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因素分析与政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升级论文,因素论文,建议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既是我国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也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关键期。要真正实现创新驱动，不仅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阶段的调整，更多表现为经济增长方式、动力机制、产业结构等内涵和质量的升级，需要在经济、社会、体制、科技等方面都做好“闯关”的思想和准备。对此，本文结合我们对创新驱动发展影响因素的理解，提出推动我国产业创新驱动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主要因素 产业发展驱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综合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分析，我们认为，创新驱动主要由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 一是工业化发展阶段。波特(Porter,1980s)最早提出创新驱动概念，并把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其中，产业升级的驱动力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始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延续，并在工业化实现阶段的后期正式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因此，创新驱动是工业化由中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转变的必然要求。 二是创新要素投入情况。要素禀赋理论最早由赫克歇尔和俄林(Heckscher & Ohlin,1919,1933)提出，在他们看来，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禀赋的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如今，要素禀赋的内容得到大大拓展，如Mark Knell(2007)将要素禀赋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技术要素，主要体现在研发投入、专利数量等指标；二是能力要素，反映在教育水平、有效的市场经济和金融体系以及政府治理的有效性等方面；三是成本要素，主要反映在劳动力价格上；四是需求要素，主要反映在经济增长速度等方面。在经济学家们看来，大量的研发投入、创新基础设施、平台等创新要素投入是形成创新驱动的基础。 三是创新成果。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是衡量创新驱动与否的重要标志。虽然熊彼特(Schumpeter,1912)提出包括产品创新、生产方式创新、开辟新的市场、新的供应来源、组织创新等方面的改进都属于创新，但从现实来看，专利申请授权数、发表论文数等科技创新成果数量和质量仍是衡量创新最直接的指标。 四是市场需求。自施穆克勒(Schmookler,1972)的“需求引致创新”理论提出以来，市场需求因素在创新驱动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莫威里和罗森堡(Mowery and Rosenberg,1979)进一步提出“技术创新与需求互动”等理论，学者们大都认为科技只有与市场结合才能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促进产业的发展。主要发达国家也把鼓励科技成果转化，以及包括示范应用、军事采购、政府采购、支持出口等在内的市场支持措施作为促进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 五是创新生态。以苹果的成功为标志，创新的范式开始新一轮进化升级，即由封闭式创新和开放式创新向共生性创新升级，市场竞争逐渐步入到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这就要求政府更加重视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和体制机制环境。发达国家也积极迈向新一轮创新政策，构建更有利于创新成果涌现的创新生态系统，如美国2005年全面启动“科技政策学”的研究，明确为新的创新政策提供方法工具支撑。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创新驱动是由工业化发展阶段、创新要素、创新成果、市场需求和创新生态等五个方面共同推动的。虽然这些因素不能涵盖影响创新驱动的全部因素，但却是最重要的因素，可以称之为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五个支柱。
图1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 二、从影响因素看我国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现状与阶段特征 (一)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看，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过渡的关键期，产业发展驱动力逐渐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已经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国家的工业化历程看，创新驱动与工业化进程息息相关，产业升级的驱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始于工业化中期(人均GDP 6000～7000美元)，向工业化后期(人均GDP 10000美元左右)延续，并在工业化实现阶段的后期(人均GDP超过17000美元)正式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当前，我国人均GDP已经突破6800美元，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过渡的关键期。随着人均GDP上升，制造业比重在达到一个峰值后将会下降，工业化率、投资率和经济增速也在达到峰值后回落，创新驱动因素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产业结构、产业主体、技术能力等都将呈现重大变化。 (二)从创新要素看，我国创新基础设施与发达国家差距不大，但研发投入与先行国家仍有一定差距，研发人员比重低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水平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投入，科技和创新基础设施规模持续增长，覆盖领域不断拓展，技术水平明显提升，为重大科技领域攻关和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特别是超级计算机、信息、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从R&D投入强度看，2013年我国全社会科技研发投入为11906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达到2.09％，高于新兴经济体，但无论从总量看还是占比看，与先行国家仍有一定差距。2011年，美国研发投入占全球的29.6％，欧洲占24.6％，二者合计超过50％，我国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从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看，我国目前R&D占GDP比重与美国20世纪80年代水平大致相当，与目前日韩等国的3％、美国的2.7％、以色列的4％等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从研发人员密度看，我国研发人员比重约为1300人/百万人，低于多数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水平，仅为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研发人员比重的1/4～1/3。可见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巨大。
(三)从创新成果看，我国科技产出总量国际领先，专利申请数跃居全球第一，论文发表数量全球第二，已进入领先国家行列，但成果质量不高的问题较为突出 1960年以来，大多数国家的专利申请数量保持在相对稳定水平。只有日本、美国、韩国和中国分别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初和90年代中后期开始，保持了专利申请量的高速增长。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2011年开始我国国内专利申请数跃居全球第一。2013年，我国PCT专利申请量21516件，已超过德国位居世界第三，国际专利申请量与发达国家差距也明显缩小，总体已进入专利总量领先国家行列。中兴公司曾两度成为申请全球专利最多的企业，2013年仅次于日本索尼公司位居全球第二，华为公司位居全球第三。
