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义”——史学批评范畴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范畴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史学批评之范畴体系中，“义”，居于中心地位。本文从“义”的解析入手，结合中国史学批评史实践，探讨了“义”范畴的内涵及层次的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评析了历代史家关于史作如何体现史“义”的纷纭看法。
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义”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历代学人在论史学时，经常要运用“义”、“义理”、“正义”、“道义”、“教义”……来表达见解。在“事、文、义”、“学、才、识”和“考据、词章、义理”这样三组相类的范畴群中，“义”范畴也居于较为中心的地位。本文试结合史学批评史实践，探讨一下“义”范畴的内涵、演变及其历史作用。
一、“义”的解析
义，在古汉语中繁体字作“义”。许慎《说文解字》释云：“义，已之威仪也，从我羊”。文中的“已”，当为“己”，因为从我，指的是自己。清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将“已”改“己”，云：“义，己之威仪也，从我羊。己之威仪也者，仪当为义，通用仪字，本书，邈，颂仪也。释名：仪，宜也，得事宜也。”
从字形和本义上看，义通仪，指自己的威武美好状（羊大为美），又释为得事物之宜。这样，“义”的引申义就是“公正合宜”，“正义”；再进一步引申，就是“公正合宜的道德、行为或道理。”
把本义和引申义结合起来看，就很有趣了，是否可以理解为：义，即把自我以为美好的东西，即：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贯穿于言行或述作中。我们所要讨论的“义”范畴，基本涵义就在于此。
最早从史著、史学中提出义的概念，当属孔子，见于《孟子·离娄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这段话无论在史学史上，还是在史学批评史上都是非常启迪后人的，文字虽较浅明，但思想却很深刻。第一层意思是说史著诞生的社会及文化背景。随着周王室的没落，旨在歌功颂德的《诗》也无用了，以严正笔法讥刺现实的《春秋》出现了。
第二层意思，各国史书或叫《乘》，或叫《梼杌》，或叫《春秋》，名称虽不一样，但却是同一类的史著。
第三层意思，说明了史著（也是史学）的事、文、义三要素。史著所载之事，就是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业绩；将史事用文字修辞表达出来，就是史作；寓含在史作中的宗旨和观点，则是由孔子拟定和把握的。
那么，孔子在编修《春秋》时，赋予史著一种什么样的“义”呢？千百年来，无数学者见仁见智，争论不休。然而这个问题又非辩不可，“义”就是史著之灵魂；离开了“义”，史著就是一堆无生命力的史料。弄清中国史学之开山——孔子“窃取”的“义”，当然是第一等要紧的事情。
二、“义”的侧重
对史义的讨论，一开始就是围绕着如何理解《春秋》之义进行的。随着历代学者辩驳论难的不断深入，“义”范畴的内涵越来越充实，层次也越来越丰富。
清代四库馆臣在整理历代流传下来的、极其浩繁的注解《春秋》之书时，曾大为感慨：“《春秋》具列事实，亦人人可解，一知半见，议论易生。著录之繁，二经（包括《易经》，——引者注）为最，故取之不敢不慎也。”[①a]
从蠡测《春秋》之义入手，进而探讨史学之义，历代学人主要有以下说法：
1.惩恶劝善之义
孟子不但指出了《春秋》中贯穿着孔子赋予之“义”，而且也提供了了解《春秋》之义的线索。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②a]
这就指明，《春秋》是尊周王室的，是为周天子所作的编年史，其义在于讨伐乱臣贼子。《春秋》寓含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因而要了解孔子，需凭借《春秋》；要加罪孔子，也同样凭借《春秋》。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体察出，在春秋战国这一“乱世”中，史家述作所面临的社会环境还是较险恶的。礼崩乐坏，原有秩序大乱；权臣当道，可以加害于所不喜欢的史家。孔子费那么大气力修《春秋》，却又对其“义”闪烁其辞，结果要由后人来猜测阐发。其实，也不独孔子这样。楚威王傅铎椒，为了使楚威王能够通晓历史，“采取成败”，编了四十章的史书，名为《铎氏微》[③a]。“微”者，有微婉之词不便明言故也。有个姓虞的游说之士当上了赵国的上卿，故号虞卿，也写了一本史书，“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曰《虞氏春秋》。”[④a]又是不能明言，只能取“刺讥”方式。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和《汉书·艺文志》记载，孔子把《春秋》作为教材，在讲授时“有所褒讳贬损”，不写出来，而是“口授弟子”。弟子们过后再重说《春秋》，就造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孔子的作法是出于不得已，是为了“免时难”。然而对于《春秋》之义的准确传播，则是很大隐患。于是，鲁太史左丘明挺身而出了，他担忧孔子的弟子们“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由此可见《左传》对于《春秋》之义的阐释是有一些权威性的。《左传》认为：“《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⑤a]又说：“是以《春秋》书齐豹曰盗，三判人名，以惩不义，数恶无礼，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⑥a]
