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政策学术研究成果量化评析
——基于1949—2018 年科技政策论文类成果
杜宝贵，董宸萌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110004）
摘要 ：基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检索系统以及超星检索系统，借助CNKI 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工具和超星图书检索功能，以中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以及科技体制创新为背景，以1949—2018年来中国科技政策论文类成果和著作类成果为分析对象，分别选取了知识领域等6个维度和3个维度的核心数据进行量化研究，探讨了中国科技政策研究成果的基本历程、基本状态。
关键词 ：科技政策；研究历程；研究成果；本土化
0 前言
中国科技政策领域的相关研究与中国的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紧密联系，作为对科技发展和政策实践的理性回应，科技政策研究也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8）：科技政策研究的起步阶段。相关研究在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重点工程可行性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批较为优秀的研究成果［1］；第二阶段（1978—1985）：科技政策研究的恢复调整阶段［2］。在学术思想、研究成果、组织建设等方面上取得了很大发展和进步；第三阶段（1986—2018）：科技政策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研究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相关学科不断融合、研究方法日趋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视野不断拓宽、研究质量不断提升。
因此，立法希望通过撤销权机制保护集体财产权，是基于良好的立法动机而对集体成员诉权进行了错位配置。撤销诉讼是针对集体成员权益的事后程序性救济机制，代表诉讼则兼具保护集体权益的事后救济功能以及对集体成员权益的事前预防功能，集体成员撤销权无法在功能上替代集体成员代表诉权。
基于科技政策研究内容庞杂、研究学科多元以及研究方法复合的这些特点，从世界范围看，科技政策研究的历史不长，尚未形成一门完全规范的科学。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关于“科技政策”的界定众说纷纭。纵观既往相关研究，对“科技政策”的定义有很多，以下几个定义比较典型。萨洛蒙［3］提出，科技政策是“政府为促进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并利用科技研究的成果实现广义政治目标所采取的集体性措施。”以当下对科技政策的概念理解，萨洛蒙对科技政策所给出的定义应该与科学技术政策的定义更加契合；布鲁克斯［4］提出科技政策包含两类议题：一是政策中的科学（science in policy），二是关于科学的政策（policy for science），这成为了后人对科技政策分析的基本出发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对科技政策进行了界定，认为科技政策是“一个国家为增强其科技潜力，以达成其综合开发之目标和提高其高价地位而建立的组织、制定及执行方向［5］。在中国，众多学者也对科技政策进行了定义。罗伟［6］认为科技政策的主体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特定政治团体，而非只是政府；樊春良［7］认为，科技政策是“政府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利用科学技术为国家目标（国防、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和健康等）服务而采用的集中性和协调性的措施，是科学技术与国家发展的有机结合”；谭文华［8］给出了如下界定：“科技政策是执政党或政府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利用科学技术为国家或地区目标服务而采取的集中性和协调性的制度与措施，包括有关战略、方针、规划、计划、法律、法令、规定、条例、办法等”。刘立认为，对科技政策的讨论要从不同的文献和语言环境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科技政策应该是一个包含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创新政策的一个广义的、综合性概念［9］。
