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是否会导致社会保险水平的下降：基于中国省际差异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保险论文,是否会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社会保险是政府主办的以应对年老、疾病、失业、工伤和生育等诸方面风险的社会保障项目，是社会保障体系中参与人数最多、基金规模最大的项目。一国的社会保险水平一般用社会保险支出占GDP的比重或社会保险收入占GDP的比重度量(Tabellini，2000；Culter and Johnson，2004)，前者反映提供的福利水平，后者反映筹资水平，由于预算平衡的约束，二者差异通常不大。在全球化趋势下，各国面临的竞争加剧，一方面，较高的社会保险水平将加重企业税负，提高劳动力成本，企业有降低社会保险税费的要求。尤其对于经济不发达国家而言，其国际竞争力主要源于成本优势，较高的社会保险水平将影响其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更高的风险，企业和员工更需要通过保险机制应对失业和老年风险，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因此，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保险水平的影响有两种假说(Garrett，2001)：一种是补偿假说(compensation hypothesis)，即全球化将导致社会保险水平上升；一种是效率假说(efficiency hypothesis)，即全球化将导致社会保险水平下降。
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经历了一系列改革，从计划经济时代以企业为基础的劳动保险过渡到社会化管理的社会保险模式，到20世纪90年代末已基本建立和统一了企业职工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五项保险制度，同时社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扩大到外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利用外资规模和进出口规模增长迅速，2007年利用外资额达到1100亿美元，吸引的FDI数量居世界前三位。进出口占GDP比重从1978年的9.85%上升到2007年的59.38%。①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不同程度地依赖外资和出口，地方的社会保险政策或多或少会考虑到对资本流动和出口的影响，企业和地方政府可能通过缴费率、覆盖面和待遇的调整等措施决定地方的社会保险水平，那么经济全球化是否导致了社会保险水平的下降？
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对于中国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差异的研究以政府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为主要研究对象（柯卉兵，2009；林治芬，2002），其中并未包括社会保险支出。②而社会保险在中国作为一项专门的制度，其缴费水平和保障水平一直是政策部门探索的问题。本文有两方面贡献：一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探讨社会保险水平的差异，全球化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是一个世界性话题，Rodrik(1998)、Garrett(2001)、Rudra(2002)以及Rickard(2006)考察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二者之间的经验证据，但并没有明确的结论。本文的结论可以提供来自中国的证据。二是考察不同人力资本下全球化的影响，即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补偿假说的作用是否会有所加强。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仍处于不断探索和改革中，其水平的确定需要权衡保障功能和对竞争力的影响。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相关研究综述；第三部分分析地区间社会保险水平及政策的差异；第四部分介绍理论模型、估计方法以及本文的数据；第五部分针对回归结果，分析了全球化对社会保险水平的影响，以及人力资本的作用；最后是本文的小结和政策含义。
二 文献综述
一国社会保险水平的决定因素可以从多个角度解释，其中最常见的是收入增加、收入差距扩大和人口老龄化。③Tabellini(2000)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得到养老保险水平和收入差距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正相关的结论，并用1978～1982年和1988～1992年27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验证了这一结果，即65岁以上老人占比越大，或收入最高的5%人口所占收入份额越高时，养老保险收入和支出占GDP比重越高。Culter和Johnson(2004)考察了20个OECD国家1960～1998年社会保险中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支出占GDP的比重，同样发现65岁以上人口比重的增加显著促进了社会保险水平的增长。Lindert(2004)用OECD国家、东亚发展中国家和东欧转型国家的1880～1995年的历史数据得出的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与人均GDP和65岁以上人口占比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的文献越来越多地考虑到了全球化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劳工福利受到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的挑战，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国际竞争力主要来源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经济全球化将更加抑制劳工福利水平(Garrett，2001；Garrett and Mitchell，2001)。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这一生产要素具有很强的流动性，较高的福利水平意味着税负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资本将流向经营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因此，如果某一国家或地方的经济增长对外国资本和外向型经济有较强的依赖性，那么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扩大出口，倾向于一个较低水平的社会福利政策。这与传统的税收竞争模型得到的结果类似(Wildasin，1989；Devereux et al.,2002)。④全球化对福利水平影响的效应被称为效率假说。大量的研究认为全球化下的竞争导致了国家福利水平的下降，即为“趋于向下的竞争”(race to bottom)(Mishra，1999；Huber，2001)。Rudra(2002)分析了53个不发达国家的数据，发现在贸易和资本流动一直增加的同时，政府福利支出占GDP比重这一指标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走势平缓且趋于下降。