文字极简略的《春秋》，有了《左传》补充史事并阐发义旨，才使得其“惩恶劝善”之义为后人理解并发扬。四库馆臣充分肯定了《左传》对于理解《春秋》意旨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苟无事迹，虽圣人不能作《春秋》，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曰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其或通者，则必私求诸传，诈称舍传云尔。”[⑦]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
司马迁承父司马谈之遗训，以著作《史记》拟孔子作《春秋》，并以当代孔子自命，因此对《春秋》之义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在运用很多材料和文字论说《春秋》之义时，显然也融进了自己对史“义”的理解。
他借用孔子之口概括六经各自的最主要特色， 突出了《春秋》之义，“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⑧]并指出“《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⑨]。
司马迁对史书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极为推重，他对《春秋》之义的反复揭示，实质也是在阐说自己著《史记》的宗旨，亦是对史“义”的最高要求和最理想的描绘，请看他慷慨激昂的言辞：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以道义。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①b]
这不但是阐说《春秋》之义，而更是在强调《春秋》之义对于整个社会的指导作用，从普通人到君王，概莫能外。史书之义不但是理解史书的钥匙，而且也是理解历史的钥匙，还可以是指导世人立身行世的基本原则。司马迁所撰《史记》，就是本着上述意旨，取舍融铸了三千年通史，生动形象地绘出整个社会的立体图。从这幅大图画中，可以看到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有君王后妃，文臣武将，隐士游侠，诸子百家；有经济政治，山川河渠，律历音乐。男女老少，客观事物，相互交织影响。个人生死荣辱，王朝兴衰替代，成败兴坏之理凿然分明。换言之，合格的史书就是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它不以空言教人，而是寓义旨于史事，因而能“深切著明”。
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广度的理解也超出了前人，他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②b]即不仅仅是以讥刺来惩恶劝善，还有推崇圣德、褒扬周室之义。这也与他所撰《史记》有关。《史记》以推赞汉德为第一要义，司马迁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者，不可胜道。……主上明圣而德不存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③b]这道出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念念于心的夙愿。正因为《史记》有颂汉之义，所以司马迁也特别指明《春秋》亦有颂周之义。
究竟《史记》有没有继承《春秋》之义，后来学者是有不同看法的。葛洪《西京杂记》是肯定的，认为“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扬雄则最先提出了“是非颇缪于经”说，“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④b]班彪、班固父子也认为司马迁违背了《春秋》之义，因而需要在《史记后传》和《汉书》中加以矫正，重新申明圣人之旨。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严厉批评道：“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敝也。”班固《汉书》对《史记》中所存在的所谓违背惩恶劝善之义的记载，只要是在汉代史范围内的，统统加以修正。然而后人范晔依然认为班固《汉书》在惩恶劝善方面存在缺憾，“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⑤b]这种现象说明，随着封建正统史学的发展，对惩恶劝善之义的理解和运用，越来越具体、细致了，以至于后人总是挑前人的不足之处。
2.大道、名分之义
