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斌[1]2011年在《玄言诗批评史研究》文中提出玄言诗盛行于两晋时期,是中国古代一种独特的诗歌现象。这一诗歌风格在当下的研究中成为热点。自90年代以后,对于玄言诗的评价逐渐摆脱了早期简单否定的看法,而以一种客观的态度重新审视其特点,挖掘其形成与对后来诗歌的影响。目前,玄言诗研究取得的成果相当丰富,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争议。当下对于玄言诗的众多研究中一直没有对其历代批评资料有过整理和分析,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制约了其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本论文的上编从这一点出发,试图把两晋至民国时期对于玄言诗的批评进行整理分析,以还原前人如何评价这种诗歌风格。论文的下编则是综合研究,提出玄言诗实为?一种具有宗教性表达的人生体悟的诗歌。上编主要包括以下部分:其一,两晋与南朝批评。两晋提出?韵灵旨清?的审美标准,而南朝是为儒家宗《诗》的诗学态度表现。其二,唐至清的批评。在宗《诗》的传统批评影响下形成对于玄言诗格高而趣异的批评。其叁,民国时期的批评。这一时期是在新文学史观念影响下的玄言诗批评态度。下编为综合研究部分。主要是从玄言诗的外部环境与内在创作表达分析其宗教性诗歌的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其一,清谈与玄言诗表现。玄言诗侧重于人生表达。其二,两晋佛、道传播与文人接受看玄言诗风变化。游仙诗与玄理诗是宗教传播与文人接受的表现形式。其叁,玄言诗宗教性文学研究。表现为得意忘言的?神趣?追求,而非?理趣?的诗学审美。
渠晓云[2]2004年在《魏晋散文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以魏晋散文为研究对象,试图用王锺陵先生提出的“新逻辑学思路”为研究方法,对魏晋散文在中国古代散文史中的地位给予合理的阐释。 全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叁个部分。引言简述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意义。正文包括五章,前两章是总论,后叁章是分论。第一章首先论述中国古代散文概念的缘起及古代“文”之涵义的演变;之后大致梳理了五四以来学者们对中国古代散文范畴认识的变迁;最后此章对本课题所采用的中国古代散文的范畴作了阐释。第二章先阐述了言与文的矛盾是散文文体所具有的一对基始性矛盾,正是这一内在矛盾推动了散文的发展,从而使得中国古代散文出现了骈体与散体两种表达方式;之后本章对中国古代散文内在矛盾的历时性演变进行了考察。第叁章是魏代散文研究。论者认为魏代是散文发展的重要转折期,散文的内在矛盾促使散文创作发生着激烈的转变。魏代散文对上接受了汉代华丽大赋的影响,向下开启了六朝对散文语言的审美追求。魏代散文在文风上逐渐趋向于修饰,从叁曹到七子再到嵇阮,骈俪的发展有迹可寻。第四章是西晋散文研究。西晋的散文继续沿着华丽的风格发展,张华、陆机、陆云、潘岳的散文基本是华丽一路。西晋散文日益繁密既是散文文体发展的要求,也与西晋士人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第五章是东晋散文研究。论者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单线的,其中必定充满了多歧与迂回,散文的发展也是如此。散文向骈体的发展还未充分地展开,到了东晋,由于特殊时代的影响,散文又展开了它自身的另外一面:清新自然的散体风格,从而与魏代和西晋的散文相比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特征。王羲之的笔札、慧远的山水游记、陶渊明文,共同构成了东晋散文清新自然的风貌。本文分论部分在说到具体的作家时将散文形式的发展演变与文人的心态、以及所处的环境结合起来论述,避免孤立的作品分析。结语进一步强调散文是一种存在,它向我们不断地展开自身。言文矛盾所形成的散文的两个内在规定性,使得它向两个方面展开自己:言的一面是散体,文的一面是骈体。以陶文为代表的自然的东晋文风在魏晋六朝华丽文风的主旋律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是华丽文海中的一朵清新的浪花。从刘宋开始,散文又承接着西晋的缛丽文风继续充分地展开自己骈俪的一面。
