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关于资本主义和斗争策略的理论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晚年论文,观点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恩格斯的晚年处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交替时期，特别是在马克思逝世后必然把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导师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他的肩上，要求他根据新形势新任务，与时俱进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最知心的朋友和同志，他们亲密无间地相互切磋、并肩战斗了近四十年，对于彼此最为关切、最居首要地位的当然莫过于人类解放的事业，莫过于推翻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斗争策略。恩格斯晚年的许多思考和论断，是就上述问题同马克思长期探讨和研究的结果，是同马克思在思想共识的基础上的重要发展。为此，他需要经常回顾历史，回顾马克思的论著，通过撰写论著、序言或导言、书信或谈话等方式表达自己的理论观点。诸如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撰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更为完整地表达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和哲学思想，实现了马克思生前的遗愿；恩格斯晚年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坚持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生前撰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了长篇导言，结合这部著作概括了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策略。
19世纪末，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垄断的出现，使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生产越来越被股份公司经营的生产所代替，而股份公司又被更大规模的企业联合的托拉斯所排挤，日益发展的垄断组织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领域中越来越占据着统治地位，垄断资本不仅渗透到一国内部的各个方面，而且扩展到国与国之间组成跨国公司和国际化的垄断集团。可见，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不仅没有消灭竞争，而且加剧了竞争，使竞争超越了狭隘的界限，走向广阔的世界范围，是资本主义矛盾不可调和的激化的结果。
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第三卷时，对马克思生前还未能看到却已初见端倪的股份公司的新发展作了重要补充。一是股份公司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组织，其规模已今非昔比，已经是马克思曾经提及过的那种股份公司的“二次方”或“三次方”；二是作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股份公司的出现，必将发挥出一种重要的历史作用，那就是“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剥夺做好了准备”。[1]（P495）但恩格斯又十分明确地指出，股份公司的这种历史作用决不是这些公司的老板——资本家阶级。“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不言而喻，这种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1]（P138）
恩格斯还十分清醒且客观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他在1892年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写的序言中提出：“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道理很简单，商业上的欺诈手段只能得逞于一时一地的狭窄范围，而不适用于彼此紧密联系和制约的广阔的大市场，“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事业的发展已经不允许再使用这些低劣的谋取金钱的手段；拥资百万的工厂主有比在这些小算盘上浪费时间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做”。[2]（P419、420）他们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为了在竞争中更具优势，需要实行一大串比较小的改良措施，同工人之间也要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冲突，以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和营业上的困难。恩格斯正是通过历史的考察和分析，作出了两个十分重要的论断：一是“所有这些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可以使资本加速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并且压垮那些没有这种额外收入就活不下去的小竞争者”。二是“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2]（P421）
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还突出地表现在证券交易所和股份公司带来的变化上。恩格斯认为：从1865年《资本论》第三卷写成以来，交易所的作用大大增加了，它的发展趋势是“要把包括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在内的全部生产，包括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在内的全部流通，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这样交易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最突出的代表”。由于积累的不断增加，到处都有新的股份公司出现，工业部门、商业部门、银行等逐渐转变为股份企业，而股份企业又在转变为托拉斯；同样的过程在农业领域中也在进行着，“地产的实际的最高所有权被转移到了交易所手中”，“一切国外投资都已采取股份形式”。
由于资本输出的大量增加，使殖民地“纯粹是交易所的附属品”，“欧洲列强为了交易所的利益在几年前就把非洲瓜分了”。同时，恩格斯对股份公司带来的变化也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他说：“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由许多人联合负责的生产。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没有了私人生产，而且也没有了无计划性。”[2]（P408）但是股份公司所掩盖的私人生产，却掩盖不住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掩盖不住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占有私人化的基本矛盾，掩盖不住资本家阶级谋求更大发展、追求更大利润的手段和意志，而个别企业和集团的计划性也掩盖不了凌驾于社会生产之上的盲目性和无计划性。恩格斯正是在上述一贯坚持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认定，资本主义的这些新变化“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辛劳”，“事实上只是一种手段”，只是扫除他们“大展宏图的严重障碍”罢了。[2]（P419、421）
