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1978—1994年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关系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作者在介绍国内外学者在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相互关系上的观点分歧之后，从相关分析角度，探讨我国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相互关系，分析我国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原因，指出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现实途径。
关键词：经济增长 通货膨胀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我国一直保持着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速度为9.6%，从而一跃成为世界上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正处于“起飞阶段”的我国经济却时常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为此，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成为当今经济社会中长期关注的一个焦点。本文拟对我国1978—1994年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粗浅的探讨。
一、1978年以来，我国四次高峰期通货膨胀的特点以及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1978年以来，我国四次高峰期通货膨胀的特点。
1978年到1994年，我国共发生了四次高峰期通货膨胀，它们分别是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四次通货膨胀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四次高峰期通货膨胀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它们随经济周期波动而波动。1980年通货膨胀率为6%，经济增长率为7.9%；1985年通货膨胀率为8.8%，经济增长率为12.8%；1988年通货膨胀率为18.5%，经济增长率为11%；1994年通货膨胀率为21.7%，经济增长率为11.8%。显然，前三次通货膨胀高峰与相对应的经济周期高峰相对应，第四次高峰期通货膨胀与相应的经济周期谷底相对应。
2.从通货膨胀周期的高峰来观察，四次高峰期通货膨胀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四次通货膨胀的谷底趋于提高。1983年第一次通货膨胀的谷底是由1980年的6%回落到1.5%；1986年的第二次通货膨胀的谷底是由1985年的8.8%回落到6%，显然第二次谷底较第一次谷底提高了4.5%；1990年的第三次通货膨胀的谷底是由1988年的18.5%回落到2.1%，虽然第三次谷底较第二次谷底要低，但是它仍然高于第一次谷底，而且第三次谷底之所以低于第二次，是因为1989年锐减货币供应量，压缩了信贷规模和投资规模，实施储蓄的保值贴补，才使得通货膨胀被强制降低下来；1996年的第四次通货膨胀谷底是由1994年的21.7%回落到7%左右。可见，第四次谷底要高于前三次谷底。
中国宏观经济指标表
注：指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
（二）1978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我们从中国宏观经济指标表的对应关系中可以看出：持续的高经济增长伴随着高通货膨胀。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国宏观经济指标表中观察到：我国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发生过三次高经济增长低通货膨胀，一是1978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1.7%，通货膨胀率仅为0.7%；二是1983年和1984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4%，14.7%，而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5%，2.8%；三是1992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3%，通货膨胀率为5.4%。很明显，简单地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对应关系来分析，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此，我们对这十多年的数据指标进行相关计算后发现：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相关系数为0.167。由此可见，我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即通货膨胀不能促进经济增长，换而言之，经济增长并不带动通货膨胀。那么我国的通货膨胀究竟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是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增加，即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加。构成一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如经济大师亚当·斯密早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是劳动投入量的增加，二是资本（包括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投入量的增加，三是技术进步引起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即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通货膨胀是在价格和成本的一般水平上升——面包、汽油、汽车的价格上升和工资、土地价格、资本物品的租金上升的时候出现。经济增长需要相应增加货币流通量，同时，物价上涨也需要增加货币投放的流通量。据有关资料表明：自1979年到1993年，我国的货币供给量与经济增长呈现较高的正相关关系，M[，0]为0.798，M[，1]为0.759。这一结果反映了货币供给变动率影响着经济增长率，同时也说明了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显著。例如1983年银行现金投入90.7亿元，比上年增长一倍多。1984年货币投入猛增到262.3亿元，比上年增加近二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呈高速增长。1985年实行财政信贷“双紧”政策，货币投放量比上年减少15.4%，仅195.7亿元，经济增长减速。1988年实行货币扩张政策，货币投放量为680亿元，比上年增加一倍多，经济高速增长，通货膨胀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峰。1990年货币紧缩，货币投放量仅为290亿元，经济增长下降，市场疲软。1993年信贷松动，货币投放1529亿元，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双高涨。可见，货币扩张投放是经济高增长与高通货膨胀之间联系的中介，每次通货膨胀的当年和前一年、以及经济增长的高峰期，货币供给量都有大幅度的增加，鲜明地表现出货币扩张投放是我国历次高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
根据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理论，我们知道：M＝P·Y／V………（1）
其中：M表示货币供给量，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P表示物价水平，Y表示国民生产总值。
由（1）可得：
P＝M·V／Y………（2）
P·Y＝M·V………（3）
由（2）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定的货币流通速度（V）的条件下，由于货币扩张投放增长率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即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引起物价上涨，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由（3）微分后得：M′+V′＝P′+Y′。其中M′、V′、P′、Y′分别表示M、V、P和Y变量的增长率。按照宏观经济分析，如果货币流通速度V不变，那么货币投放的增长率等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之和。即：当V′＝0时，M′＝P′+Y′……（4）
根据上面的结论，对应中国宏观经济指标表，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经常是M′＞P′+Y′。这就说明在货币投放过程中，有许多货币被沉淀下来，当时并没有直接造成通货膨胀，但对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则会越来越大。只要货币投放扩张，就会以通货膨胀的形式释放出来，从而导致我国通货膨胀的高峰期。
