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我国商品市场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当前我国论文,商品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556（2002）01－0001－06
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体系，主要包括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中国的这三大市场中，商品市场发育程度已远远高于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但由于商品市场居于基础地位，因此仍然有必要深入研究。本文主要从物价（通货紧缩）、商品供求关系（生产过剩）、商品市场波动、农村市场等方面，对当前我国商品市场几个基本问题进行考察。
一、通货紧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物价日益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景气变动的重要信号，也成为反映商品市场波动趋势的晴雨表。因此，研究商品市场必须紧紧围绕“物价”这个最敏感的信号。
1997年10月，物价开始负增长，出现通货紧缩（deflation ）。1998年和1999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都处于负增长中。2000年以来，价格总水平持续在低位徘徊。2001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增长1.1％。 物价上涨率虽然已转为正数，但当前通货紧缩的压力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通货紧缩是最近4年来商品市场的晴雨表——物价走势的最好描述。
对“通货紧缩”一词的理解，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判断通货紧缩应该结合货币因素，也就是说通货紧缩应具备两个特征：一是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二是货币供应量持续减少，或者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但是，货币流通速度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其变化也不易被直观地观察到，货币供应量的增减又是由货币当局控制的，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因此，笔者认为，在非价格管制的国家，判断通货紧缩的主要指标应该以物价为宜，这样既简便易行，又能切实地反映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只要物价总水平普遍、持续下降，基本就可视同为通货紧缩。
西方学者对“通货紧缩”的理解也存在分歧，不过，将通货紧缩定义为物价总水平普遍且持续下降的观点，相当流行，且易为大众所接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和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在最新版的《经济学》中如此定义：“通货膨胀是指价格总水平的上升……通货膨胀的对立面是通货紧缩，当价格总水平下降时，通货紧缩就出现了”（注：Paul A.Samuelson and William D.Nordhaus,1998.Economics.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p 406.）。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在他的《经济学》中也这样认为：“在19 世纪末，人们对通货紧缩非常关注——通货紧缩表示价格水平的稳定下降”（注：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册），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如此看来，将通货紧缩定义为物价总水平普遍的持续下降，有充分依据，完全站得住脚。
对于通货紧缩的性质，一般是将其视为洪水猛兽，是头号敌人，在较早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通货紧缩几乎成了经济萧条（depression）的同义语或代名词，仔细想来，这是一种误解。其实，通货紧缩也有好坏之分，它并非全姓“恶”。价格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有多种组合。通货紧缩往往伴随着经济停滞，但有时也可以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或经济扩张。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1929～1933年，消费价格指数（CPI）下降近25％。但是， 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通货紧缩并没有伴随经济衰退，20世纪20年代也出现了“好”的通货紧缩。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了工业革命时期，在工业技术迅速改进以及铁路快速扩张的支撑下，出现了战后的持续繁荣。1869～1898年间，美国实际实现的真实GN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4.3％，大约相当于目前增长率的2倍。高生产率带来大规模产出，从而大大压低价格，低廉的价格又极大地扩大了销售。伴随着物价的下降，名义工资也下降，但实际工资却上升了。根据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分析报告，1860～1890年，制造业的实际工资上升了50％。可见，这一时期的通货紧缩无疑是“好”的。20世纪“喧嚣的20年代”，美国国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质的变化，进入了所谓的“大批量生产时代”、“大众消费时代”，供给增长快于需求扩张，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压低了价格，从而出现全面的通货紧缩。1921～1929年的8年中，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工业生产几乎翻了一番，各种耐用消费品的产出增长了29％到200％。但是， 批发物价指数下降，尤其是食品价格持续下降。由此可见，通货紧缩确实有“好”、“坏”之别，不要一提通货紧缩就全盘否定。