魏建军[3]2010年在《张华文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张华是西晋着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终其一生,他不仅阅历非凡,而且着述丰富。《晋书·张华传》记载:“华着《博物志》十篇,及文章并行于世”,但其文章并没有完全流传下来,保存至今的有诗歌51首(含残篇)、赋6篇、散文24篇、小说1部。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如《情诗》、《杂诗》、《励志诗》,《鹪鹩赋》、《归田赋》,《女史箴》、《刘骠骑诔》等等。鉴于当前学术界对张华文学创作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以清代学者严可均辑《全上古叁代秦汉叁国六朝文》、现代学者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范宁校证的《博物志校证》为底本,拟对张华的诗、赋、文、小说作较全面的论述。全文分四章。第一章张华生平和文学活动张华生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他的一生经历丰富,分为叁个时期:魏晋之交时期、晋武帝司马炎时期、晋惠帝司马衷时期。魏晋之交时期,张华出身寒门,博学多才,经过乡人刘放、郡人卢钦的举荐,初登仕途。晋武帝司马炎时期,他力主平吴,功成受封为广武县侯,后因世家大族荀勖、武帝宠臣冯紞的谗言,不得重用。晋惠帝司马衷时期,朝局混乱,他忠于朝廷,缝补遗漏,最终因反对赵王伦篡权,被夷叁族。张华是西晋文坛的领袖。他是文学理论的先驱,提出自己鲜明的文学主张。这些文学主张对陆机、刘勰等人的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还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奖掖后进,在他周围聚集了大批文人。他积极组织文会,开展文学评论,促进文学批评的发展。第二章张华的诗歌张华诗歌内容丰富。他的乐府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建国史诗”,它们取效《雅》、《颂》,博奥典雅;一类是文人乐府诗,它们缘事而发、充满豪气,是其乐府诗的精华。乐府诗以外的四言诗分为公宴诗、祖饯诗和励志诗。公宴诗、祖饯诗多为歌颂粉饰之作,缺乏文学色彩;《励志诗》鼓励寒素之士进德修业,犹如晨钟暮鼓,发人深省。乐府诗以外的五言诗分为情诗、杂诗、招隐诗、游仙诗、赠答诗。《情诗》描摹男女相思之情,深情婉转、清丽动人;《杂诗》效阮公之体,隐晦地讥讽乱世;《招隐诗》表达对归隐生活的向往;《游仙诗》描写仙界的快乐;赠答诗向友人表达自己疲于官场,渴望隐居的心境。张华诗歌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钟嵘《诗品》评其诗曰:“其体华艳,兴托不奇,巧用文字,务为艳冶”。他的诗歌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缘情表思,以赋为诗,巧构形似之言,讲究对偶和化用古语和典故等几个方面。他的诗歌不但取范前人,而且影响后世。他是西晋文坛的一个“坐标”:向前,他取范前人,游弋在前代的文学典籍中,深受《古诗十九首》、建安文人、正始文人阮籍的影响,并沿着他们所开创的诗歌文人化的道路继续前进;向后,他影响后世,推动着西晋诗风的演变,使西晋文学最终沿着“流韵绮靡,繁文绮合”的道路走下去。第叁章张华的辞赋散文张华辞赋现存六篇,有《鹪鹩赋》、《归田赋》、《相风赋》、《感婚赋》、《咏怀赋》和《朽社赋》。《鹪鹩赋》是张华辞赋的代表作,借物言志,寄寓深刻,借鹪鹩“无用获全”,申说自己处世立身之道。《归田赋》渗透着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憧憬回归自然的美好生活。《相风赋》以相风自省,告诫自己居高思危,忠正修身。《感婚赋》展现自己“公子多情”的形象。《咏怀赋》暗含《离骚》“美人”之寓,诉说自己的忠臣之心,期冀自己重蒙圣恩。《朽社赋》是作者有感于槐树百年兴衰而作,通过古槐的由盛转衰,影射社会人世的沧海桑田。张华的散文门类齐全,可分为诏策文、诔文、哀策文、铭箴文、奏议文、书信等。其大部分散文都是官样文章,艺术性较差,但也有个别优秀之作。如《魏刘骠骑诔》,悼念岳父刘放,感情真挚。再如《女史箴》,含蓄地讽刺贾后不守妇道,用典自然,颇有清约之气。第四章张华的小说:《博物志》《博物志》内容驳杂,涉及山川地理,远国异民,珍草异木、鸟兽虫鱼、方技方术、神话传说、人物轶事和近世诡异。这些内容对后世的地理博物类小说、杂俎小说、志怪小说甚至笔记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博物志》记事简略不成大观,但也有不少故事引人入胜,对后世志怪小说、志人小说的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博物志》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不仅为后世小说、戏剧、诗歌等文学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还为后世学者提供了详实的注释资料。
