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与晚清文化秩序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湘军论文,晚清论文,秩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湘军在军事上平定太平天国的同时，对因战争打乱的晚清文化秩序亦进行了重建。本文从社会风化的维系、教育、图书出版业的建设、儒学的会通这几个层面，探析了湘军的作为。并指出湘军为维护儒学正统地位所做的工作，为战后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一、礼治——文化秩序的核心
1853年，曾国藩率湘军出发伊始，颁布了昭著的《讨粤匪檄》，痛数太平军崇洋教、弃孔经、毁名教、弃人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1]曾国藩把大清的危亡和“名教之奇变”联在一起，把孔孟之道和清朝统治联在一起。这说明，传统的儒学是封建地主阶级维护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维护、恢复、巩固儒学的“一尊”地位，就是湘军重建晚清文化秩序的实质所在。
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在文化领域里就高举起反对儒家文化的大旗。认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穷孔丘教人之书多错。”[2]甚至洪秀全编造了孔丘在上帝面前挨罚的神话故事。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既毁孔庙又拆寺院[3]。同时，天王又下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4]太平天国并且言必有果，采取了行动。毁书的情况从当时一首乐府诗中可见一斑，“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用火烧，烧之不及用水浇”[5]。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其失当之处自不待言，然肯定的是，太平天国革命沉重打击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精神支柱的儒学。
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晚清统治“大局糜烂”，腐朽、黑暗的政治使得湘军把儒家的礼治教化问题提到突出的地位。曾国藩在出军之初就申述道，“自唐虞三代以来，历史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6]。遂以“血性”、“忠信”、“卫吾道”号召人们为恢复被太平军破坏的封建纲常礼教去“浩然捐生”，“以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7]因此，湘军在挥舞刑杖与屠刀对起义农民大力镇压的同时，呼吁重视教化，把推行“礼治”作为挽救时局，医治人心的治本之方。曾国藩认为“将欲黜匿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礼而已矣”[8]，“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9]，推行礼治，“浇风可使之淳，敝俗可使之兴”[10]，因此湘军集团提出“学礼宜急”[11]，主张“天下郡县牧民之吏，应把“日教民以孝悌仁义之经”[12]作为首要任务。如果整个社会人人按三纲五常立身行事，遵“礼”守“法”，那么统治危机自然消弥，封建秩序就安然无恙了。恢复和巩固封建礼治，就是湘军重建晚清文化秩序的核心内容。
二、社会风化的维系
社会风化对于社会的稳定起着独特的作用。湘军在收复过程中，重视社会风化，竭力宣扬封建的忠孝节义等道德观念。首先是设忠义局或节义局，修忠义录。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以后，即于咸丰十年(1858)七月于行营设立忠义局，委派陈艾等人随时采访。曾国藩“随时具奏，请建总祠总坊。其死事尤烈者，另建专祠专坊，”其目的在于“以慰忠魄而维风化”[13]。从咸丰十年(1858)七月到同治四年(1865)正月，曾国藩前后共二十一次上“忠义”案请恤折”，除第一次外，每上一折，都附一册褒忠录，其褒奖的都是那些为清廷尽忠尽节的“官绅士女”，认为这些人“洵足为乡闾矜式”[14]，要求清廷对之加以旌恤，这样，“实足维风教而励人心”[15]。胡林翼“因恐忠义之迹，历久湮没，无以劝臣节而正人心”[16]，便在军营中设立节义局，并令各地方官绅，调查随时详办。其目的“正于表彰忠孝之中，隐示维持名教之道，使正气获伸于天壤，则大义益炳如日星。”[17]其中仅在安顺一年多，胡林翼就“搜辑节孝八百余人，汇报请旌，建总坊通衔”[18]。胡林翼设节义局，采访忠义，与曾国藩不谋而合，其上疏达十七案。沈宝桢在任江西巡抚期间，亦多次要求清廷对那些为清王朝尽忠尽节的人旌恤。他们这样做，为的是正人心，褒励忠节以维持恒古不变的封建纲常，从褒贬取向上起到社会教化的作用。
