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知识经济的资源物质基础及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经济论文,中国论文,所面临论文,困境论文,物质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3;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588(2001)04-0036-07
如果说十几乃至几十年前一些颇具前瞻性社会学家、未来学家以及经济学家对即将到来的知识社会所作的预言和描述还只能引起专业圈内对此感兴趣的一小部分人的关注的话，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的一夜成名则将“知识经济”与“知识社会”的概念迅速推广到普通大众面前。在这方面，无论是美国总统的讲话，还是经合组织(OECD)的研究报告，都不如微软公司的资产增长速度与数额更具说服力。可以说，知识、高技术和知识经济已经成为今天各行各业的人们讨论新社会形态下的发展机遇与挑战的主题。
1 知识社会的经济增长
自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中提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以来，知识经济以及与之相关或相当的一系列概念（如“知识社会”、“知识时代”、“信息社会”、“信息时代”、“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新经济”等等）迅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OECD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提出“知识经济”这个概念的，该组织对其24个成员国进行的调查统计显示，OECD主要成员国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在诸如计算机、电子和航天等高技术产业中，产出和就业的增加是最快的。在过去10a中，OECD成员国的高技术产品在制造业产品中的份额和出口中的份额翻了一番多，达到20%～25%。据估计，OECD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0%以上现在已是以知识为基础的”[1]。在这些国家中，对科研、教育等无形资产的投资超过了对有形资产的投资，与高技术有关的产业成为增长最快的产业，拥有更多技能和知识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最受欢迎。
作为一个以促进经济增长和贸易自由化为宗旨的世界性经济组织，OECD提出知识经济纯粹是出于对经济领域中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将会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产生哪些深远影响的关注，因而将知识经济定义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这与社会学家和未来学家的着眼点是不同的。尽管人们对知识经济以及有关的提法还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疑问与异议，但是仅就经济领域中所发生的重大变革而言，OECD研究报告中的所指是非常明确和具体的。
首先，随着计算机技术与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蒸蒸日上、飞速发展的行业——信息产业。与工业社会的典型产业——加工制造业所不同的是，信息产业产出的物质量并不高，而且有许多还是无形的，即纯知识产品，但是其产值与利润却高得惊人。因而自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无论其他行业是繁荣还是衰退，信息产业始终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它不仅通过出售有形或是无形的信息技术产品使本行业保持了12.8%的年均增长率[2]，而且还为全社会的知识创新、增殖、传播、保存、交换、共享铺垫了一个高效的工作平台。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信息产业通过向其他行业的渗透，将发端于本行业的技术革命迅速扩散到各行各业及整个社会，改变了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面貌。由于信息产业的出色表现，有人已经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经济周期波长的拉大和振幅的减弱部分归功于信息产业[3]。有鉴于此，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将“知识社会”定义为“用来强调由信息和通信技术作为变革驱动器而改造出的一种新前景”[4]。“变革驱动器”的比喻赋予了信息产业一个非常显赫的地位，使得信息产业在高技术产业中的地位与作用基本上等同于制造业在工业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无疑是将信息产业作为了知识产业的核心与主体。这一点对知识社会的命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无法明确无误地确定一个独立的知识产业，但是却可以明确无误地确定一个独立的信息产业。
其次，在经济增长方面，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与扩散使旧有的生产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学家有着各种各样的描述，如“集约型”的与“粗放型”的、“速度型”的与“效益型”的、“数量型”的与“质量型”的、“产值型”的与“结构型”的、“投资驱动型”的与“效益驱动型”的以及“投资驱动型”的与“消费驱动型”的，等等。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从两种途径来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生产资料效率两类。这种分析方法来自马克思关于资本周转和扩大再生产的有关思想与论述：“从社会观点看，……如果生产范围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更有效率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5]生产规模的扩大主要取决于资本投入，生产效率的提高则主要靠知识创新与技术进步。
在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扩大生产规模曾是实现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手段，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与集权化的大规模工业生产成为这一时代的典型特征。即便在农业方面，也是以所谓的“四个现代化”作为其重要标志的，像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农业就是其典型的代表。对于发达国家中这些发展到极致的常规现代农业，与其说它所展现的是当代农业发展的风采，倒不如说是工业化的成就与结果。
