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视野中的民族歌唱_民族唱法论文

民族学视野中的民族歌唱_民族唱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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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民族学角度对民族唱法的概念作了概括与辨析。指出了当前民族唱法实践与理论中的一些缺陷。

关键词 民族学 民族唱法 原生性唱法 再生性唱法

时下,在人们的歌唱活动中,“唱法”已成为一个时髦的词藻。东西南北,举国上下,凡有歌者,无论具备一定歌唱水准,或是初涉歌坛,大都讲究唱法。并将自己划属于民族、美声、通俗等不同序列。

民族唱法,是我国人民主要的、传统的歌唱艺术,在群众音乐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多年来,人们对民族唱法的建设、发展极为关心。歌唱实践或理论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存在一定问题,需要继续探索和研究。本文拟从民族学的角度,对民族唱法及其缺陷提出一管之见,以引起学者、歌者的思考与关注,推动民族唱法的健康发展。

唱法,即人类歌唱艺术的法则,它既是对歌唱活动中技术指标、艺术表现运作的规律性的约定俗成,更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理论概括。

民族唱法是对我国民族、民间歌唱艺术的高度总结与称谓。它是“以民族语言为基础,以行腔韵味为特长,并与形体表演浑然一体的情、声、字、腔相映生辉的综合演唱艺术”。(《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第857页。中国百大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1月)它历史悠久、唱技成熟、形式多样、理论丰厚,代表着我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审美观念和艺术情感。

在艺术氛围中,民族唱法属于一种歌唱流派;而在社会领域里,它则更多地与民族学有着渊源关系。它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的直接体现,展示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在原始社会解体时由部落或部落联盟发展而来。“民族”一词是涵盖极广的概念。有时指国家社会共同体,有时指种族共同体,在许多情况下还指组成某一国家具有同一祖先的社会共同体。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不仅表现为按照政治意愿组成的共同体,而且也表现为起源和文化共性上的民族。”(瓦尔特·维奥拉著:《比较音乐研究的成果与任务》《中国音乐》95增刊第112页)就我国而言,“民族”一词既指由56个民族构成的民族综合体,又指由不同氏族、胞族、部落而形成的种族共同体。前者是广义的民族,代表着中华民族。后者为狭义之民族。如汉、回、满、壮等族。

从汉文典籍中早已出现的“夏”、“戎”、“狄”、“夷”、“荆蛮”、“诸濮”、“百越”等族别名称看,我国在先秦时代已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人民共同生活,一起创造了灿烂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歌唱是人类最基本的语言形态,是人类需要的追求。歌唱具有民族性。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歌唱艺术。如意大利的美声唱法,法兰西的面罩唱法,俄罗斯的俄罗斯唱法等。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能歌善舞的民族。歌唱活动有着优良传统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几乎可以这样说,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凡有人烟处,就有田歌、渔歌、夯歌、小曲等古朴的音声,或尖厉、或粗犷、或悠扬。人们用歌声诉说喜怨,倾注深情,熔铸希望。它们恰如涓涓细流,汇集成我们民族歌唱艺术的浩瀚海洋。因此,民族唱法是我们民族的心声。

根据民族学的理论,结合我国人民的歌唱实践,去思索,探究民族唱法。不难发现,它是一个内涵丰富,辩证统一的概念。亦有广义、狭义唱法之别。

广义的民族唱法、或称再生性民族唱法。它是在我国各个民族、各种民间唱法基础上,吸收西洋美声等唱法的科学成分,于现代音乐教育作用下酿就的民族“新声”。它以汉语普通话为主要歌唱语言,“音域较宽,音量加大,声音靠前,集中明亮,咬字吐字清晰、民族语言准确”,(兰守德编著《歌唱与欣赏》第399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版)追求声音甜美,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为基本特征。它集中华各族歌唱艺术之大成而享誉世界歌坛,吴雁泽、李双江、胡松华、王玉珍、李谷一等等均属杰出代表人物。

与此对应,产生于民间,发声方法自然纯朴,以汉语普通话或方言土语,甚至本民族语言进行歌唱,代表着某一不同种族共同体或地域歌唱方法的即狭义民族唱法,或称原生性民族唱法。如汉族、苗族、壮族、侗族、维吾尔族等民族的不同歌唱,其行腔方法、嗓音色彩,多姿多彩、各俱特色。花儿是我国西北地区汉、回、藏、土、撒拉、东乡等族群众十分喜爱的歌唱艺术,仅当地公认的唱法就有“尖音唱法(假声),苍音唱法(真声),轻音唱法,两担水唱法(真假声结合)”(苏平《花儿的演唱风格》中国音乐1981年第一期第44页)等多种唱法。东乡族居住在山大沟深处,隔山呼喊传信为常事,该族“花儿”最擅长尖音唱法,一假到底,高亢嘹亮;土族能歌善舞,演唱“花儿”擅长两担水唱法,唱腔如水行峡谷,起伏跌宕;而撒拉族“花儿”擅长运用苍音唱法,潇洒华丽而不失真切。狭义唱法多在当地的生产劳动,生活习俗中产生和使用,传承方式多为民间的口传心授较为传统,流传区域较为有限,多则数百里,少则几十里,甚至只在本村寨盛行。有的地方,居住在山上与山下的唱法就有一定差异。

