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永政论及其“党附王氏”评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论论文,王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谷永，字子云，西汉后期著名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政论，敢于指斥皇帝的失德行为，其切直与当时的宗室忠臣刘向相比，毫不逊色。但前人每以谷永“党附”外戚王氏，对他评价甚低。班固断言谷永“专攻上身与后宫”，是由于“党于王氏”，“自知有内应”[①]，已属贬讥。而常作惊人之语的明代学者李贽更斥之为“该杀”、“一派畜生”[②]。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谷永的评介，较为宽容，肯定了他的政论有救世之效，但对“谷永之心”仍严词苛责[③]。流风所及，谷永一直被罩于道德史论的贬责之中。
然而，历史上，每当国政衰败之时，心理负荷最重的，莫过于士大夫中政治见解最敏感者。汉末的谷永，就是这样一位卓识之士。他不愿浑浑噩噩，也不想明哲保身；他要直面现实，针砭时弊，就必须对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势力，有所选择。所以，谷永的言行，实际构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在乱世临近之际，急于用世的功利之士，往往需要托庇于某一权贵集团，借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本文虽致力于重新检讨谷永的历史定位，但着眼点却不仅限于对一位古人的重新评说。
一 谷永政论的特点
汉末政论中，不乏真见卓识。刘向的宗室孤忠，鲍宣的直言下情，都各有其价值。就在这些充满警世谠言的名篇佳作之中，谷永的政论，亦有其光彩独具之处。
1、从“民本”思想谈国家兴衰
“以民为本”，是先秦政治思想中极可宝贵的精华。但随着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君主独尊的意识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除陆贾、贾谊曾利用汉初总结秦亡教训之机，高标过“民本”思想外，其已很少见之于汉人言论了。成帝元延元年，时任北地太守的谷永，在奏对灾异时，郑重其事地以民本思想来开导、告诫最高统治者：“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④]并率直指出，统治者地位的确立，是上天“为民”择贤而立，统治权力不会永远属于某一姓所专有。君主行道，自可得到天地福佑，百姓拥戴；如果君主无道，残害百姓，上天就会“更命有德”，政权易手。在这篇著名的奏对中，他提出的消灾止祸之法，实际上是以减轻赋税、赈济流民、劝民耕桑为中心的。
论史者往往对刘向的政论多加褒赞，但将其与谷永鲜明的“民本”立场比较，刘向政论的立足点是为维持刘氏家天下，其最著明者为“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⑤]的警句。刘向的宗室情结，固然可以理解，但立论却显然不及谷永高远。
2、借谈灾异切谏成帝
自西汉中期以降，借谈灾异而讥评时政者，所在多有，但像谷永那样把批评的矛头专指皇帝者，并不多见。