然而，按照传统的生产函数理论，在一定的生产工艺水平条件下，当生产规模扩大时，如果投入的诸生产要素不能按比例同步增加，或是存在着不可增加的生产要素，则生产必然会受收益递减律的支配而出现效益下降。这说明在生产函数不变的情况下，资源的有限性将最终限定生产规模扩大的可能性，进而使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知识经济的兴起改变了这一状况，它通过知识创新与技术进步，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函数关系，使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不再拘泥于生产规模的扩大。“OECD成员国的情况继续证明工业经济在向后工业化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转变。在这个转变中，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的速度。”[6]
除了上述这两点变化之外，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所发生的变化也是人们特别关注的焦点，因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变迁发生的信号与判别标志。一个部门在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下降，意味着这个部门产值的增长率慢于总产值的增长率，反之则意味着这个部门产值的增长率快于总产值的增长率。在18～19世纪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普遍表现出农业部门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而同期服务部门所占比重的变化却不明显。这说明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的扩张，而农业则处于相对萎缩的状态。工业部门在总产值中所占比例超过农业部门并占据主导地位标志着发达国家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工业社会，成为了工业化国家。同理，如果工业部门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则必然预示着工业部门的相对萎缩和新的社会形态与产业部门的出现与兴起。20世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便印证了这一点。
进入20世纪后，发达国家的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先后扩张到了顶点。但是在工业部门扩张的同时，这些国家的服务业却在发展速度上迅速超过了工业，并通过长期的发展积累最终在产值上全面超过工业。到1967年，世界工业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只占了5%，工业占了41%，而服务业则超过了工业和农业的总和，达到55%[7]。在这些国家当中，除少数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的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均超过了50%。在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所占比重较高的美国为59%，法国为54%，加拿大和意大利也达到了53%。进入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中工业和农业的进一步相对萎缩以及服务业的进一步扩张的趋势更加明显。至1998年，发达国家中除德国因两德统一的原因之外，其他国家的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普遍超过了60%，而农业则普遍下降到1%～3%的水平见表1。
在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变化的同时，就业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这20a间，工业化国家的农业就业人口下降了50%以上，从1970年占就业总人口的9.87%下降到1993年的4.18%；工业就业人口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从1970年的38.91%下降到1993年的27.36%；而同期工业化国家的服务业就业比重则由51.31%上升到68.47%见表2。
表1 部分OECD国家GDP部门构成[8]
Table 1 Sectoral constitution of GDP in part of OECD cou-ntries(%)
注：①为90年数字；②为按三次产业计算，③为前联邦德国。
表2 部分OECD国家的就业结构
Table 2 Employment structure of part of OECD countrles (%)
注：* 1970年栏中为1972年数字；* * 1993年栏中为1992年数字；* * * 1993年栏中为1991年数字。
资料来源：张塞《国际统计年鉴'95》，中国统计出版社。
知识经济的标志不仅仅表现在工业和农业的相对萎缩、劳动力要素向服务业的转移，而且还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受过教育有技能的员工更具有价值上。出现了一方面大量劳动力由农业和工业部门向服务业转移，而另一方面留下来的劳动力的素质也有了相应的变化与提高的现象。从1970年～1994年期间，虽然OECD19国的制造业就业减少了30%，但是对高熟练技能工作人员的需求却增加了[9]。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仅要掌握相当的农学知识，还要兼通气象、地学、机械等方面的知识与技术，更要随时掌握国际农产品期货市场上的行情趋势。他们的素质与传统的农民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2 知识经济的发展基础
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和通讯技术从诞生至今不过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就已经给现代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走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知识经济毕竟不是什么神奇的魔杖，而是第一、第二产业充分发展的必然后续和结果。换句话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高科技产业固然是发展知识经济的首要条件，但也决不能因此而忽视知识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产业条件。以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而言，知识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必须要有坚实稳固的基础产业根基。
