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看当代学术期刊编辑的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思维方式论文,价值取向论文,当代论文,学术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正式加入WTO组织，我国同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国家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已经开始。如同经济“入世”必须做好应对准备一样，作为文化领域的期刊出版业要与世界对话和接轨，也必须首先做好心理准备，廓清自身存在的问题，适时调整和完善编辑出版工作，从而推进我国期刊出版业在走向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中健康发展。那么，学术期刊，作为我国期刊出版领域的重要方面军，在面向世界的格局中，首先需要调整和转换的就是编辑的思维模式及其价值取向。因为，编辑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作为编辑理念的核心要素，它支配着编辑的一切活动，决定着刊物的模式、方向，影响着稿件的取舍标准以及刊物的品位质量，甚至它还间接地影响着作者－研究者的学术思维。概而言之，中西方学术期刊之差异的关键恐怕就是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的差异。
在反思我国学术期刊编辑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时，首先必须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反思的内容不应只局限于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本身及其结果，而应探究其赖以产生的哲学与文化根源，唯其如此，才能抓住要害，正本清源。二是对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进行正误优劣判别时所采取的依据和标准应如何定位，笔者认为，面对“入世”这一特定现实，其依据和标准应当以是否有利于我国学术期刊走向国际化为基本尺度。据此，本文拟对我国学术期刊编辑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的影响和制约而形成的思维模式及其价值取向进行初步探讨。
一
在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和思维方式中，有一种大化流行的整体观，它由有机论和古朴的系统思维方法等因素构成。这种观念和方法，把宇宙万物视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无限过程，强调了万物存在和变化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宇宙间最高的整体性被视为天道，天道统摄万物，万物则体现天道，万事万物都以天道为根据进行着内在的演化过程。每一事物都是一个自足的整体，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宇宙，人与万物通过天道相通为一体，达到“天人合一”。自然和社会的各种现象都按等级顺序有机地排列组合，共同连结成一个秩序井然的综合性整体。这种整体观长期地统治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使得人们处处讲究联系和综合，事事追求整体和完整，这在处理人与自然和社会之关系等诸多问题时，自有独到与合理之处，但同时也存在很多弊端。譬如在科学研究方面，这种整体观导致了一种大而化之的解释模式：人们总是从整体方面来把握世界，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天道观念等来解释事物，关注一事物与它事物的有机联系及其在整体中的位置，忽视对客观对象的具体分解和细致剖析，以至于得到的结论往往是似是而非，大而无当，缺乏具体而细致的科学求证。
这种整体－综合性哲学观念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当代学术期刊编辑界，以致使编辑形成了一种注重整体、追求综合的思维模式。综观我国当代学术期刊编辑的思维运作活动，一个最重要、最显明的表现就是在几乎整个编辑过程的各个环节，皆以完整、周全、多样综合、成型成体为基本思路和价值取向。第一，在选题择稿时，特别重视从宏观角度研究问题的文章，在标题上求大、求全，在内容上，求博大空泛。如对某某思想体系的研究、对某某问题的综述等等一类的文章编辑多乐于发表。