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小说中的陌生异族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族论文,陌生论文,形象论文,小说论文,张爱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陌生人形象背后的族裔身份与中国意识 张爱玲普遍被视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沪港社会最有力的表现者，在众多擅写沪港社会洋场人物的小说家中“更深刻也更完整”，是“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①她在《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桂花蒸，阿小悲秋》《倾城之恋》《连环套》等一系列小说中塑造了一群生活于沪港社会的异族陌生人形象：乔琪、吉婕、萨黑荑妮、哥儿达、汤姆逊、雅赫雅等，这一系列人物群像构成了华洋杂处、新旧交错的殖民地环境，成为后来的读者了解20世纪沪港社会的文学档案，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认识价值。在此基础上，更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张爱玲是如何借由本族与异族共处过程中的冲突、关系与结局等小说元素来传达自身的族裔立场与文化情感，这一点过去未曾得到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辨析。如果我们以客观态度认识到二战背景中的中国及中国人处于被侵略被殖民的危机中，那么就不难理解张爱玲笔下的中国意识普遍带有痛苦乃至妥协的情感特性，这一特征正是时代苦痛与民族灾难的客观呈现。然而，也正是这一特性使张爱玲的小说看似带上了逃避现实与规避责任的先天局限性，她显得不够超越和伟大：“于是她便决意逃避崇高宏大的叙事而钟情于凡俗人物庸常生活的描写。”②对张爱玲小说所寄寓的立场与情感的认识，将影响甚至决定我们对其创作成就与限度的评价：一个主流文学之外的风月小说家，或一个疏离于族裔之外的有才的道德缺陷者？在众多观点中，这样一种思路值得参考：“张爱玲的散文与小说，在上海与香港当年被英国强占期间体验虚华表征的背后，隐含着深沉的象征的危机感。”③这一思路有助于我们更加注意张爱玲小说中异族群像背后所寄托的寓意，也许可以对过去悬而未决的局限性问题作更具体的辨析。 事实上，已有论者注意到张爱玲小说在深刻表现二战中国这一世界范围族裔竞争性历史过程的独特价值。“当她在小说中描写了众多的外国人、混血儿形象时，她不仅仅是在真实呈现香港、上海的‘洋场’生态，更是在借助于异族和他者形象探寻小说主人公的身份。这种探寻实际上也在探寻着自我。可以说，张爱玲笔下的他族形象是具有(民族)文化意味的。”④ 回到文本，仔细辨析，张爱玲对族裔身份的寻找主要表现于三种途径。 其一，对殖民地社会种族偏见及歧视所致痛苦的揭示。《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从上海到香港的清白女孩葛薇龙最终臣服于血统极为复杂的浪荡公子乔琪，沦为他赚钱的工具和感情的附庸。故事冲突与人物悲剧的土壤正是种族偏见的社会心理，小说借混血女孩吉婕之口说出殖民社会的残酷真相：“这儿的白种人哪一个不是种族观念极深的？这就使他本人肯了，他们的社会也不答应。谁娶了个东方人，这一辈子的事业就完了，谁是那么个罗曼蒂克的傻子？”小说结尾处，薇龙在乔琪眼睛的反射中看到自己可怜的影像，这一富有象征性的画面仿佛是殖民社会种族落差的深刻隐喻。其二，对异族陌生人之劣根性的鄙视与嘲讽。《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仆佣阿小如地母一般打扫着流落于上海的白俄男妓哥儿达的家，并对其肮脏混乱小气的脾气予以犀利的审察与批判。《连环套》这样描写生活在香港的外籍官员米耳先生那可笑的骄傲：“头顶已是秃了，然而要知道他是秃头，必得绕到他后面去方才得知，只因他下颌仰得太高了。”在官僚习气深重的中国语境中嘲讽外族人同患官僚病，其暗示意义明显，作者以人性眼光说明某些劣根性非中国独有以此超越种族自卑。其三，对族裔情感与本族文化身份求而不得之痛苦的表现。《倾城之恋》中，流落英国多年的华侨私生子范柳原看上离过婚的上海没落贵族小姐白流苏的传奇故事看起来不可思议，连自流苏的家人都觉得她中了头彩捡了便宜。但这其实容易解释，范柳原看上白流苏的原因是“中国情调”，这中国情调满足的是范柳原作为流浪华裔的文化缺陷的深层心理。当他发现中国闺阁小姐的骨髓中早已为上海商业社会的金钱意识所侵染，他对中国身份的追寻以深重的失望而告终。浅水湾的那一道“墙”所隐喻的，除了经济、性别的阻隔，最大的阻隔是：一个流落英国的华侨后裔对中国罗曼蒂克的幻想与一个挣扎于衰落中国的贵族小姐只想寻求经济安全之间的巨大错位，那是一个再也找不到回不去的温柔敦厚的古中国，张爱玲借范柳原之口说“执子之手、与之偕老”这样不符合范柳原人物身份的古语，实质是作者借范柳原之口叹出她对传统中国土崩瓦解的唏嘘之感。 