如果单就知识经济自身而言，或许它并不需要投入太多的物质资源，也不会以物质产品产出为主，但这并不说明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系统就可以摆脱物质产品生产的基础。以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这些个知识经济发展初露端倪国家的情况看，它们的农业和制造业加起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虽然只有30%～50%左右，但其绝对量却是非常巨大的。这些国家以仅占世界总人口12.6%的人口，控制着全世界30%以上的谷物和肉类生产。1998年它们仅制造业的国内产值合起来就达到55000×10[8]美元，相当于中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5.7倍。中国500强企业的产值加在一起抵不过美国销售额居前三位的大公司。1999年中国全部工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加在一起不过4000×10[8]美元，而美国微软一家的资产当年就有2000×10[8]美元。由此可见它们发展知识经济的雄厚物质基础。
作为具有完整产业体系的国家，中国在谈论后发经济时尤其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当代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都有一个大规模的资源扩张过程。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当今这样大的人口压力，那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在自然生态系统尚能承受的限度之内，借助扩张领地（殖民地）的手段攫取发展经济所需的自然资源和市场，迅速扩大基础产业的生产规模，最终取得今天的经济垄断地位和发展实力。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通过大规模资源投入来扩张经济的发展过程。没有这个过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殖民制度的解体宣告了以武力扩张占有资源的时代的结束，同时也预示着以知识占有资源的时代的开始。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垄断，借助已有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威慑力量，建立了一套完备的世界经济运行操作体制，完成了对全球资源与市场的有效占有和垄断。这一时期的资源占有特征已经不是对领土的直接占有，而是在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支持下的对知识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垄断。
比尔·盖茨仅靠一套微机操作系统就一夜暴富的经历很容易让人忽略发达国家发展知识经济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基础，甚至将知识和科学技术与自然资源分离开来。殊不知，知识与自然资源本就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的侧面。自然资源并不是单指自然物质，而是指人类根据自然物质特性开发出来的使用功能。所以对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占有就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占有。这与传统的资源占有概念有着相当大的出入。按照这种资源占有概念，对自然资源的具体占有形式可以划分为实际占有和名义占有两种情形。名义占有是指对自然资源承载物的占有，如一国对其境内矿产的占有。实际占有不仅包含了对资源物质的占有，还包括了对开发使用这些资源物质所需的知识产权的占有。自然资源只对拥有开发利用它的知识产权与经济实力的人有意义，而对那些没有这些知识的人而言，它就不是资源。我们今天对自然资源质与量的界定是以发达国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为标准的，这很容易让人忽略自然资源的相对性。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开发自然资源所必需的知识、技术、资金、市场等手段，不得不转让自己境内资源的开发权，所以它们对自己境内资源的占有是不完全的。而对于发达国家，它们依靠对先进科学技术的垄断，通过贸易和对外投资等手段，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全球范围内自然资源的占有（这与殖民地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扩张侵略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达到最大限度占有自然资源的目的）。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经济是以全球的资源和市场作为发展基础的。
除此之外，农业和制造业等传统产业部门充分发展后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也是发展知识经济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传统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物质产品生产剩余的增加，按照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传统产业部门生产剩余的增加，可以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以高知识含量产品生产为主的高技术产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这一点从按支出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上，反映出的更为清楚。
按支出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由4个部分组成，即：个人消费、固定资本形成、政府消费和净出口，也就是：
国内生产总值＝个人消费+固定资本形成+政府消费+净出口
这说明不管高技术产业（或者说知识产业）的产品与传统产业的产品之间有多么大的不同，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终都必须通过消费（包括个人的和政府的）、固定资本投资以及净出口来实现。也就是说，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同样需要有充足的消费需求，来购买它生产的消费品和足够多的企业，来购买它生产的生产资料产品。在这方面，它与传统产业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从西方7国集团在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来看，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的使用构成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个人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在50%～60%之间，最高也不超过70%；二是总体上看政府采购和固定资本形成所占比重相差不大，且一般均不超过20%；三是各国的净出口量所占比重均很低，甚至为负值见表3。