此义的探讨也是首先围绕《春秋》展开的。《庄子·天下篇》认为，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的社会中，百家之学是可以有用武之地的，可以其不同的主旨，各显其能，“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并对于俗称为儒家经典的六部书，分别标明其主旨，即：“《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所谓“名分”，就是卑尊下上，各守其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滕文公下》对此也提到过：“《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看到周王室衰微，区别等级的礼乐制度遭破坏，诸侯恣行，大夫专政，“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⑥b]在《春秋》中严格依“名分”记事。司马迁对《春秋》此义有所注意，他举例说：“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⑦b]世道之所以乱，就是因为“名分”遭侵蚀、破坏，人们没有各守其本分，致使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春秋》着意记载此类史事，旨在申名分之义，警醒世人勿失其本，“《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⑧b]从这个意义上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⑨]司马迁在对《史记》结构的设计上，就突出了名分之义。对前代各种史书体裁进行选择、改造，“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创立了一个以帝王为中心、区分人物等级的纪传体体裁。本记，记帝王之事，是全书之纲，“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①c]世家，记“开国承家”者，虽多系诸侯王，但也要与皇帝区分开尊卑序列，如刘知几所指出的，“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②c]司马迁把本纪与世家比喻成北斗与众星、车轴与车条的关系，“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幅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③c]。正是由于《史记》结构所具有的名分、等级特点，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喜爱，也符合天下一统，加强中央集权的要求，此书遂成为“正史”之首，后世仿作层出不穷。继《史记》而作的《汉书》，更是进一步把名分之义发扬光大，班固在《叙传》中说：“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
东汉末年，荀悦在《汉书》的基础上，修成编年体《汉纪》。他在《汉纪·序》中提出撰史的五项基本原则，将“达道义”列为第一，“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从《汉书》中选取的内容，也明显突出了在道义、名分上的考虑，“其祖宗功勋、先帝事业、国家纲纪、天地灾异、功臣名贤、奇策善言、殊德异行、法式之典，凡在《汉书》者，本末体殊，大略粗举。”[④c]这大概与他本人的位置和当时形势有关吧。时逢曹操执朝政大权，汉献帝是个傀儡皇帝，“恭己而已”，但心中却时时不忘诛除权臣，重振汉室。荀悦与从弟荀彧及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荀悦“志在献替”，看来是拥汉的。然而“谋无所用”[⑤c]，他寄道义、名分于史作，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政治见解的流露。
东晋的常璩也有类似荀悦的提法，他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在达道义方面，《华阳国志》写入了相当多的三纲五常说教，在名分上不但尊中央王朝，而且更进一步将它们罩上“天命所归”的光环。
袁宏也是东晋时人，他的议论比常璩又发展一步。他把“笃名教”作为“史传之兴”的唯一主旨和动因。他总结前代几位著名史家的述作情况，赞扬了司马迁“扶明义教”，然而也还有不足，其他如班固、荀悦，做的就很不够了。他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籍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在指出前贤遗憾之后，他道出《后汉纪》的义旨所在：
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⑥c]
把义教说成是史书的灵魂，自然不独出于袁宏胸臆，而是刻有时代的印记。
