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制造与新型工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群论文,组织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1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工业化问题，区分两种类型的生产组织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种是大规模制造，即西方发达经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大规模制造的本质是基于钱德勒意义上的垂直一体化大型制造公司通过管理型资本主义获得规模经济的竞争优势（如福特制）。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依靠机器大生产、大量资源和密集资本的投入快速实现工业化，英国因此成为第一个“世界工厂”。但是，这种大规模制造方式导致了严重失业、“城市病”和环境污染等工业化问题。而且，科层制组织对经济结构调整缺乏适应性，在Piore和Sable看来，这种大量生产（mass-production）是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根源和经济成长停滞的主要原因。[1]（P201-205）第二种生产组织方式是集群制造，即中小企业集群的弹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方式。[2]（P10）在马歇尔的产业区（industrial district）中用外部（规模）经济性来描述这种小规模工业（small-scale industry）相对于大型制造企业的竞争优势，Best（1990）以“新竞争”（New Competition）体系描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新兴产业（emerging industries，像计算机和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硅谷”的区域创新网络、意大利的Prato和Modena中小企业集群优势以及新型工业化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的竞争力提升与迅速崛起。[3]（P1-26）集群制造的本质是基于波特竞争力意义的中小企业集群获得外部（规模）经济优势[4]和联合行动（union action）的集体效应（collective efficiency），以信任为基础的竞争与合作以及网络创新范式使这一生产组织方式获得了新竞争优势。[5]因此，与大规模制造相比，集群制造方式对现代经济的产品市场变化和产业技术革新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90年代以来，集群制造被看成为OECD国家产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以及发展中经济走向新型工业化的有效途径。[6]（P20）；[7]（P12）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央计划通过国有企业（严格意义上国有企业仅是一个工厂，而整个国家相当于一个科层制的公司）组织生产并推动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快速发展，企业组织网络化日趋明显，不同成因类型的集群组织在推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集群制造也越来越被认为是我国走向“世界工厂”并最终实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手段。[8]但是，在实现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上，大量研究主要集中在新型工业化的内涵分析、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性以及走新型工业化的对策等方面，而且对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政策和宏观环境的分析上，较少从中小企业集群的角度进行研究。[9]（P84）本文主要从企业集群的角度探讨集群制造与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关系。
二、集群制造与我国工业化生产组织方式
集群制造在现实经济发展中主要表现为“专业镇”经济、[10]“块状经济”、[11]（P8）“一村一品，一镇一业”、出口加工贸易区以及高新技术开发区[12]（P13）等中小企业空间集聚现象。就我国企业集群的不同发展形态的观察，基本上可区分出包括中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出口网络和创新网络等三种集群制造的生产组织方式。
1.中小企业集群。这是一种“第三意大利”产业区意义上的集群制造，基于历史和传统，以小城镇或乡村为依托，以本地的资源禀赋和本地市场为动力，是一种内生型的集群组织。[10]首先出现在珠江三角洲的南海、顺德以及长江三角洲的温州等市场化改革较早的地区，表现为同一产业部门的众多中小企业按商品链的垂直分工或水平分工形成专业化协作体系。目前，多数集群组织还处于自发阶段，而形成较早的集群组织在政府部门和私人服务机构的支持下不断朝分工协作的网络化方向发展。这类集群制造主要集中于传统工艺、行业技术标准化或创业资本门槛低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包括家电、陶瓷、五金、制鞋、服装、玩具和家具等，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快速启动了我国的农村工业化。
2.中小企业出口网络。这类集群制造方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少数加工贸易区逐渐扩散到沿海、沿江以及内地的外商投资密集区域，是在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通过引进外来资本加入全球商品链的分工体系形成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13]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全球商品链在国际转移过程中往往不是单个企业的移动，而是围绕某个或几个关联的制造环节而形成的企业群体转移，并逐渐带动本地化的供应链、服务链配套网络的形成，因此，这类集群制造属于以跨国公司为核心的配套产业集群。[14]中小企业出口网络推动了我国新型加工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如东莞和昆山已发展成为国际性的IT产品出口基地。