图2 主要国家专利申请量变化 注：如需详细资料请向原刊及作者索取。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
图3 中国国际专利申请数量的全球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 从反映科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发表数量看，我国论文发表数量自2000年以来迅速增长，2008年达到7.4万篇，跃居第二位，远高于其他国家。与美国相比，我国在科学论文数量上的差距已明显缩小。目前，在材料科学、化学两个领域，我国学者所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而在另外20个领域，美国所发表的论文数量仍然具有优势，但差距已明显缩小。其中，在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我国论文数量增长相对较慢，仍难以取得重大理论突破。此外，从考察论文质量的论文被引用指标看，2011年我国仅排在全球第七位，与论文数量的排位还有较大差距。
主要的不足是发明专利占全部专利比重偏低，有效专利数量偏少，在事关未来研发走向的先进材料、集成电路、生物科技、节能环保等关键领域研究成果数量不多，质量不高。
(四)从市场需求和成果转化来看，我国知识产权收入支出比和成果转化率偏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有市场需求的创新成果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促进产业的发展。但市场需求本身并不像创新投入和产出那样易于定量测度，据此，我们用知识产权收入支出比和成果转化率来近似反映创新驱动的市场需求状况。从知识产权收入支出比看，虽然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收入大幅增长，但由于与知识产权支出的增幅基本相当，导致许可收入支出比基本没有变化，目前仍小于1，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其中，美国知识产权收入支出比一度高达10，目前为3左右，日本、英国和德国也大致在2～3之间。从科技成果转化率来看，尽管不同研究机构发布的数据差异较大，我国大致在10％～25％之间，但与发达国家45％～80％的转化水平相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围绕激励企业创新来完善金融、税收、价格、财政、知识产权管理等政策，增强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 (五)从创新生态和体制机制环境看，当前我国相关体制机制和环境对创新驱动的束缚和约束还比较多 美国创新史表明，大众创新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沃土。美国创新的主角是由无数怀有远大抱负的大众化的创新推进者组成，他们包括卡车司机、肖像画家、修鞋匠、海员、磨坊主、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小职员等，这才是主导美国卓越背后的主要力量。然而，我国目前缺乏激励大众创新和草根创新的体制机制、政策环境以及包容失败、平等宽容的社会氛围。主要体现在：应试型教育方式和僵化的教育体制很难培养出适应大众创新需要的人才；科技资源配置过度行政化，过于分散，企业拥有的创新资源有限，难以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产学研结合不紧密，科技与经济结合度低，风险投资机制不健全，研发成果转化利用率低；科技成果评价和保护制度不健全，科技研发中急功近利现象比较普遍；部分地方重视虚拟经济和房地产，不重视创新和实业，带来创新活力与竞争力下降等。为此，必须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培育创新的根基。 三、当前我国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为全面地反映创新对产业升级的推动作用，考察相关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根据前文的创新驱动五大因素分析，我们尝试构建一个较为全面分析我国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模型，并应用我国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主要指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根据前文的分析框架，我们构建一个较为全面分析我国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影响因素模型，主要包括工业化发展阶段、创新要素投入、创新成果、市场需求、创新生态和体制机制等五个方面。各解释变量的选取主要来自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成果，也来自对我国转型背景下特定的技术、产业和经济等多重因素的现实考察。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其中，lnpro是被解释变量，用来反映产业转型升级的基本情况，包括生产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等总体情况，使用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其余为解释变量，包括五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工业化发展水平，以人均GDP(lngdpp)来反映；二是创新要素投入，以研发投入占GDP比重(lnrd)和科技活动人员数(lnper)来反映；三是创新成果情况，以发明专利授权量(lnpat)来反映；四是市场需求和成果转化情况，以技术市场成交额(lnmark)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lncons)来反映；五是创新生态和体制机制环境，以虚拟变量体制改革(ref)来反映。由于体制改革的效果通常会经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在实际变量定义中采取滞后一期的方式体现，ε表示随机扰动项。具体研究变量定义及计算方法如表5所示。
(二)计量结果与结论 采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拟合，回归结果如下：
F统计量为514.35(P=0.0000)，表明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方程的多元线性关系成立。调整后的值为0.9936，模型整体拟合优度很高，模型解释力强。进一步通过模型设定Ramsey检验判断模型是否遗漏了重要的解释变量，Ramsey检验F统计量为3.31(p＞F=0.0543)，接受H[,0]，即模型没有遗漏重要的解释变量，模型设定是合理的。通过怀特异方差检验，发现卡方统计量为24.00(p＞chi2=0.0543)，接受H[,0]，表明模型回归残差不存在异方差性，原拟合方程不需要修正。经检验，模型设定合理，不存在异方差性，因而模型拟合比较完善。 从回归结果看，实证分析的结论较好地吻合了理论分析的观点，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演进、创新要素投入的增加、创新成果的涌现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改善都会提升我国制造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从而带来产业转型升级的绩效改善，但市场需求增加和成果转化数量的扩大并未能相应提升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从具体数值看，人均GDP提升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提升作用效果最大，甚至高于其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因素的影响因子之和，表明工业化发展阶段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决定性因素，这既为发达国家创新驱动的历程所证明，也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的生动写照，应把握好我国工业化由中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过渡的关键机遇，把创新驱动的驱动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不断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此外，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和发明专利数的增长对于产业创新驱动发展水平的提升作用也比较显著，影响因子分别为0.39和0.29，表明创新要素投入和成果增加两方面因素对于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强有力的研发投入和大量的发明专利等成果不断涌现仍是创新驱动的重要标志。