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社会与发展中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堪的纳维亚论文,福利论文,社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608（2007）05-0011-05
一、福利社会的含义
福利社会是指国家通过立法而建立的一种政府形式，该政府负有保护并提高全体公民的基本福利的责任。其基本内容包括通过立法保障最低收入，并对个人和家庭因工伤事故、疾病、年迈、失业提供救助。
福利社会的理念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威廉·贝弗里奇提出的服务型社会方案（1942）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费城决议”（1944）成为战后提出并推行福利国家和福利计划的基本的主要依据。1940—1950年代的英国曾被认为是欧洲建设福利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例外。学院派的社会科学家对社会政策的推行起了重大的作用。除了贝弗里奇，T.H.马歇尔和理查.提塔莫斯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三个人都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有密切的关系。50年代以来，他们的许多观点和构思在西欧国家采取社会政策的争论中起子不小的作用。近几十年，他们的影响已超出了欧洲范围，这并不仅仅是受到了介绍各种福利社会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Esping-Andersen,1990）的进一步的鼓舞。这种包括所有人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理念和实践已是战后欧洲建设福利国家的风潮。其包容性体现了一个最关键的价值基础，首先在英国和北欧国家得到了贯彻，而后者更是成为建设广泛包容的、全面的福利国家的典范。
福利国家的兴起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理解。宽泛地说，它可以被看作是两个基本发展的延续，即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它们的民主化进程；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1]。福利社会可以被看作是对要求社会经济平等和社会经济保障的呼应，或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是对促进社会正义的要求或政治主张的呼应。
福利国家意味着一个国家自身，其组成、功能，及其合法性的转变。它缓和了社会冲突并可能产生新的冲突。但是，一般认为，欧洲的福利国家有助于社会的安全、和谐和政治稳定。它削弱了正统社会主义对人们的吸引力，稳定了社会经济，有助于形成不同社会阶级和团体之间的生活状况和机遇之间的平等。
二、发展中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
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对采取福利政策的呼声一直很高。这些主张有很明显的相似之处，当然，1989年之前的战后的“第三世界”发展理念与北欧发达的福利国家历史根源之间还是有区别的。综观一个世纪，一个强大的民主社会和国家的理念与注重市场的稳定和繁荣的现代价值并没有背道而驰。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享有个人的自由、个体的自主，私人的财产得到保护，从而出现私有企业和快速的工业化[2]。
整个20世纪，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着眼于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即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社会计划范畴不断扩大。以广泛的社会运动为先导，消除贫困的斗争一直与国家机构的建设并行不悖，同时致力于经济的增长和政治民主建设。用国家财政税收推行的新的社会计划始终强调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和对个体劳动的激励。例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社会政策的改革就极力反对向北美输出技术工人，而在1930年代推行的住房和人口政策则积极保护现有的和未来的劳动力。到1950和1960年代，出现了完全就业或积极的劳务市场政策并延伸到其他公共领域——全面的国民教育和公共卫生体系。至此，一个致力于经济繁荣和社会变革的协调一致的计划形成了建设福利国家的整体思路的重要核心部分。至少，这些思想体现了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特点：从儿童政策到对残疾人的政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从摇篮到坟墓”这样一种全方位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社会模式。更重要的是，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重建福利国家的痛苦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社会问题的争论热点。然而，到目前为止，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大多得到了解决，在北欧五国都保持了福利政策的稳定。
所谓的福利社会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其核心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广泛的公众参与，其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社会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提高个人和家庭的平等的生活水准。在社会政策方面，其模式的基础就是普遍性”[3]。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所要建设的就是要包括全体居民在内的福利国家。
虽然1930年代中期瑞典的模式一般被认为是体现了福利国家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实际上，斯堪的纳维亚五国在1930年代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迈进。所有北欧国家在那个年代都克服了各自的经济危机，形成了新的缓和机制，调节农业和工业利益之间、有组织的劳工和雇主之间的冲突。这就是关键所在：在国家调节的平台上，构成一个广泛包容的民意政治，使得在战前就形成了受社会制约的资本主义[4]。
库勒列举了福利制度的十一个要素[5]，除了个别例外，这些要素使得北欧各国的福利社会与其他福利社会有所不同。其中包括，政府提供福利的相对条件，福利就业的相对范畴，公共就业与总体就业的比例，再分配制度，提供公共福利的高度的法律依据，以及普遍的赋予公民的社会权利。“它们（这些要素）的普遍包容性构成了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福利社会的特殊地位”[6] 51-52，但是，普遍性的原则也是贝弗里奇战后在英国重建提出的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实际上，战后北欧各国的发展也从贝弗里奇（1942）和1948年开始推行的英国国民健康保险那里得到启发和推动。
现行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制度的特点主要有三个：（1）社会政策的包容性；（2）权利原则的制度化（社会权）；（3）社会立法的社会连带性和普遍性。