所谓名教（义教），就是重“正名”、“定分”的封建礼教。源于汉，盛于魏晋南北朝。汉代曾把合乎统治者要求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规范，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以之进行教化，即“以名为教”，简称“名教”。进入魏晋南北朝，在政治上、经济上拥有巨大势力的世族豪门，以名教观念为准则，相互标榜吹捧，操纵社会舆论。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名教，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正统史学也自然把名教作为最高指导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从荀悦、常璩到袁宏，他们均已脱离《春秋》而探讨史“义”。这表明史家对于史学批评的抽象能力已有所提高，已经超越就某部史著发议论或借题发挥的阶段了，能够较独立、自觉地审察史学的若干理论问题。
宋代史学又出现一个重名分的高潮，并且进一步发展为正统之辩和尊王攘夷之说，使史“义”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和新的内涵。
欧阳修借孔子《春秋》发论，“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⑦c]。他在修《新五代史》时，慨然于五代世事之乱，战祸迭起，“得国者皆贼乱之君”，他说：“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①d]
由于宋代民族间多有战事，欧阳修就从《春秋》中发掘尊王攘夷之义，尽力体现在《新五代史》中。他把居中原的王朝视为正统，把周边各族视为“夷狄”，作《四夷附录》，热衷于记载各族“服叛来去”之事。在本纪中也是严格按既定义例记载，“夷狄来，不言朝，不责其礼，不言贡，不贵其物，故书曰来”。[②d]他“著其屡来”，借以表明尊王室和正统所在。他说：“盖王者之大兴，天下必归于一统。其可来者，来之；不可来者，伐之；僭伪假窃，期于扫荡一平而后已”。[③d]
三、“义”的显现
史作需有“义”，这是一致公认的，可是如何体现“义”，历代学人就争论不休了。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史作必须讲究褒贬义例，学习《春秋》“以一字为褒贬”，以宣王道，正人心。另一种意见则以为，只要把史事如实记载就可以了，寓义于事，善恶彰明，读者自有公断。第三种意见认为，史家可以把意旨在行文和论赞中揭示，但需慎加褒贬，谨防立论偏失。从纵向时间来看，自先秦到汉末，史家们主要持第二种意见。魏晋至隋，伴随着品评褒贬的世风，在史坛也出现了刻意以褒贬书法表达意旨的潮流，第一种意见占据了主导地位。唐初，君臣和史家都有一股革新史学的气魄，摒弃前代史学专务褒贬之习气，第二种意见又占了上风。中唐以后，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危机的日益深刻，统治者更加倚重纲常礼教“正人心”，“行教化”，褒贬书法愈加细密但也遇到一定的抵制。第一、第二种意见针锋相对，不断展开论战。再向前发展至清代，史家看法渐渐趋于第三种意见。以下择要述论之。
先秦至汉末的史家，一般都承认“《春秋》笔法”是存在的，但并未对此有过多的发挥。史书之义或是通过“寓论断于叙事”的方式，在叙事行文中自然表达；或是通过史书的序或书中的某一专篇（如“自叙”等）以及上书表文来集中阐明。没有出现两种意见的论争。晋人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掀起了“褒贬说”的浪头。他强调，《春秋》是有微言大义的，孔子将“周公之志”、“周公之垂法”贯穿于“史书之旧章”中，从而修成《春秋》。换言之，就是以圣人之意驾驭了旧的史料，诞生了一部经典著作。杜预进而相当仔细地揣摩了《左传》如何阐发《春秋》之“义”，“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
——这是说明所发新“义”，重在“正褒贬”。
杜预在该序中还以问答的方式解释了《春秋》以一字为褒贬的问题：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言。答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为新。
所谓“一字为褒贬”，书人名字时，称字则是褒，称名则是贬。杜预也承认，仅凭《春秋》也不易搞清褒贬，还须凭《左传》以数句说明。因此，他赞扬《左传》在阐发《春秋》之义方面所做的贡献，而他本人再继续《左传》的工作，“推变例以正褒贬。例如，《春秋·宣公十年》，“崔氏出奔卫”。《传》云：“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书名者，非其罪。”由此推之，书名者是罪也。襄公二十五年，“晋栾盈出奔楚”。杜预加注云：“称名，罪之。”
杜预如此精微地抉摘《春秋》、《左传》中的褒贬之义，为后世专意褒贬者开了先河。
南朝宋人范晔在所著《后汉书》中，于纪、传之后大发议论，尽情予以褒贬。他很注重史家以论、赞的形式发表见解，并对以往史书的论、赞做过一番检论，“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他对自己在史事之外所发的议论相当满意和自信：“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④d]这些论赞均是为“正一代得失”而或褒或贬。清人王鸣盛看得很清楚，“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立言若是，其人可知！”[⑤d]