张朝富[4]2005年在《汉末魏晋文人群落与文学变迁之走向》文中研究表明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大变化,传统文学在汉魏之际起大变化乃是其中最显着的内容之一。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学变化,研究者用一个形象的说法予以概括,即“文学自觉”,这是汉魏之际乃至整个传统文学最基本的命题之一。但长久以来,学界对其一直争议颇大。传统研究往往把“文学”视为一个独立、封闭的自为领域,考察其内部增加了哪些因素,增加了多少,以此作为评判是否自觉的依据,由于缺乏比照,因而造成了各异其说的研究局面。事实上,如果说整个文化系统是一个网络,那么文学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如果说文化网络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地调整着自身系统的结构,那么文学正是在这一不断调整的历程中形成自身的发展轨迹的。所以考察“文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历史变迁过程,为“文学”确定比照的坐标,是探讨“文学自觉”问题必然的逻辑前提。 考察文学与从事文学创作之文人群体在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存在、发展情况,是认识汉末魏晋文学变迁的基础,只有在对此进行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才可能具体探讨“文学自觉”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全文共分七章: 导论:“文学自觉”问题与汉末魏晋文学的变迁。首先对20世纪“文学自觉”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对其中主要的研究方面及研究趋势予以辨析,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研究理据及展开的思路。 第一章:汉代的“文化格局”与“文人群落”。汉代经学为文化格局的核心,相应地,从事经学的经生儒士成为社会文化群体的主流;同时,在推尊经学及建构经学“大一统”文化格局的过程中,基于现实的要求,“文学”被降为“小道”,相应地,从事“文学”的专业“文士”被视为“俳优”。上述局面的形成与文化传统有关。在古代的文化传统中,由于建构礼乐制度的需要,“诗”的“乐用”功能被日渐突出,而其“感于哀乐”的原初本性却遭到限制和剔除,“诗叁百”逐渐变成“诗经”,造成了“诗”不可逾越、不可擅作的“经典”特性。如何突出“诗”的“经典义”而遮蔽“原初义”,历代对“诗”进行了不断的生成转化,这些历代的“认识”层累成“传统”,深深地影响着后世人们的认识观念及“诗”的实际发展。汉代“文学”及“文人”的境遇正是这一传统在汉代被强化的结果。汉代所形成的文人及文学格局又构成了下阶段文学发生变革所要针对的前提。 第二章:汉末曹魏文人群体的分化与重组。传统的御用文人经过两汉经学的陶铸,在思想上已完成了儒学化改造,所以对传统经学统治话语进行颠覆的历史挑战并不是由他们来牵头完成的。汉代文化及文人格局发生改变的契机产生于汉末的阶层政治斗争。为与外廷的士大夫势力争夺话语统治权力,汉灵帝建立了与太学对抗的“鸿都门学”,专门延引书画辞赋作者并许以官爵,一向被士大夫轻视的此类人士第一次挤入到统治者行列。曹氏是汉末内廷阉宦势力的代表,其继承了“鸿都门学”的经验及作为,大量延引才艺之士,形成了曹氏阵营“尚文辞”的总体文化倾向。在曹氏阵营当中,“才艺之士”构成了与传统士大夫“对等”的政治势力,表明在曹氏政治的带动下,“文士”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也标志着社会文化构成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文”与“经”等列“并重”的趋势初步显现。 第叁章:曹魏时期文学创作的历史变迁。曹魏拟乐府创作的大量出现,突破了传统不大作诗的积习与“禁忌”,大力拟作乐府也标志着诗歌创作由以歌诗为主向以徒诗为主的阶段转变;同时,曹魏文人自作诗、言己志的创作态势突破了传统“诗言志”多言群体、社会等集体意志的潜在规范,进一步解放了诗体,自