其次，湘军为战场上丧命的官兵广建昭忠祠、忠义祠及个人专祠。咸丰十一年(1859)湘军攻克天京后，“设工程局，委员监督工役，次第修复学宫及群祀祠宇”[19]。他们将在战场上阵亡的将领弁勇，分别正祀、附祀，刊刻木主，依次列入，并令地方官春秋两季致祭。在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里被彪炳的160多位清人，几乎每人都有专祠，有的湘军将领甚至在其家乡、战斗过的地方有两三个专祠。著名的湘军昭忠祠有“湖口楚军水师昭忠祠”，“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湘乡昭忠祠”，“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等。曾国藩为上述著名的昭忠祠一一作记，哀文之中，曾国藩认为是忠信仁义道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嗟我湘人，锐师东讨；非秘非奇，忠义是宝”[20]，“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21]。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广建忠义祠，以期能有今天意义上的纪念馆、纪念碑的那种教育功能。
第三，刊发有关王道教化之书籍，以求“厚风俗”之效。这个方面左宗棠做得较有特色。左宗棠在平定西北之后，认为“戎事甫毕，圣化维新。读书而外，学礼宜急。”“爰检《吾学录》所订昏礼、祭礼、丧礼，列为上下卷，颁行各塾，俾为新民，共沼圣泽。”[22]左宗棠还刊发《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颁发陕甘各州县校官，朔望宣讲，汉回士民有所遵守”[23]。方宗诚在《上陈心泉观察》一信中以为，“民风之薄由上无教化使然，然教化不能家喻户晓也，惟刻一二种切实浅近的日用不可少之书布散各地，读书识字之士子，俾其讲说以晓愚蒙，是亦教化之一术也”。于是建议他翻刻《圣谕十六条》散布各地，此书附以浅近简明讲章，并附大清律中民间不知而易犯者多条，“实为教民之善法”[24]。
另外，湘军人物还大力修复孔庙、程朱祠堂等文化建筑。
三、教育的恢复建设
湘军在重视社会风化的同时，大力恢复学校教育。各种督抚设立了善后局等类似机构，规划且经理学校等事务的建置。他们认为“学校之设，所以明人伦也。人伦之大，莫重于君父。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名节不立，礼义消亡；廉耻不知，势将何所不至。”[25]他们兴办书院和义学，要求青年士子以学礼为根本；极力在战区举行考试，为清政府选拔人才。
（一）兴办书院和义学 咸丰十一年(1859)湘军攻克安庆后，曾国藩着人修葺安庆敬敷书院，召集大批士人入读，经费由曾国藩捐廉捐办，其目的在“于嘉惠寒士之中，寓识拔真才之意。”[26]安徽士人莫不感奋。同治四年，曾国藩向清廷建议“东南军事渐平，亟宜振兴文教”[27]。同时曾国藩、李鸿章会商具奏，请求酌度劝捐修复江宁、常州两府学宫，这得到了清政府首肯。其后江宁学府建成。此举的目的，曾国藩在《江宁府学记》中说道：“今兵革已息，学校新立，更相与讲明此义，上以佐圣朝匡直之教，下以辟异端而迪吉士”[28]。
胡林翼建箴言书院[29]。罗遵殿“捐建书院于归安，以正士习”[30]。罗泽南修复石鼓书院，置湾洲义学[31]。骆秉章建求忠书院[32]。应敏斋创办上海龙门书院[33]。方宗诚创敬义书院，作孝棚义学[34]。彭玉麟将其积蓄之银尽数作各地书院开办之费。李元度建爽溪书院，“以明伦堂为额”[35]。
左宗棠在西北行使军政权力期间，重视对书院的兴办和修复。在他的鼓励之下，各地方秩序一经恢复，文武官吏和士民纷纷兴学，从同治八年(1869)到光绪六年(1880)，新修、重建尊经书院等36所。当时，有十几所书院被军队占用，左宗棠明令搬出，使书院迅速恢复授课。书院之外，他还要求各府厅州县兴办义学。“师行所至，饬设汉回义塾，分司训课”[36]。据不完全统计，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内，西北各地新办的义学共有300多所，其中有回民义学57所[37]。左宗棠这种回汉一体，同等相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团结，稳定了西北局势。
（二）学“礼”为本 为了使学校充分发挥转移社会风俗，传播与振兴封建文化的职能，把学生培养成讲求封建道德，自觉遵守封建礼教的仁人君子，湘军认为教育内容必须以学“礼”为根本。左宗棠曾明确表示：“与有兴教劝学之责愿承学之士，以程朱为准的，由其途辙而日跻焉。”[38]曾国藩在给青年士子的《劝学篇》中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这都是指人的一言一行须严格遵循纲常伦理，封建礼法。因此“义理之学”的主要内容就是学“礼”[39]。
（三）在战区极力着手举行科举考试，为清政府选拔人才 咸丰十一年(1859)，湘军攻克安庆以后，曾国藩巡视安庆城垣，“度地拟建试院一区，令上下江分闱乡试”[40]，后因战事未果。同治三年七月，湘军攻克了天京，十多天后，曾国藩巡视江南贡院，委派记名臬司黄润昌领人赶紧兴修。九月江南贡院修建竣工，曾国藩通令两江各地属官出示晓谕，定于十一月举行乡试。“两江士人闻风鼓舞，流亡旋归，商贾云集。”[41]同时，曾国藩请旨简放考官，并札令江西藩司赴办江南硃墨卷各一万八千套，定期解赶金陵。这对于战后江南文化经济的恢复起了重要作用。
