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冠军[1]2013年在《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后工业化社会和体验经济时代背景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主导产业,越来越呈现出发展潜力大、产业融合性强、资源消耗低与科技含量高的特性。在全球化与文化经济语境下,文化创意产业实现自身跨行业、跨地区和跨国界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全球文化创意相关产业每天创造220亿美金的效益,而且以5%的速度增加。文化创意产业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发展状态,随着参与主体的扩大和互动,一个以知识、文化和创意为基础的新经济体系正逐步形成。文化创意产业凭借自身特殊、优良与多维的经济特性,已经超出了它原始内涵与行业范畴,演化成了重构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形态的特殊力量形态,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博弈体系中的构造性元素。美国依托版权和高科技为战略制高点,欧洲建设“创造性的欧洲”作为战略目标,日本首推动漫大国为战略方向,韩国成立“文化产业振兴院”为战略手段,都是在根据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和新兴业态演变规律来实现创新发展的。与此同时,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不仅仅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手段,发展中国家也对文化创意产业空前重视和大力推崇。我国《“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文化科技创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新兴文化产业。将文化产业明确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要求：重点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大力推动文化产业升级与结构优化。将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全局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大力支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就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研究现状来看,虽然创意概念在全球范围日益升温,文化创意企业和文化创意园区在许多国家和城市陆续组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但是,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水平远远落后于实践发展,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尚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如对文化创意产业概念的定义纷繁芜杂,不加区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范围界定也是千差万别,从实际研究需要纵向切割产业划分；注意到了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广泛的关联性,但是对创意产业对其他产业带动的作用机制没有进一步的分析,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意识到文化创意产业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巨大作用,但是没有深入研究这种巨大的推动作用是通过何种途径和方式实现的；特别是当前的研究忽略了经济发展对文化创意产业的促进作用,以及两者的互动发展、相互促进的发展特点。这对于深入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无疑是一种不足和缺憾。因此,本文拟就搭建一个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的理论框架进行初步系统化研究,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内在互动机理进行深入、细致、多层面、双向性、互动化研究。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概念丛林”入手,结合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的方法对其概念的来源与演化进行研究,在得出文化创意产业本质内涵与实践意义的基础上,进而剖析其产业特性与价值创造机理。以演化经济学为视角,基于文化创意产业产业特性与价值创造机理,利用价值链理论分析工具,在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面上展开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新发展抽象内部逻辑和具体实践影响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理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构建出两者互动的理论模型。然后,展开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国际比较分析,为其后的机理分析夯实经验研究的现实基础。在经过理论模型构建与实践经验研究之后,就深入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互动机理的理论研究。最后,在文化创意产业特性和互动机理的研究结果的指导下,提出一种全新的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构建思路。本文的研究结构是按照上面研究思路逻辑展开的,共由五大块组成：研究准备、理论模型、经验分析、机制研究与政策安排。首先,研究准备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这一部分主要是就本文研究展开准备工作,一方面就相关的背景给予介绍,对其理论与实践意进行阐释。另一方面进行相关国内外相关进行梳理与评述,介绍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理论模型部分,包括第三章。这一部分对理论模型构建过程与内在逻辑进行论述。主要是将文化创意产业本质内涵和实践意义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利用文化创意产业特性和价值创造展开逻辑分析,把“创意引入—创意扩散—创意放大”作为理论分析的视角,利用价值链分析工具,论述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整合提升、分解优化、横向延长、纵向增厚、首尾链接、网状扩散,最终形成外形庞杂、内部紧密联系的、互动演化发展的价值创造星系模式,在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面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新发展进行理论研究。最后,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的演化创新发展抽象内部逻辑和具体实践影响,理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构建出两者互动的理论模型。再次,经验分析部分,包括第四章和第五章。这一部分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实践发展进行经验研究。第四章是我国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由我国经济增长现状与发展方式转变引出文化创意产业兴起历史逻辑,在体制改革视阈下的文化发展方式转变来理解文化创意产业的演进制度逻辑,进而理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演进脉络与整体现状。接着,将研究视角投向当前产业发展的横向剖面态势——新兴业态的焦聚分析与产业空间发展扫描——各区域发展状况分析。最后,在发展立体化分析与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对未来我国文化创意产业进行趋势预测。第五章是世界经济发展典型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国际比较分析,首先,回顾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兴起动力、梳理产业发展历程、摸清产业布局、分析产业整体特点与判断产业发展趋势。接着,在全球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性分析基础上,对典型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进行介绍,并进行发展背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发展管理、发展政策以及发展特点的比较分析,理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规律,对其发展经验做出科学的判断。最后,分析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演化趋势和总结经验启示。然后,机理研究部分,包括第六章和第七章。这一部分对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互动机理进行理论研究。第六章是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内在机理分析,由五个视角分别展开,拓展与转化：资源嬗变机制、提升与整合：价值创造机制、支持与嵌入：技术耦合机制、增长与融合：结构演变机制、引致与推动：制度变迁机制,这五个内在机制,全面的解释的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第七章是经济发展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内在机理分析,由四个视角分别展开,经济基础支撑机制、市场环境培育机制、制度体系保障机制、需求结构拉动机制,这四个内在机制,全面的解释经济发展促进促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内在机理。这样,就在前文构建出的两者互动理论模型研究与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国内与国外实践发展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理清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最后,政策安排部分,包括第八章。这一部分是对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政策考量。首先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回顾的基础上,对其展开反思与总结。接着,基于本研内容与结论,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我国转型期文化创意产业政策思路：以政策本质与文化创意产业特性为政策出发点,把产业政策需求与转型发展需要作政策目标,用互动机理理论与国际发展经验支持政策内容的政策安排思路。