劳动力作为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来自劳动者方面的需求也会对政策产生压力。经济越开放，劳动力市场波动就越大，劳动力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就会增加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因此，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有可能随着全球化程度提高而增加，这一效应被称为补偿假说。Rodrik(1998)用全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100多个国家的数据，用贸易条件风险和出口商品集中度指数直接度量了其全球化程度和外部风险，且将社会保障支出从政府支出中分离出来，发现风险越高，政府社会保障支出越高。同时他的结果显示，这一效应在OECD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更大。Garrett(1998)以14个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国家在全球化下福利水平并没有下降，从而验证了补偿假说。Dreher(2008)考察了OECD国家全球化与工薪税和资本税的关系，发现全球化并未导致税率下降。以发达国家为主的研究得到补偿假说的结论居多。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劳动力对竞争力的影响并不仅仅在成本方面，还体现在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上，当高技能的劳动者占比较大时，福利政策更有可能有利于劳动者一方，从而福利水平也会较高。Rudra(2002)对53个发展中国家1972～1995年的数据研究发现，高技能劳动力占比越小，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性或贸易水平越高，政府福利支出则会越小。Rickard(2006)对31个发展中国家1975～1994年的数据也得到同样的结论，由于专门技能工人的调整成本高，其对风险更为敏感，有更强烈的意愿争取社会保障，因此当专门技能的工人占比较高时，全球化会带来较高的社会福利水平。综合效率假说和补偿假说，全球化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或福利水平的影响并不清楚。Yoon(2009)用73个发展中国家1976～1997年的数据，考察了全球化对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的影响，发现两种假说都存在，并从政治学的角度加以解释。
本文以社会保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险为研究对象，是由于社会保险作为一项专门的制度，覆盖面广，缴费率高，多年来社会保险支出高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2007年年底中国社会保险收入和支出分别达到10812亿元和7888亿元，对企业用工成本和劳动者福利均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从政策意义上看，需要审视当前的社会保险水平是否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和受到怎样的影响。⑤
本文以中国省级数据为研究对象，是考虑到地区间在参与全球化程度上存在差异。中国地方政府长期以来将经济增长视为首要目标，低劳动力成本也是中国产品国际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在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从效率的角度会有降低社会保险水平的倾向。另外，人力资本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也可以带来竞争优势，有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提高中国出口商品复杂度(Wang and Wei，2008)，这时就可能出现补偿效应。
三 中国省际社会保险水平的差异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保险从由企业提供转变为社会统筹，并逐步提高统筹层次。第二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财政负担日趋加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保险改革的重点是建立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多支柱模式，同时调整缴费比例和待遇规定。到20世纪90年代末基本建立了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保险的缴费水平、给付待遇、覆盖范围等做了原则性的规定。⑥第三阶段为2000年以来，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是改革的重点目标，逐步将各种类型的企业和劳动力全覆盖。
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为五项保险基金收入的加总，包括雇主和雇员的缴费、财政补贴收入、利息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以缴费为主。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是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的开支范围和标准支付的养老金、医疗保险待遇、失业保险金、工伤和生育保险待遇等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总和。⑦当前社会保险基金在大多数省份实现了市级统筹，并逐步向省级统筹过渡。较之省际差异，同一省份内各城市的社保政策差异较小。⑧