当然，张爱玲对宏大主题的兴趣是有限的，她的兴趣在于日常的生活和凡俗的个体，表现个人在时代面前的惶惑和对于安全感寻求的失落。“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⑤张爱玲用她的方式显示出迂回地驾驭宏大题材的别一种文学可能性，她本不想写时代纪念碑，却在无意中勾勒出一个时代纪念碑的清晰轮廓。深刻表现20世纪本族与外来移民、被侵占者与外来侵略者的共处与冲突，在这样的文学序列和谱系中看待张爱玲的小说，对于我们更加深入而本质地看待张爱玲与时代、族裔和中国书写的关系意义重大。如学者周蕾所言：“我们必须严肃看待张爱玲作品与‘历史性’之间所产生的张力。如此的张力提供了看待历史的另类方式，以抗拒情感的纪念碑式结构(monumental structures of feeling)的诱惑。”⑥ 二 《连环套》的真实性与语境问题 表现殖民与战争环境中国人的苦痛、妥协、凡俗人性与庸常生活，这是张爱玲小说的关键词。然而，从登上文坛一开始对其文学的发生场与价值立场的质疑一直没有中断。“在日本占据上海的最后两年期间，现代中国文学无法从政治上获得激励时，此时的张爱玲却达到了事业的巅峰，这是很讽刺的一点。”⑦回到小说，我们试从一个具有典型意义、值得慎重探讨的文本《连环套》入手，看是否有可能重新具体地辨析文学与时代这一话题。 《连环套》1944年1月在《万象》连载起，就伴随着各种批评性争议，最初的质疑出自傅雷的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并很快引发了张爱玲谈创作观的文论《自己的文章》。时隔三十年后，张爱玲于1976年在美国给台北《联合报》副刊所写文章中对于这个长篇的写作明确表示后悔：“《幼狮文艺》寄《连环套》清样来让我自己校一次，三十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这些年来没写出更多的《连环套》，始终自视为消极的成绩”。⑧1984年，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万象》主编柯灵所写的《遥寄张爱玲》一文重提此事此文：“《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并说：“经过迢迢四十年，张爱玲本人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批评。”⑨既然作者本人都表示否定，似乎此文的价值就此已可盖棺定论尘埃落定。 综论之，《连环套》的价值只有在后殖民的意义上才能得到理解，无论题材或主题，不可用读《金锁记》和《倾城之恋》的方式去阐释《连环套》。《连环套》讲述女主人公霓喜从广州乡下的养女成为香港繁华都市中三类移民妻妾的三段故事及各种混乱的小插曲。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对《连环套》的质疑重点是真实性与主题问题：“人物的缺少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没有心理的进展，因此也看不见潜在的逻辑，一切穿插都失掉了意义”。⑩张爱玲随后在《自己的文章》里说：“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11)张爱玲说“既然有这样的事情”，也就是说故事和人物并非虚构，男女主人公霓喜和雅赫雅均有人物原型。三十多年后，张爱玲在《张看自序》(1976年)中说明原委，回忆了她在香港和上海分别见到的男女主人公原型。 真实性的问题既已得到落实，说明的恐怕只是张爱玲对沪港殖民社会中各路世界流浪儿的见识与经验范围要远远大于当时的读者和批评家们，这与她出身洋务世家开化较早及她到香港求学扩大了对殖民生活的经验范围有关。素材已然存在，另一个问题是作者以怎样的立场处理这样的素材。对这一点的质疑素来尖锐：“同样遭逢乱世，封建秩序的瓦解和殖民进程的加剧，即通常所谓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并没有在张爱玲身上激发出像路翎那样的革命意识和社会拯救情怀，这可能与张爱玲自幼在旧家庭里封闭孤独的生活和少女时代在教会学校所接受的殖民教育有关。”(12)与之相反的观点却是“张爱玲就读香港大学期间(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就已留意于殖民主义的反弹”(13)。生活经历与情感和立场并非一一对应，这要看经历如何在精神中发酵。圣玛利亚女校的求学经历与港大期间的殖民地生活，是促进张爱玲的族裔身份敏感性还是造成她的族裔身份疏离感，张爱玲在散文《我看苏青》中记录的一段梦境可以部分阐释这一段生活与其精神世界的关系。“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狈地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惊醒她们，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里过夜(也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画得这么可怜，她们何至于这样地苛待我？)