赵厚均[5]2003年在《两晋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选择两晋百余年间除诗赋以外的文章为研究对象,对之进行了比较详尽 的考察。 绪论“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首先剖析了文体辨析的社会、历史原 因,认为文体辨析的产生与实际政治生活有关,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文体辨 析也有自身的原因,即它是在文学发展日益成熟之后才走向自觉。文章的日益繁 富,要求文献整理者根据不同的体类对作品进行着录。同时,为了保存与流通的 方便,编撰总集成为时代的需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和体例对文章进行区分是必要 的,于是辨析文体成为必然。文体辨析观念于先秦时萌芽,经由汉魏两晋的酝酿, 在齐梁时趋于成熟。其间曹丕、陆机、挚虞、任昉、刘勰、萧统等人作出了应有 的贡献。在文体辨析的基础上,文体分类也得到发展,本文略微考察了古今文体 分类的情况,并结合两晋文的实际,将其分为八类,从其间选择了哀祭文、序体 文、论说文进行研究。 第一章“两晋哀祭文研究”,分为四节。第一节“两晋诔文研究”,首先认为 诔文的产生与为死者作谥有关,其施之于大众,则是周代礼乐衰微的产物。其体 制大体如刘勰所云,“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两汉诔文留存作品不多,基本 为四言,傅毅、张衡、蔡邕等人的作品提高了诔文的抒情性。曹植的诔作颇多佳 构,且将诔文的重心转移至抒情上来,有变体之功。两晋诔文作品较多,潘岳之 作,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而言,皆允推为魏晋诔文第一名家。此外,陆机、陆云、 左芬、张华等人的诔作也有可观之处。第二节“两晋哀辞研究”,首先认为哀辞 初起时多施于童夭,文体特点是“情主于痛伤,辞穷乎爱惜”。汉魏哀辞多不可 考,唯曹植留存叁篇作品,皆极富深情,确立了哀辞的范式。两晋哀辞则首推潘 岳之作。不论代作还是己作,皆“情往会悲,文来引泣”,览之凄然。余者再无 名家。第叁节“两晋哀策研究”,首先认为哀策是哀文与策文融会而成的专门用 于帝后的哀祭文体。其施用对象的特殊性,一方面导致了作品寥寥,另一方面对 作者也提出了较高要求,非文章大家无法染指。传世之作虽多阙其名,也不乏亮 点。第四节“两晋吊文、祭文研究”,吊文源于丧礼中的凭吊活动,类似于诗歌 中的咏史诗,重在抒怀。两晋吊文的体式有赋、文、书信等,凭吊对象也有古今 之别,吊古者重在抒怀,吊今者重在叙悲。陆机、陆云、李充等人的作品较有成 就。祭文源于祭祀活动。潘岳、陶渊明的作品为其翘楚。 第二章“两晋序体文研究”,分为叁节。第一节“序文的产生与体制”,梳理 了序文产生的脉络和体式的特点。第二节“两晋诗序研究”,首先对汉魏诗序进 行了辨析,以为曹植、曹丕的作品是文人自觉创作诗序的开端。西晋诗序多为四 言,常用于赠答、宴集中,存在骈偶化倾向。内容涉及文学批评、抒情和描摹山 水等。东晋诗序中咏物、宴游的作品增多,依稀有玄学的影响。山水、抒情之作 皆有名篇传世,陶渊明的诗序较多,多为四言,又具情致,为两晋诗序的高峰。 第叁节“两晋赋序研究”,首先对汉魏赋序进行了考述。两晋赋序作品繁多,功 能也多样化。主要从文学批评、玄学意味和抒情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对两 晋赋序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 第叁章“两晋论说文研究”,分为五节。第一节“论说文的发展与文体风格”, 粗略勾勒了论说文的发展情况,并论证了其“弥纶群言,研精一理”的风格。第 二节“两晋史论研究”,在考察汉魏史论的基础上,对两晋论史之作、传论、历 史人物论等进行了梳理。第叁节“两晋理论文研究”主要考察了涉及玄理、佛理<WP=5> 及相互辩难的论文。第四节“两晋政论文研究”主要针对论政的作品。第五节“两 晋杂论研究”,详尽分析了晋人对放荡之俗、贪吝奔竞之风的抨击,并对晋人关 于出处问题的思考略作解析。 本文全面考察了几种文体?