杜学军[2]2013年在《满洲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发展方式与五位一体生产方式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满洲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作为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之一，是党中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下作出的战略部署，是在深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沿边开放步伐过程中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总体布局思想是全面发展理论的具体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全面发展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生产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源于马克思“四生活”论断和人与自然和谐思想。本文在对上述思想层层解析的基础上，理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产生的历史过程，提出了经济方式、政治方式、文化方式、社会方式、生态方式“五位一体”建设方式及其二因素概念；同时系统研究了发展方式理论演进的历史脉络，得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马克思主义全面生产理论、“四生活”论断和人与自然和谐理论的表现形式；转变发展方式是五位一体建设方式的实现途径这一结论。并从五位一体的视角对满洲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的经济方式与发展方式、政治方式与发展方式、文化方式与发展方式、社会方式与发展方式、生态方式与发展方式进行了解读，提出如下建议：通过满洲里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建设北疆经济强市，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基本建成面向东北亚的区域性国际贸易基地、跨境旅游基地、进出口加工制造基地、能源开发转化基地、国际物流中心和科技孵化合作平台；建设法治城市，为试验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造良好的民主政治环境；建设口岸文化强市，为试验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建设和谐幸福家园，为试验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和谐稳定基础；建设美丽满洲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为试验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准备外部条件。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探索出一条西部地区沿边开发开放的新路子，使满洲里成为沿边开发开放的排头兵、欧亚陆路大通道重要的综合性枢纽、沿边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边疆民族地区和谐进步的示范区。
邓沛琦[3]2015年在《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混合所有”、“混合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报告等党的文件中先后被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实践探索中,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和转轨中存在的问题,逐步突破所有制界线,提出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以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体制大改组和大转型的产物,它是多元化产权投资主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多样化经营的一种企业发展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组织经营模式和经济形态,在我国20多年实践发展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和规模。截止2012年底,从全国整体看,混合所有制经济占我国500强企业的80%。混合所有制企业法人为122.9万个,占企业登记总数的15%,混合所有制企业投资规模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其税收贡献比占47%。其中,央企及其子公司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户数占公司制企业户数的比例接近57%,有少数中央企业的子公司占比达到了80%。由此可见,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态,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实践中表现出了强大生命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目前,在我国经济增长处在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等“三期叠加”的“新常态”下,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提“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形式”。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已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作为国企改革发展的新战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混合所有制是由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主体相互投资、交叉持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企业产权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其基本表现有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和合资联营等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经历了初步发展、基本形成和深化完善三个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共存与共同发展、国家层面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资本市场与产权市场的发育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基本条件。根据所有制、所有制结构和所有制实现形式的辨证关系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实践形式。而混合所有制则是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所有制实现形式上的制度安排。混合所有制经济寓于混合经济之中,是混合经济的基础。而混合经济是混合所有制经济深度融合的结果。事实上,从世界潮流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下的混合经济。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使得各国投资主体之间的经济混合程度不断提高,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混合日新月异。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各国先后告别单一所有制而共同走上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道路。虽然各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特色不同,但是混合所有制以适应各国经济发展转变的需要,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这种必然趋势是“生产社会化规律”、资本社会化发展规律、市场经济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规律,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等共同作用下促使了世界经济走向公私混合的市场经济新时代。英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20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数百年放任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后发展到在国家干预下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混合市场经济体制。二战后,随着国有企业的出现和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英国开始实行国有和私有动态发展,相互依存,由此出现了混合经济或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态。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和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都是特定历史背景和条件的产物,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特征各不相同,因而有其借鉴与启示,但不能照抄照搬。在我国,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激发一切积极因素推动社会财富创造,调整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尤其是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都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前,我国国有企业仍然存在活力不足、经营机制不灵活以及民营企业实力不强等问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再次成为本轮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是以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为主线,以产权制度为核心,为抓住改革的战略机遇,必须继承和总结我国以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经验成果,并进一步开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视角与路径。在新的时期,面对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上的问题,关于混的分类、混的模式、混的时机等问题亟需研究。本文综合运用了文献研究与调研访谈相结合法、历史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法,并更加注重经验分析、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方法,形成了一套全面的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体系。本文共分七章,各章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本章内容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其次,对本研究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根据文献分析,阐述了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根据全文研究,提炼出创新点,并提出研究展望。