早在尚未与王氏深相结交之前，谷永即开始了对成帝的坦诚规谏。建始三年，日食地震同日俱发，诏举“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太常刘庆忌举荐谷永。在谷永第一次奏对论政时，他即针对成帝湎于酒色、不理朝政的行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恤政事，不慎举措，屡失中与？”劝诫成帝“留意于正身，勉强于力行，损燕私之间以劳天下，放去淫溺之乐，……起居有常，循礼而动，躬亲政事。”并断然指出，“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⑥]这篇奏对，确立了谷永政论的基本模式，其中无投机之念，只有匡君救弊的一腔忠贞，故成帝深受感动，特赐召见，以示勉励。
成帝永始二年，星陨如雨。谷永再次借天变以责皇帝：“星辰附离于天，犹庶民附离于王者也。王者失道，纲纪废顿，下将叛去，故星叛天而陨，以见其象。”他指出：三代毁于“妇人群小，湛湎于酒”；秦朝亡于“养生大奢，奉终大厚”，这两种亡国祸根“方今国家兼而有之，社稷宗庙之大忧也。”[⑦]同年，又有“黑龙见东莱”之异，时迁任凉州刺史的谷永，再次上书切谏：“王者必先自绝，然后天绝之。陛下弃万乘之至贵，乐家人之贱事；厌高美之尊号，好匹夫之卑字，……典门户奉宿卫之臣执干戈而守空宫。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积数岁矣。”他痛陈汉家政权已经岌岌可危，“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他认为成帝之前的七位皇帝，都是“承天顺道”的明君，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完全在于成帝自身：“至于陛下，独违道纵欲，轻身妄行，当盛壮之隆，无继嗣之福，有危亡之忧，积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⑧]显然，成帝已被指控为灾异之根源、乱国之罪人。对此，平常对谏言每多优容的成帝无法忍受，盛怒之下指令御史收捕谷永。幸得卫将军王商暗通信息，谷永提前离京，才幸免牢狱之灾。就进谏无所顾忌而言，成帝时期，当推谷永为第一人。
仔细品味这几次奏对，不难发现，灾异不过是谷永讥评时政的契机，或称之为借口，议论的重心，总不离朝政缺失与百姓疾苦。其良苦用心，实应为读史者所深察。
汉代儒生侈谈之“灾异”学说，因带有神秘、附会的色彩，曾被当代学者鄙弃。这种过于简单化的作法，近年来已有所纠正，肯定灾异学说有其积极意义的论著，时有所见。在此，还应补充指出的是：西汉谈说灾异者，大都是关心时政、志在救世的志士，而批评灾异之说不足凭信者，却不乏大奸大恶之徒。与谷永同时的张禹，即是其中之一。张禹以成帝师傅之尊，官至丞相。年老致仕后，仍参预国家大事的决策。当时臣民上书，多把日食地震等灾异现象，归咎于外戚王氏专权所致，成帝一度颇以为然。但当他车驾亲临张禹府第、询问致灾根由、并把臣民归罪王氏的奏章出示给张禹看时，张禹不敢得罪王氏，竟答称：“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⑨]由此打消了成帝的疑忌之念。张禹的话表面上冠冕堂皇，似乎对灾异之说独持理性思考，其实却是为了结交王氏，自谋私利。与那些大谈灾异以求补救时弊者相比较，张禹的话实无可取之处。所以，直臣朱云指张禹是天下第一“佞臣”，欲请尚方剑而断其首[⑩]。稍后，又有杜业斥张禹为“奸人之雄”[(11)]。皆为知人之快论。西汉的阴阳灾异学说，为覆盖一世的时代思潮，用其说以议政如谷永者，理应得到后人的尊重；拒其说以售其奸如张禹者，则难逃佞臣之定谳。
尤其可贵的是，谷永虽以善谈阴阳灾异而著名，但对于祭祀鬼神的虚幻无益，却言之凿凿。“成帝末年颇好鬼神。”为乞求生子，凡上书自称能祭祀鬼神、擅长方术的人，都以“待诏”的身份，宣召入京，“祠祭上林苑中长安城旁，费用甚多。”谷永则劝告成帝，不可轻信此种骗人之术：“臣闻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或（惑）以神怪，知万物之情，不可罔以非类。”并说，凡是“盛称奇怪鬼神”、有升仙不死诸般方术者，“皆奸人惑众，挟左道，怀诈伪，以欺罔世主。听其言，洋洋满耳，若将可遇；求之，荡荡如系风捕景，终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听，圣人绝而不语。”他进而历数周灵王、楚怀王、秦始皇、汉武帝等人妄信邪说，重用方士，盛行祭祀，耗资无数，却只落得“旷日持久，靡有毫厘之验”的事例，强调指出，察于前车之鉴，足知今日祭祀求福之举，不仅无补于事，还将开启奸人窥视朝廷之路。谷永的话，入情入理，使得沉浸于巫鬼氛围中的成帝，略有觉醒[(12)]。
