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合作的启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职业教育论文,中国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3月，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政府在磋商经济技术合作发展项目时，中国政府向澳方提出了支持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建议，得到了澳方的积极响应。1998年10月，澳发署与中国教育部就两国职业教育合作问题联合组织了一次项目考察活动，决定在刚刚直辖、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重庆市实施中国—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项目，目的是通过分享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改革经验，探索建立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推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加快人力资源开发，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2002年3月至2007年8月，历时5年多，中澳（重庆）职教项目全面完成各项目标任务，是迄今为止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最富成效的交流与合作。
中国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高度评价项目的实施及成果对中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澳大利亚教育、科学与培训部职业技术教育部部长加里·哈格雷夫认为这个项目是澳大利亚所有国际合作项目中的成功典范。中澳职教项目的成功实施，对推动重庆职业教育观念更新、行业参与、课程改革、师资建设、模式创新及国际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重庆成为中国播种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经验的试验田，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经验在重庆乃至国内其他省市得到了借鉴与创新，实现了本地化的发展和飞跃。
回顾学习与借鉴、创造与创新历程，我们的启示与实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借鉴澳方“政府主导”经验，创新政府统筹机制
职业教育的兴衰一直受到政治和政策的影响，通常与政府主导有直接关系，这也是发达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共识。在澳大利亚，政府主导职业教育的主要做法：一是有全国统一和认可的质量与培训框架；二是有全国统一和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只有取得四级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或文凭的人，才能从事相关职业的技术性工作；三是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安排相当于工资总额2％的资金用于培训；四是通过发布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引导确定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五是对举办职业教育的主体机构TAFE，进行宏观规划布局，规定和调整办学方向；六是会同行业组织开发岗位能力标准和培训包；七是拨款和购买培训成果；八是审核和认定教师资格；九是建立表彰和激励机制。
政府统筹职业教育发展，在我国也有不少探索和实践。应当说，计划经济时代的职业教育基本上是在政府统筹下兴起和发展的。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一方面，政府职能在发生转变；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也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体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的政府统筹职业教育的思想观念与手段方法，已经不再适应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需要。如何创造性地统筹管理职业教育，已成为政府机构面临的重大课题。
我们借鉴澳大利亚政府主导职业教育的做法与经验，结合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政策法规，并结合重庆职业教育实际，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一是建立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相关部门的职业教育资源和政策，打捆使用职业教育与培训经费，集中用于重点项目、紧要项目建设，使有限的资金产生最大化效益。二是把职业教育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在教育事业整体发展中予以统筹安排，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三是由市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对承担中等职业学历教育的学校进行统筹规划、综合协调，调整理顺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四类”中职学校的管理体制，在学校设置、专业建设、课程教材、招生学籍、学生资助、师资建设和质量评价等方面逐步实现“一体化”。四是建立了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的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加大了对职业学校及实训基地建设的投入。
二、借鉴澳方“行业引领”经验，创新校企合作模式
“行业引领”被视为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成功经验的精髓。澳大利亚的行业除参与制订职业资格标准和培训包外，还要参与职业教育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订以及办学质量监控与评价，协助政府发布最新的岗位能力标准和就业信息，指导职业院校根据行业需求和技术发展，调整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
在我国，虽然国家明确提出依靠行业企业发展职业教育，加强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密切结合，各地也有不少成功的案例，但是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很多深层次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与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由“行业发动、政府推动、学校联动”的情况相比，我们还是处于“政府发动、学校推动、行业联动，但联而不动”的尴尬境地。
