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二十年与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轨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年论文,邓小平理论论文,改革开放论文,轨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二十周年。二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又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思想起点。因此，我们今天既是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也是纪念邓小平理论创立二十周年。这两大历史过程不是偶然地联系到一起的，而是历史地逻辑地统一在一起的，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体现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与基本实践的统一。邓小平理论的三大创新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三大转变，集中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在理论与实践统一基础上的伟大创新。
一、改革开放的三个阶段
二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迈出了有历史意义的三大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或者用邓小平同志本人的话，就是上了三个台阶，大体上每六七年上一个台阶。
1978～198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或叫第一个台阶，这是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其特点是“解放思想——农村改革——对外开放”三个主动轮的全面驱动。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基本思想。
第一个主动轮是解放思想。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号角，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序幕。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深入反思“左”的教条主义的历史根源，从思想理论上，尤其是从社会主义观上开始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这是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本质内容。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是改革开放初期第一轮思想解放的理论总结。
第二个主动轮是农村改革。中国改革开放是从两头——最上层和最下层同时开始的，主要是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同时又辅之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上下一致，共同驱动。最上层的就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最下层的就是中国农村最基层的广大农民。
第三个主动轮是对外开放。其实早在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对外开放、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思想，并称之为“一个大政策”。1984年1月24日～3月16日，邓小平进行了80年代的第一次南方视察，看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之后，总结了初步开放的实践经验，并对特区的性质、作用、战略地位，做了“四个窗口”的生动概括：“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51～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他在使自己的思想经受实践检验之后，在总结初步开放的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扩大开放、全面开放、自主开放的理论，构成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正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起步，推动了邓小平理论的“破题”。
1984～1991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阶段，或叫第二个台阶，主要特点是从外围改革深化到体制改革，“体制改革——乡镇企业——文化建设与政治改革”成了中国体制改革的三大动力源。正是在改革开放实践全面展开的基础上，邓小平理论初步形成理论轮廓、基本框架，即已集中上升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第一个动力源是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中心的体制改革。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体制外围的农村改革转向以城市为中心的体制改革。而体制改革的主要突破口，则是在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重新调整上。改革起步阶段，我们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在当时是必要的过渡阶段，但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计划经济的大框框，也没有从根本上超越战后苏东改革中“固守传统计划经济本体+有限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路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核心思想是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80年代中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取代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这是体制和观念上的重大突破，也是理论和体制上的重大创新。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谈到了这个历史性的重要决议，他还特别强调，不是自己起了决定作用，而是集体智慧起了决定作用，群众实践起了决定作用。
第二个动力源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也是中国改革发展的历史契机，同时又是整个中国改革保持生机活力的重要动力源泉。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同志采取的办法，与对待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同小异。他作为领导者，并没有事先给群众实践划定框框，不可越雷池一步；相反，他非常关注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包括群众在实践中的大胆尝试。他采取的态度，一是以科学态度冷静观察，并不贸然表态；二是看准了以后热心支持群众中的实践创造，包括前无古人的首创精神；三是从理论上作出概括，积极引导。1987年6月，他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一文中，非常坦诚地说明了自己对乡镇企业的认识过程：“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摘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
第三个动力源是文化建设和政治改革。80年代以来，在这两个方面，邓小平同志也先后提供了一些重要思想，这些思想都是和群众实践、群众呼声紧密相联的。邓小平多次强调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有以下原因：群众在实践中要求两个文明一起发展；反对腐败、端正党风的群众呼声甚为强烈；多次兴起的学潮反映了思想教育问题的严重性。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给党中央写信，建议发展我国高科技。3月5日、4月6日、10月6日邓小平同志先后三次作出批示，要求认真讨论这一问题。1988年，他作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又是对当代科技革命实践、专家学者意见的理论概括。1987年党的十三大前后，邓小平还根据体制改革深化的实践需要及人民群众要扩大民主的强烈呼声，提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和经济体制改革配套进行。
1992～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阶段，或叫第三个台阶，主要特点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体制转轨、体制创新的关键期。90年代的改革主要源于实践中出现的三个新潮头，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开放——经济起飞”。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邓小平理论体系也进入一个初步形成，走向成熟的新阶段、新高度。
第一个新潮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进入关键期。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交织点上，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一系列急剧变化。一些西方敌对势力预言：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如多米诺骨牌，下一个必将轮到中国头上，为此他们对中国动用了制裁政策、封锁政策、分化政策。此时，中国实行治理整顿方针，适当调整经济，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当代社会主义大曲折的压力下，“左”的思想倾向有所冒头，对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有所游疑，经济起飞势头有所低落。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四个南方城市，主要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龙头城市，发表了举世瞩目的南方谈话，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比80年代更加广阔、更加全面、更加深化的新阶段。一个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三步。第一步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有所松动，但尚未根本突破；第二步是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体制上有重大突破，但未能完全突破；第三步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彻底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体制基点由此确立。
