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集体领导在遵义会议上的真正实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遵义论文,中共论文,集体论文,领导论文,会议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中共建立到新中国诞生的28个年头里，遵义会议恰在中间，并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①。在看到我党从此逐渐走向成熟以及毛泽东英明领导的个人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从遵义会议开始，我党集体领导得到了真正的实现并逐渐制度化，这也是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
一、遵义会议前我党集体领导未得实现的原因
中共从建党之初起，就把列宁提出的所有机关都“必须实行集体领导”②的原则写入党的文件。大革命失败后，为总结我党领导工作的教训，于1927年6月将体现集体领导制度的民主集中制第一次载入党章，即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可是，我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在遵义会议前，很长时间未能真正实施，这是因为：
1.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更换频繁，且无集体领导的经验
从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不视事”至遵义会议，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变更了六次。这些领导人多半年令很轻，且缺乏对中国革命规律的了解，更无实行集体领导的经验。瞿秋白在“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央工作时28岁，不到一年，在中共“六大”上因其“左”倾盲动主义受到批判。“六大”开始担任总书记的向忠发，虽然工人出身，47岁，但他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差，在中央起决策作用的先是蔡和森，后是周恩来。1930年3月，周恩来赴苏，又由李立三起决策作用。这时，李立三31岁，是在1929年11月才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宣传部长的。半年后，“立三路线”受到批判。1930年9月份召开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瞿秋白复出，代替李立三的位置。四个月后的六届四中全会，瞿秋白重新受到批判。之后时隔一个月，王明被增补为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开始逐渐形成统治全党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这时，他才27岁。1931年10月，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去莫斯科，由他提名，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六届四中全会上连中央委员还不是的博古，骤然成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并担任总负责。此后三年多时间里，这位年仅24岁的小伙子，掌握了中共中央的决策权，为推行“王明路线”，将集体领导制度完全抛弃。
2.在大革命失败后一片白色恐怖和战争不断的年代里，中央领导核心处于分散状态，使集体领导制度的实施受到限制。
从“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至1933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机关一直设在上海。这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包括临时常委会）多次变动。每次组成新的常委会，常委们多半分散各地开展工作，因而集体领导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六大”和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常委会为例可说明此种情况。“六大”以后，新当选的五名常委中，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留在苏联，向忠发、蔡和森回国。后来，李立三代替蔡和森的位置。这时，周恩来回国工作一段时间又赴苏联，“恩来走后，立三更加独断专行，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③。
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煮、陈绍禹（会后一个月时补入）组成。不久，张国煮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向忠发被捕叛变。几个月后，王明赴苏，周恩来去中央根据地。1931年10月份，中央组建临时政治局，常委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一年后，卢福坦在上海被捕叛变，中央机关受到严重破坏。
1933年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根据地瑞金。这时，蒋介石正对根据地发动四、五次“围剿”。战云密布，军务繁忙，周恩来去前线指挥作战，博古与张闻天又产生分歧，“左”倾路线达到顶峰。集体制定重大决策在工作分散、敌人破坏、战事紧急的条件下极不容易。
3.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组织工作的干预，使国际驻中共代表们的指示代替了集体决策。
从中共“二大”决定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并成为其中一个支部起，共产国际即努力将中国共产党“指导”成“俄国式”的政党。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民主革命新道路的实践，更使共产国际认为中共有“坚持马列主义原则”的必要，甚至认为中共是“山沟里发展起来的党”，必须加以“改造”。所以，共产国际十分重视中共核心领导人物的选择。前面谈到大革命失败后众多领袖的频繁更替，是与共产国际负责指导中国革命的“代表”、“顾问”们紧密相关的。先是鲍罗廷，再是罗明纳兹，而后则是米夫，他们相继把各自信任的“布尔什维克”安排在中共最高的领导职位上。这些人缺少领导集体中的群众基础，更缺少指导中国革命的经验，因而就谈不到威信和影响。他们一旦走上领导岗位，便以共产国际的旨意为其行动纲领，不可能发挥中央集体领导的作用。1931年10月，王明离沪赴苏与博古握别之际，做过这样的嘱咐：“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信任他人”④。此话反映了这些“布尔什维克”的心态，这既是王明主持中央工作时的剖白，也是对“代理人”的指示！博古真的这样做了，成为“王明路线”的坚决执行者，使中国革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4.为推行错误路线，“命令主义”、“惩办主义”在中央领导工作中盛行，使“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得到发展。
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即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即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重点号原文即有）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个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的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独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⑤这是对“左”倾路线的决策者的错误作法的概括。
我们知道，毛泽东受到“立三路线”，尤其是“王明路线”的排挤，曾被撤销党内、军内重要职务，专做政府工作。而后，对赞成毛泽东正确意见的人们，“左”倾路线的代表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批判“罗明路线”，批判“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免去对“左”倾路线有看法的任弼时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排挤反对李德错误指挥的肖劲光、彭德怀，撤销刘伯承总参谋长职务……等等。正如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所谈：“在这一时期，党内军委内部不是没有争论的，毛、张、王（即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曾经提出过许多意见，就是恩来同志也曾有些个别战役上的不同意见，但是没有胜利的克服这种错误。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们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⑥博古、李德压制多数人意见，实行惩办主义，使代替党的集体领导的“小集团”领导占据了统治地位。
二、遵义会议实现了个人专断向集体领导的转变