第二章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概念及其理论渊源。首先综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性质和特征,以及混合经济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区别与联系。其次,进行混合所有制相关概念辨析。最后,着重论述了中西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与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本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研究提供理论支撑。第三章为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历程及模式。首先,探讨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主要探讨国有化、私有化、中间道路、“大社会”等时期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其次,总结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分析了英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与特征。第四章为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探索历程与模式。首先,分别从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两个层次探讨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历程。其次,总结归纳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动因与条件。最后,着重归纳和分析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模式及特征。第五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思想演进及模式定性比较。综述了英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和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基础。比较了两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性质与特征。着重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进行全方位比较,包括宏观运行情况、微观操作、股权结构、利益相关者安排等方面。第六章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量化评价与比较。首先,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总体情况进行比较。其次,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层面建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曲线,以进一步考察中英社会经济发展轨迹。在此基础上,运用系统耦合评价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分别针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基础环境与现状进行评价。最后,运用边际分析法对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第七章为中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首先,归纳出中英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比较的启示。而后,运用路径依赖分析,通过构建路径的锁定与突破模型,探讨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发展现状,构建出我国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模式运行的升级模型与范式框架。最后,基于启示与改革的路径突破、升级与范式,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建议。
张春玲[4]2000年在《对我国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历史剖析》文中提出本文试图以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关系的演变为线索，从历史的角度来揭示建国五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中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联系，为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二部分主要研究从1949年到1999年五十年历史中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关系的演变，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历史的分界线。第一部分主要阐述的是1949年到1978年，即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与粗放型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及不协调关系的出现。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宏观经济体制和微观经营机制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促进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从政府到企业自上而下地追求高速度的数量扩张，各个经济主体具有强烈的速度偏好，以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提供了发展动力，而且为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发展和延续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关系的不协调逐渐显现出来。 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改革过程中经济体制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改革就是经济体制转变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从不协调趋向协调、从相互制约转向相互促进的过程。在经济改革未取得完全成功之前，传统经济体制主要从三个方面制约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角色错位、区域经济布局与部门经济结构不合理、企业尚未真正确立市场主体地位。同时，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延续也制约了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使经济体制转变负担沉重，产业结构雷同使资源配置市场化步履维艰，银行债务危机使金融体制改革困难重重，社会发展债务繁重使经济体制转变后劲不足。 第三部分是从对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关系的历史剖析中，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提供一些启示。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关系从协调到不协调再到协调的历史演变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有赖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有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只有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我国经济才能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前提是明确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型发展阶段；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基础是政府的职能转换，包括转换宏观调控职能，运用政策手段调整经济结构，进行微观经济规制；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关键是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路径选择，卸掉国有企业的历史包袱，高度重视企业的技术创新。
朱云平[5]2012年在《《资本论》转型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文中研究指明《资本论》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宝库。马克思指出，《资本论》中既有“倾向性的结论”，也有“正面的叙述”。所以，对《资本论》的研究，可以根据时代特征的变化选择不同的研究视角。在阶级斗争的时代，可以将研究视角集中于《资本论》中与阶级斗争相关的部分。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可侧重对《资本论》市场经济理论的挖掘与深入研究。在转型发展的当今，我们也可以研究《资本论》转型发展理论。研究《资本论》蕴含的转型发展理论，首先要认识《资本论》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的转型，才能更清晰地进行《资本论》转型发展理论的研究。《资本论》研究对象的转型包括直接性研究对象、间接性研究对象的转型发展。《资本论》研究范围的转型包括:研究具体条件的转型、研究层次的转型、历史向现实的转型、从物的研究转型为人的关系的研究等方面。这为研究《资本论》转型发展理论，提供了具体研究思路方面的启示。一般过程的转型发展，主要侧重于生产力方面，这是每个社会都必须经历的。本文首先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转型表现。在发展阶段上，可以分为资本主义起点阶段、初级阶段和比较发展阶段。资本主义起点阶段的研究，主要是对简单商品生产进行研究，即对商品与货币的一般性的研究。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中，转型主要是通过单个资本运动体现的，这包含劳动力成为商品带来的转型、价值规律的转型、剩余价值的转型。在比较发展阶段中，转型主要是通过社会总资本运动体现的，这包含工业化升级与资本运动的关系、资本运动的转型发展、价值转型等。本文其次分析了生产劳动方式的转型，这包括生产劳动社会条件与技术条件的转型。本文再次分析了社会总生产方式的转型，这包括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产业结构的优化。最后指出：转型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特殊过程的转型发展主要侧重于生产关系方面,这并不是每个社会都必须经历的。本文首先分析了经济主体的转型表现，包括资本家的转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关系的转型。本文其次分析了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型，这是指从资本主义初级商品经济向高级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转型。最后，阐述了体现在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些转型发展。