战时经济的许多有效章程和办法。因此，陈云同志强调“按新章程办事”。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一系列新政策、新制度、新规定，如统一财政经济管理、调整公私关系和整顿税收、统一货币，实行经济改组和棉纱棉布的统购等，适应新的需要相继产生。这样，才使得恢复时期的经济建设有章可循，国民经济开始规范和有序运行，各项建设才可能协调发展。
在规范经济的过程中，陈云同志身体力行，深入调查研究，作了大量工作，随着中央新的经济政策、制度、规章的制定和颁发，形成了他的规范经济思想。主要有：
一是宏观经济统一管理。战争年代，根据地被敌人分割，互相联系受到限制，经济管理一直处于分散状态，经济运行不规范。新中国的成立，建立了国家政权，有条件统一经济工作，也需要将有限财力集中，以便统筹规划。“要前进，不能停留。就是说，财经工作要从基本上分散经营，前进到基本上统一管理。”因此，在陈云同志的精心策划下，从宏观方面统一了财政收支、军费管理、国营资金和物资调拨、现金支付等。陈云同志还认为：“这些统一在今天已经必不可少。如果国家收入不作统一使用，如果国家支出不按统一制度并遵守节省原则，如果现有资金不加集中使用，则后果必然是浪费财力，加剧通货膨胀。”
二是明白清晰利益边界。陈云同志认为，进行经济建设，宏观方面政府要管住；微观方面，地方政府要负全部责任。他指出：“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绝不是说，公粮、税收归了国库以后，征收、保管、运输工作，以及在各地的中央人民政府各部所属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必或不应过问。相反地，地方政府对粮税的征收、保管、运输，负有全部责任。”这就清晰地将中央、部属企业、地方政府的权、责、利边界确定了下来。实践证明，分清中央与地方以及各级的财力财权，有利于明确各级的权责利，有利于调动多方面积极性。
三是规范经济主体行为。进行经济建设，首先应保障经济有序运行。要使经济有序运行，就必须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因此，在恢复经济建设时期，陈云同志首先强调的是各级政府要“按新章程办事”。指出：“现在是新的情况，应该按新的章程办事。”与此同时，他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并制定了大量财政经济规章制度，调整了工商业和税收，明确了资金的重点投向，以及金融管理办法，等等。使一切经济活动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进而规范了各经济主体的行为，为经济建设的恢复创造了必要条件，保证了社会经济的有序运行。
三、保障重点，统筹兼顾，科学运筹有限资金
旧中国的经济本来十分落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工业生产的基础非常薄弱。日本帝国主义的八年侵华战争，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多年反人民的战争， 使中国经济遭受了严重破坏。
1949年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70%，轻工业减少30%，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全国人均年收入只有27美元。全国解放后，各项建设亟待恢复，财政支出大大增加，但国家掌握的物资十分短缺，形势非常严峻。
针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提出了多方考虑，统筹兼顾，集中力量办几件大事的重点投资原则。陈云同志曾指出：“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当时战争尚在进行，残敌尚未消灭。陈云同志所讲的“统筹兼顾，重点投资”，就是“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缓办应该缓办的事项，以便集中财力于军事上消灭残敌，经济上重点恢复”。
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经济上的重点恢复，首要的是农业的恢复。周恩来同志特别强调首先恢复农业的极端重要性：“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没有办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当时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同志把恢复和发展农业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明确指出：“中国从大清帝国开始，就从外国买棉花、粮食、石油，现在我们如果还把外汇都用在买这些东西，哪有钱买机器搞工业建设？所以，要先解决棉花、粮食的问题。”只有大力发展农业，才能应付旱涝灾害和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战争和经济封锁，才能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基础。
为了恢复和发展农业，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例如，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减轻农民赋税，发放农业贷款，疏导供销，推广农业技术，鼓励群众兴修水利，等等。国家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笔资金用于水利建设。从1950年到1952年的3年间， 全国兴修水利完成的土石方约17亿立方米，相当于23条苏伊士运河。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为战胜洪涝干旱，确保粮棉丰收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工业建设投资方面，陈云同志坚决反对百废俱兴，极力主张重点投资。他认为：首要问题是解决能源问题和铁路问题，并且花大力气抓这方面的投资，也很快见到成效。例如，到1950年，全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通车；到1952年7月1日，新建的成渝铁路通车，康藏公路也开始兴建。