3.创新网络。这类集群以产品、技术和市场创新带动产业的发展，尤其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国家软件科技产业园区、大学科技园区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高新技术产业区等。Markusen用国家力量依赖型产业区（state-centered district）来突出该类集群的成因特点。[15]目前，创新网络逐渐成为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源泉，尤其发挥了类似“硅谷”孵化器的效应。如中关村孵化出了中国最重要的一些IT企业和支撑IT企业的人才，成为中国最大的智力密集区域、民营科技企业的发源地、中国科技的核心区。[12]P220
从工业化角度来考察，我国的集群制造还呈现出与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良性互动的特征：
1.集群制造与迎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相适应。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是基于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包括低工资、高储蓄率的富余资本、企业家精神以及巨大的市场需求等，更是基于目前我国强大的集群制造能力以及企业集群的配套能力。[16]如在东莞方圆50公里内，装配电脑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都可购买到，这种集群制造所拥有的产业配套能力不仅吸引了包括IBM、康柏、惠普、戴尔等全球著名电脑公司把东莞作为重要的OBM基地和电脑零部件采购基地，而且也加快了东莞IT产品制造业国际网络的形成。
2.集群制造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与大规模制造不同，集群制造依靠市场配置资源，能动员生产要素，能便利专业化的创业，能激发企业家精神，能降低小规模创业的投资风险。因此，集群制造可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宏观和微观领域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集群经济高度发育的广东省和浙江省，多年来他们的市场化程度也一直排在全国第一和第二位。[17]
3.集群制造兼顾了技术密集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产业技术选择上，集群制造可以定位在手工艺、适用技术、成熟技术以及高新技术等不同的技术层次。劳动密集型的集群制造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力，很好地解决了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问题，如“块状经济”为浙江省创造了380.1万人的就业机会。同时，集群制造的网络创新范式能增强集群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不同形态的中小企业出口网络和创新网络也推动了我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
4.集群制造促进了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内源型经济和外源型经济良性互动的格局。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际资本移动和投资自由化的大趋势下，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主要由已有的产业集聚或相关的支持产业来决定是否能刺激和吸引投资的现象，其行为则明显地表现出投资时的追随效应。[18]集群制造的快速发展不断增强我国产业的配套能力和制造能力，将有利于我国吸引外资与增加出口。
5.集群制造可以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城乡协调发展。我国的集群经济具有明显的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化和与小城镇建设结合的特点，较好地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适度同步发展，明显避免了大规模制造造成的农村经济衰退和“大城市病”等工业化问题。中小企业在小城镇集聚，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发展，广东有160个“专业镇”经济规模在20亿元以上。1980-2000年间，全国城镇化比率提高最快的省份是广东省和浙江省，城镇化率分别达到42.3％和37.87％，而这两个省份也是我国集群制造最为发达的省份。[17]因此，在我国目前城乡二元隔离状态暂时无法改变之下，集群制造是我国农村走新型工业化的有效途径。
三、新型工业化道路：一个集群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集群制造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带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和加工出口基地。但是，中国要成为“世界工厂”还有很长的路子。目前，在世界制造业总额中，中国的份额仅为7％左右，远远低于美国的22％和日本的15％，中国制造业出口仅相当于美国的1/3和日本的1/2。从西方工业化的发展历程来看，英国从产业革命成为第一个“世界工厂”花了近百年时间，日本成为第二个“世界工厂”大约经历了25年的高速增长。而且，我国的集群制造基本上是转轨经济时期的产物，大多处于低级发展阶段，集群内企业缺乏分工协作，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而且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因此，通过集群制造推动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需要解决以下几个关键性战略问题：