其二，科技政策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多样。科技政策研究是一门还处于发展阶段的交叉学科，科技政策研究自身至少来自三种学术共同体：一是科技与创新研究共同体；二是科学技术学研究共同体；三是技术与创新管理研究共同体［10］。
按照性质将机构类型分为五大类型，分为高校、科研机构、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性质的划分以第一作者所属单位的性质为准。其中高校指大专院校、研究院等，科研机构是指各类各级别各种性质的以科研为主要任务的单位，事业单位包括党校、干部学院、医院、各级科委、报社、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服务中心、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科技馆等单位。从表9 中可以看出，高校是第一作者来源单位中占份额最高的，也是在科技政策研究的论文类成果中产出量最大的机构类型，无可置疑的是高校是论文类成果产出队伍的主力军。其次，科研机构的文献产出量占总量的23.05%，是构成促进科技政策研究的第二大有生力量，另外比较值得注意是的，有156 篇论文类成果的第一作者来自于政府机构，高于来源于企业的作者位数，尽管不能从这一数据中简单的断定，科技政策的相关研究的产学研结合情况相对较弱，但是相关政府机构或者说是相关政府人员积极参与到科技政策的相关工作并以学术论文的成果形式来展示其研究成果对促进科技政策的相关研究与发展大有裨益。
2）机构所属省及区域分布 从表10 中看出，华北、华东、华中以及东北地区在论文类成果产出的贡献率最大，所占份额最大的是华北地区，在科技政策研究中以论文形式公开研究成果的区域分布中，华北地区的占有量高达四成，其中北京以80.95%的占有量成为华北地区科技政策研究论文类成果的主体构成。发文量仅次于华北地区的是华东地区，与华北地区不同的是，华东地区各省的发文占有量分布均匀，江西省除外，另外江西省在区域分布上也相对比较特殊，一直以来，江西省到底是属于华中地区还是华东地区的问题都存有争议，经多次翻阅资料和本文研究需要考虑，在区域划分时还是认为江西省划分在华东地区更为合理。次于华东地区的是华中地区和东北地区，这两个地区以湖北和辽宁为主要代表。
综上，以往对科技政策研究成果的综述性分析虽有对既有成果的阶段性回顾与讨论，但仍存在如下研究空间：一是缺乏从更为长期的时间跨度考察现有研究成果基本状况的研究；二是缺乏从更多维度分析既有成果基本状况的研究；三是缺乏将研究成果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特定背景下进行深入分析的讨论。因此，在理清中国既往科技政策研究基本脉络、分布和态势的基础上，填补这些研究空间，将为未来科技政策的相关研究者提供数据参考，也为更多国外学者了解中国相关研究成果提供了一扇“窗户”，利于加强中外学者的国际学术交流，促进科技政策研究成果在世界范围内的共同分享、协同发展和质量跃升。
1 研究思路与方法
2.5.1 第一作者职称
考虑到文献搜索的覆盖面、准确性等因素，本文基于CNKI平台，使用高级检索选取了“篇名”和“关键词”两个关键检索要素，基于这样的考虑，能最大限度地、准确地挖掘出既往论文类科技政策相关研究成果。基于相关约束性条件，检索出有效文献1783篇；作为数据的补充，使用读秀平台，对书名含有“科技政策”“技术政策”“科学政策”“科技创新政策”“技术创新政策”“科技管理政策”这些词频的著作进行中文检索，剔除重复数据和无效数据，最终获得577本著作类科技政策相关书籍。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选取了论文类成果的6个分析维度和著作类成果的3个分析维度。
2 论文类科技政策研究成果分析
2.1 研究成果的时间分布
在CNKI 收录的1783 篇论文类成果（以下简称“研究成果”）中，出于实际情况和数据选取的科学性考虑，以2000 年12 月31 日作为时间节点，该节点前后论文类文本分为两种检索方法来获取，获取文本的手段有所不同，导致获取文本在数量上会所偏差，所以我们也将2000 年12 月31 日前后的数据分开分析。从图1 可以看出，最早的论文类研究成果发表于1957年，而1957—1980 年总共只有8 篇相关论文，在所给出的折线图上呈现出基本无波动状态。在前文已经交代过文本选取的范畴，之所以在1949—1980年的相关论文如此之少，是因为在这段期间，我国公开发表的文献成果里包含大量的通知、公告、规定等政府文件，另外译作也不在文本选取的范围之中，所选取的文本必须是原创性的论文成果，故此期间呈现的论文类成果较少。1983年呈现出来第一个较为缓和的高峰，继而1989 年、1995 年及2000 年分别以37 篇、43 篇及53篇的论文类文献产出量成为较为明显的峰值。2003年以47篇的文献产出量成为了进入21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峰值，继而比较明显的高峰就是2013 年（76 篇）。从论文类成果数量的时间分布图上看，整体呈现出一种较为跌宕起伏的状态，但是波动较小，这说明科技政策研究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图2 揭示的是从国家“一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论文类科技政策研究成果的分布状态。
