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四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与逆向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四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052（2000）05—0004—04
一、东盟四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东盟四国在80年代中期相继形成了两种类型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一种是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以下称ASEAN—3）的以高经济增长、外联内扩带动的综合性平衡经济发展模式。第二种是菲律宾的低经济增长、以外债驱动的内向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
如果从这些国家的经济理论指导、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政策、计划等文件档案来看，70年代之前，这四个国家似乎是走上了一条相同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些国家的经济专家与技术官僚基本上采纳了各时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并试图按照他们所开出的处方治理国家经济。早期的经济增长主要建筑在牺牲与剥夺农业，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基础之上，借助于强人财政、价格、汇率、关税、再分配等政策得以实现。忽视农村土地改革和农业发展所产生的共同性后果是制约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本国国土上扩展，给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带来市场与资金积累等不可逾越的障碍。
70年代之后，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东盟四国进行了第一次经济结构的调整。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东盟四国经济调整战略、计划与政策，并对照经济调整和计划实施的实绩，就可以发现此次调整的情况不完全一样。ASEAN—3的经济调整是比较成功的。由于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如：重视农业部门的发展，强调粮食生产和多样化农业；实现工业发展方向的转向，侧重发展以出口为主、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重视解决失业、贫困与分配等，促进了工农业同步发展和经济社会综合发展。但是，菲律宾在这次调整中所获实效却大为不同。菲律宾在70年代初经历了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的严重冲击，国内政局动荡，菲政府调整经济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粮食、能源生产与供应的短缺，以缓解社会问题。世界银行对菲律宾提供了巨额贷款以达致双重目的：推行大规模的旨在实现大米自给的“绿色革命”来对抗农村地区爆发的“红色革命”；将菲律宾作为研究和推广高产品种的基地，成为发达国家农业跨国大企业打开通向亚洲市场的大门，便利输出化肥、农业机械等过剩产品。虽然“绿色革命”曾经一度使菲律宾实现了大米自给，菲律宾曾经为建立了原子能核发电站而自豪，然而，这种建筑在向外借款和以高成本为代价基础之上以粮食自给和能源开发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却埋下了菲律宾在80年代爆发债务危机的祸根。
80年代头几年，正当菲律宾国内相继爆发了政治危机及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与金融混乱相交织的危机之时，ASEAN—3开始进行第二次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次调整改革的意图和方向比较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在经济上经历了7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影响的沉重打击，ASEAN—3接受了经验教训并着手在经济政策方面作出以下调整：在促进出口的同时，继续扩大国内需求；在提高初级产品加工程度同时，实现整个制造工业的升级换代；在积极利用外部储蓄的同时，充分利用国内储蓄。这些国家提出了发展第二阶段的进口替代消费工业，将此作为经济新增长点。虽然ASEAN—3的经济调整与改革在数年后因国际与地区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转向或陷于停滞，然而，由于菲律宾因国内政治动乱与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倒退了近十年并失去了改革与调整的机会，使得东盟四国在经济运行、经济结构、经济发展之间的差异性和差距扩大了。
总之，菲律宾经济发展模式与ASEAN—3模式差别产生的最基本的原因是菲律宾失去了两次经济调整的机会因而从未实现工业发展方向从进口替代向面向出口的转变。表面看来，菲政府与其邻国一样，制定了相类似的各项部门经济社会发展计划，颁布了类似的引进外资法令，甚至颁发了4次有关土改方案，土改次数比其邻国更多，但是， 这些计划与方案大都停留在纸面上而得不到实际执行。各项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包括贸易体制改革与政策调整、财税改革、外资政策修订及产业结构调整均因缺乏配套措施或政策相抵而成效甚微。
二、东盟四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逆向转变及其原因
80年代中期之后，东盟四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某些特点开始了逆向转变。ASEAN—3模式特点的逆转表现在从原有“自主的外联内扩、综合性平衡发展”朝向“依赖性、外向型、不平衡发展”逆向转变。而菲律宾模式的特点变化则反映在由“低增长、内向型、部门经济不平衡发展”朝向“适度增长、外向型、自由化、综合平衡”发展方向转变。
促使模式逆向转变的诱因是很复杂的。对ASEAN—3而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主要是外部经济条件的变化。（1）亚太区域内在80 年代中期之后掀起的两次以币值变动为主因的日本、ANIES—4资本向本区域其他国家转移。（2 ）几乎在同期发生的由发达国家资本过剩而掀起的全球金融“自由”、“经济全球化”浪潮。获取外部资源便利的国际环境使得ASEAN—3放弃了80年代初期确立的经济发展方向，即在实现粮食自给为标志的工农业平衡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加强经济结构调整，加强外联内扩，提高技术含量等方法，进行资本货物、中间产品替代的第二次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在国内经济基础尚未健全强大之时，选择了进一步对外开放，进一步依赖外部资源发展经济的道路，进入模式的逆向转变。