《资本论》转型发展理论具有一定的当代意义。当前阶段，从对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重新认识出发，《资本论》转型发展理论当代意义，体现在生产劳动方式转型、社会总生产方式转型、资源配置方式转型等方面。最后，对当前阶段我国主体及主体关系的转型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徐云松[6]2015年在《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区域发展非均衡是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1988年邓小平立足于国民经济全局,明确提出“两个大局”的伟大战略构想,即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加快对外开放,内地要支持东部率先发展,服从这个大局;当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支援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的区域发展战略,就是一种区域非均衡发展模式。应该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和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基础上国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并且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也确立了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四大经济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形成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空间发展格局。然而,我国区域发展的矛盾愈发显著,暴露出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尽管国家提出了要实现统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国家“十二五”规划还特别强调了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区域之间的差距仍然在不断拉大,区域增速格局的扭转也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区域差距扩大的趋势。事实上,我国区域发展仍然处于非均衡的状态,并且区域发展过度非均衡的趋势还引致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而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中又以西部地区最为典型,作为土地面积686.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71.5%的最大经济区域,西部内陆的普遍贫穷落后与东部沿海的发达富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西部的贫困落后与历史上西部曾成为世界中心地带的辉煌形成了鲜明对比。东部地区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而广袤的欠发达西部地区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整体飞跃的掣肘。中国最广大的经济区域仍然是欠发达地域,并且地理面积广阔、涵盖省份最多的西部地区自身也存在着发展差距。伴随着区域差距的扩大,贫富差距、收入差距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日益明显,这显然有悖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说,只有实现面积最广、省份最多、最贫穷落后的西部地区“后发赶超”,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解决现实中区域非均衡发展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才能为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在现代经济增长因素中有详实的理论支撑,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也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区域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空间层次,着重于探讨一国内的地区中观层面金融结构与运行的分布状态与互动关系。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我国区域金融发展也具有显著的非均衡性,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水平与速度明显滞后于发达的东部地区,并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十二五”时期进入第二个西部大开发十年以后,特别是“一带一路”中重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实施,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在发生变化,金融业开放程度会进一步提高,西部地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如果区域过度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和态势不加以改变,协调机制不加以顶层设计和系统完善,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我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就难以实现质的提升,就难以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统一的金融发展,不能以此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本文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问题的研究,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以及均衡与非均衡辩证统一的思想。在方法论上本文坚持系统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运用发展与联系的思维方式剖析问题;树立全局与局部考察相结合,整体与部分分析相结合的观念。全文对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研究,立足于两个空间层面的分析视角,即主要矛盾——西部与东部之间的非均衡问题,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西部各省份之间的非均衡问题;通过回顾、总结与分析区域经济理论,金融发展理论,系统梳理了各理论的发展脉络与前沿。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以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四个研究视角为切入点:一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总量观,运用各项指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总量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二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结构观,从金融行业结构、融资结构、金融市场结构、金融资产结构和金融开放结构五个方面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结构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三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功能观,从金融实现其功能的效率探究与测度西部区域金融功能非均衡的问题表现与发展态势;四是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观,将金融子系统放置到整体系统环境中,运用逻辑推理、统计描述、计量模型等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与导致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系统因素。从定性的角度分析由于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而造成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从定量的角度,构建动态的数理模型研究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系统观的分析要求涵盖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体现多学科交叉,涉及经济学科外的社会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法学等理论与知识,使本文的论述与研究达到一定的历史厚度、思想高度、专业深度和学科广度。基于全文系统的逻辑论述体系,以及多维度研究思路、多样化分析方法得出的观点与结论,从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客观实情与现状出发,针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加快推动西部区域金融从非均衡发展向实现均衡与非均衡内在统一的协调发展转变的第一个层面;以及促进金融系统实现和谐性与效率性协调统一,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文化复兴等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第二个层面,本文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构想、对策与建议。全文逻辑体系下的中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导论部分。主要阐述选题背景和目的,提出研究问题,论述本文意义;对概念进行界定与辨析,对研究范畴进行阐述。对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技术路线与逻辑框架、主要的创新点、不足之处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等内容进行概述。其次是理论文献的回顾与分析。总结了国内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进程与研究现状;按照金融发展理论萌芽——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金融发展理论的新进展——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视角的拓展的顺序进行了综述,并深入到金融发展理论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回顾。基于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研究的两个空间层面和四个金融发展非均衡维度与视角的结合,对其进行了文献综述,并阐述了该理论与本文研究问题的联系。第三是分析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历史演进,研究其问题表现。从历史角度对1949-1978区域经济发展均衡阶段进行详述,对同时期区域金融发展的均衡状况进行了研究。