图1 研究成果的时间分布（1949—2018年）
图2 各“五年规划”期间研究成果的产出量分布
2.2 研究成果的载体类型
从表1 可以看出，论文类科技政策研究成果中，有1508篇来源于期刊，占比高达近84%，这说明，科技政策研究者更青睐通过知识更新速度较快的期刊论文的形式来传播其研究成果。此外有221 篇文献来源于硕博士论文，占比为12.39%，其中硕士论文有198篇，占据了这类载体成果的大多数，这说明硕博士论文在促进科技政策研究的道路上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成为中国科技政策研究的有生力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及科技政策研究论域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中，前者的学术产出量是后者学术产出量的9 余倍。这个统计结果，一方面说明了硕士阶段对科技政策研究的关注度相对较高，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由于其研究难度系数较高，因此以博士论文为主要成果标志的高质量科技政策研究成果相对匮乏。此外，国际会议论文数量在对比之下也远远少于国内会议论文数量，这也说明了国内科技政策研究者参与国际相关领域国际会议的频次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科技政策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表1 研究成果的载体类型分布
资源类型为期刊论文的文献分布在几百种杂志中，表2是对本次研究数据载文数量前20名的期刊的统计。载文数量排名前10 的刊物中，刊物名字均带有“科学”“科技”“科研”的字样，其他刊物名称也大多含有“科学”“科技”“技术”等字样，除此之外的刊物更加侧重从经济的角度对科技政策相关议题进行研究。这表明中国论文类相关成果大多通过科学学、科学管理、经济管理等一些领域的刊物发表出来，对这些领域的知识有一定的吸收和融合效应，但是有一部分研究成果需要依附其他相关领域的内容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科技政策研究的核心范式还处于相对分散的发展阶段。
表2 研究成果的期刊分布
2.3 研究成果使用的研究方法
智慧城市的建设并不只是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的提升，还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智慧城市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其核心是将信息资源当作重要的生产要素来有效地推动城市经济的转型和升级，从而为经济社会的发展竞争创造一种新的优势。但是，当前我国智慧城市的建设还没有形成国家层面的一种全面的战略机制。在国家层面依然存在一些管理职责混乱的现象，各智慧城市的建设基础参差不齐，并且低水平建设和实用主义现象普遍存在，造成智慧城市投入成本较高，却无法提高资源利用率[3]。
表3 研究成果使用的研究方法
2.4 研究成果的知识领域分布
如表4所示，在研究样本中，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和经济这两类知识领域下的论文类成果所占比重较大，分别为635篇和512篇，这说明政策研究内容与这两类的知识领域息息相关。从表4 中的整体情况来看，按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知识领域分为22个不同的类别，本文所收集研究样本共涉及19类不同的知识领域，虽其他知识领域不如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和经济这两大类的成果多，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对科技政策的研究是一项涉及领域广泛、学科交叉复杂的艰难工作，同时也说明，科技政策涉及我国政治、经济、法律、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工业、农业等各个方面，我国目前对科技政策的研究仍处于艰难并长远的道路上。
在用固定下限运行完所有的仿真后，调整值将固定在一个范围窗口内.这跟之前的缓冲器调整值向0逼近是一个问题，同样的，我们试图将缓冲器调整值向其均值xavg,i逼近，如图7所示.