ASEAN—3模式在逆向转变期间的主要特点是：第一、经济高速度、超常规增长，经济中泡沫成分增多，经济呈虚假繁荣。第二、原先由经济发展模式的性质所决定的政府对经济干预所采取的中性化政策（注：所谓中性化政策是指政府在采取一种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另一种与之冲突的政策，以抵销前一种政策的效用。具体表现在政府为吸引外商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而采取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及金融措施通常被保护贸易政策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汇率高估等措施所低销。）被激进的加速对外开放政策及“自由化”政策所取代。比如，放宽对外资进入限制、开放本国资本市场、解除外汇管制、减低关税、除废关税壁垒。第三、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由于外部资源充裕，ASEAN—3不必进行艰苦的并会带来“阵痛”的经济结构改革，不必进行技术革新与进步，只需通过追加投资和劳动力便可达到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从而走上了一条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第四、经济从自主转为依赖。由于国际金融市场资金得来较易，ASEAN—3政府未将注意力放在如何促进本国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而是通过央行、银行、企业各个层次、各种渠道大规模向外借贷筹集资金，使之保持着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的投资率，由此形成本国经济对外部资金的高度依赖。
菲律宾在经历了80年代初期开始的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后，在贷款条件的要求和危机教训启发下，开始了艰苦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革，使原有的模式在8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了逆向优化转变。这种转变曾因经济再次发生危机而一度打断。90年代之后，菲律宾经济模式转变过程加快了。其主要原因是：（1 ）经济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国家垄断和贸易保护体制，使发展滞后于邻国约20年的面向出口工业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2）80年代末90 年代初“菲美特殊战略盟友”关系的终结取消了美国恩赐的军援、经援与额外市场配额使得菲律宾经济直接面对区域内外的竞争压力；（3 ）菲政府加强了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意识，促进经济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外开放，使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努力取得了具有实质性的进展，加快了菲律宾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三、东盟四国经济发展模式在逆向转变后的特点
逆向转变后的ASEAN—3经济发展模式有着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过高的经济增长率。1983—1989年，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的年平均GDP增长率分别为5.5%、8.1%和5.4%。但是，1990—1996年间该项指标分别升至8%、8.6%、和8.8%。（注：数据参见IMF《世界经济前景中期评估》1997年12月，表A1。）这样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率被称为亚洲经济“奇迹”。这种突破ASEAN—3本身经济增长极限的增长速度是建立在利用外部短期储蓄之上的高投资率、增加劳动力投放粗放型经济增长和泡沫经济的基础之上的。
第二、投资结构失衡导致产业部门及部门内结构发展不平衡。由于ASEAN—3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建立在外延增长的基础之上，大量资金投入到见效快的加工工业和房地产、证券业上，导致产业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工业部门内部，制造业中的新兴部门即电子装配、建筑、服装业发展快，冶炼、机械与运输设备、电力煤气、供水发展缓慢。农业部门内部，经济作物种植业发展要远远快于粮食种植业的发展。服务业内部，宾馆旅游业发展快，基础设施包括信息部门发展落后，金融部门发展滞后但又开放过度和信息产业的滞后发展，使得东盟四国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反应迟钝。
第三、投资过剩与生产过剩。吸引外部资金的政策与努力从注重外国直接投资为主转为以证券投资和短期资本为主。来自于美欧各种基金和银行贷款的短期资本流入已超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1990年以来，世界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基本上保持在25%的水平上， 但亚洲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从30%增至36%。尤其是泰国，1983—1989年时期，为28%，而90年代之后则高达40%左右。投资资金中几乎半数以上来自国外的短期投资及外债。马来西亚也大量依赖外资、外债作为本国产业的投资来源，其增长率从80年代中全国投资的30%左右急剧上升到90年代的40—45%（注：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经济展望》。）投资过剩导致生产过剩。除了房地产过剩之外，这些国家的制成品过剩情况与全球性产品过剩的情况是相一致的。集中在电子产品、化工产品钢铁与汽车等商品上。
第四、经济对外平衡出现问题。 向东盟四国转移和投资的日资、 ANIES企业大都技术含量不高， 产品周期一般处于“成熟中产品”或“标准化产品”阶段，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差。另一方面，东盟四国的面向出口工业又严重依赖进口资本货物与中间产品，对外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90年代之后逆差逐年增加。致使ASEAN—4的国际收支经常性项目逆差从90年代之后急剧扩大。年平均经常性项目逆差额占GDP 的比重，1983年至1989年，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7%，印尼为3.5%，菲律宾为0.3%，但是，1990年至1996年，泰国增至6.9%， 马来西亚增至6 %，印尼降至2.6%，菲律宾增至4.2%。尤其是1997年之后各国逆差额均有扩大趋势。（注：数据参见《世界经济展望中期评估》1997年12月，表A1。）东盟四国国际收支普遍出现巨额赤字。其间差额马、泰、印尼主要依赖短期资金流入和对外借债弥补，菲律宾则仰赖劳务收入。ASEAN—3对短期资金和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加剧了外部经济的不平衡。因此，尽管这三国的外汇储备情况都很好，但是，如果把短期外债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就会发现外汇储备尚不足以弥补短期债务。比如，1996年底，泰国的外债总额为857亿美元，而同年的外汇储备只有360亿美元。印尼在1997年底的外债总额高达1361亿美元，而印尼的外汇储备最高时也不过240亿。贸易长期逆差导致经常项目赤字， 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是短期资本与政府对外借款，外债负债额大大超过外汇储备额。