。”并且，这样的梦境不断在张爱玲的思维世界中重演和强化：“第二天我告诉姑姑，一面说，渐渐涨红了眼，满眼含泪；后来在电话上告诉一个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个梦，写到这里又哭了。”(14) 梦境中的弱者地位与自卑感在《连环套》中得到戏剧化的转化，这种尴尬身份或许是张爱玲的潜意识写作动因。《连环套》主要有三重悲剧因素：霓喜骄横张扬的个性、香港早期殖民地社会的种族歧视与偏见、文化心理与种族身份的隔阂与冲突，这三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推向结局。论者这样批评《连环套》：“霓喜却几乎只是‘一个动物’，她靠为人做妾、与人姘居以谋生，却丝毫不见她有什么内在的人性斗争。甚至连一个人起码的痛苦和屈辱也没有，张爱玲将这个人物置于动物般的生存竞争中，完全肯定她不断与环境寻求适应，获得成功的‘连环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15)是否作者所写即她所认同？事实上，张爱玲自己从一开始就不认为霓喜的人生是一个“成功的连环套”。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早已澄清判断与立场：“人吃畜牲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爱而爱不进去。”(16) 张爱玲所说“要爱而爱不进去”的世界是有限的殖民、半殖民和战争环境中的中国，她说这是“乱世”。她对于自身所处的时代这样正面表达：“越是乱世，个性越是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在同一篇文章中写她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看到“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她再次以伤感语气说道：“这是乱世。”对于个人与时代关系的认识，张爱玲这么看：“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17)“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18) 以上分析可见，假如个人生而不幸在一个不理想的社会，张爱玲的哲学是“就近的平安”，这种思想出自五四余脉。“张爱玲本人至少三度检讨五四如何影响了她的文学”，“我们思考张爱玲文学定位的问题，必须先搞清楚五四与张爱玲的牵涉”。(19)细究张爱玲的价值观，其构成是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混合。以思想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历史虚无主义来自她的家族背景与战争经验，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则来自五四思想影响。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现代中国关系密切，杜威本人不仅见证了中国现代革命的过程，其实用主义思想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一批作家学者，胡适、陶行知等人都是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的嫡系学生。实用主义的价值基点上，杜威这样阐述个人美德与社会公德之间的关系：“美德是在进行对个人有利的仁慈行为中获得；社会安排的改革应使利己主义同利他考虑相一致”，“社会是联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验、观点、情感、价值被传达而成为共同的东西。”(20)实用主义否认终极意义的普遍真理，为个人在经验范围内所能达到的有用的真理辩护，并认为这是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说：满意是区分真与伪的东西。”(21) 张爱玲所受五四影响，胡适作用最大。《忆胡适之》一文中详细追溯并深情回忆从父辈到她自己两代人所受胡适之影响，并阐述自身与五四之密切联系：“我屡次发现外国人不了解现代中国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不知道五四引动的影响。以为五四运动是对内的，对外只限于输入”，“我想只要有心理学家荣(Jung)所谓民族回忆这样东西，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淹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22) 分析至此，或可以看出，张爱玲并非认同霓喜的选择与生活，只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人道同情使她反对任何人以一种凌驾于其本人之上的道德感对人物予以指责与批判，作者只有写下来的责任，没有批评的权利。