开展信息系统的排查工作，摸清家底，明确重点保护的对象与及时清理“僵尸”信息系统，准确掌握全校信息系统与网站的运行情况。加强全校信息系统（网站）的域名和IP地址的管理与备案，网站要纳入网站集群系统中去统一管理，系统数据存入数据中心。在重要时期，要对一些重要的应用系统进行关闭以及对外网做一些限制。在日常要对系统及时修补漏洞，真正做到对系统的安全管理。
1）机构合作情况 单位合作情况的统计依赖于人工统计，多名作者来源于同一单位，那么单位合作情况为1，即为荷兰莱顿大学CWTS中心对合作模式分类中的无合作（论文出自同一机构）类型，如表8所示，论文类成果的来源机构只有1 家的文本有1389 篇，其中包括一篇机构为国外教育机构的论文，占文本总量的80.62%。科学研究本身是一项复杂、艰难的群体活动，科学研究工作的有效进行依赖于科研合作，科研合作的类型很多样，从层次上有宏观层面的国际单位合作，有中观层面的国内省级单位合作，还有微观形式上的个人合作，另外从团队类型来看，分为高校科研团队、科研院所和研发型企业。在无合作类型的1388 个文本中，有985 个文本是只有一位作者的，而有403 个文本是两个及两个以上作者来自同一家单位的，同一单位内的科研合作率高于不同单位之间的科研合作率，在机构之间的科研合作中，两两单位的合作形式最为常见。Beaver&Rosen 针对合著关系提出，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对提高科研成果的产出量大有裨益，同时也可以有效扩展学者的活动范围和学术影响力。
2.5 研究成果的作者职称及所属机构情况
本文将CNKI 自1949 至2018 年以来收录的论文类科技政策相关研究成果（含期刊、报纸、硕博论文等）以及超星读秀相同时间段的著作类（专著、编著、译著等）科技政策相关研究成果作为数据分析来源，借助CNKI的计量可视化分析功能和读秀图书检索功能，进行整理分析，并将这些研究成果置于我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科技体制创新以及中国各时期国家科技发展规划或重大科技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详细透析，梳理我国70年来中国科技政策研究成果的基本状况与变化态势。
技术职称是作者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表征之一。在研究样本中，按照作者发表成果时的实际职称进行数据采集（如表6所示），高级职称包括正高级职称和副高级职称，所占总文本比重最大，占文本总量的43.47%，文本中所涉及到的正高级职称包括编审、教授、研究馆员、研究员、一级律师以及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教授职称和研究员职称分别以234频次和170频次成为正高级职称中的主要构成部分。所涉及的副高级职称包括副编审、副高级职称、副教授、副研究员、副研究馆员、副译审、副主任医师、高级工程师、高级会计师、高级讲师、高级经济师以及高级政工师，副教授职称、副研究员职称和高级工程师分别以155、121 和60 的频次成为副高级职称的主要构成部分，其中副教授职称和副研究员职称与上文提及到的教授职称和研究员职称的来源单位相同，高级工程师一般来源于企业。另外，表中特殊的群体是指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通过上文对论文类成果文本的资源类型的分析得知，硕博士论文共207 篇，而第一作者的身份辨识中，博士后身份出现频次为9 次，也就是说，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是推动科技政策研究发展的重要力量。文本所涉及的中级职称包括编辑、工程师、馆员、讲师和主治医生，讲师、助理研究员和工程师分为以119、75 和35 频次成为中级职称的主要构成部分。研究实习员、助教、助理工程师和助理馆员是初级职称的全部构成，总频次为22，与其数量相仿的是干部职称或行政岗位这一类别，频次为28，这一类别主要包括是公务员的领导职务以及公务员中的非领导职务，职称包括副巡视员和调研员，这两部分的职称频次之和仅占总数的1.57%，虽为促进科技政策研究发展的参与力量，但是在论文类成果的表现上并不突出。现实情况中，与科技政策相关对口单位不在少数，但是通过职称看，来源于政府和相关行政单位的研究人员并不多，提高这部分人员的相关研究成果产出对促进科技政策研究更深层次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有效文本中有238 个无法收录有效职称信息，其中有93 个因为论文中无效地址所造成。
表4 研究成果的知识领域分布
表5 研究成果的学科分布
表6 研究成果作者的职称分布
在研究样本中，共涉及2215名作者，单篇样本文献涉及1.28 位作者，两位及两位以上作者的文本占总量的35.89%（表7），两位及三位作者合作相对是合作完成论文中的最常见情况。结合前文数据，经过人工筛选发现，合作次数为1的887篇论文（去除硕博士论文207 篇）中有21 篇属于国际会议和中国会议的，说明在期刊（1489篇）这种资源类型下，科技政策相关论文类成果的合作程度高达42%，作者合作程度之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科技政策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科技政策制定等相关程序、内容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表7 研究成果合作情况
2.5.2 所属机构分布