上述奏对表明，谷永本人并未陷入“迷信”的泥沼，相反，他对世俗迷信的态度是相当理智的，而在当时，能具此种卓识者，堪称凤毛麟角。由此，似可推测，谷永对成帝侈谈灾异，是一种类似于“神道设教”的策略，目的在于增强进谏的警诫力度。
不论是大谈阴阳灾异之灵验，还是力驳祭祀求福之愚妄，谷永谏君匡失的志向，是始终如一的。
3、尊功尚能 翼辅汉室
西汉末年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一批功利之士，与那些尸位素餐、苟且求容的儒宗重臣相比，他们的个人品行，或许有不足称道之处，但他们所建立的功业，却为西汉后期的历史平添了诸多生机。谷永就是这其中的一员，他深知功利之士对维持西汉政权的重要性，所以“尊功尚能”就成了他政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为陈汤辨白及力荐薛宣的两次奏对，便集中体现了这一政论特色。
汉元帝时，“多策谋，喜奇功”的西域副校尉陈汤，矫制发兵，袭杀与汉廷公开对立的匈奴郅支单于，建立了西汉经营西域以来最辉煌的功业。当时控制朝政的宦官石显及儒相匡衡，刻意贬抑立功异域的陈汤等人，甚至欲以“矫制”重罪惩治陈汤。幸有刘向上疏，盛赞陈汤“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才得以赦罪不究。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旧事重提，以“专命”和贪污之罪，奏免陈汤官职。后来陈汤又因上书言事不实之罪，被捕下狱并判处死刑。时任太中大夫的谷永，立即上疏，奏保陈汤：“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他把陈汤类比为前代身系国家安危的名将，力言其功不可没，“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指出以言事之罪，诛杀陈汤，将使将士寒心，不利于激励群臣为国赴难[(13)]。成帝准其奏，赦免陈汤。此后，陈汤仍有参议边事、为国效力之举。
尽管陈汤先后得到了王凤、王音的赏识和重用[(14)]，但不能把谷永奏保陈汤的动机，解释为党附王氏，因为，反对王氏擅权最激烈的刘向，就曾最早为陈汤辩护。事实上，这件事集中体现了“事功派”与“守文派”的政见分岐[(15)]。谷永援救陈汤，还有两个动机：其一，谷永之父谷吉早年出使西域，为郅支单于所杀；陈汤矫制起兵袭杀郅支，对谷永有复仇雪耻之恩德，谷永代鸣不平，实为人之常情。其二，谷永钦佩陈汤的才干，服膺他的事功，有保全国家栋梁的愿望。此外，谷永致段会宗书，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他重才惜能的情怀。“会宗为人好大节，矜功名，与谷永相友善”，早年间曾任西域都护，甚有威信。后来，成帝应西域诸国之请，再次任命段会宗为西域都护。谷永感伤段会宗暮年远行，致书劝诫：“方今汉德隆盛，远人宾服，傅、郑、甘、陈之功没齿不可复见。愿吾子因循旧贯，毋求奇功。……万里之外以身为本。”[(16)]这里所流露的不仅是挚友之情，也有为国惜才之念。
薛宣，西汉后期的能吏之一。谷永上疏荐薛宣出任御史大夫，是薛宣步入政治中枢的关键因素。在疏文中，谷永开宗明义地指出，帝王之道在于知人善任，使贤能在位；又分析御史大夫“任重职大，非庸材所能堪”；接着力荐薛宣“材茂行絜，达于从政”，有多年任职的阅历和考课中名列前茅的政绩，赞誉他“法律任廷尉有余，经术文雅足以谋王体，断国论”，表白唯恐朝廷用人“舍公实之臣，任华虚之誉”，故而越职举荐的用心[(17)]，使成帝深为所动，遂任命薛宣为御史大夫，不久升薛任丞相。而这篇举贤疏，亦充分吐露谷永尚贤举能、忧国忧民之心声。