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也促使恩格斯进一步思考和探索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策略问题。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资本主义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发展过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资产阶级普选制和议会制开始在政治生活中显示出重要的作用。恩格斯也关注这一势态的发展，研究在不放弃暴力革命的同时也考虑通过和平的合法的途径来实现社会革命夺取政权的可能性。他为此在1895年对马克思有关欧洲革命风暴的论著再版写了一个长篇《导言》，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恩格斯的这篇著作既严格地检讨了他和马克思在四十多年前认识欧洲革命形势的错误，他们没有认识到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他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同时也分析了此后历史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1848年的那种斗争方法，武装工人进行巷战的时代也都过时了，这种过时了的斗争方法，对起义者的工人来说，几乎丧失了物质的保卫手段，而面对的是资产阶级用近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力量对比不利于工人，却有利于资产阶级政府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人轻易走上街头，除了落入必遭失败的下场和充当炮灰的命运，还能有什么更好的结果？恩格斯正是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充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的要求。他高度评价德国工人阶级的“重大贡献”，认为“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2]（P516）
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早就是《共产党宣言》宣布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巴黎公社以后的历史表明，德国工人在斗争中是善于利用普选权的，它们得到的选票逐年增长，普选权正由“欺骗的手段变为解放的手段”。恩格斯目睹这些变化，充分肯定了普选权这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开始发挥作用。他认为从最低的要求看，可以通过选票的增长，“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这“既加强了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增加对手的恐惧”，“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既可避免不适时的畏缩，又可避免不适时的蛮勇”；更进一步看，它给了我们“接触群众的手段”，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议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可以“更有权威”、“更自由得多地”向“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正是由于普选权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和发展，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合法活动更胜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可见，恩格斯在1895年提出的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的合法的和平的斗争方式，是总结历史变化、避免盲动蛮干的结果，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体现。恩格斯认为，“近50年来的历史，已经教会了我们认识这一点”。现在实行突然袭击的年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2]（P521、523）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恩格斯在阐述合法斗争的同时，仍然强调了保留革命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欧洲各国的同志们在实践中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2]（P522）他还在1892年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在议会斗争中并不排斥暴力革命的可能性。他声明“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3]（P327）
围绕《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的思想而歪曲恩格斯，由来已久，早在恩格斯生前就有所展开。当时社会民主党的个别领袖说什么恩格斯主张工人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通过和平途径取得政权，说什么恩格斯力求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说什么恩格斯冲淡了革命的调子等等。恩格斯对此提出过强烈抗议。他在致理查·费舍的信中写道，所谓守法，要求在合法范围内活动，是不可理解的无稽之谈。“我不能容忍你们立誓忠于绝对守法，任何情况下都守法，甚至对那些已被其编制者违犯的法律也要守法，简言之，即忠于右脸挨了耳光再把左脸送过去的政策”。同样，绝对放弃暴力也是不可能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4]（P401）恩格斯还在另一封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表示了他的惊讶和愤慨，《前进报》事先不通知他就发表了他的《导言》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他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重任，特别感到总结历史和瞻望未来的重要性。他总结过去是为了审视以往共产主义事业的是非曲直，他瞻望未来是为了开辟一条更为科学的前进道路。对此，他所持的态度主要是：
其一，他首先考察了自己青年时代的理论和实践，不论在分析形势、研究策略、估计发展前途上都带有青年时期的痕迹，是优点的表现，也是缺点所在。例如，他在24岁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其变化倾向的分析，仍然是正确的，而在批判的深度和变化的程度上因相距久远，自然有前后比拟上的局限。又如这本著作也曾作过许多革命预言，其中受青年时期的热情驱使而并未言中的自然难以避免，但同时确有许多已经实现了的预言，这说明当时坚持的理论和分析是正确的。所以恩格斯说，他在重读这本著作时，“毫无使我羞愧的地方”，他决定“原封不动地把它重新献给读者”。这就是说，恩格斯对毕生从事的理论研究无怨无悔，对马克思主义怀有坚定的信念。
其二，从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经历的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来看，他们认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2]（P432）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总是善于从失败中看到希望，从曲折中看到光明，从偶然中看到必然。他深感自己能够活到现在，亲眼看到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成就，看到社会革命的曙光而高兴和骄傲。
其三，恩格斯毕生的理想是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的。但他不是空想的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的革命实践一贯持谨慎而务实的态度，他关注的是人类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如何面对一系列难以避免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使命。他认为人们有极大的可能要面对一场世界性的战争，人类也有责任为限制扩军备战、消灭一切战争而努力。他考虑到战后的重建而把希望寄托在年轻的大学生肩上，要求“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强调“需要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农艺师及其他专门人才，因为问题在于不仅要掌管政治机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会生产，而在这里需要的决不是响亮的词句，而是扎实的知识”。[2]（P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