重庆借鉴澳大利亚“行业引领”经验，建立了职业教育行业协调委员会，推动行业企业与职业院校密切结合、深层次合作。2004年，我们建立了汽车、电子、商务、旅游、建筑、卫生、农业和移民等8个职业教育行业协调委员会，各行业协调委员会的成员由行业主管部门、教育与劳动保障部门、行业协会及其他组织、企业、职业院校等方面的人员组成，并且大部分是行业企业的人员。其主要职责是：第一，组织指导行业内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第二，提出行业职业教育需求建议，制订行业职业教育发展规划；第三，组织制订行业职业岗位能力标准；第四，参与职业教育检查与评估工作；第五，指导和参与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及相关专业课程开发、教材开发、师资建设等方面的工作；第六，组织行业内企业与职业院校开展多种形式的联系与合作。
自行业协调委员会建立以来，重庆的行业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显著提高，支持职业教育的力度更大，除为学校提供教师专业实践及学生实习、实训、就业岗位外，还为学校提供一定的设备和资金，与学校共建实训基地或实习工厂，与学校结成战略伙伴；与学校共同开发相关专业、课程、教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目前，重庆市探索构建的“园校互动、校企融合”、“产教互动、集团发展”等办学模式，都是借鉴澳大利亚“行业引领”职业教育成功经验的新的实践，
三、借鉴澳方“培训包”开发经验，创新课程教材开发
“培训包”是在澳大利亚用于认可和鉴定职业技能的通行标准，也是由相关行业技能委员会开发、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审定职业教育机构开展职业教育的依据，核心部分包括能力标准、资格标准和鉴定指南等方面的内容。
课程是教育教学运行的重要载体，课程体系及内容直接关系到培养目标的实现。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基本上是学科课程，与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的目标要求很不适应。推动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已经成为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促进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首要任务。
我们在中澳职教合作中，坚持把课程设计作为项目实施的重要内容。一是对项目参与学校教师进行能力本位的职业教育课程设计培训，每月举办一次课程设计研讨会；二是探索了“行业需求调研、能力标准制订、课程方案设计、教学材料开发、教学实践检验和课程认证评估”的“六环节”课程开发程序；三是组织参与项目实施及成果推广学校和教师，先后开发了共101本模块化课程教学材料，有的还被教育部列为推荐教材；四是按照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理念，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要求，构建符合职业教育要求的新教学模式。
四、借鉴澳方“平等参与”经验，创新学生资助体系
澳大利亚十分重视妇女及弱势群体平等参与职业教育，通过立法、制定政策和建立制度，保证由于年龄、性别、文化差异、语言、读写能力、数理能力、失业、拘留、隔离等形成接受学习的障碍得到有效解决，并认真解决残疾人、澳大利亚土著人终身生活通道问题。
2006年4月23日，温家宝总理在重庆职教基地视察时，发表了“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的重要讲话。当前，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更多的是面向社会的弱势群体，保障他们顺利进入职业教育机构，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既是关系社会公平的民生问题，更是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问题。
我们坚持把构建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作为办好面向人人的职业教育的重要制度保障。一是从2006年开始，重庆出台了三峡库区移民、城镇低保人员、农村贫困家庭子女、退役士兵和国办福利机构适龄孤儿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推动了国家职业教育资助政策体系的建立。二是2008年，率先开展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试点，全市累计享受免费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达到16万人，受惠面达到30％；全市享受“普惠制”资助政策的学生达到34.2万人，受助面达到62％。三是今年，我们还把返乡农民工纳入了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范畴，计划招收5万名返乡农民工，通过中等职业教育帮助返乡农民工基本实现“两证三转”，即获得中等职业教育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促进返乡农民工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民向市民转移。四是把职业教育送进高墙，帮助广大服刑人员提高职业技能水平，掌握一技之长，更加顺利地回归社会。有7所中职学校和7所监狱参与了这一计划实施。
五、借鉴澳方“质量框架”经验，创新质量评价制度
21世纪初，澳大利亚建立了国家质量培训框架体系，进一步完善并落实了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质量控制标准，明确了各州（领地）注册、课程认证机构标准。质量培训框架作为澳大利亚新的职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了澳大利亚各州培训机构办学标准和资格认证体系，为全面提高职业教育与培训质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澳大利亚的质量培训框架体系，我们认识到，质量是职业教育的生存之本、信誉之源，提高质量为职业教育走科学发展道路的首要任务、当务之急。
2006年，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达到19.5万人，其后连续两年超过普通高中，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校比例达到86.5％，提前两年实现了国务院提出的高中阶段普职规模“大体相当”的目标，率先在全国实现从外延扩张向内涵发展的战略转型。为此，我们实施了“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工程”。一是深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组建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等职业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完善中等职业学校教学管理和质量评价机制，建立跟踪反馈中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毕业生就业质量制度。二是深化职教办学模式改革。深入推进“园校互动、校企融合”、“城乡互动、联合办学”、“城校互动、资源共享”、“产教互动、集团发展”的“四个互动”办学模式。三是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大力推进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完善学生企业顶岗实习制度，探索建立“学分银行”和学生实习保险制度。积极推进多种模式的课程改革，促进课程内容综合化、模块化、标准化。