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理论上可以通过总供给－总需求（AS－AD）模型说明。在AS－AD模型中，当总需求曲线（AD）和短期总供给曲线（ASs）的交点位于长期总供给曲线（ASL）或潜在产量线左边，并且交点距ASL线较远或相当远，这时，交点决定的产量（或收入）和价格水平都处于很低的水平，这就是萧条状态。假如现在经济社会位于繁荣状态（AD曲线和ASs曲线的交点位于ASL 曲线的右边）或滞胀状态（AD曲线和ASs曲线的交点位于ASL 曲线左边但出现通货膨胀），由于劳动力或原材料价格的下降或者出现技术变革，推动短期总供给曲线ASs较大幅度向右下方移动，从而物价下跌，产量增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货紧缩与经济快速增长并存的局面。美国南北战争后的通货紧缩是由于工业革命推动ASs曲线大幅度向右下方移动，20世纪20年代的通货紧缩也是由于当时生产力迅速提高（比如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建筑业的起飞）推动ASs曲线向右下方移动。
为了进一步认识通货紧缩，还可以深入探讨通货紧缩对总需求的主要部分即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通货紧缩与消费。根据现代消费函数理论，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收入和实际财富。当收入一定时，实际财富越多，消费水平越高。出现通货紧缩时，人们所持有的货币的实际价值升高，从而实际财富增加，因此他们可以增加消费，这种效应是庇古（Pigou，A.C.）教授提出的实际余额效应（real balance effect）。但是，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实际余额效应是相当小的，大多数估计表明，实际总财富增加10％仅能使消费大约增长0.6％。就是在美国30年代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时期，价格下降了大约1／3，也仅使消费至多增加了0.5％。
通货紧缩对消费的影响还会产生几种效应：跨时替代效应、财富再分配效应和收入再分配效应，但是，当物价下降时，这些效应并不明显，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些效应与实际余额效应结合在一起，使得物价负增长确实能增加消费，但不能大幅度增加。
通货紧缩与投资。通货紧缩主要是通过利率的变化来影响投资。当通货紧缩确实导致利率下降时，投资就会增加，这种效应称为利率效应（interest rate effect）。但是，该效应很值得怀疑。因为与投资相关的利率是实际利率而不是名义利率，通货紧缩往往反而会提高实际利率，进而抑制投资。通货紧缩即使能降低实际利率，也并不一定能刺激投资，因为通货紧缩还会产生信贷限制效应（Credit constraint effect）和厂商财富效应（firm wealth effect）。通货紧缩时，厂商收益随之下降，但它们所背负的利息成本却不变，结果是厂商自己可用来投资的资金减少，从而投资相应地减少，这种效应称为信贷限制效应。厂商的财富效应是指通货紧缩导致厂商的利润和资产价值下降，从而使得它们更加不愿意进行风险投资。出现通货紧缩时，这些效应可能同时起作用，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投资得不到明显刺激，反而可能被遏制或者受到打击。
综合分析通货紧缩对消费、投资的影响，可以得出结论：通货紧缩很可能遏制投资，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刺激消费，两者相抵消，通货紧缩对总需求的影响不明显。因此，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相当复杂，不能片面得出通货紧缩对经济增长的灾难性影响的结论。
当然，笔者并不是要为当前的通货紧缩唱赞歌。我国没有出现通货紧缩与经济快速增长的优良组合，但是，也需要辩证地认识通货紧缩，冷静地分析通货紧缩的成因和性质。商品市场上的物价走势，笔者认为应保持基本稳定为宜，长期的物价持续上涨或持续下跌都应该力求克服，都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二、生产过剩
商品供给和商品需求是商品市场的两个基本方面，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又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形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其对立是供求之间不相适应，叫做供求不平衡；其统一是供求之间相适应，叫做供求平衡。供求不平衡是商品供求矛盾存在的经常、绝对的状态，平衡只是矛盾存在的暂时、相对的状态。供求不平衡以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体现。不平衡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一般不平衡；另一种是严重不平衡。
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长期是一种短缺型经济，商品市场上表现为供不应求，供小于求的差额很大。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情况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供小于求的差额日益缩小。1986年，商品市场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其主要表现是十分严重的产品积压，不仅是产成品库存严重积压，就是投入品库存也大幅度增长，1989年9 月更是出现前所未有的市场疲软。市场疲软的实质其实就是一种市场销售危机，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供过于求，出现生产相对过剩，其症状类似于马克思笔下的经济危机。90年代以来，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的基本趋势是愈演愈烈。根据国家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提供的资料，从商品供求来分析，当前商品市场的特征就是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论述，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定期爆发，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表现。“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注：《资本论》第3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5－286页。）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这种对抗性矛盾，本质上是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恩格斯说：“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注：《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1页。）