另外对所有出现的中图分类号进行了出现频次的统计，出现频次排名前10位的中图分类号如表5所示。排名前10 位的具体学科全部归属于上文所提到的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和经济两大类。对科技政策研究的论文类成果中，从属于科学技术管理类别的论文最多，其次为方针政策及其阐述，而科技政策研究最早就是从科学学学科中分离出来的，所以位于第三名的科学学分类无疑对科技政策研究的意义重大。对科学和科学研究在国别上进行区分，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分析我国本土的科技政策相关内容与分析外国科技政策相关内容在科技政策研究中同样不可或缺。
其三，科技政策研究（分析）的研究路径多元。邢怀滨和苏竣［11］指出，科技政策研究（分析）有四种研究进路，分别是新古典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以及政策科学；莱斯特和斯图尔特［12］将公共政策的研究概括为9 种进路（approach），并对这些进路进行了阐述。科技政策的研究迄今以问题导向（problem-oriented）的研究为主，理论驱动或范式驱动的研究较为薄弱［13］。
表8 研究成果机构合作情况
表9 研究成果著者来源单位性质分布
中国对科技政策的研究较工业化国家稍晚，但诸多学者从不同层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对既往科技政策研究的总结与梳理方面，很多学者均做了大量的、前瞻性的研究工作。裴阳［14］对近十年中国科技政策领域的期刊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揭示了科技政策方面载文趋势和热门关键词，初步确定了该领域的核心著作和核心期刊，也对科技政策领域论文的期刊分布和基金情况等进行了分析；梁永霞、李正风［15］采用CitesSace 软件对中国的科技政策研究成果从关键词、发表作者和被引作者、文献来源期刊和被引期刊以及高发表机构这些方面对中国科技政策研究成果做了分布分析；李阳、许培杨｛16｝采用计量学的方法对国际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分析，分析的重点主要体现在科技政策研究文献的时间趋势分析、类型分析、国家分布情况、机构分布情况、高影响力文献以及研究热点等方面；栾春娟、侯海燕｛17｝通过引文计量方法对1975—2007年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分析，向相关领域的读者展示了国际科技政策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和核心文献，以期取得为科技政策研究者提供重要参考的效果；于挨福［18］利用文献计量法对《科技进步与对策》2001—2006年总被引频次进行相关分析，以期对该期刊科技政策领域重要文献的学术影响力进行分析。
表10 研究成果的地域分布
2.6 研究成果的基金资助情况
基金资助论文是指以国家为主体，地方、机构、企业、社会团体、军队等为补充的多层次资助体系提供科研经费产生的论文，基金论文代表某一研究领域的方向和水平，目前来看我国基金资助的成果产出形式主要是论文。通过对研究样本成果基金资助的人工辨别，发现有1296篇论文是没有获得基金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1986年成立，可以认为1986年后的论文是可以有获得基金资助资格的，而1986年之前只有5%左右的发文量，所以在讨论资金资助分布时对数据不做分段处理。获得一项基金资助的论文有291 篇，占文本总量的16.89%，而获得两项及以上的基金资助的论文只有7.89%。从数据总体来看获得基金资助的论文类成果共427 个，其中是合作完成的有291 篇，占这类文本总量的68%，可见合作完成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获得基金支持。在地域分布上，获取基金资助的论文多来自华北地区（162 篇）和华东地区（113篇），其次是东北地区（51篇）和华中地区（45 篇）。华北地区以北京最为突出，获得基金支持的论文为131 篇，华东地区的各省市获取基金支持的论文数量分布较为均衡，各地区、各省市争取基金项目支撑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地区所拥有的科研资源和科研能力的高低。将获取基金支持的机构分为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其他机构三大类来看，高校获取基金项目的文献产出量最高，频次为303，科研机构以94频次成为获取基金支持论文产出量第二类机构类型。在区域上看，获得资助项目的地区分布范围广但不均匀，在整体的区域分布上，获得基金资助的论文多属于华北和华东地区，在区域的内部分布上，华北地区以北京最为突出，华东地区内部分布相对均匀。具体数据见表11。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我国花卉生产体现出逐年上涨的趋势，已经成为世界花卉栽培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国内花卉产业起步相对较晚，同时基础设施缺乏完善性，故此园林花卉在发展期间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具体如下：
表11 研究成果的基金资助类型分布
2.7 研究成果的引文分布
高被引论文的主题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被引时间段的研究热点。经过对高被引数据的初步了解和认识，在CiteSpace的功能参数区首先将时间切片的时间范围设置成1994—2015 年，时间切片为1 年，Node Types 选择keyword，得到被引前100 名论文文本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出现11个关键词节点，7条连线，得到的关键词共现网络图（图3）。