陈志刚[6]2018年在《刘勰《文心雕龙》“两晋文学论”体现的文艺思想》文中提出刘勰《文心雕龙》有关西晋、东晋文学的许多精辟见解,实际可以将其视为专门的"两晋文学论"。以"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总论西晋文学,指出西晋文学在辞藻、音韵等方面的特征,以及由之形成的"繁""密""广博"风格,刘勰对西晋文学的基本看法是:辞藻、音韵等形式技巧有余而"风力"不振。刘勰《文心雕龙》以"亟满玄席,淡思浓采"论东晋文学,指出东晋文学普遍受到玄学影响,认为东晋文学总体上不如西晋文学。刘勰《文心雕龙》"两晋文学论"很好地体现出倾向儒家、尚古而不复古、崇尚简朴清新的文艺思想。
王欣[7]2011年在《中古文学场域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中古时期是各文化门类不断分化、发展、繁荣的时期,在权力、社会、文化与文学的互相作用中,文学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本文借鉴布尔迪的场域理论,将中古文学发展过程视为一个文学场初步形成、自主运作、颠覆调整的过程,重在考察文学发展的动力因素。引入场域概念就是要着力考察文学发展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各种力的因素,而帝王文学活动则是显示文学与权力关系的最好窗口。因此,本文主要以中古帝王文学活动为主线,揭示了中古文学场域发展变迁与文学权力消长的关系。全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附录四个部分。引言部分主要阐述和介绍本文的研究主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和主要观点;结语部分总括全文,并简要介绍中古文学场域发展变化的后续效应;附录部分附简要的《中古帝王文学活动系年》和《中古帝王文学交往一览表》,以便于感性、全面地把握中古帝王文学活动的总貌。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中古文学研究的场域视角》。中古时期相对自主的文学场的形成是整个历史时期文化场域矛盾运动的产物。正是文化场域各种力的复杂运动,使得文学所蕴含的文化权力显着增长,也就激发文学获得了跳跃式的大发展。本章阐述了场域理论与中古文学研究的契合之处,分析了文学的社会性需求与中古文学场域的形态,研究了中古文学场的叁种行动者——士族、庶族、皇族——在文学场中的权力格局。任何权力的存在都离不开合法性的证明,“文学自觉”时代的文学合法性明显分为两层,这是中古文学权力存在的本质特征,对中古文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章《汉末魏晋:文学场的初步形成》。汉末魏晋文学场域的形成是汉末以来政治与文化场域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本章通过对东汉后期文化场域中的内在紧张关系、鸿都门学的文化意蕴、曹魏时期文学场域的初步形成、魏晋禅代与文学场域的变迁等问题的研究与分析,深度阐释这一历史时期帝王文学活动在文学场域初步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机理。第叁章《宋齐梁陈:文学场走向自主运作》。南朝时期,随着文学的表征功能不断增强,文学场已经能够自主运作,于是帝王对文学也就越来越看重。从刘宋开国皇帝“颇慕风流”,到后来宋齐的帝王努力跻身文学场,再到萧梁时帝王已有掌控文学场的意味了。南朝帝王的文学活动促进了文学场走向自主运作。陈代帝王的文学活动则昭示着彼时自主运作的文学场尚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第四章《北朝至隋:文学场的重构、颠覆与调整》。五胡乱华后,北方文学式微,文学场不复存在。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与对文学的重视开启了北朝文学场的重构过程。汉化与重文政策导致了鲜卑民族的分裂,统治阶层对文学的不同态度掣肘着北方文学场走向运作。宇文泰、苏绰之“关中文化本位”政策重视文学的政治伦理功能,以复古的姿态颠覆江左与山东两大政权之文化优势。周隋两代的统治者彷徨于文学的两层合法性之间,对文学场进行着调整,直至唐代方才完成调整过程。唐代,政治场域对文学的要求与文学场自主运作产生的自我要求逐渐吻合,文学权力空前强大。