有没有这样一种通往民主体制、经济繁荣、完善的福利的现代社会的所谓“斯堪的纳维亚”之路可以遵循？即使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历史都是无法重复的，但是，人们是否可以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经验中得出一些一般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成功达到民主的管理、有效率的经济和普遍的社会福利？如何能够从经济、政治和道德方面来论证全面的福利社会的可行性？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建设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时代是否可能？这些问题在后文中我们只能做简要的回答。
在整个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都是以农业为主导。甚至到了1920至1930年代初，农业还是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最重要的就业来源。在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经济方面，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之间有很大的差异[7] 12-18，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与欧洲其他各国不同的共同点。工业革命对这些农业环境的地区的影响与对欧洲中心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斯堪的纳维亚的乡间和城市中，避免了最具破坏性的资本主义工业的障碍。城市里从来没有出现拥挤的贫民窟，对工业劳动力的剥削也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城市里那样的强度[8] 233。在两次大战期间，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高度依赖英国的市场。随着英国经济的衰落，导致了更多的向德国的出口，以及较小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向瑞典的出口。在1930年代末，丹麦向大不列颠和德国的出口占总出口额的75％，芬兰是50％强，挪威和瑞典是40％[9] 31-40。在二次大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这四国在各自的生产、进出口结构上都有所变化，这种变化在这一时期高速发展的国家中几乎是普遍的。在整个19世纪，包括在19世纪的末叶，由于欧洲各国把社会保障提到政治日程中，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从人均GDP来看，与美国和大英帝国比，是很低的。但是，到了20世纪中叶，在1950—1960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同时，“成熟”的全面的福利国家也已经制度化了。很显然，经济增长的实现并没有以牺牲社会福利为代价，发展社会福利也没有影响经济的增长。
从对某些个体的不幸的公共责任来说，从旧的济贫法向社会保险的转变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堪的纳维亚的争论，社会政策的发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德国立法理念的影响，但在各自的决策中，对保险的先后、组织的形式、适用的人群、劳工的范畴以及保险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等方面却有所不同。
从1870—1880年，“社会问题”在这三国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成立了经济学家协会，各阶层的社会精英们都普遍接受了国家的积极作用，标准的经济学也成为大学里的学科，建立了开放的、科学的公共政治讨论的论坛。随着这样一种积极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国家机构也相应地扩展来关注种种社会问题，采用新的社会统计方法。对社会立法所需要的相关数据的采集，如非官方组织采集数据的范围和能力，就很能说明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先后颁布实施的第一批立法是有所不同的。
普及性的北欧福利国家还是较为晚近的现象，出现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战后建设福利社会的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普遍接受并制定了覆盖全民（或相关范围的人口）的统一比率的福利制度（flat-rate benefit system）；第二阶段是从1960年代开始实行的与收入相关的充分福利体系，也就是通过有收入的就业实现生活状况保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收入保障）。自从196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的社会救助服务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发展很快，如由相关机构和家庭对老人和幼儿园提供的帮助。70年代以后，实行了世界上最慷慨的带薪产假计划。
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斯堪的纳维亚型的福利国家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提供福利的公共责任和基于社会权理念的全民普及原则。
赞同普遍主义的论点[4] 具有不受约束的独立性，一旦设立了普及性的福利机构，普遍主义所带来的价值或利益可以脱离具体的历史前提进行评价。这里要提出的问题是：普遍主义的原则是否服务于某些理想的社会价值或政治目的？可以说普遍主义一直都有助于社会平等和安定。如果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近乎消除的贫困，高水平的就业，政治稳定，经济稳步发展是我们的首要任务，那么，相比较而言，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福利国家是成功的。但是，人们也许会问：全面包容的福利国家的发展是否是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以及它们长期以来所依赖的重要原则，在今天是否受到严重的挑战？
在战后最初的几年里，整个西欧，在各劳工组织、形形色色的政党和经济学家中间，对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有相当一致的意见。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对市场、尤其是对劳工市场进行了积极干预，对某些经济部门（如医疗卫生和教育体系等）进行了大规模整顿。中央政府的“指导性”计划成为“混合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具体表现在致力于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结构改革，应对通货膨胀，实现完全就业，提高生活水准，包括更加公平的资源分配，即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公平分配。经济活动的根本目标就是满足全体人民的需求。
在1980—1990年间的社会政策的辩论中，社会福利政策下的道德问题再次受到密切关注。许多评论家和研究者认为，如果福利制度太宽泛，就有可能导致社会激励机制的破坏。福利会产生一个依附性的下层阶级。学者们指的是过度慷慨的疾病补助和五花八门的抚恤金。这些过度慷慨的福利已经导致了各种形式的福利滥觞和溢额保险。从1981年开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推动了在危机中的福利国家对这一问题的辩论。人们以新的热情对这一问题提出评价，批评者既来自政治左派也来自右派。