表3 西方7国国家GDP使用构成(1998)
Table 3 Utilization constitution of GDP in seven western countries(%)
国家GDP
政府消费
个人消费
固定资本
净出口
总计
支出支出形成
美国100
15.0 68.2
17.8 -3.1
日本100
10.0 61.2…
2.8
德国100
18.9 57.4
19.4 3.4
法国100
24.2 54.4
18.5 1.3
英国100
18.2 64.7
17.4-3.0
意大利 100
16.5 62.7
16.7 2.3
加拿大 100
19.8 59.2
19.1 2.2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统计简编》2000。
个人消费是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构成的主体，说明个人的消费行为对国内生产总值形成的影响极大。发展知识经济也必然要受个人消费行为的制约。在《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天，美国以2%的人口生产足够的粮食，……。如果发展下去，再以2%的人口生产所需的冰箱、彩电、汽车、火车等工业产品，那么情况又会怎么样？也就是说少数人用少数时间生产出人类所需的物质产品。那么，多数人用多数时间干什么？‘生产和传播知识’！所以，人类将从工业社会进入‘知识社会’。知识将是这种社会的核心，‘智力资本’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东西。而以创造、整理、贮存和输送知识的新工具——数字革命形成的新产业，将成为新经济的基础。”[10]
这可以说是从消费方面对知识经济所做的注释。我们可以对其作一个逆推：如果必须多数人用多数时间生产出人类所需的物质产品，那么又会怎么样？在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如果必须多数人用多数时间生产人类所需的物质产品，则必然是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维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人们必须花费大部分的时间和收入才能满足必须的物质消费需求。由于人类必须在满足了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其他消费，因而就不可能在基本物质需求未得保证的时候去欣赏MP3，去“网上冲浪”，以“精神消费”为主的知识经济在低劳动生产率的社会里也就势必无所依附。所以只有在农业和传统产业中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达到相当的经济规模之后，才可能保证知识产业的持续健康成长，才有可能真正构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体系。
从消费的角度看知识经济可以有这样的推论：只有当消费持续增长时，才会带动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受人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人的基本物质消费终归是有限的。一旦物质消费趋于饱和，传统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就会减缓，而无论生产效率是否仍在提高。知识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于，它可以在物质消费饱和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和刺激消费的增长，将传统物质生产部门生产效率的提高转化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
3 中国发展知识经济所面临的资源物质基础困境
对上述几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知识经济的若干基本物质条件的简要叙述，反衬出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的三大难点问题，即：自然资源物质基础薄弱、传统产业部门规模不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
中国有近13×10[8]的人口，同时也是科技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经历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持续高增长阶段，资源开发与资源物质基础薄弱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缺乏必要的资源物质基础是中国发展现代经济的最大制约，新中国成立以后每一次大的经济发展无不伴随着大的自然生态系统破坏和环境退休。中国资源物质基础薄弱主要表现在土地、森林、水等自然生态系统基本构成要素的人均占有量低下，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有着极大的差距见表4。即使不考虑资源物质在空间分布和质量分布上的不均衡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仅从平均数字上看，这个差距就已经严重限制了中国基础产业的发展规模。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农业。
表4 中国资源物质人均占有量的世界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material resources per capita avail-able in China and the world
资源来源：《中国自然资源手册》。
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的资源问题中，最突出的就是人多地少。人多是相对于资源物质基础和经济发展的需求而言，滞留在农村和农业中的人口规模过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9年中国乡村人口为8.7×10[8]人，如果按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的统计，则中国的农业人口数量则超过了10×10[8]。而按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中国的耕地仅为0.9×10[8]hm[2]左右。即便是比较接近实际的全国土地调查资料，中国的耕地数量也只有1.3×10[8]hm[2]左右。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拥有耕地不到0.13hm[2]，在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经营方式下，家庭耕地规模成为其农业生产的规模上限，致使中国农业至今仍然保持着千家万户小规模分散经营的方式。农业生产上的这种方式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全局性影响的，就是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跛脚。