在统一的政策框架下，各地区社会保险水平差异主要源于地方政策的不同。第一，缴费率的差异。国务院对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缴费水平的原则规定为：基本养老保险，用人单位缴费一般不超过工资总额20%，职工个人缴费逐步提高到8%；基本医疗保险，用人单位一般为6%左右，职工个人为2%；失业保险，用人单位为2%，职工个人按1%缴纳。工伤和生育保险费率两项合计企业负担水平一般不超过2%，职工个人不缴费。但同时说明具体比例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中缴费率最高的项目，地区有所差异，例如上海养老保险缴费率企业和个人合计为30%，广州为11%，东莞16%，深圳、珠海、惠州等为18%，福建为26%，全国多数地区为28%。
第二，覆盖面的差异。上述国务院的诸项文件和1999年《社会保险征缴暂行条例》均规定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必须参加社会保险。然而各地对于非国有企业及其职工，特别是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则有较多灵活性。在政府监管力度不足时，有些企业为降低成本，选择少报职工或不参加社会保险，逃避社会保险缴费。
第三，缴费基数的差异。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以当地职工上一年度的平均月工资计算，平均工资越高的地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就会比较高，但其占GDP的比重还取决于工资份额占GDP的比重，因而社会保险水平和人均GDP水平有关。
第四，养老金调整机制的差异。国务院38号文件规定，根据职工工资和物价变动等情况，国务院适时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调整幅度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当地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的一定比例，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提出具体调整方案。实践中各地区依据地方财政能力和其他考虑不定期增长，增长幅度在地区间也有较大差异。⑨
从运行结果看（见表1），各省市社会保险水平存在明显差异。2005～2007年3年平均的社会保险水平较高的地区为上海、北京、天津、吉林、辽宁、黑龙江、新疆、青海和宁夏，社会保险支出占GDP的比重接近或超过4.5%；规模较小的地区有江苏、浙江、福建、安徽、山东、河南、江西、广东和广西，社会保险支出占GDP比重在2.8%以下。社会保险收入与支出高度相关，即支出水平高的地区，收入水平也高。社会保险中基金规模最大的项目为养老保险，2007年底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和支出分别达到10812亿元和7888亿元，其中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和支出分别达到7834亿元和5965亿元，占76%和66%。
通常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其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需求越高，要求较高的缴费率，因而社会保险水平较高。典型地区为上海，上海65岁以上人口约占15～64岁人口的20%，居全国之首，其养老保险水平也是全国最高的。国有企业传统上有比较完善的福利待遇，因此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地区，享受退休待遇的人员较多，且待遇较高，典型的地区为东北三省和西部省份。此外，城市化率越高的地区，社会保险覆盖面也越大。全球化对各地社会保险水平差异的影响通过简单的比较发现，外向型经济较发达的广东、浙江、山东、江苏等省的社会保险水平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⑩但当劳动力素质开始成为企业竞争力来源时，来自劳动者的需求就会发挥影响力，例如在长三角地区，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较快，为了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劳动力，政府和企业就会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工资等方式提高员工福利（张涛、张若雪，2009）。显然，考察全球化的影响还需要控制其他因素，采用较为严格的方法。
四 理论模型
（一）模型设定
我们采用动态模型，考虑了内生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对本期的影响，反映社会保险水平在时间上的延续，这也是近期研究政府支出和税收规模的文献常用的方法(Rudra，2002；Dreher，2008)。模型的具体设定如(1)式所示：
（二）估计方法
动态模型估计中，由于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相关和内生性问题。同时，解释变量中所关注的表征对外开放的变量如FDI、对外贸易等与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联立性问题，FDI和出口的变化影响到社会保险水平，但社会保险水平也会影响FDI和出口水平。因此，为了处理变量之间的诸多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动态面板GMM估计的方法，并加入其他外生的工具变量。Arellano和Bond(1991)提出的差分GMM方法可解决这一问题，用内生变量至少滞后2期的滞后项做差分项的工具变量，但存在严重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因此，本文采用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的系统GMM方法(SYS-GMM)，同时使用变量水平变化和差分变化的信息，提高了估计效率。(11)由于样本量较小，我们采用了SYS-GMM估计针对小样本数据进行纠偏处理。SYS-GMM估计可分为一步估计和两步估计，当面板数据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时，两步估计更加稳健，但会低估标准差，影响估计效率。因此，我们同时报告一步估计和两步估计的结果。
（三）变量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分别用社会保险支出占GDP的比重和社会保险收入占GDP的比重度量。由于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中规模及影响最大的项目，对养老保险支出和收入占GDP的比重单独考察。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2003年之后数据才较为齐全，对于社会保险的回归用2003～2007年数据，对于养老保险的回归采用2000～2007年的数据。各省份社会保险数据来自2000～2008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主要解释变量包括表示全球化的变量，文献中通常用对外贸易或FDI度量。我们采用进出口占GDP比重和FDI占GDP比重分别度量对外开放程度。各省份进出口额数据按货源地统计，来源于2000～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FDI为各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本文采用2000～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数据。(12)