在不合理的中国日夜里，只有不合理的屈服才或有合理的结果，张爱玲写出了这种无奈，“作者利用它替我们出了一次疹，我们再生，以后永远不再生病了”(23)。 让我们重新阅读小说中对霓喜的一段描写： 在长崎，霓喜是神秘的赛姆生太太，避暑的西方人全都很注意她，猜她是大人物的下堂妾，冒险小说的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夜礼服上满钉水钻，像个细腰肥肚的玻璃瓶，装了一瓶的萤火虫。有时霓喜也穿中装，因为没裹过脚，穿的是满洲式的高底缎鞋。 霓喜一改现代文学中国人惯常的可怜虫形象，以一种近乎诡异的方式获得了放肆冒险的快乐，大胆泼辣美丽的霓喜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弱者形象的颠覆与改写，尽管这种结果是以不合理的妥协获得合理的结果，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探寻到张爱玲族裔情感的一丝隐喻目的。正如高全之所说，受五四一代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张爱玲，“她当然知道五四以降借用文学来唤醒国人种族自觉、去除民族自卑等等诉求”(24)。 只有着眼于五四以来的整体语境，才能辩证地超越“孤岛”一段而将张爱玲置于现代文学的整体联系中看待其文学特性与意义。教会学校中受冷落的敏感经历、殖民环境中写作的两难困境、沪港两地所接触的各种世界流浪人与中国畸零人印象、五四以来人道主义与国民身份启蒙的写作影响，正是这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张爱玲以另一种方式迂回地表现了殖民化环境中国人的深层痛苦，这种痛苦唯她最是感同身受。《连环套》是张爱玲将乱世悲哀、殖民痛感、实用主义哲学与个性化的创作才能等要素发酵的结果。也许，正是在中华民族走出了那一段痛苦岁月之后，我们才有足够的身份自信来重新打量《连环套》这样难堪的族裔经验与历史记忆。 三 兼谈在美创作：文学作为文化立场的一种深刻隐喻 张爱玲未能在“孤岛”环境中封笔自清始终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因此，她被认为“在无形中成长为一个疏离于家国、游离于社群、淡然于责任的孤独个人，一个如她自己所坦诚的自私的人”(25)。假如我们能更全面地纵观张爱玲的文学人生，尤其注意她在美国的后期创作，于20世纪华语文学离散写作的空间跨度中阐释其创作，也许以上观点可以得到一些纠偏和完善。 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赴香港，1955年离开香港赴美国，直至1992年去世，中间短暂到港台，再也没有回到大陆。尽管身不在中国，但她在长达四十年的海外飘零岁月里一直在构建文学中国。1971年张爱玲接受台湾学者水晶访问所谈的一段话或可让我们探其心声：“我现在写东西，完全是还债——还我欠下自己的债，因为从前自己曾经许下心愿。”这个“心愿”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得其详，但可以看到她与水晶的访谈所涉话题始终围绕于她自己过去的作品及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谈到她自己作品留传的问题，她说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26) 概括张爱玲在美创作特征，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在美国坚持以双语创作。除短暂受聘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从事《海上花》和《红楼梦》的翻译研究之外，张爱玲离开中国后的后半生从未放弃写作。作为英文功底甚好且急于解决经济安全的新移民，她或许应该考虑不同的选择。“此时张爱玲才四十二岁左右，正值壮年，已有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的美国公民身份，英文能力优于普通新移民。如果她放弃文学，找份普通工作，维持基本简朴的稳定生活应无问题。……然而她吃了秤砣铁了心，坚持以写作赚取两人的主要收入。”(27)张爱玲是五四以来少有的能以双语写作并达到一定高度的作家，更值得注意的是，张爱玲几乎尽其所能将她自己的英文小说亲自翻译成了中文，其中1967年8月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所出的《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自译《金锁记》。(28) 二、创作一直围绕中国题材。在美四十年，张爱玲完成的中英文小说摘要罗列如下：《北地胭脂》(即《怨女》)、《粉泪》(Pink Tears)、《少帅》(Young Marshal)、《五四遗事》(Stale Mates)、《色，戒》(Lust Ring)、《浮花浪蕊》等中英文小说。