这使得刊物的选题多为空泛的理论概括总结，少有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精细研究，即宏观总结多，微观创见少，缺少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第二，在稿件审理中，往往特别看重文章是否结构完整，开头提出问题、主体分析和论证问题、结尾综合概括，这种三段论模式不可残缺，必须周全。结构完整的文章，即使没太大的新意也乐意刊发。倘若文章结构不完整，即使有明显的新观点，也要舍弃不用，或退给作者重新结构。第三，在各期栏目编排上，编辑总是追求栏目内部要配套成体、搭配成组。收到一篇好文章舍不得单篇发，总要撑起一个栏目，这就要从手头存稿中找到同学科、同方向的稿件搭配成组发表，若存稿没有就等收到或约到同类稿件一起发，少有单发一篇的时候。第四，在期刊整体设计上，一方面追求每期中的栏目数量尽量多一些，其中基本栏目如文史哲经、数理化生，则“一个都不能少”。为了栏目齐全，稿件在质量上差不多就行，甚至为了凑齐栏目而临时约稿，因为在编辑看来，只有栏目齐全才显得刊物有规模、有分量。另一方面，整个期刊所设置的栏目更要求全、求多，以显示期刊的整体容量。
对于当代学术期刊来说，这种注重整体、追求综合的编辑思维模式及其价值取向无疑弊多利少，它虽然给编辑编发稿件提供了足够空间，但却严重影响了期刊质量。追求选题宏大，就会使那些有一得之见的对解决某一问题有价值的小文章难于发表；追求文章结构完整，就会使那些结构稍差但观点新、有创见的文章晚发甚至未发；追求栏目组合，就使得那些有分量的好稿件延误发表，从而失去了其时效性和原有的价值；同时，对所配发的文章往往放松要求，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优劣搭配的思维习惯。说到底，这种思维模式的实质就是过分地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内容为形式服务，致使整齐周全外表里面包裹的并非都是真知灼见。由此可见，在这种思维模式作用下的我国当代学术期刊其质量与个性是不言而喻的。
二
对当代学术期刊发生深刻影响的第二个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权威－深奥性。它在治学上的集中反映就是“重道”，具体说来就是崇拜圣贤、崇尚经典。圣贤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诸如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一类的人物；经典就是最深奥的法典，如四书五经等等。人们执着地认为，圣人的经典既至高无上又无所不包，揭示了事物所有的奥秘，阐明了最高的道——终极真理，而后人所做的往往只是探讨、阐释和证明圣人经典的含义、价值及其权威性，而不去进行新的创建。人们之间如果有了不同看法，最有发言权的就是圣贤，最高的判别标准就是经典。在这种思维方式统治下，一代代学子们便钻进经典之中，反反复复地研究——揣摩——发现圣贤之言的含义，唯圣唯经，述而不作。其结果是不仅窒息了人的创造力，而且也导致了人的思维功能的衰退或衰竭。
这种崇尚权威、追求深奥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当代编辑界的表现是明显的：第一，那种研究孔子、庄子、康德、黑格尔等等圣贤、权威及大家的文章，或是阐释经典文献、权威著述的文章，是倍受编辑青睐的，很容易刊发或安排在显要位置上。第二，就作者来说，重人超过重文，人重则微言大义，人微则言轻力薄，总是愿意刊发权威、名人的稿子。第三，对一般文章的取舍往往是选题重大，深奥为上。不怕看不懂，看了就懂被认为是太浅显，无深度。第四，理论文章或理论性强的文章，比分析性文章及实践性强的文章，更容易刊发。第五，看重文章是否参考了经典文献，是否引用了权威言论，如此这样才认为文章有分量、有深度。
学术期刊编辑们有了这种崇尚权威、追求深奥的思维模式及价值取向，就很容易画地为牢，把自己从而也把作者限定在一个保守的、封闭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厚古薄今的学术框架中，久而久之就会成为权威的奴隶，经典的信徒，从而使革新和创造精神遗失贻尽。事实上，任何权威都不能穷尽真理，任何经典都有历史的局限性，而历史和现实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经据典或许是深奥的，但深奥并不一定就正确、深刻。如果一味解释圣贤、注疏经典而不注重现实、联系实际，不但没有多大的价值和意义，也不利于学术思想的推进与发展；如果处处以权威言论装点门面，那将只能是表面貌似深奥，实则缺乏自己的学术创见。
三
从孔子倡导“中庸”开始，中国人在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上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固守中庸、追求稳定的特点。它着眼于对立双方的互补、同一而不是排斥、分裂，“执两用中”而拒极端，保全整体而不偏废，最终达到整体的稳定与和谐发展这一最高目标。遵从这种思维方法论原则，中国古代学人们一直是循规蹈矩，不偏不倚，追求平稳、妥当，不敢越雷池一步。使得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鲜见张扬个性之言，少有反叛传统之举，难以寻到像西方哥白尼、伽利略、尼采式的反叛传统、标新立异的人物。