解释变量还包括：老年抚养比，采用非农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除以15～64岁劳动人口计算而得，数据取自2000～2008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国有经济比重，数据取自2000～2008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人力资本水平，用各地区就业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所占比重度量，数据取自2000～2008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人均GDP来源于2000～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城市化率用各省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度量，数据来自2000～2008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按照通常做法，对所有变量取对数。
外生工具变量包括表示东部地区的哑变量、各省市国家级开发区数量、单位面积公路里程数和单位面积铁路里程数。分别表示地理位置、外向型企业的经营环境和基础设施对吸引FDI及进出口规模的影响，这些因素对FDI有直接的影响(Cheng and Kwan，2000)，但不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的社会保险规模。其中国家级开发区数量来源于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土资源部和建设部联合出版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单位面积公路数量和铁路数量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五 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首先考察全球化对社会保险水平的影响。为检验稳健性，表2同时报告了系统GMM一步估计和两步估计的结果，可以看到两步估计的结果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显著性，但差异并不大。所有估计都通过二阶序列相关检验和Hansen过度识别检验。用社会保险支出和收入度量的估计结果之间有所差异，但每个变量的影响方向仍然是一致的。当年社会保险支出除了源于当年收入外，还可能动用结余或留存结余，更多反映了社会保险提供的福利水平。贸易的效应在所有回归中均为负，表明全球化的效率假说占主导，即对外贸易的增加要求降低社会保险水平，并在对社会保险支出／GDP的影响上的显著性比较高，说明在效率假说占主导时，全球化有压低福利水平的倾向，以期能减轻在社会保险方面的税负。
FDI的效应在大多数结果中都不显著。需要指出的是，外资企业出口在总出口中的比重到2007年已经接近60%，由于已经同时控制了贸易和FDI，因此FDI这一变量的效果反映的是除贸易以外的影响。FDI的进入除了看重当地的劳动力成本外，还关注技术基础和劳动生产率（徐康宁、陈健，2008；张军，2008），因此对社会保险两方面的效应会相互抵消，导致结果不显著。可见，全球化对社会保险水平的影响主要是对外贸易的影响，在对外贸易程度不断加深时，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要求，会影响地方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政策和管理，从而对社会保险水平产生影响。
加入贸易和FDI分别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后，可以看到贸易对社会保险支出水平影响的负向效应会随着人力资本增加而减弱，其含义是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补偿假说的影响随之增加，抵消甚至会超过效率假说的影响（见图1）。计算得出两种效应相互抵消的临界点为大专以上劳动力占比为11%(
)，即当人力资本超过这一比例后，补偿假说的影响会占主导地位。在控制了对外贸易的影响后，人力资本对FDI的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
图1 贸易对社会保险支出水平的影响
图2 贸易对养老保险支出水平的影响
其他因素的影响中，国有经济比重、老龄化程度和人均GDP的影响符合通常的预期。需要指出的是人力资本这一变量的符号为负，尽管多数情况并不显著，表明人力资本本身对社会保险水平并没有明显影响，但在全球化程度加深的过程中，人力资本可能改变全球化对社会保险水平的影响。城市化率对社会保险水平的影响不显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度量城市化并没有完全反映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工作的比重，他们中有些人也拥有社会保险。(13)
另外，为了便于对照，表2同时报告了采用固定效应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计结果，一般来说固定效应模型会低估滞后项系数。此处第一阶段统计结果表明工具变量为弱工具变量，得到的结果会有偏误，因此用GMM估计，在加入外生工具变量的同时，采用内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养老保险在社会保险收入和支出中占到70%左右的比重，是缴费率最高、对企业成本影响最大的项目。调查表明，实践中有些企业只提供工伤、医疗和失业保险，而不提供养老保险，这种情况主要在非国有企业中比较多见，尤其对外来劳动力（袁志刚等，2009）。此外，失业、工伤和医疗保险的支付有一定的概率，不同地区年度间变化具有偶然性，而养老保险具有给付的必然性。为此，我们单独考察全球化对养老保险水平的影响。表3显示，贸易对养老保险水平的负向影响比表2中对总的社会保险水平的影响更大，且稳健性较好。