这一转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遵义会前的思想准备。1935年4月10日开始的广昌战役，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决定的一战。此次战役，李德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结果战役历时17天，使投入战斗的12,000多红军将士死亡5,500多人。惨败使王明“左”倾路线开始动摇。此后，红军节节败退，10月初，中央根据地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粉碎敌人“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惊慌失措，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转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⑦长征途中湘江战役是更严重的失败，主力红军86,000多人伤亡过半，战后锐减至不足40,000人。失败面前，博古、李德失去了往日的威风。红军上下，日益不满。在12月12日召开的通道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改变前进路线，放弃原定与贺龙、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为进军贵州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特别是得到“三人团”之一周恩来的支持。通道会议是对李德最高军事指挥官地位的否定。12月18日在黎平县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取道遵义，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
长征途中，毛泽东多次与中央其他领导交换“要讨论失败的原因”的意见，“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⑧。从通道会议至占领遵义，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经长征途中的讨论被大多数人接受，为遵义会议的成功作了思想准备。
第二阶段：从遵义会议到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央常委会总负责，建立起集体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是我党成立以来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决策的会议。参加会议的20人，经过激烈争论，除李德、博古、凯丰外，与会另外17人取得一致意见，对李德的军事路线给予批判。“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⑨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的常委会做了明确分工。2月5日行军至云南省威信县“鸡鸣三省”的小村子，博古将象征总负责的文件与印章移交给张闻天，至此，新的中央领导核心组建起来。可以说，遵义会议是第一次无共产国际的影响，经中央集体讨论决定更换主要领导的会议，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仅有的一次集体要求换“头头”，并组建“新班子”的壮举。
第三阶段：从张闻天担任总负责至3月12日在贵州苟坝成立新的“三人团”，形成以毛泽东为首的集体领导格局。
因有博古、李德独断专行的前鉴，张闻天成为总负责后，十分注意“发扬民主”，遇事皆集体讨论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加之他“再三讲自己不懂军事”，所以凡有军情，多是十几人，二十人研讨战机，这种对“一言堂”矫枉过正的“民主”做法，在3月10日收到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关于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请战“万急”电报，讨论战与否的紧急会议后，得到纠正。会上近20人中，唯独毛泽东反对进攻。尽管他再三陈述理由，提出“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被敌军围困的危险”，还是无法说服大家。最后，毛泽东提出，“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⑩结果，会议真的通过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对此，周恩来后来谈到，“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11)。第二天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此时看出，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总是20几人讨论来讨论去。指挥作战，权力必需高度集中。3月12日成立了由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受中央委托，成为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样，毛泽东不再处于常委分工时所确定的“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地位，而是成为红军的最高首长。在长征期间，由于打仗就是一切，军事压倒一切，毛泽东自然居于诸常委中更重要的位置。至此，形成了由总负责张闻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新“三人团”组成的，由毛泽东占居重要地位的集体领导格局。
三、遵义会议后完善集体领导制度的进程。
遵义会议使我党的集体领导得到了真正的实现。会议以后，一系列重大决策经中央集体裁定，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成为中国向前发展的一座座丰碑：如，在长征途中确定进军大西北，在陕北建立抗日大本营；瓦窑堡会议上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洛川会议决定独立自主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党集体领导的正确性。但是，使我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化却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而且，建立起严格的集体领导制度由于两起事件又更显其急迫性。
第一件事是张国煮分裂红军事件。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之后，张国焘自恃兵多势强，与中央对抗，并于10月5日率四方面军南下，在川北卓木碉另立“中央”。在我党集体努力下，于年底解决这一问题，避免了我党、我军的大分裂。
第二件事是王明返国后一心想当中共领袖的事件。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自恃其在共产国际的上级领导地位，着力恢复他六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中央决策者的地位。在他1937年底去武汉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以后，与中央的大政方针相悖，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口号，多次以中央名义发表宣言，造成恶劣影响。
张国煮和王明这两起与中央对立，谋取个人权力的行径引起中央的重视。为避免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建立我党严明的组织纪律和集体领导原则势在必行。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完成了使我党集体领导制度化的任务。对此，大会通过了三个文件：《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
关于党的集体领导，文件规定：“政治局规定每三个月左右至少须开会一次。有半数以上的政治局委员到会，即将举行会议”。“有四分之一以上政治局委员提议召集政治局会议时，书记处必须召集会议”。“书记处每星期最少须开会一次，集体解决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处理答复各党委的问题。”(12)
关于民主集中制，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作出如下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体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13)
关于对个人专断的限制，文件规定：“各政治局委员除开在政治局内部及向国际控诉外，不得在党内党外对任何人发表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的意见，并不得有任何与政治局决定相违反的行动”。“凡用书记处名义发出的训令、电文、文件，须经过半数以上的书记同意后方得发出。”(14)
总之，由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对集体领导制度有了明确规定，使以后我党的领导方式有了制度性。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期间（1945年6月10日）提到：“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15)这两次会议对中共集体领导的真正确立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毛泽东如此重视，正表达了这方面的意义。
注释：
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6页。
②《列宁选集》第四卷24页。
③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第1版，304页。
④叶永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69页。
⑤《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676页。
⑥(15)载《新华月报》1985年1期。
⑦《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87年4月第1版100页。
⑧⑨ (11)周恩来：《党的历史教训》载198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⑩费侃如：《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探源》，《党史通讯》1984年5期。
(12)(13)(14)《六大以来》上，206页、205页、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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