此外，谷永主张信守与匈奴首领达成的友善协议[(18)]，以及从宽处置被控有罪的宗室诸侯王[(19)]，都表现了他希望稳定政局、避免战争的审慎态度，很有老成谋国的政治家风范。
对谷永的政论，可以评定为：规谏无讳，切中时弊；立意高远，议论广博；秉忠谋国，情真意切。
二、谷永“党附王氏”无可厚非
谷永因党附外戚王氏而蒙受千古贬辱，已见开篇所述。本文无意于否定谷永党附王氏的事实，但认为，客观地分析当时政治派系的状况，谷永的选择并非堕落，他攀结王氏为奥援并非全出于一己私利。质言之，谷永虽有“结党”之事，并无误国害民之迹，实有匡君纠弊之行，故不可仿效古人，横加贬斥。
谷永攀交王氏，史有明文，尤以二事为甚。其一，成帝即位之初，委政元舅大将军王凤，朝臣中多有讥议，谷永“知凤方见柄用，阴欲自托”，上疏称赞王凤等人“有申伯之忠”、“小心畏忌”，明言“不可归咎于诸舅”。由此得到了大将军王凤的赏识。其二，谷永得王凤之助擢任光禄大夫后，致书拜谢王凤，其中有“虽齐桓晋文用士笃密，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诚无以加！”之句，又引豫让吞炭毁形以报智伯知遇之恩的典故，以喻自己甘作王门“死士”之志[(20)]。若以道德论史者角度看，此直可视作谷永卖身投靠权贵而人品卑下的表现而大张挞伐。然而，谷永本非道德家，而是一位急于用世的利禄之士，所以评价他主要应看他从政的行为，而不应囿于他攀交王氏的不体面言论。
下面两个问题，应引起我们更多的注意和研究。
1、对成帝时期王氏外戚的地位与作用，应予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王氏外戚在成帝时始得秉政，权倾一时。并且，它确实为后来王莽的代汉自立，提供了一定条件。所以，王凤及王氏五侯，历来为人所贬斥。但后有王莽之代汉，并不意味着成帝时的王氏就已是汉政权的心腹大患。细按史籍，王氏虽有专权与奢侈之弊，却不无善政可陈，至少，有匡君纠失方面，王氏的积极作用，是不该被抹煞的。
王凤的专权，主要表现为：阻止成帝任用刘歆为中常侍，排挤定陶共王出京，胁迫成帝罢免丞相王商及诛杀京兆尹王章，抑制素有贤能之名的外戚冯野王入朝辅政等五端。其中尤以杀害刚直敢言的王章最不得人心。王章弹劾王凤专权之语：“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一举手”，以及王章被杀后“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21)]的史官综述之言，铸成王凤专横欺君之定论。然而，王氏与成帝的关系，不是没有可讨论之处。
西汉政制，本有以外戚辅政的传统；其间，虽迭生巨变，但这一习惯作法却终西汉而未改。“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22)]班固此语，即道出汉人认可外戚辅政之局的认识根源。综观西汉历代辅政外戚，多获“专权”之恶名，唯王商（丞相王商，而非王凤之弟）、史丹、傅喜三人幸免此讥。然而，此三人立朝辅政时间很短，其政治建树亦少。这实际上印证了令道德之士沮丧的常例：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辅政的外戚，欲有所作为，必须以专权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如此，则外戚专权实为外戚辅政体制的自然伴生物。王凤的专权应是一种可被理解的政治行为。