一头牛来到水池里喝水。他体积庞大，在水里笨重地挪动着,踩到了淤泥里的一只小青蛙。这只青蛙在重压下一下子就死掉了。小青蛙的妈妈四处找他,哪里也不见小青蛙的踪影,她便问其他小青蛙发生了什么事情。
通过对图谱的观察发现，这些关键词之间联系的紧密性相对较差，由于被分析文献仅限于被引频次最高的前百名，数量较少，数据来源类型受限，CiteSpace 可提取的信息较少，所以关键词共现谱图在整体上看起来不显著，结合经数据处理得到的表12对以上信息进行分析，Freq 为关键词出现的频次，Burst为突发性即节点在时间上的重要性，Centrality 为中介中心性，代表节点在网络结构中的重要性，Sigma指数是中介中心性和突发性两个指标符合构造的测度节点新 颖 性 的 一 个 指 标， Sigma = （Centrality+1）～Burstness［14］，Year 代表关键点节点在所分析的文本中首次出现的年份。可以看出科技政策和内容分析两个关键词节点的中介中心性较高，分别为0.31和0.27，通常一个节点的重要性不仅取决于其相邻节点的数量，也取决于相邻节点的重要性。
图3 CNKI被引频次前100名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
2.8 研究成果的主题分布
共词网络视图中的节点代表分析的关键词，其出现频次越多，节点就越大。节点内圈中的颜色及厚薄度表示不同时间段出现频次。节点之间的连线则表示共现关系，其粗细表明共现的强度，颜色则对应节点第一次共现的时间（图4）。
在研究样本中，对定性、定量还是两者结合的方法应用情况如表3所示。占文本总量高达87.27%的是定性类文本，大部分论文采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数量远远高于其他两类之和，在对科技政策研究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与两者结合研究方法的比例失调致使对科技政策研究方法论的总体内部结构上不能够形成某种平衡的状态，这使得对科技政策研究的发展呈现出一种不健康状态，虽然目前未出现某种理论来论证在某一学科中的研究方法体系是什么样的状态能够代表这一学科的发展程度，但是从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在着眼点、研究依据、采用手段、学科基础、结论表述方式等多方面的区别，可以认识到定性的研究方法以思辨思维方式为主，缺少实证主义的逻辑推理思维，不利于推动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表12 关键词共现网络中各项指标的节点汇总表
图4 成果关键词共现图谱
经过对数据进行以K 节点的聚类分析，得到以LLR 计算方法得到的聚类词，在此基础上绘制了时间线视图（图5）。在timeline view 中，相同的聚类呈现在同一水平线上，水平线的方向从左至右代表时间由远及近。在每一个聚类上，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的重要程度，视图右侧对应聚类名称，标号越小的聚类，其规模就越大，即聚类中包含的成员数量越多，聚类名称是该聚类词团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频，从水平线的长短可以判断关键词随着时间的变化走势，进一步 可以探求研究主题的时间特征。
3 著作类科技政策研究成果分析
3.1 研究成果的时间分布
1949—2018 年著作类成果共577 本，1980 年以前包含1980 年共31 本，1981 年以前出现了一段长达10年（1966—1975 年）的著作空白期，关于科技政策相关内容的书籍未被发现，这和我国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段基本吻合。从图6 可以看出，1985 年、1991年、2014年的节点特别突出，这三年的科技政策相关著作的产出量都在30本以上，超过1981—2018年以来的平均水平（平均每年约27 本的产出量）。从产出量的时间走向看，著作类科技政策成果数量的总体变化规律难寻，不似论文类成果呈现总体递增的趋势。图7 揭示的是从国家“一五”规划到“十二五”规划著作类科技政策研究成果的分布状态。
图5 研究成果的时间线视图
图6 研究成果的时间分布
图7 各“五年规划”期间研究成果的产出量分布
3.2 研究成果的文献类型
根据图书的分类标准以及对此类成果载体研究的需要，本文将577 部有效文本分为译著、编著、专著等类别进行研究。表13 显示，著述方式为“译”和“编译”的有54 部，占文本总量近10%，结合上文此类文本时间分布的规律来看，译著的出版时间大多为20世纪80年代，这意味着我国对国外科技政策相关领域研究的引进、吸收和消化事实发生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著述方式为“著”的有61部，占10.83%，而编著的则有434 部，即著述方式为“编著”“编”“主编”的著作（其中著述方式为“汇编”“选编”“改编”等都统一为“编”），占比为78.06%。这个统计结果可能至少反映了两方面的研究倾向：其一，与占比接近文本总量4/5的编著类成果相比，专著类成果的数量接近编著类成果的1/8，从这个数量对比看，原创性的研究著述数量显然不多；其二，除去质量不高的编著类成果外，由于专著类和编著类成果的价值属性存在功用上的显著差别，即专著类成果的受益对象一般为专家学者群，而编著类成果的受益对象则是更为广泛的读者，如学生、科技行政部门或普通民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中国科技整体水平尚待提升、科技政策质量尚需改善的社会转型期，编著类科技政策研究成果的大比例出版发行，从一个侧面正好说明了我国在科技政策研究领域和政策实践里的现实状况。