说明：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SYS1和SYS2分别表示一步系统GMM估计和两步系统GMM估计。所有变量取对数值，内生变量为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贸易／GDP、FDI/GDP以及它们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对于SYS-GMM，用内生变量的滞后两期做相应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并加入外生工具变量，包括东部哑变量、各地区国家级开发区数量、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Hansen检验为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原假设为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贸易占GDP比重这一变量在所有的结果中均为显著负，相当稳健。贸易占GDP比重增加1%，养老保险支出占GDP的比重会降低约0.1%，养老保险收入占GDP的比重约降低0.09%。FDI占GDP的比重对养老保险支出有正向影响，其解释与上文类似，即在控制了贸易后，FDI主要体现的是对技术基础和劳动生产率的关注而非对成本的关注，此时补偿假说的作用大于效率假说。
同样可以看到贸易对养老保险支出水平影响随着人力资本增加而减弱，即随着人力资本的提升，补偿假说的影响随之增加，超过一定的临界点后补偿假说占主导（图2）。这一临界点为大专以上劳动力占比为20%(
)。相对于对社会保险影响的临界点，这个数值较高，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养老保险对于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超过其他四项保险，要求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才能抵消效率假说的作用。换言之，只有当劳动力素质较高时，贸易对养老保险水平才可能有正的影响。各地区中，大专以上劳动力占比在10%之上的是3个直辖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0～2007年均值依次为北京(26.5%)、上海(20.3%)、天津(14%)和新疆(11.4%)。对于人力资本与贸易交互项的结果和其他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Rudra，2002；Rickard，2006)，在劳动力素质较低时，劳动力成本是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这时效率假说占主导，资本对社会保险水平有降低的要求；当人力资本较高时，资本同时会看重劳动力的素质，补偿假说会得到证实。
图3 各省市对外贸易额／GDP(%)（2005～2007年）
城市化率在各回归结果中对养老保险水平大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也反映出企业对于养老保险的提供与户籍有较大关系，较之其他社会保险项目，对于外来劳动力，企业在提供养老保险方面更为慎重，虽然提供工伤和医疗保险，但可能不提供养老保险。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增长的目标，在社会保险政策执行上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就外来劳动力个人而言，受其养老需求、就业需求和收入水平的影响，在收入较低时，自身对养老保险的需求也不高（袁志刚等，2009）。
鉴于地区间对外贸易规模的差异，全球化在各地区社会保险水平的决定上显然有不同的影响。东部各省外贸占GDP比重较高，平均为81%，是全国各省平均水平(38%)的2.12倍，为中西部各省的5.7倍（图3），因此东部地区受对外贸易的影响显然会高于其他地区。(14)按表3第1栏养老保险支出占GDP比重的回归系数0.11计算，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在东部地区由于外贸的影响，其养老保险支出占／GDP的比重会比全国平均水平低约12%，比中西部地区低约50%。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本的差异，则在人力资本较高的地区，贸易的负向影响会有所减弱。以上海和广东为例，上海人力资本高于临界点20%，因而外贸对社会保险水平总体上会有正向的影响，但广东的人力资本水平为6.6%，因而在广东省，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对养老保险水平有下降的压力。
六 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考察了中国省际社会保险水平的差异，并从全球化的视角对这一差异的形成进行解释。全球化对社会保险水平存在两种相反方向的影响，即效率假说和补偿假说。对30个省市2000～2007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全球化对社会保险水平的影响主要是由于对外贸易的影响，尤其是对养老保险影响更为明显。如果排除贸易的因素，FDI对社会保险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力资本水平会改变对外贸易的影响，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随着贸易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险水平下降，这时效率假说占主导；当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贸易水平的提高反而会增加社会保险规模，此时，补偿假说会得到证实。东部地区由于外贸规模较大，其养老保险水平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会比中西部地区低50%。但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贸易对养老保险水平会有正向影响。
中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在不断探索之中，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如何确定合适的社会保险水平。社会保险的基本功能是抵御各类社会风险，就政策选择而言，保持一个广覆盖、低水平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的是，社会保险也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的竞争力优势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低成本劳动力，过高的社会保险水平不够现实，执行成本也会较高，企业和地方政府甚至个人都将有激励逃避缴费。但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会越来越显现，处于产业结构高端的企业更看重人力资本水平，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采取灵活的社会保险制度具有现实意义，有助于平衡各方利益。建立可选择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政策选择。