但是， 生产过剩也完全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但并不意味着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存在矛盾。改革过程中，由于体制的变革，加之生产和消费之间本身的固有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愈益尖锐，进而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普通城乡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因此，生产过剩，其根源是改革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矛盾的日益尖锐。
但是，我们还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生产过剩。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告诉我们，危机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就存在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即商品流通出现以后，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裂成了两个独立的行为，买和卖可能脱节，于是，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就已经蕴藏了危机在形式上的第一种可能性。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买卖日益采取赊购赊销的方式，期货市场的发展把这种方式推到了顶峰，于是，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执行其职能时，又产生了危机在形式上的第二种可能性。这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但是，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的可能性要转变为现实性，商品货币关系必须进一步发展，必须有一系列的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注：《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85页。）。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出现现实的生产过剩，并不有悖于商品经济的自然属性，相反，它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信用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说明中国经济已具有了市场经济国家的若干重要特征，这其实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这样，从商品货币关系角度考察，生产过剩的出现并不是坏事，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
因此，我们要辩证地看待生产过剩。从坏的方面来看，生产过剩与经济萧条紧密相联系，是生产和消费矛盾尖锐的结果，当然需要遏制和治理。但是，从好的方面来看，生产过剩较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短缺经济时代毕竟是一个进步，同时，生产资源的相对闲置也为我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及改革的深化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和契机。
三、商品市场波动
商品市场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一种反映，两者确实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分开。但是，商品市场波动毕竟不同于经济波动，它能相对独立，有其自身运动的特性和特点，可作为特定的经济问题来加以研究。
（一）波动形态的测定
波动形态的测定，首先就是考察指标的选择。囿于统计资料，这里仅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考察指标。严格说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是反映了消费品市场规模的大小。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是考察消费的重要指标。
按照“谷－谷”法划分，从1953～1999年的47年中，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波动共呈现出8 个周期：（注：本小节所有数据根据参考文献［5］、［6］、［7］所提供的资料计算。）
第1个周期：1953～1957年，历时5年；
第2个周期：1958～1961年，历时4年；
第3个周期：1962～1968年，历时7年；
第4个周期：1969～1976年，历时8年；
第5个周期：1977～1982年，历时6年；
第6个周期：1983～1986年，历时4年；
第7个周期：1987～1990年，历时4年；
第8个周期：1991～1999年，历时9年。
这8个周期的前4个周期，属于改革之前，后4个周期， 属于改革之后。要说明的是，第5个周期的1977～1978 年属于改革之前， 1979 ～1982年属于改革之后，由于这里采用的是“谷－谷”划分法，而该周期的波谷年份（1982年）位于改革之后，因此，第5 个周期作为改革后的周期。
这里的8个周期，指的主要是短周期，即“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这种周期的平均长度约为40个月。如果周期的长度仅为两年，则将其与相邻的周期合并。以上8个周期中，第1、3、4个周期都出现了这种情况。第1个周期包含两个相邻的小波动，分别是1953～1955年的波动和1956～1957年的波动。第3个周期包含三个相邻的小波动， 分别是1962～1963年的波动、1964～1965年的波动和1966～1968年的波动。第4个周期也包含三个相邻的小波动，分别是1969 ～1970年的波动、1971～1974年的波动和1975～1976年的波动。
自1953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波动的波长，平均长度为5.9年，最长的波长达9年，最短的波长为4年，其中波长为4年的频数是最高的，频率达37.5％，其它波长的频数均为1次，频率为12.5％。这样看来，商品市场波动的各种波长的频率分布显得并无规则，每次波动的持续时间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商品市场波动无规则的具体含义是：商品市场扩张和收缩并不遵循一个一定的时间轨道，波峰或波谷常常出人意料地提前或者滞后出现，“随机震荡”特别强。