1.集群制造的有效政策干预途径。从集群成长的规律来看，中小企业的聚集往往是一个自发过程，成功的集群不可能通过产业规划或其它人为手段创造出来，这对于我国长期以来实施的产业政策以及习惯于计划经济调节手段的各级政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是，Krugman意义上的“历史偶然性”也隐含着相关联企业聚集、人力技能的供给以及其它产业要素获得性等集群生成的必要条件。[19]（P23）Altenburg和Meyer-Stamer通过对拉丁美洲国家集群政策经验的总结提出了基于集群成长轨迹（trajectory）的动态政策措施。他认为，生存型集群具有保持产业成长和激励创业所提供的孵化器功能（seedbed），政府应重视此类集群在农村工业化中的作用（尤其是提供就业机会），针对此类集群的政策作用应体现在促进企业间的合作和企业网络的培育方面，以加快集群内大企业的出现，促进低级集群向高级集群的进化。对于更高级的集群，政策措施应调整为对企业集群升级的促进方面，尤其应集中于技术学习和创新领域。对于成熟的集群，政策的干预也有其必要性。[14]例如，在墨西哥，通过一个临时性的贸易保障措施（关税壁垒）并配合货币贬值政策为本国制造商获得了产业升级的时间。[20]我国中小企业集群由“无形”到“有形”的成长过程中也体现了政策作用的空间和效果。[21]
2.应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挑战。发展中经济的集群制造往往起步于地方市场或国内市场，因此，即使对于成熟的集群组织，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ssociate）和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ion）对产业和市场的开放也将成为集群化成长路径中的关键转折点。[22]经济开放意味着习惯于国内市场的地方企业将面对一个更为严格的国际市场挑战，这包括生产成本、产品质量、市场反映速度以及生产弹性等全球性标准。Rabellotti对墨西哥Guadalajara shoe集群的研究发现，在1990年代早期，随着墨西哥开始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贸易边界的改变导致了墨西哥传统市场遭遇来自外部竞争者的入侵，结果许多本地生产企业关闭。[20]同样，在1990年代早期印度实行贸易和产业自由化政策的进程中，伴随着对本地目标市场高质量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Ludhiana shoemaking集群不仅遭遇到来自外部高品质产品的竞争。而且造成印度传统的对苏联的低质量出口市场的最终丢失。因此，在应对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对外部市场和本地市场动态细分的竞争过程中，集群内组织学习（organizational learning）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集群企业应不断增强双边和多边的垂直联系和水平合作，增进整个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信息与经验交流，以确保对诸如质量、交货等问题的及时关注。另一方面，应对全球市场的挑战也需要采取联合行动（union action）以获得集群制造的集体效率（collective efficiency）优势。如我国的浙江省温州地区，打火机集群制造通过地方的专业协会积极应对来自欧盟的贸易反倾销诉讼，有效地防止了集群制造组织的集体性失败。我国的新型工业化同样面对经济自由化（诸如CEPA、FAT和APEC）和经济全球化（WTO）的机遇与挑战，这意味着应对新挑战的集群策略不仅依赖于企业间的合作，而且需要政府公共组织和私人服务机构的积极参与。[24]
3.集群学习系统和创新平台的建设。技术创新是集群保持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技术创新能力不足是集群衰退的主要原因。目前，我国地方政府通过建立技术创新中心来推动集群的技术创新，为集群中小企业提供包括技术创新、人力资源培训、产品质检、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共性服务。例如，地方政府通过垫付资金来购置关键性技术设备，中小企业以低成本购买获取产品外形设计、结构与功能设计等共性技术。[25]；[26]（P199）但是，提供公共技术创新支持的最终目的是通过集群的累积性（cumulative）来推动地方企业的能力提升（upgrade capabilities）。因此，集群学习系统的建设是一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对于许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企业集群组织（比如传统工艺集群），缺乏对外部知识源的有效引进是其成长停滞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外部联系，通过建立贸易网络增强集群与外部的联系（external linkages），将是增强这类集群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Nadvi对巴基斯坦集群的研究表明，外部制造商是集群企业获得“用中学”和“干中学”知识以改正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23]Rabellotti对墨西哥集群的研究也发现，在出口市场上与外界购买者保持稳定的联系和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是出口贸易商成为生产流程、质量控制、设计和新技术等集群知识的重要来源。[20]我国地方集群通过引进外部科研院所来完善学习系统，很好地解决了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技术创新问题。国内外集群的成功经验表明，集群能力的提升强烈地依赖于外部知识来源及其在集群内部的快速扩散，因此，正确区分集群知识的可能来源者（包括地方技术研究所、大的制造企业或者外部贸易商）并建立有效的集群学习系统，尤其是对于通过全球商品链形成的地方配套集群来说是一个策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