到同治年间，当时甘肃虽自成一省二百余年，但仍是陕甘合闱，闱所设在西安，甘肃生员赴陕应试受尽跋涉之苦，其所费不资，能抵陕完试者在有资格参加乡试的士子中至多只有十分之二、三。左宗棠立主甘肃分闱和分设学政，终于在1873年奏准于兰州建立甘肃贡院，解决了士子们应试之苦。光绪元年(1875)，“举行甘肃分闱第一次乡试，与试者约三千人，比较以往在陕西多出二、三倍”[42]。光绪二年，甘肃也分派了学政，这对西北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选拔人才都创造了有利条件。湘军在战区极力举行科举，为的是把知识分子吸引、笼络到仕途，为清政府选拔人才，为其统治的稳定服务。
四、图书出版业的建设
历次战火对图书都不无毁坏，而儒学书籍又“皆圣贤之道，圣脉所关”[43]，为“使学术不致为异说所述误，而明德新民之学常昭于世也”[44]，湘军成立了许多规模庞大的书局，出版发行了大量的儒学书籍及相关的时人学术著作、文集。
（一）各地书局的设立 咸丰九年(1857)，胡林翼首开书局于武昌。当时书局中汪士铎总其事，分任编校的有莫友芝，张裕钊、丁果臣、张华理、胡兆青等。
同治二年(1863)四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书局，定刊书章程，此举原因是“江南浙江自宋以来为文学之邦，士绅家多藏书，其镂板者精微，经兵燹后，书籍荡然”[45]，故曾国藩招来手民，以次刊刻经史各种。担任校勘者很多，有汪士铎、刘毓崧寿曾父子、莫友芝、张文虎、李善兰、洪汝奎、唐仁寿、倪文蔚、戴望、成蓉镜诸人，皆当时文学硕士。同治三年，曾国藩移督两江后，又在南京设金陵书局，原在安庆书局担任编辑者多随之至金陵书局。
同治二年(1863)，左宗棠兼置浙抚后，于杭州设局刻书。同治五年(1866)春，左宗棠又在福州开正谊书局，“嘱同人搜致开雕，意将以此续闽学也”[46]，同时制定了详细的《正谊书局章程》，左宗棠率老湘军西征后，在军队后勤部中又成立两个书局：一在汉口，附设崇文书局，归西征后路粮台经理；新疆收复时，左宗棠又在迪化开设书局，刻印供给回民子弟诵读之书。
继曾国藩之后，李鸿章主持金陵书局，继续刻书事业，吴坤修在安庆刻书。何璟继胡林翼之后在湖北刻书。丁日昌在苏州设书局。马新贻在浙江开局雕版。丁宝桢在山东设局刻书。
（三）出版儒学及相关书籍 左宗棠在浙江用歙县鲍廷康的善本版，影刻了《六经》，称为浙刻。后来在西北，左宗棠让汉口的崇文书局对浙刻重加复校进行二次影刻，称为鄂刻。对于出版工作，他谆谆嘱咐“惟校雠工夫最宜详慎，非独圣经不可亵，并令承学之士免受讹舛之误，攸关匪细也。”[47]在福州，左宗棠把正谊堂汇刻搜集整齐，新刻之书“较原刻尤整齐可爱”[48]，其中的努力及认真态度从《正谊书局章程》中可见一斑。在西北，左宗棠刊印的书种类很多，主要是《六经》、《四书》等。
胡林翼在湖北刻书有《读史兵略》、《弟子箴言》、《刍言》等。曾国藩在安庆刻书有《王船山遗书》。此书在同治元年(1862)就由曾国荃策划重刻，计达三百二十二卷，由欧阳兆熊主其事，张文虎、刘毓崧等人分任校雠。此书卷页浩繁，自同治二年(1863)四月至同治四年(1865)十月刻竣，开工于安庆，完事于金陵，曾国藩校阅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订正讹脱百七十余事”[49]。当金陵初行乡试时，士子欲买《四书》不可得，故曾国藩在金陵先刻《四书》、《十三经》，继刻《史记》、《汉书》，后又与浙江、湖北等省分刻二十四史。此外，曾国藩在安庆金陵还刻有莫友兰的《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凡三十二册），邵懿辰的《尔雅正义》，方宗诚主编的《两江忠义录》等。
丁日昌在苏州刻有《资治通鉴》、《牧令书》、《邵位西员外忱行录》等。李鸿章在金陵刻有《名臣言行录》等，在安庆刊印了《仪卫轩文集》、《仪卫轩诗集》，在湖北崇文书局出资刊刻了《（御制）七经》，丁宝桢在山东刻有《十三经》，吴坤修在安庆书局刻有《广列女传》等有关忠节之书及曾纪译的《说文重文本部考》。涂宗瀛，刻书繁多，有《程子全集》，《朱子全集》、《许文正全集》、《胡文敬全集》、《倭文端公遗书》、《拙修集》、《理学宗传辨正》、《姚江学辨》、《汉学商兑》、《何文贞公遗书》。[50]方宗诚出资刊行的有刘琯的《大易阐微录》，曾国藩的《求阙斋文集》、方植之的《大意尊闻》、郑司直的《日知堂目录》、《许玉峰先生集》等[51]。莫友兰刻有《石氏中庸集解》、《张扬园先生集》等[52]。
五、儒学的会通
儒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内部产生出不同的派系，这些派系在几经兴衰交替之后，到清代道光年间只有汉学和宋学两大派。自清初以来，宋学和汉学呈对立之势，宋学斥汉学为“支离破碎”，汉学斥宋学“空疏无物”。汉宋之争，表面上是学术流派间的互争雄长，实际上反映的却是地主阶级内部中哪一个学派更能有效地为封建统治效劳的争论。然而，鸦片战争失败后，在接踵而来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连续冲击下，不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无力解决面临的社会危机。一贯以“内圣外王”之道为本旨的儒家学说要继续发挥其统治功能，必然要寻找新的出路。以基督教面目出现的太平天国和英法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晚清统治及其统治的精神支柱儒学之冲击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由一味崇奉理学，转向汉宋兼采。