于冷战时期的美国坚持中国题材面对的困难可以想见，宋以朗新近公布的资料可解开部分疑问：张爱玲的美国写作梦何以失败告终？“其实张爱玲在美国并没有封闭，但她的作品不少都有她所谓的‘碍语’。她认为被拒绝的原因是美国编辑们有他们的政治立场，所以他们不可以接受书中把旧中国写的那么糟糕，因为这会显示共产党相对来说是更好。”“60年代张爱玲用英文写《少帅》，但美国人的思维跟不上那些复杂的民国故事人物，结果半途而废。”(29)冷战背景中，中国故事的题材和写旧中国的批判立场均不可能讨美国出版界的喜欢，英语读者圈需要的是林语堂式东方主义的自我抒情，他们无法接受和理解一个更深刻更复杂的中国。张爱玲后来应该是看清了这一点，将她的读者重新移回港台等东南亚的中文读者圈。可见，在英文读者中“比林语堂还要出风头”的理想破灭很大程度上缘于张爱玲不愿作写作上的改变。张爱玲早在40年代的上海就在《二十世纪》英文报发表《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Chinese Life and Fashion”)这样广受欢迎的英文文章，以她的写作能力，满足美国编辑所需应该不难，关键是她不愿。“我来此地违抗着奇异的文学习尚——视中国为口吐金玉良言的儒门哲学家所组成的国度。”(30)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信奉“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扛着道德压力急于写作发表；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她却不愿为迎合异文化圈的需要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写作路径，其中的吊诡之处正可印证她的文学个性。张爱玲这样塑造人物，也这样塑造她自己。她的在美写作不仅说明其创作个性的顽强，同时也说明一个新移民华文作家艰难而可贵的选择。“中国移民带着自己的语言和文化的传承，移居到中国以外的其他的不同的社区或者地区，年深日久，除了他们所新学到的语言的资源以外，他们不曾放弃中文的词汇、声音、还有语言蕴涵的文化传承。”(31) 另有三段材料或可帮助我们理解张爱玲的情感与立场。一、与庄信正通信所记录的1971年2月9日发生在洛杉矶的大地震，“直到《少年中国》上刊出所有的中国学人与学生都没有受伤，才完全放心”(32)。二、与胡兰成谈论日本文化与西洋人时认为日本文化有一种“悲哀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33)。三、被认为是抗战胜利后的洗白之作——《中国的日夜》中两首诗——《落叶的爱》和《中国的日夜》：“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丁的彩云的人民”(34)。 张爱玲在族裔身份与文化传统上未曾离开中国，未曾放弃五四余脉。《蝉：夜访张爱玲》是唯一也是最后一篇张爱玲正式接受访问的访谈文章，意义甚大，张爱玲所谈的两个主题值得注意。 一、新文学的暴露传统。“谈到鲁迅，她觉得他很能暴露中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这一传统等到鲁迅一死，突告中断，很是可惜。以为于后来的中国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帜下，走的都是‘文过饰非’的路子，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实在可惜。”(35) 二、暴露黑暗后的民族信心、方向与生路。暴露传统中国的弊病及在世界文化的范围内寻找可能的新路，是张爱玲借助文学所要寻找的价值旨归。以此角度回望《倾城之恋》(1943年)，意味深长。张爱玲1971年接受水晶访问时认同这样的看法：“尽管当年写的时候并没有觉察到‘神话结构’这一点”，但“仿佛每个人身上，都带有mythical elements的”。(36)“借着白流苏和公主跷跷板式的升降浮沉，张爱玲再一次逼近了她的题旨。”(37)这一题旨的深层意义便是黑(萨黑荑妮，外来移民)败白(白流苏，中华民族)胜。 将长达四十年在美写作的艰难与收获视作张爱玲文学人生的客观历史，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张爱玲的这一段自白：“我因受中国旧小说的影响较深，直至作品在国外受到与语言隔阂同样严重的跨国理解障碍，受迫去理论化与解释自己，这才发觉中国新文学深植于我的心理背景。”(38) ①赵园：《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转引自《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子通、亦清编，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401页。 ②(12)(25)解志熙：《“反传奇的传奇”及其他——论张爱玲叙事艺术的成就与限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1期。 ③[美]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9页。 ④黄万华：《异族、“他者“形象：战时中国文学的一种寻求》，《文史哲》2002年第3期。 ⑤(16)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73、177页。 ⑥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84页。 ⑦参见柯灵《遥寄张爱玲》，转引自《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第183页。 ⑧(11)张爱玲：《张看自序》，《重返边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02、99～100页。 ⑨柯灵：《遥寄张爱玲》，《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子通、亦清编，第380页。 ⑩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转引自《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子通、亦清编，第66页。 (13)(24)高全之：《阎王与小鬼——后殖民张论引起的省思》，《张爱玲学》，漓江出版社2015年版，第60、64页。 (14)(17)张爱玲：《我看苏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231、238页。 (15)解志熙：《走向妥协的人与文——张爱玲在抗战末期的文学行为分析》，《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18)张爱玲：《〈传奇〉再版序》，《张爱玲文集》第四卷。 (19)高全之：《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张爱玲如何三思“五四”》，《张爱玲学》，第292页。 (20)[美]约翰·杜威：《哲学的改造》，张颖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21)万俊人、陈亚军编选《詹姆斯集：为实用主义辩护》，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55页。 (22)张爱玲：《忆胡适之》，《重返边城》，第21页。 (23)唐文标：《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转引自《张爱玲评说六十年》，子通、亦清编，第297页。 (26)(35)(36)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大地出版社(台湾)2004年版，第41、37、32页。 (27)高全之：《倦鸟思还：张爱玲写给赖雅的六封信》，《张爱玲学》，第257页。 (28)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所出的《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自出版以来在美国大学课堂广泛使用至今，成为美国大学生及中国文学爱好者的必读书之一，影响广泛。张爱玲的《金锁记》是其中接受度较广的作品。 (29)宋以朗：《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98页。 (30)(38)参见《张爱玲的英文自白》，原刊于一九七五年纽约威尔逊公司出版的《世界作家简介(一九五○至一九七○)，二十世纪作家简介补册》。威尔逊作家书系规模庞杂，入选者必须为英语读者所熟悉，作品须具文学重要性，或是特别风行。见《张爱玲学》，第276-278、279页。 (31)王德威关于华语文学的阐释，参见李凤亮编著《彼岸的现代型——美国华人批评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32)《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庄信正编注，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 (33)胡兰成：《今生今世：我的情感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0页。 (34)张爱玲：《中国的日夜》，《张爱玲文集》第四卷，第247页。 (37)水晶：《论〈倾城之恋〉的神话结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大地出版社(台湾)2004年版，第68页。标签：张爱玲论文; 小说论文; 张爱玲文集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读书论文; 倾城之恋论文; 金锁记论文; 连环套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