这一时期，“褒贬评论”俨然已构成史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北魏崔子元上其父崔鸿《十六国春秋》的表中，就有这样的提法：“乃刊著赵、燕、秦、夏、凉、蜀等遗载，为之赞序褒贬评论”。[①e]南朝陈人何之元著《梁典》（南梁史），意在“垂鉴戒，定褒贬”。[②e]隋高祖“以魏收所撰书（《魏书》）褒贬失实”，诏魏澹另撰魏史。[③e]
唐代立国，世风较前大有变化。唐初君臣重史，例证不胜枚举。然而其重史重在求前代得失兴亡之鉴，而不重褒贬评论。“安史之乱”后，唐王朝渐趋衰败，统治阶级意欲以褒贬书法辅助教化，倡言在史书中突出褒贬的呼声又起。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史馆修撰沈既济上奏：“史氏之作，本乎惩劝，……劝诫之柄，存乎褒贬。是以《春秋》之义，尊卑、轻重、升降，几微仿佛，虽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举，则是非褒贬，安所辨正？载笔执简，谓之何哉？”[④e]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宰相监修国史韦执谊奏请禁止史臣在家修日历，理由只是“褒贬之间，恐伤独见；编纪之际，或虑遗文。[⑤e]
但是，著史一味突出褒贬，是否一定有助于阐扬史义，有的史官已开始怀疑。大文学家韩愈曾任史官，他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怀疑：“愚以为凡史氏褒贬大法，《春秋》已备之矣。后之作者，在据事迹实录，则善恶自见。然此尚非浅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贬邪？”[⑥e]史官李翱也上奏抨击当时流行的《行状》（国史依据之一）作法，即“莫不虚加仁、义、礼、智，妄言忠、肃、惠、和。如此不唯处心不实，苟欲虚美于所受恩而已也。”为此，他鲜明地提出了去掉褒贬虚词，“指事说实”、“据事自见”的撰述方针。他说：
臣今请作行状者，但指事说实，直载其词。善恶功迹，皆据事足以自见矣。
为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举例说：如果给魏徵作传，“但记其谏诤之词，自足以为正直矣”；如果给段秀实作传，“但记其倒用司农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击朱泚，自足以为忠烈矣。”[⑦e]按照这个意见，记载人物不必加任何褒贬字样，连“正直”、“忠烈”之类的定评之语都不要有，完全依事实照录，观之者通过这些事实自可以得出结论。——这已经有些“纯客观史学”的意味了。这也就是说，史“义”不必由作者口道出，而是要寓于史事之中。
李翱的话极大地启发郑樵。郑樵在《通志总序》集中阐说了自己的史学见解，其中对褒贬说的批评尤其激烈和系统。他的核心观点是：
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
他批评自唐以来史家之迷误：
自唐之后，又莫觉其非。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
他认为褒贬之说已给史学带来极大危害，“伤风败义，莫大乎此。”他举例说：“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郑樵还从史学源流方面说明褒贬固非史作应有之义，指出《左传》“君子曰”，“皆经之新意”；《史记》“太史公曰”，“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及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且纪传之中，既载有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褚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郑樵还列举事例说明，如不重会通之旨，轻易褒贬，不仅会歪曲历史，还会造成思想混乱，“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邱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⑧e]
朱熹并不激烈地反对褒贬，但反对专意于褒贬。他认为，《春秋》之重心并不在褒贬上，“《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⑨]他主张，读史的关键是要求索义理，批评一些“读史之士，多是意思粗浅，于义理精微多不能识，而堕于世俗寻常之见，以为虽圣贤亦不过审于利害之算而已。”那么正确的作法是怎样的呢？“鄙意以为看此等文字，但欲通知古今之变，又以观其所处义理之得失耳。”“凡观史，只有个是与不是。观其是，求其不是；观其不是，求其是；便见得义理。”[⑩]朱熹对史“义”之认识，显然比前人广阔和深刻了，但如把握不当，其认识易流于主观或空泛之失。