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的湘军，在晚清内忧外患出现之前及至之初，对汉学极尽批判之能事。左宗棠猛烈抨击汉学“酿成今日犯上作乱之祸”[53]，将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的发生记在汉学的头上。曾国藩讥贬汉学“袭为一种破碎之学，…繁称杂引，游衍而不得所归…以为彼博闻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虚之域，以自盖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54]方宗诚认为汉学“其流遂至于驳杂”[55]。
然而，尽管宋学“卫道严而用心苦”[56]，毕竟空疏无补时限，面临“名教之奇变”，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汉宋二家学者应消除成见，携手合作，共同对付方兴未艾的农民大起义，实需汉宋之兼容。曾国藩自我标榜“一宗宋儒”，自然不会再宗汉儒，但如今情况变了，同样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主体的两个经学学派，不能再同室操戈，互相轻薄了，于是他也就“不废汉学”，自称“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57]道光末年，正是金田起义之际，在农民革命的震慑下，为了“协力助剿”，需要“克己知众”，扫除门户之见，会通汉宋之学，以加强本阶级的团结。曾国藩不仅自己开始不废汉学，而且叮嘱自己的儿子，汉学的名目可以不称，但汉学的门径不可不知。方宗诚在与黄彭年的书信中认为：“吾人之学当以程朱为斗极，其余汉唐诸儒之传注笺疏于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实多有助于经学，为程朱之先导，自当择而取之。宋明以来诸儒之书，有补于程朱与其立异于程朱者，亦当择而观之，析是非而取其是。至于近世为汉学者，其中亦有可取”[58]。对此，黄彭年深以为是。左宗棠起初对汉学可谓深恶痛绝，后来对汉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在湘军这个文化集团中，有的是由宗宋学转为汉宋兼采，而有的则由宗汉学转为汉宋兼采，如邹汉勋、俞樾等人。这个文化集团的形成与存在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湘军从社会风化的维系，到教育、图书出版业的建设，再到汉宋学的会通这三个层面来重建晚清社会的文化秩序，与湘军在军事上镇压了太平天国，在政治上为满清王朝延长了半个多世纪的封建统治相一致，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清王朝巩固了基础，使封建礼教对人们的精神思想继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禁锢和压制，这种文化上的反动与倒退，我们须对之加以批判，这是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有失当之处，即对传统儒学一概抛弃，因而湘军对儒学多层面的维护、恢复与建设，虽然其出发点是维护清朝统治，但这其中对传统文化精华的保护与流播不无裨益，这是我们应用历史分析方法看待湘军的地方。
注释：
[1]《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
[2]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下文简称丛刊本）《太平天国》第二册，第635页。
[3]《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
[4]《太平天国》第一册（丛刊本）第313页。
[5]《太平天国》第三册（丛刊本）第232页。
[6]《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页。
[7]《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3页。
[8]《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7页。
[9]《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58页。
[10]郭嵩焘《曾文正公墓志铭》，见《曾文正公全集》附录。
[11]《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第260页。