刘萍[8]2001年在《张华文学论》文中认为张华是西晋着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又富有文采,是魏晋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长期以来,人们多本钟嵘之说,对张华的评价不高。近年来学界对张华的文学史地位有所重视,但对其诗文还缺乏系统完整的论述。本文试图对张华及其文学创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希望对张华的研究有所助益。全文共分叁部分:一、张华及其创作的时代政治文化背景 张华出身寒素,没有家学渊源,对他思想和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人物是其同乡卢钦及其岳父刘放。另外,魏晋之际,政治极其混乱,士人多遭杀戮,严峻的政治环境对张华的心态和文学创作也产主了巨大的影响。最后,魏晋时期,儒学衰微,玄学兴起,在这种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张华形成了儒玄兼崇的思想性格,这在其诗文中都有所表现。二、张华的文学主张 张华没有文论着作,但由一些零散的资料,可以见出张华的某些文学观点和文学主张。首先,他求新尚丽,追求文学题材的创新,崇尚文学形式的华美;其次,他主张清省,反对繁芜;最后,他主张先情后辞,在重视词采的同时,强调情感的抒发。他的这些主张和观点对陆云及刘勰的文学思想都有所影响。叁、张华的文学创作 1、诗歌创作 (1)乐府诗。此类诗歌多讽喻现实,表达张华的建功立业之思,表现出张华诗风的另一个侧面。 (2)五言诗。通过对杂诗、赠答诗和情诗的具体分析,来阐述张华诗歌注重抒情和词采的特色。 (3)四言诗。多应诏唱和之作,但其《励志诗》表达了张华业儒攻文的思想,是四言诗中较为出色之作。 2、诗歌风格 从以赋为诗、善于用典、巧用文字叁个方面阐述张华诗歌表现出的新特色,及其对西晋诗风的开启作用。 3、文赋创作 其赋多抒发向往归隐的老庄思想,文则多为儒家道德的反映。表现出其儒玄兼崇的思想性格。艺术上与其诗歌相同,注重藻丽、对仗和用典,整体文风趋向骄俪,表现出一定的时代特色。 4、小说创作 张华《博物志》是地理博物体小说,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更注重叙事性和情节结构的完整,在中国小说史上有重要价值。 张华在西晋时期匡复政治,奖掖文学,促成了太康诗坛的繁荣。他开启并倡导的追求华丽之风对西晋甚至南朝的文学创作都有一定的影响,其文学成就虽未达到时代高峰,但其倡导文学、开启诗风之功,不容忽视。
杜昊[9]2009年在《张华及其作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作为西晋前期重要的政治家与文学家,张华不仅在政治上功勋卓着,参与了伐吴、平定边乱、稳定朝政等事宜;也在学术和文学创作方面有较高成就,写作了许多诗赋文章、编撰了《博物志》。张华的博学多才对他撰写着作、仕途升迁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正直无私的性格则让他不畏权势、敢于进谏。张华小心谨慎、温柔敦厚的作风在政治方面的体现是他凡事都以稳定国家大局为先,不偏不倚;在文学方面的体现则是他能把握好“清省”与“温丽”之间的平衡,在继承古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张华的诗赋文章因题材、体裁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既有“风云气”一面,也有“儿女情”一面。其诗歌最为人赞赏的地方在于文辞的优美清丽与情感表达的细腻动人,而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在于诗歌缺乏内在强健的骨力,显得较为平淡。