进入清代，几位大学问家、大史家对史“义”的探究和解说都有相当的深度。顾炎武生当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变动之时，深感心学泛滥、学风空疏之弊，认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义，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①f]王鸣盛也主张要从实学中求“义”，而不能从“议论”及“褒贬”中寻求，这个道理对于经、史都适用。“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史者不必以议论求法戒，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②f]钱大昕认为，“夫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悉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拚，奚庸别为褒贬之词？”[③f]他批评“空疏措大”之人，“辄以褒贬自任”，只是善于高谈空洞的教条，“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不过是自鸣得意，其实并未得到史学真谛。这种人的议论有三种毛病：一是“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二是“不卟年代，不揆时势”；三是“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受。”[④f]
事实上，对于作者如何在史著中显现史“义”，以及读者如何从史著中体会史“义”，是一个永远争论不休的问题。不过，争论的大体趋势是明显的。主张在史作中鲜明突出作者主观倾向，以褒贬评论实施道德裁判与教化，越来越缺少支持；主张在史作中寓义旨于史事，以善恶必书的方式客观反映历史，越来越受到欢迎。当然，这后一种主张实践起来是比较困难的。
四、“义”与“事、文”之关系及“义”的开拓
自孔子、孟子揭示史作（史学）的“事、文、义”三要素后，绝大多数史家将“义”看作三要素之首。可以说，重“义”，是中国史学的一个悠久而良好的传统。史学批评之重“义”主要有两个特征：
1.批评兼顾“事、文、义”，但以义为先
班彪撰《史记后传》，《略论》篇是史学史及史学批评史上第一篇独立的文献。该篇重点评论《史记》，从事、文、义三方面考察：其论“事”（史料、事迹）：
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
其论“义”（主旨、观点）：
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其论“文”（文笔、才华）：
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另外还有一段文字论编纂方法。从上述文字来看，班彪对于“义”最关注，要求最严厉。《略论》对《史记后传》的自我评定和绍介，依然最突出“义”：
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也是按“事”、“文”、编纂、“义”的几个要素讲的，强调自己是以《春秋》之义刊正及续撰《史记》。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的评论与班彪所评基本一致。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评论班氏及《汉书》，亦从事、文、义三方面评骘。其中论“义”，文字多，份量重。
在史学批评史上有这种现象，某位史家过分偏重“义”，忽略了“事”与“文”；而有的史家则偏重“事”与“文”，忽视“义”。这种对“义”把握的失衡状态，往往被其后的史学批评所纠正。
晋人孔衍发愿撰汉、魏诸史，偏重于“义”，“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于人理常事，不足备列。”[⑤f]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删汉魏诸史，只是选取“美词典言足为龟镜者”，定以篇章次序，名为《汉尚书》、《后汉尚书》、《魏尚书》，共26卷。他又以同样的指导思想删《战国策》、《史记》（汉以前部分）名为《春秋时国语》、《春秋后语》，各十卷。孔衍本人很自信，自作序夸口说“虽左氏莫能加”。然而，缺乏史事，只有语录、观点的史著，是不受世人欢迎的，“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
唐人李翰则对某些学者片面追求博学多才，而不重史学要义的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他首先谈到这些学者治史的盲目性，“以多阅为广见，以异端为博闻，”见闻固然广博了，然而却未抓住史学精髓，“是非纷然，澒洞茫昧而无条贯。或举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终。”李翰形容这些学者尽管勤奋刻苦，却依然陷入困窘迷惑状态，“高谈有余，待问则泥。虽驱驰百家，日诵万字，学弥广而志弥惑，闻愈多而识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难成，殆非君子进德修业之意也。”他以《通典》为例，说明正确的作法是要端正治史方向，搞清楚治史的主旨究竟是什么，“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必参古今之宜，穷终始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①g]
2.多角度多层次探求史“义”
从宏观上看，与“事”、“文”相对而言，史“义”是一个，即泛指宗旨、观点、理论。但每位史家所从事的各项研究，则是具体的，这就需要把握从属于宏观“义”之下的各种相对具体的“义”。中国史学批评对此也有所探索。