首先，在保证一个较低保障水平的社会保险制度前提下，企业和劳动者通过议价，选择是否可提供一个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险，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可以选择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险。其次，设计这两种水平的社会保险制度之间衔接的办法，劳动者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顺利过渡到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险。而且，这样的社会保险制度并不违背公平性，社会保险水平会影响到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袁志刚等，2009），灵活的社会保险政策可以增加低人力资本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从本文的结论和上述分析看，可选择的社会保险制度更能满足社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
本文存在的不足是，社会保险基金在有些省份尚未实现省级统筹，因而城市和县一级的数据显然更有针对性，而且市或县数据可以有更大的截面样本，有助于改善估计结果。但目前有些城市没有公布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入和支出。今后可以用城市数据做进一步验证。如果考虑到一个省内在社会保险政策、全球化程度上的差异远小于省际的差异，且一个省内各变量的变化有相同的时间趋势，则本文用省际和时间上两个维度上的差异估计出的结果仍然是可以说明问题的。另外，省级数据平均了一个省内各个城市或县的差异，从显著性上说，本文估计的显著性应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截稿：2010年8月）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
②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包括政府收支中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和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费三项，不包含社会保险支出。
③还有的从民主化程度、宗教、种族的差异等角度进行解释，可以参见Culter和Johnson(2004).
④Wildasin(1989)的模型得到的结论是，在资本完全流动时，地方政府有激励降低资本税，进而降低对地方公共品的支出。
⑤我们以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作为研究对象得到的结果与用社会保险支出度量的结果在主要变量的影响上基本一致，表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保障水平会受到显著影响，无论是用财政社会保障支出，还是用社会保险支出度量。
⑥现行政策包括国务院1997年颁布的《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7年26号文件）及2005年《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05年38号文件）；国务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1998年44号文件）；1999年颁布的《失业保险条例》；2003年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劳动部在1994年颁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
⑦二元经济下，农村社会保险水平可能会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其保留工资，但Song和Appleton(2008)的研究发现农村社会保险尚处于初级阶段，保障程度低，并未对劳动力转移决策产生影响。因此，本文社会保险指五项强制性社会保险，不含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自愿参加的保险。
⑧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在1999年颁布《关于建立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加快建立省级统筹制度。2005年国务院38号文件进一步强调要尽快提高统筹层次，实现省级统筹。目前除直辖市外有10多个省实现省级统筹，其余地区还停留在市、县统筹（《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3月28日）。
⑨例如2008年国务院确定的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上调幅度为当地2007年月人均养老金10%左右，2008～2010年将继续上调3年。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差异，工资增长、物价增幅有所不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撑能力和财政支持力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地养老金调整水平有所差别。
⑩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提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基金结余规模较大的统筹地区，可采取一次性措施适当降低一定时期的缴费费率。各地政府积极响应，例如广东省劳动保障厅通知，在2009年1～12月间医疗保险缴费率降低5%～10%，工伤保险降低不超过30%。这表明社会保险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用工成本。
(11)详细解释参见Roodman(2006).
(12)2005年之后《中国统计年鉴》没有公布这一指标，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
(13)本文对于城市化率的度量采用了文献一般的做法。尽管这一指标不能反映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但目前缺乏更好的指标替代，这一指标在后文中用以比较城市化率对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水平不同的影响，因而还是有意义的。
(14)东部地区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省市，其余省市为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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