众所周知,“人类的艺术有其共同性也有其差异性。不同的民族因所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生产生活方式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异,故表现其思想、观念、情绪情感的艺术也必然有其各自的特点。”(孙玉兰《民族心理学》212页。知识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因此民族唱法具有广义、狭义之别,充满多元性,多色彩的成分完全是我们民族特定需要的结果。

如果说,原生性唱法是老百姓的“心头肉”,多传唱于乡间本土,有着鲜明的个性与实用性,为当地群众所喜爱,并成为再生性唱法产生与发展的源泉。那么,再生性唱法则更多传唱于城镇,专业院校、艺术团体和现代传媒,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有着强烈的共性、抒情性、表现性。如果说,原生性唱法深深地连着传统与过去,那么,再生性唱法则更多系着创新与未来。两者以各自的优势和魅力,共同点缀着我们的歌坛与生活,是我们民族深厚文化、历史的积淀。因此,全面、准确地认识理解民族唱法意义非同寻常。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民族唱法的实践与理论发生了一定错位,人们对它的认识与行动出现了偏差:

其一,有相当部分人士对民族唱法的概念与内涵认识不清,误把广义性唱法当作其全部。

其二,在各级各类民族唱法比赛中,原生性唱法似凤毛鳞角,如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自1986年举办,至今已过六届,其中民族唱法几乎尽是再生性唱法在角逐。

其三,今天的民族声乐教学,仅仅是培养再生性唱法的园地。

总之,在现实音乐生活中,民族唱法响彻我们耳鼓的多为甜美、纤细、柔婉、抒情的再生性唱法,而带着强劲生活气息,充满明媚、粗犷、诙谐、豪放的原生性唱法,仿佛已成生活的陌音。就大众最喜爱的民歌而言,它是民族唱法中最具活力、表现力的歌唱形式,在漫长岁月中形成多种体裁和歌唱方法。无论是嘹亮的巴蜀高腔,辽阔的蒙族长调,还是婀娜的江南小曲,都是歌者用不同的歌唱方法来表现的。长期以来,这种优美歌声不仅在当地、在民间,而且在舞台、广播等多种音乐生活中广为传唱,倍受青睐。而今,它们与我们陌生了,尤其是在有重大影响的音乐活动中,它们显得极为冷清寂寞。偌大国家、诸多民族,其民族声乐似乎众口一调,百人一腔,很难再听到朱仲禄、哈扎布、徐丽仙、黄虹们的美妙歌喉,也再难盼到新的才旦卓玛、李双江、马玉涛、郭颂的充满个性、有独特风韵的演唱。

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模式不是一个简单的现象,每种文化均由多种成份构成。其中的一些与另一些存在着冲突。在‘高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成分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氛围决定了‘高文化’的‘合法化’、‘正统化’。同时,通俗文化或流行文化又随着民众市场的需要而产生。”(《中国音乐》95增刊第138页)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存在的意义,民族文化没有高低之别。民族唱法是我国各族人民歌唱艺术的精髓,其发展需要百花齐放。更何况我国民族众多,各地对歌唱艺术的喜爱不尽一致,所酿唱法也绚丽多姿。因而,无论是广义唱法,还是狭义唱法,都具有无穷魅力和艺术价值。我们在发展民族唱法时,要充分尊重艺术规律,抛弃个人好恶,从理论到实践,力求准确无误地认识。只要掌握得当,就能使原生性唱法焕发青春,使再生性唱法充满生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各种传媒对知识的传播有着特殊作用。民族唱法的发展,一靠歌者的自身努力探索,二得益于传媒的作用。过去广播、影视、书刊、教育等主要传媒形式,在弘扬民族声乐方面成绩卓著。今天应继续‘铁肩担道义’。在极大满足群众对民族唱法的审美要求时,充分发挥传播文化知识的功能,尤其注意给原生性唱法以崭露头角的机会,使“土文化”能更多地进入现代人的生活中。

当然,本文无意贬低再生性唱法在发展民族歌唱艺术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取得的成绩。其代表人物彭丽媛、闫维文等演唱技艺精湛,悦耳动听。但如果所有民族唱法的歌手都向他们靠拢,势必会形成千人一声的单调局面。原生性唱法是滋养再生性唱法的沃土,它内容丰厚,风格各异,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藏。“小白杨”还要唱,“心里话”还要说(指90年代初在我国广为传唱的两首民歌风的独唱曲)。其它带着泥土气息的民歌、小调也要有一席之地,这样民族唱法的百花园里才会姹紫嫣红,繁花似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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