2.我们从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表（见39页）中可以看出：1979年到1993年，资本投入增长率占经济增长率的58.4%，资本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年平均达到12%，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年平均达到2.3%，虽然比改革前有所增长，其中90年代以来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上升到33.1%，但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是相差甚远。可见，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增加来支撑，经济增长属于投入型增长方式，正因为如此，才有今日经济增长稳定性差、波动性过大等一些缺陷。
由于我国经济增长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追求货币扩张，经济规模迅速增大，以致于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导致这一事实的根源在于过去计划经济制度下，国家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正是这种结合，使得投资决策、资金的营运操作于政府手中。随着中央给地方“放权”，地方的投资决策权力扩大，经济扩张的冲击力也随之加大。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着投资扩张机制，各地区、各单位纷纷争取投资项目，首先使“基本建设计划”本身很庞大，同时许多工程采取少报工程预算的办法获得批准，但预算经费用完以后仍然不能完工，这种既成事实迫使上级主管部门不得不追加投资。在这种“倒逼机制”的条件下，实际投资规模必然会突破原来根据物资可供量所制定的计划指标，财政也只得向中央银行透支，使狭义货币M[，0]增加，这是货币扩张的口子之一。与此相对应的是政府不得不通过中央银行扩大信贷额度，并形成第二个货币扩张的口子（广义货币也要增加），通货膨胀也就因此而生。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析表（%）
注：①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率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②具体分析参见沈坤荣：《综合要素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诚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是经济高增长的首要推动力量，但是，高投资和经济增长往往面临基础产业瓶颈约束，引起基础产品的价格上涨，并最终传导到其它产品的价格上。当前，能源、交通、原材料和农业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基础瓶颈产业，即使在一般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都存在供给紧张的问题，一旦经济增长加速，短缺现象就更加严重。改革以来，高经济增长引起基础产业的产品短缺、调价和逐步放开价格等多重因素，共同促成基础产品价格上涨。由于基础产业的产品价格上涨，必然导致下游产业、加工行业的成本上升，同时使得该行业的产品通过提高价格来转嫁成本上升，实现各自行业的利润。可见，在过去的十多年间的经济高速增长没有建立在效率和效益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而是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来支撑，并最终迫使国家超量发行货币来维持这种低效率和低效益的高速增长。所以，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要改变过去那种主要依靠增加投入和加大消耗为其发展的基本途径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寻求低投入、低消耗为经济增长的基本途径，来实现高产出、高效益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的经济增长。
二、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是抑制通货膨胀、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现实
途径
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它决定着生产力系统的整体效能和发展状况，可以准确地反映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目前，我国理论大体上将经济增长方式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粗放型经济增长又称为数量增长型、外延增长型或速度型增长方式，它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扩张，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其主要特征是“三高”和“三低”，即高速度、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低效益。具体表现为：从宏观上重实物量平衡，轻价值量平衡，从生产上重数量速度，轻质量效益；从投资上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深化。这是一种浪费资源、代价高昂的非经济性增长方式。集约型增长方式也叫质量型、效益型或内涵型增长方式，它与粗放型增长方式相反，主要依靠提高生产要素有机构成和使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即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它具有消耗低、质量高、投入少、产出多、效益高等特点。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仅有利于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而且有利于实现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提高。
迄今为止，我国经济运行基本上沿用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现在我们强调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以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转换。具体内容是：（1）从主要依靠铺新摊子、上新项目，扩大基本建设规模，转换为立足于现有基础，把建设重点放到现有企业的改造、充实和提高上；（2）从主要依靠增加大量资金投入，转换为主要依靠改进现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提高综合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3）从主要依靠增加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消耗，转换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加强科学管理、降低消耗、减少浪费，使用同样的物力、人物消耗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4）从主要依靠经济规模扩张，转换为主要依靠结构优化升级，实现规模经营、合理布局生产力，提高结构优化效益、规模经济效益和区域分工效益；（5）从主要追求产值速度和产品数量，转换为以市场需要为导向，注重产品质量、性能和品种，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和市场占有率。
“九五”计划确定的目标是：“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左右，同时要明显降低价格上涨幅度，努力使通货膨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可见，“九五”时期要妥善处理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实现低通货膨胀前提下的经济高增长，关键要看能否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目前的“三高”、“三低”现象。过去的经验是高通货膨胀与高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货币扩张投放，从而引起高投入达到高增长，同时由于货币扩张投放而造成通货膨胀的现实。如果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那么投资外延扩张必然收敛，从而对货币需要量有所减少。这样，“九五”通货膨胀就可能在8%以下；相反，如果经济增长不能避免大的货币扩张投放的波动性，那么“九五”时期的个别年份再次出现高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国宏观经济指标表表明：1979年、1980年、1982年、1986年、1991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多在7.6%—8.8%之间，而在这些年份里的通货膨胀率在1.9%—6%之间，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要注意：当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时，要特别注意抑制通货膨胀；当经济增长乏力时，要想办法恢复经济增长活力。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九五”计划圆满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