（二）波动幅度
改革前后商品市场波动状态特征悬殊，尤其是波动幅度。改革之前，商品市场波动幅度相当大。令人深思的是，改革以来，波动幅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显著上升。
改革之前，商品市场波动的4个周期的峰谷落差平均为16.4 个百分点，这4个周期的峰谷落差又迥异，其中，第2个周期落差高达25.4个百分点，第4个周期的落差则缩小至5.5个百分点。改革以来，商品市场的4个周期的峰谷落差平均达19.4个百分点，升幅为3个百分点。商品市场波动的这种特征，与经济波动、投资波动是“背道而驰”的。这表明，改革以来商品市场的不稳定性增加了。
改革前，商品市场波动系数（the coefficient of fluctuation）显著低于经济波动系数，（注：波动系数又称变异系数，变异系数有极差系数、平均差系数、标准差系数，此处采用标准差系数，它是标准差除以相应的平均数所得的系数，反映标志值离差的相对水平，用V[,σ]表示，即V[,σ]＝
为X的平均值。）前者为1.1，后者达1.7。改革以来，商品市场波动系数反而大于经济波动系数，前者为0.53，后者仅0.32。这表明，改革以来商品市场不稳定程度高于经济增长不稳定程度。
改革前后商品市场波动幅度这种阶段性转化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改革以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对物价、消费品市场供求实行严格的管制政策，市场发育被严重束缚和扭曲。改革以来，政府对物价、消费品市场供求的管制放松了很多，价格逐渐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市场各种主体活力大为增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迅速增长，但是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尚未到位，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各种摩擦因素不时地冲击市场，导致流通秩序混乱。这样，波动幅度也随之上升。
（三）商品市场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吻合状态
考察吻合程度或同步程度的指标是相关系数（correlation coefficient）。1953～1999年间，商品市场波动与经济波动的相关系数为0.51，刚刚达到显著相关的标准。1953～1976年间，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57，显著相关。1977～1999年间，两者的相关系数有所上升，达到0.65，吻合程度进一步提高。但是，投资与经济波动的吻合程度则要高得多，不管是改革前还是改革后，它们都是高度相关。
就波动形态而言，商品市场波动8 次周期的波谷年份与经济波动的波谷年份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商品市场波动第5次周期的波谷年份（1982年）滞后一年。经济波动第2个周期的波谷年份持续三年， 同期商品市场波动的波谷年份只有一年，但是经济波动的波谷最深的一年是1961年，与商品市场波动的波谷年份重合。商品市场波动与经济波动的第1次周期都包含了两个小波动，商品市场的第一个小波动的波谷年份（1955年）滞后于经济波动一年（1954年）。如将1953～1999年划分为三个阶段，1962～1978年（商品市场波动的第3、4个周期以及第5 个周期的复苏阶段）的第二阶段，商品市场波动与经济波动的变动趋势基本不吻合，两者之间无规律可循，但是两者的波谷年份还是一致的。1953～1961年的第一阶段以及1979年以来的第三阶段，商品市场波动和经济波动的变动趋势基本吻合，商品市场波动的波峰年份往往滞后一年。这些表明，经济波动形态决定商品市场波动形态。
四、农村市场的开拓
商品市场中，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的反差相当悬殊。1999年，乡村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1985年的52.96％下降至38.68％，减少了14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69％。2001年上半年，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1.6％，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1％，城镇高出乡村3.5个百分点，城乡市场零售额增幅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远低于城镇居民，1999年底，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38.24台，电冰箱10.64台，洗衣机24.32台，照相机2.69部，同期， 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量分别为111.57台、77.74台、91.44台、38部。在城镇流行的空调器、热水器、排油烟机、微波炉、家用电脑、影碟机等耐用消费品，农民的拥有量更低。因此，商品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必须以农村市场的开拓为重点。开拓农村市场，应立足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农民收入增速持续 4年下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未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又主要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了，就会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更多的机会，乡镇企业也会得到较快发展。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仍然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竞争中，乡镇企业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为此政府必须继续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出现诸如造成环境污染、大规模伤亡事故、产品质量差等问题的乡镇企业，不宜简单关闭了事，要积极引导。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也应该保证乡镇企业的融资需求。只要乡镇企业再度蓬勃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得到转移，农民收入增速继续下跌的趋势必将得到扭转。此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途径。