对1978年改革开放后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现状进行描述,基于两个层面(西部区域内与东西部区域间)金融发展非均衡角度,采用统计实证分析法、图表分析法、规范分析法等方法,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功能角度衡量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表现,阐明非均衡的时空特征与变动趋势。第四是基于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基本哲学观点,从金融系统研究的系统观角度,对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进行剖析。运用定性分析法、统计描述法、对比分析法,实证检验法,从制度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客观环境因素、非正式制度因素和不确定性冲击影响因素这五个方面探究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形成机理,分析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第五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负面影响分析。该部分主要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了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对社会的负面影响和对文化的负面影响。第六是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首先简要回顾了区域金融发展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进行简要评述。其次从定量的角度运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测度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效率差异;在阐述了面板数据动态与静态模型、计量检验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面板数据(Panel-Data)的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Panel-Data)协整检验,面板数据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东西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期、短期动态效应进行了量化测度。该部分同时研究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探讨了法律制度、法治效率与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从区域层面对“中国之谜”命题(低水平法治与高速经济增长并存)进行部分解释;分析了区域社会资本、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对法治(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非正式制度)在区域层面表现出的替代机理与耦合关系进行了阐释,指出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建设,即健全法律制度环境、提升法治效率(正式制度),复兴西部内陆优秀文化(非正式制度)的重大意义。第七是总结与建议。根据全文逻辑体系,该部分对各章研究结论进行统一的归纳梳理,结合研究的主要观点与结论,提出西部区域金融由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必须注重顶层机制设计。在此基础上,以系统观的思维为指导,提出两个层面的针对性建议。一是西部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构建多元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优化西部银行业结构;建设西部资本市场,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培育西部区域性金融中心,发挥金融集聚与扩散功能;推动多层次区域金融合作;大力发展移动金融引领西部金融创新,提升金融效率;实施差异化与统一性相协调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二是西部区域金融系统与外部系统协调发展的对策选择,包括:健全西部地区法律体系,提升法治效率;弘扬西部地区优秀社会资本,推动西部优秀传统文化复兴,重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金融发展的伦理体系。
赵吉林[7]2009年在《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研究》文中提出生活消费既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行为,又是社会高度关注的重要领域。提高生活消费需要的满足程度,既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归宿。中国30年改革开放,带来了城乡居民消费领域最为深刻的消费变革,它显著地提升了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改变了消费结构状况,催生了消费生活方式的更新。中国居民消费生活状况的变化,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表明了中国消费文化的加速演进。城乡居民从自身和社会消费生活的巨大变化中深切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巨大魅力,同时也从消费对象、消费制度及消费观念和习俗的演变中,实际领略到我国消费文化演进发展的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即是文化。以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概括为广义文化内涵的三个基本方面,包罗了物质财富、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基本要素。文化的状况及其演变,既反映了人类进化与发展的进程,也是把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与发展水平的基本尺度。其中,基于满足人们生活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生产方式,构成了全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基础,而人们的消费生活需要及其发展则是整个社会运动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成为人类历史活动的基石。因此,人们消费生活需要及需要发展演变的进程,就成为制约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石。消费文化首先是一种经济文化。消费过程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它以“消耗或享用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生活服务)满足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的这种特殊规定性,鲜明地表现着经济文化的基本属性,集中表现了人们在生活领域的各种文化现象——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等构成消费文化的基本内涵。剖析消费文化,揭示特定人群的生活方式演变的深层次的社会经济根源、人文历史传统、价值取向和社会心理特征,就是展现人们生活方式的形态,回答“如何生活”以及“为什么要这样生活”的问题。同时,消费文化又是社会不同主体之间通过生活消费过程相互交往的规则和情感联系方式,从而表现出人们的社会关系的实质,进而反映了支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运动的内在机理。在每个社会形态中,消费文化的继承与蜕变、矛盾与冲突,总是经济文化进而是整个文化形态中表现得最明显、最直接、最深刻的部分。本文试图伴随中国历代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即历代经济文化演进的基本背景下,勾勒消费文化的基本状况及其演变的基本轨迹,探寻不同社会形态及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之中,其物质消费文化、精神消费文化和生态消费文化的基本状况,从而揭示相关社会制度、观念、习俗、环境等各种文化要素的变迁对社会成员消费生活的影响,展示我国消费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基本历程。勾勒中国消费文化的演进史,着眼于探讨在当代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居民消费文化的现状,提示当前制约我国居民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大的消费文化因素,从而构筑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互动、经济文化引致消费文化的分析框架,旨在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文化体系,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因此,把握社会生活方式的演变,深入探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无疑对于我国加快实现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全文共七个部分,以社会生产力发展史为基本线索,在社会经济发展历史中,探索中国消费文化从远古到进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基本的演变轨迹,同时从中国消费文化变迁进程中解读中国社会步履维艰地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从蒙昧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演进规律。导论主要交待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概括本文的逻辑结构以及各章的主要内容等。第一章探析消费文化的内涵。在阐释国内外众家“文化”定义基础上,将文化首先界定为社会文化,即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作为文化,应当强调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其逻辑方程式可以描述为：社会活动----社会生产---社会产品---社会文化；文化的特质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各种社会活动形成了各种社会成果,同时形成了社会文化。在文化的层次结构划分上,笔者认为：物质文化、价值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产生和变更的过程,即是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本文将“经济文化”界定为：人在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流通和消费过程中蕴涵和表现的物质基础、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社会需求、思想观念和社会经济制度等。文章提出：“消费文化”首先是经济文化的一种形态和存在方式,是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们社会生活领域中呈现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集中表现。