但从反映市场需求和成果转化指标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技术市场成交额指标来看，模型拟合结果与研究假设正好相反，市场需求的扩张不但没有促进产业升级的效果，反而呈负向相关关系。这一方面是可能限于数据可得性，在指标选取上不如成果转化率等指标理想，也有可能是我国国内市场需求增长的产业升级促进效应主要被国外产品或外资企业所俘获，而对国内产业技术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需要进一步研究探求。从创新生态和体制机制环境看，当前我国相关体制机制环境对创新驱动的束缚和约束还比较多。1985年、1992年和2012年我国分别出台了三个对科技创新有较大意义的体制机制改革方案，分别为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科技体制改革和2012年《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等，都激发了社会和科技的巨大活力。但由于1985年不在本文研究范围时间区段，2012年科技体制改革效果尚未完全显现，导致变量对于提升产业升级效果的作用还不显著，仅为0.03，还需要加快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释放巨大的创新潜力。 四、促进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若干政策建议 产业发展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政府政策的着力点也应发生相应变化，最关键的是从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位置上退回来，专心做好“裁判员”“监管者”“制度设计者”和“环境营造者”，加快实现由政府主导下的“倾斜型产业政策”向市场机制主导下的“竞争型产业政策”转变，把精力放到创新驱动因素培育上，而非直接参与市场主体竞争。 (一)适应工业化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大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变期后，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情景和各种因素的作用机制将发生重大变化，产业技术升级面临前后夹击的局面：在中高端技术领域，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条件制约，难以与发达国家抗衡；在低端技术领域，由于低成本优势减弱，又面临要素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追赶竞争。这就要求我国产业升级战略和方向必须从追随型向领先型转变，促使产业结构从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的高加工度化阶段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产业整体素质。主要方向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综合运输体系、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产业发展体系。 (二)加大创新要素投入，努力提高我国创新要素投入整体水平 创新要素培育包括创新资金的投入和创新人才的培育，其中，人力资源的培育是关键。要通过改革教育方式、加大教育培训等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培育一大批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形成强大的人力资源优势，为我国产业向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支撑。同时，抓紧建立市场导向的创新激励机制，突出创新人才的市场价值，积极推进国企薪酬改革，对创新人才实施现金奖励以及期权、技术入股、股权等多种形式的激励，实现以人为本，最大限度激发创新要素的活力和创造力。在资金投入和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要继续加大对重点领域的投入，努力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R&D投入格局，加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大科学工程、重大公共技术平台等创新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开展更广泛的研究开发和创新应用。 (三)夯实创新基础，促进一大批创新成果涌现 一是促进发明专利、技术、标准、论文等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通过自主创新或引进吸收再创新等多种方式，结合自身或联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技术创新，获取尽可能多的基本专利、技术和标准等创新成果，进而实现对整个产业链的主导与控制，促进产业和经济发展形态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渡。二是以重点领域为突破口，将今后一个时期政策支持的重点放在增强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竞争力提升上，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机遇，推动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技术融合和产业融合，把支持辐射面广、带动性强的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积极支持关键领域和行业创新，以创新驱动占领产业发展制高点。 (四)培育营销与市场优势，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市场化应用 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充分发挥我国市场容量不断扩大的优势，鼓励更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一是通过示范应用、军事采购、政府采购等多种措施，加大对处于市场培育期创新成果的市场化支持。二是发展风险投资、信息服务、技术交易、人才服务、并购融资等创新服务业，以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活动。发挥产业联盟和协同创新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作用，形成创新产业链、协同链和价值链。三是着力培育创新型行业领先企业，要通过市场竞争促进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快速成长，形成重大技术研发、技术集成和推进产业化的优势。 (五)完善创新的体制机制和生态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但由于部分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导致创新成果缺乏有效保护，“创新速度赶不上剽窃速度”，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执法相对滞后，全社会崇尚创新的氛围有待进一步培育。为此，必须把创新驱动放到事关改革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加快完善创新的体制机制和环境，破除制约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并采取切实措施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外部环境。改进政府服务创新的方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多方征求企业意见，加强国家科研课题和重点项目与企业的对接。改变目前国家支持创新政策和资源项目分散的状况，以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整合各部门政策资源。加快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顶层设计，协调理顺经济管理部门和科技支撑部门的关系，加快推进科技、产业、教育、人才等多部门多领域协同改革，支持和引导创新资源与要素向最需要创新、也最能激发创新活力的行业和企业集聚，不断增强企业创新动力、创新活力和创新实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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