其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农民的家用电器拥有量低，除开收入因素外，农村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一般的家用电器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相配套，例如电视机需要电压稳定和有线电视信号，电冰箱需要电源供应不间断，洗衣机离不开方便的自来水供应。但是，农村的这些基础设施的现状是：电视信号比较弱，收视效果差；电力供应跟不上，电压不稳定，收费比较高；自来水普及率很低；不通公路或路况极差。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严重限制了家用电器在农村的普及。据悉，由于基础设施不配套，农村家庭有不少买来的大件物品尚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启动农村消费必须尽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内容包括自来水、农村电网、有线电视、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其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贫穷的中国农民当然出不起，这无疑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将城市供水、供电、电信、道路建设、广播电视等公共事务职能伸入农村，兼顾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同时，也应鼓励农民集资办小水电、小水塔、电视信号接转站等。水、电、路、信号等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广大农村地区将很可能出现一个家用电器消费热潮，蓄势待发的潜在需求将变为现实，进而消化掉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
再次，进一步搞活流通，加快农村流通网络建设。目前农村流通网络残缺不全，农民购物并不方便，影响农民购买力的实现。供销社曾经是农村销售网点的主渠道，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早已陷入困境。国有商业网点又不愿进入农村市场，活跃于农村市场的主要是一些分散的个体工商业户，这些个体工商业户大多实力不强，素质不高，不具备经营耐用消费品的能力，难以担当开拓农村市场“主力军”的重任。因此，当前农村市场的销售网络和服务网络很不完善，耐用消费品的维修网点少，售后服务无法保证，坏了无处修，遇上假冒伪劣产品也很难投诉，索赔更难，使得农民即使有钱也不敢购买耐用消费品，从而人为地抑制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实现。因此，启动农村消费，一定要合理布局农村商业网点，构筑点线面相结合，适应农村市场特点的流通网络，拓宽销售渠道。建议国有商业企业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军农村市场，在县城和农村乡镇逐渐引入连锁经营、代理配送制、直供等新型营销方式，同时，定期到农村进行产品促销宣传活动，增设家电、农机维修服务网点。
第四，深入农村市场调研，开发适应农村市场的产品。长期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大都只偏重于适应城市居民消费需求的新产品的开发，追求高科技、高档次的商品，忽视农村市场的系统调研与营销策划，农民的消费需求很少得到商家、企业的重视，致使农村市场的商品供求结构脱节，工业品结构与农民消费需求结构严重不相适应，“卖不动”与“买不到”并存。一方面是厂家大量产品在城市积压，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农村又缺乏适销对路的商品，农民有需求欲望的产品却不容易买到。例如农用汽车在农村市场有较大需求，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开发，高档小汽车生产能力却闲置。这种不合理格局，限制了农村市场的消费空间。因此，厂商必须深入农村市场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消费心理与消费特征，研究农民需求，既不能用老眼光看待今日之农民，又不能简单地将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等同于城镇居民。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顺应农村市场的需求，以市场为导向，合理调整工业产品结构，大力开发适应农村市场的产品。这些产品中，以下两种确实较有开发潜力：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型农业生产资料，如优质农药、高效化肥、新型良种、小农机、农用汽车等；结实耐用、功能简单、价格便宜的耐用消费品。康佳集团曾针对农村地区电压不稳、信号弱等实际情况，成功开发了“福临门”彩电，深受农户欢迎。这种开拓精神，值得提倡。
第五，加大金融扶持力度，积极发展农村消费信贷。我国消费信贷非常落后，农村尤甚。近年来农村信用社的贷存比逐渐降低，存贷差逐渐增大，大量资金流入城市，农民从信用社很难得到贷款，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承受很高的利息。信用社不愿贷款给农民，原因当然是担心农民不能按时还款。正如谚语所言，银行只把钱借给那些不需要钱的人！人穷年景坏时，哪个银行愿意慷慨相助？农民贷款难，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也制约了农村消费的增长。一些农民可能有很好的赚钱门路，但就是因为缺少资金，贷不到款，机会稍纵即逝。当然，由于农民个人信用不稳定等因素的制约，农村消费信贷困难确实大于城镇，但是银行不能“因噎废食”，要有所作为，大胆创新，深入农村调研，掌握农村消费信贷的发展特点和规律，从贷款方式、利率、期限等方面开发出适应农村特点的消费信贷品种。例如，对有较稳定收入来源的农户，可适当发放住宅贷款。农民子女上学，可以推出教育助学贷款。还可以在农村推广农业机械和家电的消费贷款，尤其是农业机械消费贷款，既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又能增加农业机械的销售量，直接扩大农村消费，一箭双雕。
标签：经济学论文; 通货紧缩论文; 物价水平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供求关系论文; 收入效应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供求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