一方面，需要质量更高的具有原始独创性的专著类成果作为学术引领，在解决中国本土问题中发挥更大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编著类科技政策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提升全社会对该领域的认识水平，进而达到深化研究成果与普及性教材读本相得益彰的效果，各得其所。此外，标志着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考量之一，则是整个学科拥有了再版多次的经典教材，很显然，从目前的统计数据看，在这方面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表13 研究成果的著述方式
此外，从署名方式的统计数据看，在著作类科技政策成果中，多人合作著书的情况也较为普遍。如表14 所示，在577 份有效文本中，单位著书或单位与个人合作著书的情况最多，占比48.18%，二位及二位以上的作者共同著述的成果有98 本，占有效文本16.98%，而一位作者单独完成编写书籍的样本占比高达近25.99%，其中有63位作者属于自己独立完成著书工作（即署名方式为1人次，著述方式为“著”），此类著述方式和署名方式结合的文本数量之少，是由于科技政策研究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在促进科技政策研究质量不断提升的道路上，科技政策研究必然需要多人员、多相关单位共同参与；另外，原创性较高的著作文本相对匮乏，说明在科技政策深入研究的道路上中国的学者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一人单独完成书籍的文本数量远远少于多人合作完成的文本数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对科技政策研究的合作性要比独立性表现的更为明显。
表14 研究成果的署名方式
3.3 研究成果的知识领域分布
在超星读秀检索出的577 个有效数据中共涉及15个不同的学科分类，如表15所示，与论文类科技政策研究成果相似的是，在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和经济两大学科分类的著作类成果所占比例最大，超过半数。除此之外，著作类成果同论文类成果都较多地从政治、法律这一领域的角度出发对科技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诠释，成果除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和经济两大学科分类的最多成果占有部分。与论文类成果不尽相同的是，第四大著作类成果占有量的学科分类是自然科学总论，也就是说，著作类的科技政策研究成果更多地从研究对象本身的角度出发，对科技政策相关内容的内部结构、关系对其进行研究和阐述。与自然科学相较而言，社会科学具有更大程度上的抽象性、主观性，也就是说其具有较强的思辨性而较弱的实证性。众知，著作类成果对科技政策相关研究的阐述在内容方面更为全面、角度上更为多变、结果方面更为深刻，受众群体也相对较多。尽管科技政策的相关研究更多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但是著作类成果更多从自然科学的研究角度对科技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阐述，其研究特点更偏向于自然科学总论的知识领域。与论文类著作成果在学科分类的占有量排名上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工业技术分类，这一排名情况可以说明工业技术的发展与科技政策的研究息息相关。
表15 研究成果的知识领域
4 研究讨论
从以上对中国科技政策研究成果的多重属性分析来看，无论是论文类成果还是著作类成果的数量均呈现总体增长的趋势，成果数量在小范围内波动，说明中国科技政策研究自1978 年以来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刊载论文类成果的文献类型以期刊为主，分散在众多期刊中，涉及知识领域广泛，学科的核心范式还处于相对分散的状态；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层次来看，现阶段的科技政策研究仍未步入成熟阶段；基金资助、引文状况、著者及机构相关内容的分析表明我国科技政策研究的科研合作水平不高、发展水平不均衡，受经济因素影响效果明显，高校和相关的科研机构是推动学科发展的核心力量；研究主题与当年的政策实践内容切合，研究热点早于或同步于社会发展现状。
统一规划方面，一是总部出台OA学术资源利用的相关文件，提供政策支持。明确OA学术资源利用的目的、意义、原则、类型、方法等具体规定，提高对OA学术资源的重视度与实际工作中的规范性；二是大力开发适用于军网的OA学术资源发现、整合软件，提供技术支持。统一资源发现、整合等软件的使用，有利于加强网络安全管理，提高OA资源组织整合效率。
相关学者研究指出，孕妇甲状腺功能异常会直接降低胎儿视力，患有甲亢的孕妇，其新生儿甲低疾病的发生率较高，与正常新生儿相比，患有先天性甲减的新生儿视力更弱[16]。相关研究证实，孕产如甲状腺功能异常，其新生儿视觉差异敏感性以及空间能力就会受到影响，诱发疾病的可能性更大[17]。