四、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物价飞涨，市场混乱。新中国成立不久，这种既成局面尚无好转。那时，新中国尚无统一的税收政策和税收系统，部队作战费和公教人员生活费，很大部分不得不靠发行钞票来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剧了物价上涨。当时，能否迅速有力地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是关系新生政权能否站住脚，革命的胜利成果能否保住的重大问题。1949年7月，受党的委托， 陈云同志到达上海，亲自组织和指挥“控制物价，稳定市场”的特殊“战役”。陈云同志之所以去上海，是因为上海是资本家力量最雄厚的地方，又是投机倒把的老窝，对全国影响极大。
经深入调查研究，陈云同志提出了“控制物价，稳定市场”的一系列正确方针和得力措施。他说，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棉纱，是“控制物价，稳定市场”的主要手段；掌握粮食以稳住城市，掌握棉纱以稳定农村，从而遏制投机资本家兴风作浪。“控制物价，稳定市场”工作的重点在大城市。首先是解决上海的问题。为了夺取这一“战役”的胜利，陈云同志采取了以下果断措施：一是统一财政收支，控制货币发行，加强现金管理；二是整顿税收，吸收游资以紧缩通货，发展供销以促进生产、流通；三是统一调度粮食，加强征收公粮管理，集中物资以控制煤、棉等供应；四是统一行动，打击投机倒把分子。
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措施，党和政府掌握着主动权，顶住了投机资本的冲击，避免了全国性的恶性通货膨胀。到1950年3月， 全国市场物价就完全稳住了。
陈云同志在以主要精力平抑物价，稳定市场的同时，又提醒大家防止物价猛跌的可能。他指出：“我们估计了金融物价波动的危险，预筹了防备的办法，同时还必须注视在物价继续平衡之下可能产生的另一方面的情况，即物价猛跌。”这种情形，果然被陈云同志所言中。当时稳定物价是大好事，但“刹车”过急，又使社会经济发生“后仰”现象。1950年4月起，货币流通大为降低，银行存款巨增，商品滞销严重。 在这一紧要关头，陈云同志当机立断，采取了重点维护生产，开导工业品的销路，联合公私力量组织资金周转，帮助私营工厂改善管理，重点举办失业救济，调整公私关系，实行加工订货措施，迅速扭转了社会经济的“后仰”现象，使社会生产蓬勃发展。
从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经济建设转变，是中国共产党所遇到的全新问题，困难重重可想而知。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凭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充分发动和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经过3年努力， 我国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健康发展。
陈云同志恢复时期经济思想，上述四个方面既独立存在，又相互联系，构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经济恢复理论体系。从经济恢复的过程看，可以将它们看成是各个阶段的不同理论。“充分准备”思想，可作为经济恢复过程的第一阶段，战时经济结束，在进入恢复初期当然要作全方位的恢复准备；“规范经济”思想，可作为第二阶段，既然要恢复建设，这个阶段必然要进行建设投资，在经济实力尚有限时，必须“保障重点，统筹兼顾”，科学而有效地使用有限资金。战时经济转向平时经济建设，社会经济难免带有战争伤痕，其中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是其通病，这使得社会经济运行无序。因此，“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便是经济恢复理论的核心，也是最深层的问题，贯穿于各个阶段。
陈云同志的经济恢复理论，是我国长期革命实践和经济工作经验的总结，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轨仍有指导意义。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传统成长向现代成长过渡的起飞时期，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转换时期。“平抑物价，稳定市场”也是我国当前的重要问题。虽然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与恢复时期不同，但陈云同志在恢复时期“平抑物价，稳定市场”时所采取的诸种措施，对今后也是适用的。特别是那种控制主要消费品价格，以带动其他消费品价格稳定的做法，应作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选择对象。
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在宏观方面强调“统一”和“规范”，使现代经济成为“规范经济”，也应是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努力方向和重要任务。
“保障重点，统筹兼顾”思想，历来就是我国的财政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也不例外，甚至更为重要。因为，政府已将“投资”作为一种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在一般情况和环境中，政府通过投资，可以调整和控制经济结构比例，以及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改善经济环境。因此，“保障重点，统筹兼顾”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谐发展的重要措施和前提条件。
总之，陈云同志的经济恢复思想，对处于经济转轨变型的过渡时期以及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国家来说，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它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