况且，王凤的专权程度，比此前的吕氏、上官氏、霍氏稍逊一筹，且无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图谋，在皇帝面前表现亦有谨慎从命的表现。如，辅政之初，有黄雾终日之异，言事者归咎于王氏骤贵。王凤惧罪，上书自责，请求辞职。辅政七年之后，王章向成帝面奏王凤专权，王凤也未直接以铁血手段惩治王章，而是上书求退，自言有“三当退”之过，史称“辞指甚哀”[(23)]。只是由于成帝之母王政君的出面干扰，再加上成帝的出尔反尔，才使王章成了牺牲品。王凤的请罪求退之举，亦不必全以“权术”相诋；即便是以退求进、要挟皇帝的一种表示，至少也可证明，他的专权程度与霍光凌架于皇帝之上相比，仍有霄壤之别。王凤死后，王氏擅权更为减退。成帝发觉王氏五侯奢侈僭越，下书责问，王氏诸人立即束手请罪，“皆负斧质谢”[(24)]。此时，成帝若欲黜退甚至诛杀王氏，并非难事。由此可见，王氏的专横，并未超出恃宠而骄的正常范围。
王氏辅政可称述者，首推勇于谏正成帝之失。这是前人所忽略、而今人应给以标揭的。成帝以荒淫无道而著称于史，他既爱女色，又有男宠，不仅宣淫于宫闱，而且出宫微行，秽恶之声溢于民间。这些行为，大多发生于王凤死后不久。由此可以反证，王凤在位时，成帝心中有所忌惮，行为尚属谨慎。王凤死后，从弟王音以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立朝辅政，其威权逊于王凤，故成帝始得自行其事，即表现为失德之事愈多。王音本以谨慎周详而知名，但在昏君面前，却不明哲保身，他冒着被贬辱的风险，直言劝谏。在集中记载王氏事迹的《元后传》中，班固给王音六字定评“数谏正，有忠节”。只因过于简略，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幸在《五行志》中保留了一段王音切谏成帝的奏对，才使读史者可以领略王音的忠直风范。鸿嘉二年，有大批飞雉群集于朝廷宫阙及重要官署，朝野惊怪连日。王音等人乘机上言，解释为天地“谴告人君”，奏请皇帝痛改前失，以求转祸为福。成帝却厚颜为自己辩解，王音当即加以驳论：“陛下安得亡国之语！……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今即位十五年，继嗣不立，日日驾车而出，泆行流闻，海内传之，甚于京师。…….皇天数见灾异，欲人变更，终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动陛下，臣子何望？独有极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高祖天下当以谁属乎！”[(25)]此谏义正词严，忠君忧国之至诚，发于肺腑，感人至深。在汉代谏章中，亦足为上上之选。
前人论史，囿于“正统”之见，凡权臣与皇帝争权，往往对皇帝寄于同情，而对权臣加以贬抑。如果权臣又具外戚身份，则贬抑更甚。如果打破这种成见，重新审视王氏外戚与汉成帝的关系，我认为王氏对成帝某种程度上的制约，具有理性和公正的色彩，至少在客观上，起到了谏正匡救的作用，它维持了西汉政权的正常运行，而未曾构成威胁。至于后来王莽利用了王氏辅政所建立的声威，废汉自立，自当另作别论。
2、谷永攀交王氏有忠公之益而无利己之实
结党，本是汉律所严禁、士林所不齿的行为，精明的谷永，何故主动攀交王氏，且有意张扬这种“私党”关系呢？以常情常理推断，谷永本为进取之士，依投王氏，必有其利己的图谋；身在宦海，追求腾达，当是他的原始动机。但从谷永的仕宦生涯看，投依王氏，并未给他带来官运亨通。即使在王凤辅政期间、谷永最受赏识时也不过官居光禄大夫，后又出为安定太守。王凤死后，谷永因挑起了王谭与已居辅臣高位的王音之间的内讧，为王音所忌恨，一度被迫告病免官。后虽致书王音谢罪求容，仍被抑为闲职。王音死、王商辅政后，谷永才迁任凉州刺史，入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后又外放为北地太守。晚年，在王根的推荐之下，征入为大司农。但身居卿位仅一年有余，即因病免官。谷永不仅长于论政，而且临事治民，亦非庸材，“所居任职”[(26)]，实非虚誉；但他一生中，居朝任官未获实权之位，反而长期出任边远地区的太守、刺史，以其才干而言，实难言得获重用。