六、借鉴澳方“教师准入”经验，创新教师能力标准
澳大利亚建立了严格的职业教育教师准入制度，职业院校专业教师除必须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外，还要具备相关行业四级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证书，以及至少3至5年的行业相关专业工作经历。不仅如此，国家还规定职业院校教师每学年必须有两周或更长的时间到企业参与工作实践，了解行业企业最新动态，更新技术与知识，提高技术操作能力和指导实践教学的能力。
我国职业院校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的教师，绝大多数都是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的，或是由普通中学调入的，绝大多数没有行业工作经历，没有相关行业职业资格证书。这与职业教育教学人才培养要求和教育教学改革需要极不适应，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事业发展。
通过中澳职教合作，一是先后选派了200多位教师，赴澳大利亚接受能力本位教学思想与能力培训，并在重庆举办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教师四级证书培训班，已有50多位教师经澳方考核合格获得证书。二是借鉴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教师能力要求，开展了重庆市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能力标准研究与实践。我们采取行政推动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的策略，从课题研究讲，我们先是将其立项为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再申报立项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目前，市级课题研究已经结题，国家级课题研究进展顺利。从行政推动讲，由市教委组织和指导11所中等职业学校开始试点，今年即将在所有市级以上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推广。应当说此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从市内来看，我们依据能力标准要求，编辑出版了中职教师全员培训教程，并启动了全员培训工作；从对其他省市的辐射来看，福建、广州、天津、广西等兄弟省市相关研究机构，都曾派人前来交流学习。
七、借鉴澳方“能力本位”经验，创新工学结合途径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具有在相关工作场所工作的实际职业能力。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教学活动组织、学习结果鉴定，都十分注重情境真实和亲身体验。
我国职业教育由于传统观念的桎梏、教学实训条件的缺乏和行业企业参与不够，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相适应，职业学校教学与现代生产实际相脱节的情况十分突出，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通过中澳职教合作，一是坚持以学生为本，以能力为本，开发了基于能力本位的课程体系和教材。开发了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与信息处理、电子商务、建筑装饰、数控技术等17个专业能力标准和课程方案，开发了70多本配套教学材料和25本能力建设培训资料。二是创新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探索了“园校互动、校企融合”模式，将各区县工业园区与职业院校发展结合起来，坚持工业园区与职业学校互动，推进职业学校与工厂企业“八融合”，即学校和工厂融合，教室和车间融合，教师和师傅融合，学生和学徒融合，理论与实践融合，作品与产品融合，招生与招工融合，育人与增收融合。
八、借鉴澳方“教育立交桥”经验，创新普职融通制度
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相互衔接的开放体系。接受普通教育的学生可以选修职业资格证书课程，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也可以进入普通高等学校学习，已经获得的职业资格证书在高等学校可以折算学分。
在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关系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特别是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升学，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应不应该让部分中职学生升入高职学院学习？应有多大比例的学生升入高职？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实际上涉及对中等职业教育是阶段性教育还是终结性教育的认识问题，涉及社会对中、高级技能人才需求比例的预测问题。
我们认为，从高技能人才培养规律的角度来讲，高等职业教育将中职学生作为主要培养对象，比把普高学生作为主要培养对象，更符合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从社会需求的角度来讲，随着产业结构调整与换代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需要正在逐步增长，而中初级技能人才需要提升才能适应需求，这从世界金融危机对劳动力需求变化可以窥见一斑；从学生为本的角度来讲，人为规定中职毕业生升入高等职业院校的比例，限制了中职学生群体的发展权力，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原则不相符。
职业教育作为面向生产一线和劳动大众的教育，与经济和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其教育形式的多样性、实践性，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变革性，都要求要形成开放的教育培养体系。这些年，我们做了一些探索和实践。一是搞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在农村地区开展的普通初中试行“绿色证书”教育，实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在高中阶段开展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沟通的综合课程教育试验。二是搞好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从2008年开始，我们开展了高职院校自主招收应届优秀中职毕业生，还通过对口招生、“3＋2”等形式，建立中高职人才成长“立交桥”。三是要搞好职业教育与成人继续教育的“互动”。近年来，我们实施了技能型紧缺人才、就业再就业、农村实用技术、农村劳动力转移、三峡库区移民技能等职业教育培训工程，农村劳动力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的占比达到51.5％，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率达6.81％，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