消费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一种人本文化,其实质是以消费需求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消费文化在形态上呈现出民族性、多样性、整体性和相对性,它是历史传承的累积并作用于现实生活的基本产物；消费文化以其经济渗透和社会引导功能,成为人们生活消费的基准方式和行动模式,反映着经济主体(消费者)从社会生活中获取提炼到的能力和素质。这些论述为以下各章从理论上提供了分析基础和平台。第二章主要梳理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发展与消费文化形成的脉络,归纳中国古代消费文化形态的总体表征：传统农业经济社会消费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自给自足、结构单一、水平低下、等级森严、宗亲消费等,从而凝炼出中国传统消费文化的核心——“黜奢崇俭”。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消费文化史就是一部“黜奢崇俭”史,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传承过程中积淀并逐渐确立起来的思想意识及其制度安排,是特殊的封建王权与土地制度,重农抑商的儒家教义,节俭、中庸与均平的伦理准则等合力作用的结果,具有鲜明的道德化、伦理化和政治化印记,它既有其历史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又是历代社会消费需求增长的桎梏。第三章重点考察中国现代化前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消费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曲折转型。这是在经济落后、军事挨打、主权被侵犯等社会大背景下,以知识分子群体为先导的、在西方消费文化的外力刺激下的艰难的转型。它分析了消费方式特别是消费观念所面临的冲击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反映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即从消费文化角度透视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困扰近代社会的主题。可以说,鸦片战争后中国消费文化的发展,其实就是传统消费价值观向西方消费价值观的复制与嬗变,“黜奢崇俭”、等级消费等中国传统消费文化的核心发生了动摇,以依附性的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等级伦理消费价值体系,缓慢而不可逆地转向以独立人格为基础、自由平等的伦理消费价值体系。第四章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经济现代化进程与消费文化演进的同一性与同向性。计划高度管制经济条件下居民消费生活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表明：建国初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高度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选择,严重限制了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消费市场清淡、萎缩,消费主体缺失,消费几乎被隔绝在工业化进程之外,形成了具有经济增长成果与人民群众物质利益“疏远化”、消费需求“意识形态化”的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改变了中国居民消费的物质环境和消费行为选择,确立了消费者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衣、食、住、行等消费行为回归到原本意义之上,进而改变了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结构,同时实现了中国消费文化基础结构的历史性变迁。第五章从全球化的视角,考察中西方消费文化的融合与冲突。全球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必然伴随文化的全球文化趋同化。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消费文化带来双重效用：消费文化已经出现全球化趋同与融合的趋势,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居民的消费生活；同时,基于中西方价值形成上的差异,中西方消费文化存在着迥异的核心价值观和消费模式。消费文化的“全球化”不可能清除或替代消费文化的“民族化”,二者的矛盾与冲突在改革开放以来从未间断。经济文化全球化加速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推进了以改革开放为内在动力的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应当看到,中国消费文化受到西方消费文化的巨大冲击,基于西方市场经济基础的生活理念、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特别不可低估西方消费主义思潮对我国居民生活方式的侵蚀力和影响力,部分“新富”阶层的生活追求确实具有较为明显的消费主义倾向,其示范效应影响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的影响扩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消费差距,冲击着社会占主流地位的核心价值观念。必须对“消费主义”影响加以剖析与抵制,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引发的消费文化国际比较中,更须坚定地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文化观念。第六章重点分析在当前中国混杂的价值形态和文化形态下,多元消费文化存在的基础及其发展趋势。历经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思潮的变迁,昔日超物质利益的、颇具理想色彩的道德模式迅速消解。主流消费文化、精英消费文化与市俗消费文化的交融与混杂,是现时期我国消费文化的基本特征。首先,追求生活质量、提倡物质利益最大满足的消费文化,透视出在消费生活中实现人生价值的理念。这场变革的实质是以人为本,以民生为本的理念,以最明确的形式倡导占社会主流地位的价值形态。其次,市场经济带来的价值观、道德观与伦理观,又催生着大众消费文化的蓬勃发展。在世俗消费文化影响下,消费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兴趣的中心,物质享乐取代精神生活成为时尚,追求享乐与舒适取代劳动与创业成为令人羡慕的生活方式。再次,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相互交融、互为整合又相互冲突,既推进全球文化的新建构,又促进中华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和自我认同,二者之间的交融与互动,在消费文化的演变进程中真切地反映出来。社会价值评价与道德规范似乎也处于一种混乱状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既有对计划体制时期禁欲主义的纵向叛逆,又有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横向移植；既有对益于身心消费体验的继承与发扬,又有对消费“符号”的简单模仿与崇拜；既有大众世俗文化消费中低俗的非健康现象的死灰复燃,又有对高雅人文文化产品的热情赞扬。第七章立足于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构建和革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文化体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不仅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要全方位调整和完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建设中国特色新消费文化。消费文化直接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是中国特色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消费文化,对充分发挥消费文化作用,保民生、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促进人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由此提出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以革新中国文化的落后性、夯实消费文化建设的经济基础、深化相关经济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可持续消费”文化建设、加强政府引导、开展广泛的国民消费教育等等政策建议。从目前涉猎的文献看,关于消费文化和中国消费文化,学术界已有较多的论述,多从社会学理论角度,探析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探讨经济文化产业发展之中的消费文化；从哲学、文学理论的角度,探析消费文化对文学、艺术理论的影响关系,而鲜有从经济理论和经济文化角度,从古至今疏理和论及中国消费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演进,揭示其消费与经济社会互动的基础理论。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面对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大肆蔓延,我国能否继承和发扬五千年优秀消费文化,同时借鉴西方消费方式的科学成分,抵制其有害影响,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消费文化体系,促进居民身心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既是当代中国消费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也是推进社会和谐和社会文明的对策问题,是本文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总之,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在吸收学术界关于中外消费文化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紧密结合中国几千年经济文化演进过程,对这一具有历史视野的、宏观的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课题进行了尝试性探讨。本文力求创新之处包括：1.选题上：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消费文化问题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某个历史阶段或某个历史问题进行单线条的分析。本文试图从古代到现代、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漫长历史长河中梳理中国消费文化形成和变迁的基本脉络及发展趋势,尽力从长远历史的角度展示消费文化的深邃内涵,清晰地把握消费文化历史演进的图式及其意义。这种研究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属首次。2.分析框架上：全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研究思路,以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作为影响消费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以中国消费文化发展历史为研究视角,一方面,探讨了人与消费文化的互动,试图论述：人(素质、能力)→生产力→消费文化(消费品、消费制度和伦理等之积淀)→消费者(思维模式、行为模式)→社会经济基础→人……在这样一个永无止境的互动过程中,在社会经济基础总体从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中,人的素质、能力与精神总体不断上升,由此推进了社会生产的进步,促进了社会文化和消费文化的螺旋上升式的演进,以及人朝向现代化的人的历史进步。