司马迁曾朦胧地论及《春秋》义蕴之多：《春秋》“约其文辞而指博”，[②g]“《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③g]
北魏高祐曾指出：“史官之体，文质不同；立书之旨，随时有异。”[④g]
北宋程颐明确提出：《春秋》之义并非如后人所说的只是褒善贬恶，还有其它重要之义，需要沉心潜意，精细入微地体会。他说：“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⑤g]
史学批评史上的三大家——刘知几、郑樵、章学诚，对于史“义”的探索和开拓都很有贡献。
刘知几少年读史，即注意“大义略举”，“喜谈名理”。以后博览群史，“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
《史通》作为先秦至唐史学批评集大成之书，在展开史评理论的过程中，整理、运用了多种史“义”，如：
“春秋之义也，以惩恶劝善为先。”（《忤时》）
“求诸劝戒，其义安在？”（《惑经》）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宜王道之正义”。（《六家》）
“而马迁强加别录，以类相从，虽得画一之宜，讵识随时之义？”（《世家》）
“夫《经》以数字包义，而《传》以一句成言”。（《叙事》）
“ 简之时义大矣哉！”（《叙事》）
“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疑古》）
“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惑经》）
例子很多，不胜枚举，涉及到了“义”的各个层次，如道德观、历史观、史学观、方法论等等。
他自述著《史通》缘由及主旨：“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⑥g]（章学诚认为刘知几只是“讲史法”，他讲“史意”，是不够公允的。）
《史通》中贯穿的“四义”是怎样的呢？
所谓“与夺”，即明确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运用批评的武器去破旧立新。《史通》表达史学主张，态度鲜明，无暖昧之语。如《书志》篇对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书）的作法，提出了大刀阔斧的改造意见，主张取消《天文志》，删去《艺文志》，《五行志》中不系乎人事的内容应排除，再创立《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等新志。
所谓“褒贬”，以封建礼教标准去评判史家或史作，或赞扬，或贬斥，发挥封建史学维护封建秩序的政治功能。如《序传》篇在论自序作法时，批评司马相如“自序”记“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理无可取”。
所谓“鉴诫”，即探讨史学研究的经验与失误。《申左》篇对《春秋》三传的长处和短处进行细致的比较，其意义已不限于对三传的评判，亦表达了评定史书优劣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标准。
所谓“讽刺”，即是有些见解不便明言，而以较含蓄、曲折、隐晦之文字表达，主要反映在对现实的不满和讥刺。唐初政争激烈并颇富戏剧性。李渊登极是隋恭帝杨侑“禅让”，李世民当皇帝亦是李渊“让位”，武则天称帝要由唐睿宗等六万余人上表劝进。残酷的权位之争，却在形式上彬彬有礼的进行。《史通·疑古》大胆否定了古箱中关于尧、舜、禹禅让的说法，指出以“禅让”掩盖夺权之事，古今均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武则天在称帝前多次搞图谶、祥瑞的把戏，称帝后又多次利用祥瑞改元。唐中宗、韦后也都借符命而加尊号。《书事》篇写道：近古时代，“凡祥瑞之出，非关理乱，盖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弥少而瑞弥多，政愈劣而祥愈盛。”
上述“四义”，与夺，侧重于探讨史书体例、内容上的当否去取；褒贬，侧重于评骘史书、史家的政治思想倾向；鉴诫，侧重于评论史学研究中的得与失；讽刺，则侧重于迂回表达对现实政治弊端的批判。
郑樵的主要贡献则在于创“会通”之义，并且将“义”奠定在坚实的“实学”基础上。他不满意“虚言之书”，重视亲身实践，重视史料考信，把社会现象和学术现象分门别类进行研究，把历史的前前后后联系起来考察，然后把研究成果全面汇集，综合整理，合“天下之理”，“极古今之变，”完成一部空前广博的百科全书式著作——《通志》。所谓“会”，就是“会天下之书”，将研究所需的材料全面搜集；所谓“通”，就是将古今“通为一家”，搞清楚来龙去脉。他形容道：“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①h]
章学诚对于史“义”之阐说是相当系统和深刻的，不愧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殿军。
（1）论事、文、义之关系
章氏论事、文、义三者不可偏废，比前人更为透彻明快，“孟子曰：其事、其文、其义，《春秋》之所取也。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他进一步做个形象的比喻，“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也。”这个比喻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有说服力。三者中，他还是最重“义”，“断之以义，而书始成家。书必成家，而后有典有法，可诵可识，乃能传世而行远。”[②h]“其事与文，所以籍为存义之资也”。[③h]