张华的赋辞采丰赡,精美典雅,展现出比诗歌更为苍凉深沉的格调;章表铭箴等其他文类简洁有力、文采斐然,在清楚表达思想内容的同时又带给人以美感。《博物志》记载各科知识和奇闻轶事,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提供了有用的资料,在笔记小说的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虽然现存的史料并不足以证明“张华文学集团”的存在,但张华积极赏识人才、提携后进,其“先情而后辞”、“清省”“温丽”并重、注意声律和谐等方面的文学思想,也对陆机等文人有一定的影响。鉴于张华在西晋的政坛和文坛都有着较高的成就和重要的地位,他确实是西晋前期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
王金龙[10]2017年在《王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粲是汉末“建安七子”之一,文学史地位突出。当我们从更广大的学术视野来看,他识时务、有远见,能品鉴人物,能典制朝仪,博物多识,“材技广宣”,远非一个诗赋家或文学家的称号能概括他。为了能更好地“知其人”、“论其世”,有必要从文献学的视角和思想史、文学史的视野来对他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使我们从整体上认识王粲的生平、着述,他与刘表、曹操的关系,他与在荆士人、他与邺下文人的关系,他的政治思想、玄学思想,他的诗赋的渊源、接受,他的诗赋分别在诗史、赋史上的成就和贡献。绪论:梳理目前在王粲生平、作品系年、着述、交游、思想、诗赋方面的研究现状及问题,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主要用文献学和文艺学相结合的方法,从跨学科的角度对王粲做综合研究。第一章:王粲生平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制订一个更详细、更可靠的王粲年谱(见附录),对若干重要关节点,无法放入年谱考辨的,则专节详加辨析。主要有:一、王粲的家世和家学:二、“貌寝”和“肥戆”,即考察王粲的相貌和身材;叁、王粲登楼的地点;四、王粲的死因。认为王粲治学走的不是守章句的经生之路,而是博学致用之路;王粲的“貌寝”指其“容状短小”,“肥戆”即太莽撞之义,和肥胖无关,主要指王粲性格的躁竞、耿直;王粲登楼的地点以麦城说较为可信;王粲死因以疾疫说较为可信。第二章:王粲着述考。对史传所载的王粲着述逐一考察,对王粲名下有疑问的作品进行辨伪。通过全面考察,认为俞绍初先生辑本《建安七子集》中的《王粲集》应该去掉潘尼的《安身论》,诗的部分应该吸收逯钦立先生的辑佚成果,并增入两处残句。第叁章:王粲交游考。笔者主要研究了王粲与刘表、在荆士人、叁曹及邺下文人的交往。王粲是刘表的幕僚文人,曾为刘表作《叁辅论》,宣示刘表以儒、兵、玄为“叁辅”的治荆理念。刘表喜服石养生,而王粲则是他这方面的向导或参谋。相比于刘表重荆州本地士人,王粲等外来士人则不受重视。这和荆州实权被以蔡氏、蒯氏为首的地方豪强所把持有关,刘表在进取派和地方保守派之间的调和,维持了荆州近二十年的和平安定,但也造成了王粲等人的投曹之举。通过与王粲有交往或可能有交往的在荆士人的全面考察,发现王粲与在荆士人的思想、治学特点有共通性(以经学为基,崇尚通博和经世致用之学),同时又各具专长。可以说,王粲是以建功立业为治学目的的儒者,或者用王充的标准说,王粲是文人鸿儒。不过在“六经”逐渐成为儒家的专利,儒家学说又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此“儒者”毋宁说是读书人的代称。也正因为他是以建功立业为治学的目的,所以他的思想也充满了法家、道家等思想。如果进一步考察汉末士人的治学特点,发现都有这个特色。在此学术大背景下考察王粲的学术、思想特点,首先不应把王粲思想标签化,应该注意王粲思想的表达方式和效果问题,其次不应寻求王粲思想的单一渊源和单方面影响。从王粲与曹操的关系看,王粲从丞相掾到军谋祭酒到侍中的升迁,他的政治抱负的实现,离不开曹操对他的信任和喜爱。