另一方面,着力于探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与消费文化演进过程的相互关系,试图论证在社会进步中的消费文化的发展脉络：消费需要与消费活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消费需要的满足与上升→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消费需要趋向发达与完善……这种根植于人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分析,思路逻辑清晰。3.研究方法上：本文注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以经济学为基础,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伦理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在阐释中国消费文化的演进上做了一些新的尝试。4.观点上：本文在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笔者自己的看法：(1)学者们对消费文化的定义较多的是与文化定义相对应,认为消费文化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广义上的消费文化主要包括消费物质文化和消费精神文化,狭义的消费文化主要是指消费在人们的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笔者将消费文化界定为经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社会生活领域中呈现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集中表现,反映了特定社会形态的经济主体(消费者)所具有的行为规范、消费能力及身心素质,以及消费者之间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较为系统地揭示了消费文化的基本特征：消费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人本消费文化,其实质是通过消费需求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消费文化在形态上呈现出民族性、多样性、整体性和相对性,在功能上呈现出共享性、沉淀性、延续性和嬗变性,是历史传承的累积与现实相互作用的基本产物；消费文化是人们生活消费的基准和行动模式,是一定社会组织及其大多数成员共同遵从的制度、仪式、规范。(2)明确提出主流消费文化、精英消费文化与市俗消费文化的交融与混杂,是现时期我国消费文化的基本特征。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消费文化带来双重效用：消费文化的全球化趋同与融合趋势,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中国居民的消费生活；同时,消费文化的“全球化”与消费文化的“民族化”并存,正确把握二者的交融与互动、矛盾与冲突,这是当前时期科学地促进我国消费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则。(3)提出并阐释了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消费文化的重要任务,指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消费文化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4)当前革新城乡居民消费文化观念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保障。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消费问题研究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众多学科知识交融的特点。本选题确立了一个跨越时空、跨越学科的复杂而庞大的主题,这对我的知识和能力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丝毫未敢奢望能将中国几千年博大精深的消费文化加以全方位透视,更不敢尝试将消费文化丰富内涵的方方面面加以确切反映,只是企图在导师和各位老师的指导与帮助下,对中国消费文化这一甚感兴趣的课题进行一番思索,以期勾勒出消费文化的一个轮廓,能够顺利完成论文的写作,并从中经受科学研究的锻炼与考验而已。若其成果能对中国特色消费文化体系的构建、对提高居民消费生活质量、提高居民身心素质有一定参考意义,则我心甚慰。鉴于笔者在理论素养、知识积淀、研究分析能力和消化吸收水平上的不足与局限,在本课题探析与写作中必然存在不少错误与疏漏,诚望各位导师不吝指教。希望本文能够为我校消费经济研究所承担的“211工程”三期特色建设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消费史”,以及为笔者所从事的消费经济学教学和科研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同时也激励自己今后对此课题进行更深入、更细致的分析和研究。本论文需要进一步完善的主要地方是：1.在中国几千年博大精深的消费文化的确切提炼与透彻把握上,本文肯定有进一步修正的缺陷与不足,这也是需要进一步努力的重要方向。2.论文的历史跨度大,每个历史阶段的消费文化都值得更为详细地梳理和提炼。3.论题涉及面甚为宽广和庞杂,对部分问题的分析上分寸把握不足,论述的深度不够。
李江[8]2006年在《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基础、最重要的问题,历来都是人口学、经济学所研究的重点领域。国内外在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在新的时期,人口问题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社会转型等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成为我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在研究过程中,本文紧密围绕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战略要求,不仅仅关注了经济的增长,而且还对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始终坚持“以人文本”和“投资于人”的研究理念,对中国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全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对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本章首先就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进行了分析,随后并对中国劳动就业与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劳动就业和经济发展中两个紧密联系着的方面。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完全可以调和,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来增加就业岗位,而通过促进充分就业,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则可以带动整个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高效利用,进而拉动经济的增长。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要寻求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互动途径:第一,选择合理的经济增长模式。注重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处理资本、技术、劳动力三者的关系,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第二,推动特色经济发展,实现就业规模的扩张,形成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规模的扩大来带动经济和就业的同步增长。第三,建设新农村,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通过推动现代农业、现代农村和现代农民的建设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从而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第二章是对贫困人口、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本文就贫困、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了论述,对我国贫困
邵传林[9]2011年在《制度变迁下的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研究：自农户视角观察》文中认为自中国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官方农村正规金融如农业银行、农信社等机构不仅因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而举步维艰,还大幅收缩其在农村地区的分支机构,存在明显的“去农化”趋势,其支农效果也越来越弱。与此同时,在农村正规金融市场之外,自发生成了一块由友情借贷、关联性借贷、合会、农村合作基金会、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非盈利性小额信贷机构、地下钱庄、高利贷组织等构成的农村非正规借贷市场,尽管官方多次对其打压、取缔,但种种迹象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不仅有日趋繁荣之势,尤其是在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而且还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保持了极低的违约率。事实上,诸多的实践调查还表明,农村非正规金融确实在农民收入增加、农业增长以及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有人把中国经济30年的持续增长归功于非正规金融的发展。这就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深入思考,缺乏官方产权保护的民间借贷契约缘何具有较高的执行效率,或者说农村非正规金融机构具有怎样的治理机制从而长盛不衰,农村非正规金融又是如何演变的?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是默认其继续存在还是引导它走向正规?显然,对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为中国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建构提供理论指导,就其实践意义而言,还有利于解决“三农”融资难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建设,或许还能为其它发展中国家或处在转型期的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及实践经验。本文从农户的视角切入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的研究,并且将研究范围限定在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农户参与非正规金融的活动及行为。值得强调的是,在本文的经验研究部分重点运用案例研究法来剖析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中各类经典问题。