第二个新潮头是中国走向独立自主的全面开放。开放的幅度加大了，从沿海开放，走向沿江、沿边、沿市、沿道的全面开放，以上海浦东开发为龙头，迅速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开放，从而推动内地及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开放的速度加快了，80年代对外开放是由点到线再到面逐渐铺开的，90年代则几乎是一下子迅速铺开的；开放的对象升级了，80年代引进的对象主要是港、澳、台等地的资金，鲜有国际上大的跨国公司直接对华投资，而90年代则有许多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外商在如此短时间内集中到一个国家来投资，开创世界历史之先河；开放的深度有质的变化，原来是打开窗口、打开国门，这和国际市场、全球市场仍有相当的差距，90年代以后我们虽仍要维护一定的民族经济、保卫国家经济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警戒线与安全线，但总的趋势是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全球市场的平等竞争。
第三个新潮头是中国经济的发展登上了一个更大的新台阶，实质上进入了现代化经济起飞阶段。邓小平同志总结国内与国际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看到中国发展问题的迫切性，看到中国老百姓摆脱贫劳落后、争取共同富裕要求的强烈性，看到中国目前发展机遇的珍贵性，提出：抓住大机遇，实现大发展，避免大损失！正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鼓舞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发展过程中高速度与低度通胀的统一，并且有力地防范与化解了1997年和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不良影响。中国现代化经济起飞大势已成，不可逆转！
我们刚才是用三分法，把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分为三个阶段、三个台阶，具体分析了改革开放的实践发展与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也可以采用二分法，把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分为两个阶段、两大台阶，大体上是80年代为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起步的启动期，90年代为中国改革开放体制转轨的关键期、深化改革的攻坚期。90年代，更准确地说，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既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深化的新阶段，又是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走向深化的新阶段，二者是理论与实践统一发展的过程。邓小平理论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的新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期的思想先导；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则是邓小平理论发展的强大实践基础与实践源泉。
二、邓小平理论的三大突破与体制创新的三大转变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应当说既是邓小平理论的首要基本问题，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首要基本问题。正是在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上，当代社会主义遇到了独特的矛盾：本来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是基本清楚的，可是后来却不那么清楚了；理论上似乎搞清楚了，但在错综复杂的实践发展中却又不甚明了了。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独特矛盾，一个重要的历史根源、理论根源，是由于长期以来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感情力量：把30～50年代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当成社会主义本质的充分体现、直接体现，甚至是惟一体现，由此形成了先入为主、根深蒂固、影响全面的三个僵化观念：社会主义本质＝激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本质＝清一色的国家所有制，社会主义本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正是这三个主要的僵化观念，从思想观念上，确立和支撑着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到1978年的二十年间，我们之所以搞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不能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和“左”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主要是这三个僵化公式和僵化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只有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特别是社会主义本质观的创立，才使我们突破了这三个僵化公式和僵化观念。
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本质观突破的第一个僵化公式就是“社会主义本质＝激烈的阶级斗争”，从而彻底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僵化观念的束缚。这个“左”的僵化公式，并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主流。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的思想转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进而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没有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本质观，就很难从根本上突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束缚。
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本质观突破的第二个僵化公式，就是“社会主义本质＝清一色的国家所有制”，从而彻底摆脱了“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僵化观念的束缚。实际上，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已反映出俄国生产力发展极不平衡且总体上相当落后的基本国情，因而不能指望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必须长期保护多层次经济结构。而毛泽东之所以在三年“大跃进”中倾心于“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制，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偏向极左的“穷过渡”理论，这两次“左”的重大失误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是受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的影响。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本质观的特点是，没有正面攻击这个僵化观念的顽固堡垒，没有拘泥于究竟国有制占多大比重才算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问题，而是从价值观、功能论的高度，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从而使这个观念转变的难点问题迎刃而解，使“一大二公三纯”的僵化社会主义观土崩瓦解。
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本质观突破的第三个僵化公式，就是“社会主义本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从而彻底摆脱了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观念的束缚。列宁晚年的新经济政策采用“国家调节下的市场”，迂回渐进地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那种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只能等于官僚主义空想。毛泽东接受了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僵化观念，把与市场经济相关的商品货币、按劳分配、等级工资、物质利益等原则，一概归之于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当加以限制的“资产阶级法权”，并作为修正主义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主要社会基础来加以铲除。这正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深刻理论根源，也是突破僵化模式和僵化观念的难关所在。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本质观，把解放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相统一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而把计划与市场作为发展生产力的两种手段。这就抓住了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关系这个“牛鼻子”，彻底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僵化模式和僵化观念的最后一道防线。