总体上，一个普及的福利国家可以被看作是社会连带主义实践的一个大规模的实验。如果它带来的好处广泛地并从制度上被滥用，那么这个实践就受到极大的考验。因此，为了维护制度的完善，社会连带就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
迄今为止，福利国家可以说是发挥了很多作用，对它的各种成就只能根据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具体的价值去进行评价，如公平、平等、社会凝聚力、安定、物质生活的改善、经济的增长等。在这许多特点中，斯堪的纳维亚型的福利国家可以被称之为“职场伙伴化”型：致力于提高社会安全感，旨在促进竞争的劳动市场政策和“充分就业”，这使得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就业比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中一直位居榜首。作为全面福利的国家，北欧各国比欧洲其他各国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提供收益转让和各项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年代，所有北欧各国的劳动生产力都比前十年有所增加，高于美国和欧盟的平均水平[2]。在欧洲福利国家中，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由于采取了有益于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参与的劳动政策，使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是最“家庭和谐”的，这也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福利国家的“职场伙伴化”的程度。欧美福利国家中，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长期以来为儿童和老人福利提供最广泛的各种（地方）政府福利。在1990年代，全世界最为慷慨的带薪产假制度（特别是在挪威）得到了加强。斯堪的纳维亚实际的可操作的经验可供其他国家借鉴。“职场伙伴化”（work-friendliness）同时也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友好经商的环境”[10]。
政治建设和福利国家的建设从根本上就是平等的生存机会、社会正义、社会安全感、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安定。所以这一切从各方面不仅仅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力度、投资环境有关，而且关系到政治倾向、意识形态、各方面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因此，采取什么样的福利国家政策同时也是说明政府和选民的需求——国家能够和应该做什么[11]。这是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规范，期望值，价值结构），也是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经济增长和效率所必须的理论和知识条件之间的关系。
三、斯堪的纳维亚福利社会历程之借鉴
从早期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保险立法中，我们可以得知，没有数据，没有统计学的依据，立法是行不通的；而国家的能力，就其统计学的能力而言，对立法是十分重要的[12]。
另外一个历史教训就是，社会保险规划在起步时应是谨慎的、有限的，是逐渐扩大的。
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独特的历史经验并不排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机构为了发展福利事业，为了总体的福利水准，而积极推行普及政策所做出的努力。
在20世纪前半叶，社会保险、健康保险和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显然是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社会正义两个不同目标之间平衡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结果。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已经表明“福利”也可以是“生产的”。
社会保险和福利社会具有多重的目的，比如，收入保险就是预防失业、老年和疾病等情况的发生。社会保险政策同时也考虑到政治和社会的取向和政策的预期效果。政治和社会的取向取决于文化、传统、经济、科技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诸多因素。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在政府采取的社会政策中存在着一条所谓客观“正确”的道路。价值取向关系到各个方面，尤其是对于社会公平、公正、和谐、稳定以及生存机会的平等的认识。社会保险的一个核心就是如何通过社会保险来激发工作热情，这对大多数政府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目标。失业保险制度的一个作用就是促进产业的改革。经济保险也许会降低工人和雇员对改革的抵触。
最近的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各国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和福利社会的范围、税收水平、就业率、生产力并无明显的联系。瑞典，尤其是1990年代芬兰的例子说明，全面的、民主的福利国家在遇到严重的经济衰退的冲击时，完全有能力制定应对政策，刺激新的经济增长[2]。社会保险可以说是个缓冲器。民主制度已经被证明能够积极应对经济和社会挑战。全球化时代，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世界经济整合，对许多国家而言，一个牢固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客观上比以往更有必要。
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我们可以预料劳动就业市场上会有更快的变化，更多的流动性，更灵活的就业，更多的职业变动。这些新的模式将导致养老金制度的改变，变得更加透明，更少依赖所谓的“好年成”和“最后几年”的收入，从而更公平。养老金应该能够体现全部工作年限的积累。瑞典在1999年开始改革养老金制度，把所谓的“职场伙伴化”与老年收入保障制度、生活水准保障制度与脱贫结合起来，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
斯堪的纳维亚福利社会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强调对儿童、老人和病人的（公共）社会服务。这点也许可供借鉴，但也可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引起更多的争议。一方面，这些政府方案可以被看成是“职场伙伴化”和“家庭伙伴化”。如果家庭由看护照料那些孩子、老人和病人，而解除了他们的“负担”（这个概念本身是可以商榷的），增加了劳动市场的活动和流动，同时也就是经济生产的增长。政府的社会政策可以为家庭、工作者和雇主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帮助。全球化同时也具有一个文化标准，更高的性别平等的观念和要求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在未来“全球化的世界”，福利国家相对更加“性别敏感”的社会政策将会更成功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平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