由于菲律宾经济发展模式是朝向逆向优化方向转变，显示出很多不同的特点：（1）从1994年开始，经济从低增长、 负增长转为约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稳定、中速增长。（2 ）部门发展不平衡情况有所减缓，农业部门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这主要得益于劳动密集型的电子工业、建筑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吸引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3）债务问题不突出，外部经济比较平衡， 政府对外借款比较谨慎并对私人企业的对外借贷进行限制。但是，在对危机的爆发进行反思之后越来越多的菲律宾经济学家指出，实际上在亚洲危机爆发之前，菲律宾的经济基础本身也已经不是那么健康了。除了因经济周期不同，经济尚不存在过热外，菲律宾经济模式也同样存在着与ASEAN—3的第2、 3、4点相类似的特点。
四、亚洲金融危机后东盟四国经济发展模式再逆向转变
亚洲金融危机在给东盟四国的经济基础造成极大破坏的同时，也带来了改革与发展的机遇。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对危机根源、经济发展经验的再认识以及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的调整，必定会促使经济发展模式向反优化的方向转变。
（一）对有关问题的再认识是促进模式转变的思想基础
（1 ）东盟四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新的国际环境下，传统金融危机防范措施已经不再生效。
（2）认识到适度的经济增长才是持续的经济增长。ASEAN— 3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力的双高投入和泡沫经济的前提之下，这种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亚洲金融危机使泰国和马来西亚认识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紧迫性。一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必须建立在自身经济实力和企业竞争效益提高的基础之上。在工业发展战略方面马来西亚和泰国都提出了回到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的发展。菲律宾则提出了集中产业优势，着重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并促进其出口的发展战略。
（3）认识到自足经济扩大内需的重要性。ASEAN —3的国内市场长期以来因倡导外向经济而受到忽视，危机教训证明，开拓各国国内市场对于应付外部经济条件变动、稳定本国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面向出口工业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对本国市场的开发，继续发展国内替代工业。惟此，才能在经济危机到来时，使本国经济发展有较大回旋余地。
（4 ）认识到利用外资的重点仍应放在以吸收直接投资和长期外债为主。亚洲经济危机再次证明，一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如果依赖短期资金，那很可能便是灾难的开始。短期资金的投机性质，正是亚洲金融风暴的部分根源。在控制引进外资总量规模的同时，引导外资流向生产性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
（5）认识到提高政府对经济管理能力的重要性。危机证明， 一国宏观经济指标的表面稳定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康健，政府的职能不能仅仅局限于此，而要加强对经济的管理并提高管理水平。
（二）正在进行的经济社会改革是模式转变的内在动力
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至今，东盟四国先后推出规模不同的银行金融改革措施。主要有：（1 ）成立专门机构对负债累累的金融银行业进行重组。如泰国成立金融重组局及资产管理公司，马来西亚成立了资产管理公司，印尼成立了印尼银行重组机构，推动金融资产的重组和管理；（2）提高银行的资本要求， 鼓励本国银行合并以增强本国银行实力和增强抗震能力。（3 ）放宽对外资持有银行的股份限制以促进外资收购当地的银行业。（4）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增加银行经营透明度， 同时加强场外检查制度等等。
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也已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面对世界产业结构的重组和全球制造业生产力过剩现状，各国正在制定21世纪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与计划，并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对经济进行调整。
第一个转变是努力实现由通过出口、投资带动增长的“外向依赖型”经济发展战略向将促进出口与扩大内需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的“自主外向型”或“自主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转化。各国正在推出促进国内消费，扩大内需的财政激励政策，改变长期以来忽视进口替代，面向国内市场的工业发展，矫正过度倾斜的发展面向出口的财政优惠政策。泰国、印尼将IMF 和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提供的贷款用于政府各部门经济项目发展计划支出和增加就业机会。泰国已经推出主要内容为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复苏的经济改革计划。主要内容包括调整关税，削减以工业原料为主的进口税；建立5亿美元的联合基金， 增加对有竞争力的国内工业企业的投资；筹资350亿铢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菲律宾则希望通过增加公共开支，扩大预算赤字，人为地带动内需。政府财政政策的重点之一是增加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以直接刺激于与建筑业和与建筑业有关的制造业的需求，同时，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就业者的收入，间接刺激他们的消费需求。
另一重大转变将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即由外延式增长方式向内涵式增长方式转变。从短期来看，马来西亚、印尼、泰国首当其冲的任务是进行企业重组，籍以消化企业所欠巨额债务，同时，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从长远来看，各国都希望通过重组，重塑市场竞争主体。进一步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资本积累，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打下物质基础。在企业重组的基础之上，各国都在对现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马来西亚在努力扶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同时，重视电信通信业建设和发展，将它作为实现国内产业升级，推动国家经济成长的另一个引擎。菲律宾国家经济发展署在其制定的21世纪计划中将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信息工业作为其国策，希望通过先进技术的推广与应用带动其他部门，如农业、工业、服务业、建筑业、环境与自然资源部门的发展，并提高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