尽管王粲为曹操作了许多歌功颂德的文字,但其中不乏真诚的成分,亦合乎当时礼法,从历史前进的大势看,王粲对曹操的歌颂正是顺应了当时的天命观和人心。王粲与邺下文人的关系,需要对邺下文人集团做一个整体研究。一方面梳理邺下文人的历次唱和活动,突出王粲与其他文人的赠答唱和、书信来往;一方面分析邺下诗酒风流下的相轻和争斗,突出王粲对曹丕、曹植争立太子过程中的态度和王粲在邺下文人集团中的地位。发现“六子”中以王粲参与唱和活动次数最多,对于曹丕、曹植之间的太子之争,王粲参与程度不深,所以同时获得了曹丕、曹植的尊重和爱戴。由于“建安七子”说法的含混,不宜从政治斗争的层面过度阐释,同时也不必要把王粲定为“七子之冠冕”。第四章:王粲思想研究。此章实际是在第叁章第一、二节基础上展开的研究。认为王粲的政治思想,是通过“阳儒阴法”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而且每个政治主张都有提出的具体背景和针对性,可以说,王粲是曹操总路线的支持和拥护者,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曹操的政治决策。王粲作品的“玄”学因素甚多,通过分析可知,王粲熟悉《周易》、老庄、淮南子等学术思想,他崇尚的主要是《周易》为主的玄学观。对儒道在出处上的冲突,王粲更倾向于儒。王粲的“玄”学近源在《太玄经》。从东汉以来儒道兼综、崇尚论着和辩论的治学风气看,王粲“校练名理”和善议论,和魏晋以来的玄学家重玄论、重清谈是一脉相承的,所以王粲的学术思想对玄学的发生一定有积极的影响。但与其说王粲以家学的形式影响了王弼玄学,不如说东汉以来一直存在的儒道兼综、崇尚论着和辩论的治学风气影响了玄学的发生。第五章:王粲诗赋研究。此章实际是在第叁章第叁、四节基础上展开的研究。认为王粲的诗赋创作受到张衡、蔡邕诗赋的影响甚大。尽管王粲作品在其生前身后获得了崇高的声望,但其实一直存在争议,直到张华、沈约、刘勰、钟嵘等人对他的推崇,萧统对其诗文的编选,后人对其作品的诵读、模拟,把某人比作王粲,把一些疑作归于王粲,等等,才最终完成了王粲作品的经典化过程。王粲对诗史发展的贡献和成就主要有两点:一是对赠答、从军题材的诗有新开拓,王粲的赠答诗因应了建安时期赠答诗大量出现的背景,内容上既有群体社会生活的交涉互动,又有古代赠言遗风的传承和创变,又有生命情怀的剖白发咏,足以成为后世赠答诗的典范。王粲的一组从军诗,对后世同类诗无论从诗题上还是基本内容、情感上都起到了前驱和示范的作用。二是王粲和曹植是当时探索诗歌文采的急先锋,在由质趋文的诗歌变革时期,他俩的诗歌在炼字炼句、对偶、用典等修辞运用上,都进一步启发和促进了诗歌发展的文人化、辞采化、骈俪化。但他们的诗又是汉魏风骨的代表,当后世诗歌发展到缛丽无骨的时候,他们的诗又成为重要的取资对象。王粲的赋既有与同时代赋的共同特点,又有他个人的特点。共同特点是:在赋的题材和语言形式(如追求骈俪、辞藻、铺叙)上与前代赋相比,是继承大于新变。因袭了一些传统题材和继承了赋本身的特点:骈俪和铺叙。他们在同题共作的创作活动中,也新创了一些题材,对前人未赋咏之物、一些新事物、新事件进行了赋咏,在语言形式上,骈俪趋于细密,句式趋于整齐的四六言,字词上也趋于简易,表达方式则倾向于抒情小赋的创作。个人特点是:王粲尤其擅长辞赋,作赋“捷而能密”,构思巧妙,发端遒劲。王粲赋善于抒情,抒情方式含蓄温婉。他的抒情小赋分为代人抒情的赋和抒发自我感情的赋,而后者的赋相对来说成就更高,尤其是《登楼赋》,奠定了他在赋史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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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华文学论[D]. 刘萍. 山东师范大学. 2001
[9]. 张华及其作品研究[D]. 杜昊. 复旦大学. 2009
[10]. 王粲研究[D]. 王金龙. 华中师范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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