农业上这样小的生产规模意味着，在满足了生产者自身的基本生活需求之后，已经所剩不多。这个结论是非常浅显明了的，但对中国来讲却又是异常严重的问题。试想，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大多数人处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后仅略有盈余的境状中，经济将如何发展？中国目前就面临着空有巨大的人口规模，却不能提供有效市场需求的这样一种局面。这不仅使得农业生产难以为继，第二、第三产业也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生存空间里，不可能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所以，当务之急是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但尽管中国近年来已经采取了许多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措施，可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人口的方法之外，尚未找到其他真正有效的方法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包括加大农业科技投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实施农业产业化等这些经常为人乐道的措施在内。
以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为例，宏观上看其效益是巨大的，如袁隆平的杂交稻。但如果分解到每个农民身上，效益可能并不明显。粮食每公顷增产750kg在宏观上绝对是巨大的提高，全国每年可获粮食增产近9000×10[4]t。但是对一个不足1hm[2]耕地规模的种粮农户来说，全年增收不过几百元，不仅远远抵不上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而且也不会对农民的消费行为有太大的改变。况且谷贱伤农，农产品的低需求弹性使增产未必能增收，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所以农民在采用新技术上的保守行为，不光是对新技术效益的预期不足，而且也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采用新技术实实在在是得不偿失。
造成上述这些措施在宏观上看似有效，但在微观上却行不通的原因，是缘于这些措施的提出，没能针对导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关键结症所在。如果生产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话，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应与其他产业同步。但中国的工业化，走的是一条超常规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方式，人为地设置了农业剩余人口的转移，强化了从旧中国继承来的经济二元结构。这才是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问题的关键结症所在。所以，解决问题，真正有效的方法只能是大规模转移农业剩余人口。但是这又引出了另外两个问题。
一是处于先进经济结构中的城市暂时难以，或者不愿接纳农村剩余人口。因为中国城市中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既不成熟，也不充分，提供就业机会的难度本身就比农业困难的多，需要大量的补充能源和物质资源投入。国家经济实力和资源物质基础有限，肯定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便是国家经济实力和资源物质基础有这样的能力，也是一个长期缓慢的逐渐发展过程。从城市企业的角度看，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保持企业的竞争力，企业肯定会将自身的改造，向发达国家的先进企业看齐，将资源投入取向放在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上，而不会放在扩大劳动力需求上。城乡生活水平差距越大，城市工资和福利水平越高，企业的这种行为倾向就越明显。再有，从城市管理层上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国企改革，已经步入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城市本身也受到就业压力骤增和社会问题日渐突出的困扰，因此，城市的管理者们不约而同地采纳了计划经济时期迫于国内外环境和快速恢复、发展经济的压力，而采取的分割城乡人口的制度，纷纷根据自己的眼前利益而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农业剩余人口流动转移的政策和制度（之所以说他们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是缘于他们只想从农业剩余人口流动中，获取有利于当地的利益和好处，却不愿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承担应尽的义务和代价）。
二是这种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农业生产与分配尽量与工业保持一致的方式，走的是常规农业现代化的路子，这已经被证明存在着种种弊端，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有非常充裕的农业自然资源物质基础为后盾，在一定时期内采用这种发展方式，也并非不可。令人遗憾的是，中国没有这样的后盾。有人提出将发展生态农业作为解决这类矛盾的一个方案，但生态农业本身就存在着种种自相矛盾的地方，况且当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可以接纳生态农业立身存命的社会文化制度。所以，抛开中国在其他方面所遭遇的种种困难不谈，单就人口、资源、环境方面的尖锐矛盾与问题，就足以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进退维谷的难解境地。
总而言之，受产业之间供需关系的约束，知识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成熟的、充分发展的基础产业根基。但是中国基础产业的发展受到了来自资源环境方面的严重制约，其中尤以农业为甚。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成为了牵动全局的难点。所有这些都使得中国的基础产业难以为知识产业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固的基础，使中国发展知识经济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
收稿日期：2001-04-20；修订日期：2001-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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