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本质观的提出，突破了上述三个僵化公式与僵化观念，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与体制创新奠定了最为深层、最为根本的理论基础，这正是解放思想的关键所在。在邓小平社会主义观、社会主义本质观的理论指导下，中国改革开放在“体制目标——运行机制——对外关系”上，形成了关系全局的三个重大转变，由此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三个本质特征。
体制创新的第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既是工作重心的根本转移，又是体制目标的根本转换。
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本质上是“战争与革命”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战时体制或备战体制：以国家垄断为主、国家强制为主要手段，把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用于保卫国家政权、发展国家政治实力的国内国际斗争目标。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这种高度集中的战时体制，曾经是惟一正确的历史抉择，但这种体制目标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暂时性和局限性。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邓小平同志力倡坚定不移地实现工作重点的根本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强调要坚持“一个中心”一百年不动摇。这个工作重心的转移，实质上是体制目标的根本转换，即以现代化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体制目标，建立社会新型体制的新型结构、新型机理、新型功能，是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由此引起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
体制创新的第二个重大转变，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这是运行机制的重大转换，也是体制转换的中心环节。
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模式，在运行机制上的本质特征，就是以国家垄断、国家强制为主要手段，而排斥市场机制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以国家指令性计划为主要形式，由国家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因此，在这种体制中，国家成了独一无二的能动主体，而众多企业、劳动集体、劳动者个人却成了消极听命的被动客体。为了维护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势必使市场机制作用不能得到发挥，使市场体系变得支离破碎，市场功能变得残缺不全。战后苏东各国的改革在四十年间几起几落，在基本思路上只局限于枝枝节节的小修小补：固守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本体+有限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因而到了80年代中后期已经贻误了改革时机，酿成了右的势力抬头，使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曲折。
在这个体制转变的枢纽问题上，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的显著特点是：彻底的改革目标与循序渐进的改革步骤，历史地具体地统一在一起。一方面，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邓小平理论为体制转轨确立了改革的目标，反复阐明了“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论点，“计划与市场二者都是手段”的论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并无根本矛盾”的论点，“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的论点；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摒弃了某些国家“休克疗法”的错误方略，采取了循序渐进、稳健可控、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推进方略，先后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步：改革起步期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革推进时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关键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始，中国改革开放终于彻底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的苏联僵化模式，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型体制。
体制创新的第三个重大转变，就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封闭状态走向全面开放。这既是对外关系上的重大转变，也是体制功能上的一大更新。
封闭半封闭状态是一种表面症状，其实质是排斥市场机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现代社会的联系，由此阻碍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动力机制。如果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像一堵墙，阻隔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话，那么邓小平理论首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则是一座桥，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他倡导的全面开放，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对内开放全国大市场，搞活经济；对外开放世界市场，汲取人类文明成果。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要求广泛利用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国内与国际两种资源，加速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开掘了社会主义的三大动力源泉：独立自主的劳动实践活动——以市场为中介的社会交往活动——以市场为中介的信息符合交往活动。对于原先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来说，开放国内市场以超越自然经济，开放世界市场以汲取人类文明成果，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与这三大转变相配套的，还有两大转变：
从“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转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层次经济结构；从以高投入、高消耗，求高产值、高速度的非持续发展模式，转向以适度投入、适度消耗、求适度增长、优化效益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正是以这一系列重大转变为枢纽，实现了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飞跃。以改革开放为实践基础的邓小平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解决了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怎样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核心内容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解决了在和平发展、科技革命时代背景下，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次飞跃衔接到一起，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史上关于社会主义观的第三次大飞跃：19世纪40～9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一个五十年”，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为主要实践基础，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为科学，这是社会主义观的第一次大飞跃；19世纪90年代～20世纪4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二个五十年”，以俄国十月革命与新经济政策为主要实践基础，创立了列宁主义，使社会主义进一步从科学理论转化为落后俄国的具体实践，这是社会主义观的第二次大飞跃；20世纪40～9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三个五十年”，以中国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二十年为主要实践基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从毛泽东思想发展到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从单一模式走向多极模式，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走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观的第三次大飞跃。
标签：计划经济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南方谈话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邓小平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