[12]《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75页。
[13]《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97页。
[14]《曾国藩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179页。
[15]《曾国藩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178页。
[16]《胡林翼全集》上，大东书局，第122页。
[17]《胡林翼全集》上，大东书局，第122页。
[18]《胡林翼全集》上，大东书局，第142页。
[19]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九。
[20]《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1页。
[21]《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04页。
[22]《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第260页。
[23]《左宗棠全集·奏稿二》，岳麓书社，第18页。
[24]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七。
[25]方宗诚《柏堂集》补存卷二。
[26]《曾国藩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776页。
[27]《曾国藩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4711页。
[28]《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338页。
[29]郭嵩焘《胡林翼行状》，见《胡林翼全集》上册之卷首。
[30]方宗诚《柏堂集》余编卷三。
[31]《湘军人物年谱》（一），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0页和17页。
[32]杜文澜《平定粤寇纪略》，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8页。
[33]方宗诚《柏堂集》后编卷四。
[34]方宗诚《柏堂集》后编卷十一。
[35]李元度《天岳山馆文钞》卷十六。
[3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四。
[37]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第257页。
[38]《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第208页。
[39]《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42～443页。
[40]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七。
[41]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九。
[42]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第265页。
[43]方宗诚《柏堂集》余编卷三。
[44]方宗诚《柏堂集》余编卷三。
[45]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九。
[46]《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第471页。
[47]《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第248页。
[48]《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第248页。
[49]《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77页。
[50]方宗诚《柏堂集》余编卷三。
[51]方宗诚《柏堂集》后编卷三。
[52]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录》卷四。
[53]《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第251页。
[54]《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22～223页。
[55]方宗诚《柏堂集》余编卷三。
[56]《倭文端公遗书》卷四。
[57]《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809页。
[58]方宗诚《柏堂集》外编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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