当然,为了能刻画出真实世界里的农村非正规金融之复杂图景,本文或通过田野调查,或通过史料搜集与整理,或走访案例当事人,从而使这些案例“故事”不仅最大程度地展现了真实世界里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现象,表征出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未来走势,进而为“三农”融资难问题提供政策启示,甚至还印证或拓展了制度经济学中的若干经典理论。在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了如下主要结论：第一,农户偏好于从非正规金融市场借款是出于成本收益的算计,是既定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越贫困的农户越偏好农村非正规金融市场。这就意味着,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贫困及中低收入的农户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选择非正规金融市场融资是经济理性的,符合“理性小农”的行为逻辑。第二,资本要素价格的变动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初始条件,能有效降低借贷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基础,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必要条件则在于该制度的创新者能预期到进行制度创新的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地方政府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外部推力,而现有体制下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则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中的阻挠力量。第三,民间借贷契约的私人治理首先要借助各种社会关系网络来传播信息,而信息的有效传播促成了村庄信任的建立,乡土社会的各种非正式制度构成了强道德约束,无限期的重复借贷博弈以及各种嵌入式的关联性交易都增强了借款者还贷的积极性,并提高了其违约成本,同时还能把高风险的借款人过滤掉,而灵活的担保机制又进一步降低了私人借贷的违约风险。第四,当权力当局关于产权的界定不够清楚或很难界定清晰时,个人会以违法的方式攫取一部分置于公共领域的产权,而由于监管成本和信息成本过高,监管部门只能打击或肃清一部分非正规金融活动；另一方面,由于维持扭曲型二元金融体制的成本以及严禁农村非正规金融活动的费用都越来越高,国内的经济形势也提出了放松金融监管的要求,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监管部门执行原有金融抑制政策的力度终于降低了。第五,地区性文化差异导致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地域差异性；地方政府为了增强对稀缺金融资源的控制会主动发起非正规金融制度创新,并充当非正规金融制度创新的重要组织者；当农村资金互助社在“地下”非法经营时,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但在获得合法地位后其制度效率反而下降了。第六,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促使我国权力当局改变对待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政策偏好进而降低了农村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嬗变的成本,而在内生逐利动机驱动下有一部分愿意合法化的非正规金融响应了新的赢利机会,会借助或利用各种关系资源实施合法化转型。不过,中国非正规金融的正规化仍面临着诸多障碍。第七,本文得出的主要政策启示有：赋予农户自由契约权,并消除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法律壁垒；精简约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规则进而最大限度地降低非正规金融正规化后的成本；有必要借助财政手段与税收杠杆来加强对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支持力度,同时还要建立科学完善的监管体系；通过财税政策激励农村非正规金融与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实现联结,还要为成功转型的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立退出机制。
张远军[10]2015年在《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及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国防工业是国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因此,国防工业的科技资源配置问题也就成为国防经济学需要高度关注的重要内容。我们知道,国防工业是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物质技术基础,更是推进现代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变革的重要保障。国防工业科技资源是国防工业建设与发展的“第一资源”,其配置结构的好坏、配置效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到我国国防工业的国防科技创新能力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能力建设,影响到我国国防工业的转型升级,更是影响到我国战斗力生成模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有效转变。论文综合运用了制度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工具,坚持历史与现实、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沿着概念界定、理论支撑、实证分析与对策思考的研究思路进行论文撰写。首先,论文在科学界定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主要分类、要素构成与基本属性的基础上,运用历史与现实、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通过梳理分析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的历史轨迹与现实状况,认为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还存在着“资源有限性约束较强”、“交易费用较高”、“适应性效率较低”、“规模效益不高”、“军民分割问题突出”和“与区域经济发展融合度较小”等主要问题。其次,论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角度来设计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配置目标,分析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呈现的主要特点和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然后围绕“谁来配置”和“怎样配置”的思路,分析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的主体及主要配置方式。同时,在学习借鉴一般科技资源配置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特有属性,试图归纳出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的一般要求。第三,运用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管理学等理论工具,深入分析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与国防科技进步、国防工业转型升级的互动机理。通过分析国防科技进步的特殊性,构建了测算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对国防科技进步贡献度的测算理论模型,并从理论上解释了国防工业科技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国防科技进步的作用机理。同时,在界定国防工业转型升级内涵的基础上,剖析了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影响国防工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与机理。第四,从宏观到微观,从定性到定量,深刻分析影响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各类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以我国国防工业领域的航空航天工业部门为例,运用DEA分析工具来构建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评价模型,从国内、区域、省域等不同层次进行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分析。研究得出配置效率虽然“明显改善”,但是依旧存在“区域失衡现象突出”、“配置规模与配置结构不尽合理”和“阶段性特征显著”等问题的效率评价结果。最后,根据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认为实现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遵循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战略,着眼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时代背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推进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需要,始终坚持市场在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导向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在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中的调控作用,高度重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防工业科技资源全球化配置的战略补充作用,努力推进国防工业科技资源的军民一体化配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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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国西部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问题研究[D]. 徐云松. 中央财经大学. 2015
[7]. 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研究[D]. 赵吉林.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8]. 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问题研究[D]. 李江. 西南财经大学. 2006
[9]. 制度变迁下的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研究：自农户视角观察[D]. 邵传林. 西北大学. 2011
[10]. 我国国防工业科技资源配置及优化研究[D]. 张远军.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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