通过对论文类和著作类科技政策研究成果的纵向和横向多角度、多层面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的科技政策研究成果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得益于中国科技发展及其政策的伟大实践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思考“舞台”和丰富的实践素材，这个“舞台”和这些“素材”是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学者根植的社会背景因素的。因此，正是基于科技政策研究的实践属性特质，中国的科技政策研究更应从中国的本土实际出发，合理吸收符合客观规律的政策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根植于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与政策实践，理论研究成果才能更加接地气，才能更加符合中国实际，才能真正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理论的不断创新与持续繁荣才能接续；另一方面，既往中国科技政策议程设置以及科技政策纠错机制建立与创新实践过程探索，也更充分地体现了理论研究对科技发展和政策实践的理性回应与巨大推动。这也为中国科技政策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期许和要求，中国科技政策研究者应继续深耕中国这块热土，在科技政策研究内容的前瞻性、科技政策研究视野的国际性、科技政策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以及科技政策研究成果的操作性等方面不断提升质量，直面挑战，砥砺前行。
图1为压电振动能量俘获系统的典型架构。压电振动能量转换装置将环境振动能转换为交流电能,整流器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第3级中的电压变换模块用于调节直流电压,提高电压品质,以满足负载需求。压电振动能量俘获系统的效率主要取决于整流器及电压变换的效率。因此,提高整流器的工作效率对于压电振动能量俘获系统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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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Academ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1949—2018
DU Baogui，DONG Chenm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Northeastern University,Shenyang 110004,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CNKI data retrieval system and superstar retrieval system, with the help of CNKI's quantitativ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tool and superstar book retrieval function,and with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achievement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papers and books in the past 70 years.For example,the core data of six dimensions and three dimensions, such as knowledge field, are selected for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the basic course and state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hina'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are discussed.
Key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research process;research results;loc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 ：G327.1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3-8256.2019.05.00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 标识码（OSID）：
基金项目 ：中国科协项目（201810312X）；2019年辽宁科学事业公益研究基金计划项目（2019JH4/10100020）
作者简介 ：杜宝贵（1975-），男，辽宁沈阳人，副院长，教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科技管理与科技政策；董宸萌（1990-），女，吉林长春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科技管理与科技政策。
标签：科技政策论文; 研究历程论文; 研究成果论文; 本土化论文;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