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反映在当代学术期刊编辑界，就是那种怕走极端、不愿冒尖、追求平和、稳妥为上的发稿原则。如果一篇文章的思想观点很新，但与现行的思想观点差异较大，那就要放置搁浅，一概不发。有些稿子即使是纯学术上的问题，也要反复斟酌，与作者商量来研究去，直到把文章的棱角都给磨平了，方可通过。这样，在编辑看来，文章虽然有点平平，但是稳妥，不会产生疑议。若一旦追求新、奇、特，发了不稳妥的文章，不但编辑和主编担责任，严重的还要被停刊整顿。对一篇文章的处理是这样，对整个刊物的编辑原则也是如此。
可见，由于固守中庸，就有意无意地抹杀了文章的学术个性，导致作者的真实观点不能准确、直接地表达，使文章和刊物变得平庸化。由于追求稳妥，使文章和刊物都缺了棱角，没了个性，既少发明亦少创造。或许人们也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但学术期刊界大都如此。只好你怎么编辑我也怎么编辑，你怎么设计我也怎么设计，遂形成了左顾右盼、随波逐流倾向。其结果是学术期刊百刊一孔、千刊一面，很少有自身鲜明独特的风格与个性。
四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思维运动形式上的一个明显特色就是重直观体验，即直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由于不具备逻辑形式，而是从整体上认识事物、体验事物，并且以箴言的形式把握事物的本质，因而缺乏明晰性和确定性，显得笼统、模糊。直觉思维方式虽与形式逻辑无关，却同辩证逻辑形成了互补。中国古代的逻辑发展特点是：在方法上，不是从某个初始概念、命题出发，运用形式推理获得确定的结论，而是紧紧围绕基本范畴和中心命题，通过多层次类比，多方面解说，层层展开自己的思想。这种思辨方法所提供的往往只是“指示真理的方向”，而不是精确的知识。在范畴体系形式上，中国古代范畴具有明显的多义性和流动性，思想家们很少有人试图对自己的范畴加以定义式规定。这种思维方式能获得有相当价值的认识，并且给读者发挥想像力留下了余地，但由于不能科学、细致地分解对象，逐个认识对象的不同属性，因而令人感到模糊、多义、费解。运用这种直观－模糊的思维方式，中国的学人们在研究社会和自然时，总是整体综合地研究对象，而不进行细节分析，惯于直观描述和以类比的方式层层进行理论推演，而不重视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明确的体系构造，其结果是含蓄有余而明确不足。
这种思维方式也给当代学术期刊编辑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带来深刻影响。在编发稿件时，编辑更重视带有演绎推理色彩的文章，轻视以实验和归纳方式为思维基础的文章，以为前者才有理论深度，后者则缺乏理论价值。对于文章的思想观点不怕笼统、模糊，只求越深刻越好，至于深刻的标准也不那么明确，就像孔子的“仁”、老庄的“道”一样。而文章的观点是否已经有人阐述过，编辑则很少去查阅考证，面对书山文海，编辑只能凭印象、靠感觉加以新旧判断。
由此，当代学术期刊编辑界特别是人文社科期刊，就少了一些严谨、求实、细致的治学态度，而多了一些浅尝辄止、牵强附会之风。由于缺少了科学实验及实践分析环节，就削弱了文章的科学性；由于不具备形式逻辑的推理环节，就减轻了文章的说服力；由于表述缺少精确性，就降低了文章的学术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综上所述，由于受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某些因素的影响，中国当代学术期刊编辑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上存在误区，就导致了编辑在办刊模式、取舍标准等方面亦陷入误区。这些问题已经影响了我国学术期刊的形象和质量。那么“入世”后，我们的期刊要同世界接轨，就必须首先走出误区，扫清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障碍，激发我们民族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形成更为科学、进步的学术期刊编辑的思维模式及价值取向，亦为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及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带来健康的影响。惟其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当代学术期刊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步，从而立于世界学术期刊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