实际上，由于谷永“党王”色彩过于明显，反而引起了成帝的反感，这正是他不可能获得重用的真正原因。史称：“党于王氏，上亦知之，不甚亲信也。”最明显的例子是，谷永任职大司农岁余患病，“故事，公卿病，辄赐告，至永独即时免”[(27)]。成帝打破对患病的公卿给以在位养病之恩的惯例，将谷永免职，其厌恶之情，毫不掩饰。由此可见，谷永党附王氏，并未给他带来仕官荣耀。结交权贵，总以谋取权势利益为目的。而谷永攀交王氏的后果，却与常情相背。是事与愿违？还是谷永另有所求？我认为大有探求之必要。
谷永结交王氏，主要目的当不在于追求仕途腾达，而在于寻求一个庇护者，以使自己可以无所顾忌地谏正皇帝，做一个名垂青史的谏臣。以下事实当有助于我们遥体谷永的心态。
谷永在上书中，曾自言其志：“臣闻事君之义，有言责者尽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职。”[(28)]他不仅在任言事之官时，尽忠切谏；出守边陲，也曾几次越职言事，隐然把忠谏弼君视为自己仕宦中的首要责任。
谷永与王氏似有一种默契：王氏为谷永提供一层庇护屏障，而谷永则利用敢于直谏的名声，言王氏所不便言，从而起到谏正皇帝的作用。故史籍有载：成帝诸多失德，“皆皇太后与诸舅夙夜所常忧，至亲难数言，故推永等使因天变而切谏，劝上纳用之。永自知有内应，展意无所依违。”[(29)]谷永与王氏、成帝之间的关系，当事人三方都是灵犀相通的。谷永真正受益于王氏的，只有一事：当谷永因切谏激怒成帝、成帝令御史捕之下狱时，幸得卫将军王商暗通消息，始得免祸。这一事实，正可说明王氏借重谷永，意在谏正皇帝，而谷永也乐此不疲。
展读谷永政论，不得不钦佩其中所表现的浩然正气和敢言之勇。此种文心侠胆，倘发生在以道德立身的古之君子身上，自可称源于方寸丹田；而谷永显然不足以当此。然而，对于一个注重名利的进取者来说，只有有所恃凭，才能使刻意营造出来的正义感和责任心，常盛不衰。如则，则谷永攀交王氏，不能全视为谋取私利的投机行为，至少从其客观效果而言，实多有可取之处。
综上所论，谷永的政论具备独特的价值；历来对谷永“党附王氏”的贬议，影响了对谷永及其政论的正确评价。汉成帝时期的王氏外戚，虽有专权的一面，但因其制约成帝，对维持汉政权的生存，有其积极的作用；谷永虽有投依王氏的言论，但他在成为王氏私党后，仍不失直谏忠臣的风范。在政治动荡之秋，不能要求每个功利之士，都恪守道德信条而行无瑕疵。对于那些随世变通，甚至不惜降辱人格俯就世俗，以求施展自身抱负、匡世救弊的特殊志士，后人理应给予理解和同情。
注释：
① ④ ⑥ ⑧ (20) (26) (27) (28) (29)《汉书·谷永传》
②李贽：《史纲评要》卷九《汉纪·孝成皇帝·建初四年》
③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成帝·七》
⑤《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
⑦《汉书·五行志下之下》
⑨《汉书·张禹传》
⑩《汉书·朱云传》
(11)《汉书·杜周传附杜业传》
(12)《汉书·郊祀志下》
(13)《汉书·陈汤传》
(14)《汉书·陈汤传》载，大将军王凤在陈汤失势之后，“奏以为从事中郎，莫府事一决于汤。”又据《汉书·陈咸传》载，“车骑将军王音辅政，信用陈汤。”
(15)关于西汉“矫制”行为及其文化内涵，详见本人与李宜春合写的《西汉“矫制”考论》一文。（近期内将在《中国史研究》刊载）
(16)《汉书·段会宗传》
(17)《汉书·薛宣传》
(18)《汉书·匈奴传下》
(19)《汉书·文三王传·梁怀王刘揖附刘立传》
(21) (23) (24)《汉书·元后传》
(22)《汉书·外戚传序》
(25)《汉书·五行志中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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