章氏一方面批评宋、明学者空谈义理、性命的弊端，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④h]讥刺从“人事之外”探求“义理”。另一方面也批评只埋头考据征实的汉学派，认为其不通史学之义，“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⑤h]这都体现出他对事、文、义关系的正确认识。
章氏还把事、文、义与才、学、识比较论说，显示出通识与创见，“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⑥h]这就是说，识与义、才与文、学与事，既有相通涵义，又不可等量齐观。因为才、学、识是评价一个良史的标准，而事、文、义的一般用法则有一些弹性。
（2）论史“义”贵在创新
章氏这个见解可以说是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和刘知几“一家独断”的继承和发展。“史所贵者义也”，[⑦h]可贵之处不但在于义是事与文的灵魂，更在于敢创新，敢与前人不同，“独断于一心”，这才能促使史学不断进步。他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⑧h]这道出了史学千百年来更新发展的奥秘，也道出了史学批评的最重要主旨。凡是大有成就的史家、史评家，足以代表一个时代；之所以能代表一个时代，就在于他能想前人所未想，发前人所未发；能够不随波逐流，从众人所趋处发现时弊；能够从古今变化中，预见史学新的突破口。假若没有创新，没有新的史“义”，史学的生命力也就枯竭了。
注释：
①a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春秋类》。
②a 《孟子·滕文公下》。
③a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④a 《史记·虞卿列传》。
⑤a 《左传·成公十四年》。
⑥a 《左传·昭公三十一年》。
⑦a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总叙》。
⑧a 《史记·滑稽列传》。
⑨a 《史记·孔子世家》。
①b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②b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b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b 《法言序》。
⑤b 《后汉书·班固传论》。
⑥b 《史记·儒林列传》。
⑦b 《史记·孔子世家》。
⑧b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⑨b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①c 《史通·本纪》。
②c 《史通·世家》。
③c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c 《汉纪·序》。
⑤c 以上见《后汉书·荀淑传附荀悦传》。
⑥c 《后汉纪·自序》。
⑦c 《居士集》卷18，《春秋论》中。
①d 《新五代史·一行传序》。
②d 《新五代史·高祖本纪》徐无党注。
③d 《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论》。
④d 《宋书·范晔传》。
⑤d 《十七史商榷》卷61，“范蔚宗以谋反诛”条。
①e 《魏书·崔光传附崔子元传》。
②e 《陈书·何之元传》。
③e 《隋书·魏澹传》。
④e 《旧唐书·沈传师传》。
⑤e 《唐会要》卷63，“修国史”条。
⑥e 《韩昌黎集》七，《外集》，“答刘秀才论史书”。
⑦e 《唐会要》卷64，“史馆杂录下”条。
⑧e 上引均见《通志总序》。
⑨e 《朱子全书》卷36。
⑩e 上引见《朱子全书》卷6，“读史篇”。
①f 《清史稿·顾炎武传》。
②f 《十七史商榷·序》。
③f 《潜研堂文集》卷18，《续通志列传总序》。
④f 《廿二史考异·序》。
⑤f 《史通·六家》。
①g 《通典·序》。
②g 《史记·孔子世家》。
③g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④g 《魏书·高祐传》。
⑤g 《文献通考·经籍考》“春秋”类。
⑥g 《史通·自序》。
①h 《通志总序》。
②h 以上见《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
③h 《文史通义·言公上》。
④h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⑤h 《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⑥h 《文史通义·史德》。
⑦h 《文史通义·史德》。
⑧h 《文史通义·答客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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