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中“借支马价银”时代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话论文,金瓶梅论文,时代论文,马价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Ⅰ207.4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87(2008)04-0110-05
《金瓶梅词话》的内容是“借宋写明”，“金学”界对此已无任何异议。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其一，它写的是明代哪个时期的事情，是正德、嘉靖朝还是万历朝，到目前为止，“金学”界还在争论，未能达成共识。其二，它是以什么方式反映明代现实的，它和其他写前代历史的小说的主要区别点在哪里？这是《金瓶梅》研究必须首先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笔者经过深入的研究，根据明代大量可靠的原始史料，证实了《金瓶梅词话》所写的内容是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的事情，而绝不是万历时期的事情，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1]。
认为《金瓶梅词话》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最主要的是已故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吴晗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题目叫作《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2]。这篇论文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几十年来，很多人都坚信文章中的观点，直至现在，有些人对其中的结论还是深信不疑。吴晗先生的最大功绩在于充分地证明了《金瓶梅》是“借宋写明”，这是非常正确的。但“金学”越来越发展，研究越来越深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吴晗先生断定《金瓶梅》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的观点，现在看来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吴晗先生的主要根据是对“马价银”、“佛教”、“太监”、“皇庄”、“皇木”、“番子”等问题的考证。徐朔方先生认为，在所有这些证据中，“只有马价银成为他(指吴晗)的惟一有力证据”，其他(指嘉靖时番子不敢放肆、嘉靖时无皇庄之名等)则属于想当然之词，缺乏证据，至于“佛道兴衰、太监专权”则不可一概而言[3](P88)。笔者对此也有详细的考证，此不赘[1]。下面仅就朝廷爷违法借支“马价银”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加以探讨。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张四(张龙)与孟玉楼有这样一段对话：
张四道：“我见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卧柳。又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只怕坑陷了你。”
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边胡行乱走，奴妇人家只管得三层门内，管不得那许多三层门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休说买卖的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各人裙带上衣食，老人家到不消这样费心。”[4](P9～10)
整部《金瓶梅》写朝廷爷违法借支“马价银”就这么一句话，作品既没有写是哪位朝廷爷借的，也没有写是何时借的，更没有写借了多少，其来龙去脉甚不清楚，似乎作者故意在作品中留下这么一桩无头无尾的、没有答案的悬案，其实作者是有严格界定的，只是写得非常的巧妙隐晦，读者不容易看出罢了，这就是《金瓶梅》的独特的艺术手法。
我们知道，《金瓶梅》的表层故事写的是西门氏家庭的兴亡史，又把它放在宋徽宗政和二年至宋钦宗靖康二年之间，作者之所以采取这种故事结构，显见作者是非常洞悉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同质同构的。也就是说，“家”是“国”的缩小形态，而“国”则是“家”的扩大形态，“家国”一体，由家看国，以小看大，所以，《金瓶梅》描写的这个“家”，实际指的是16世纪的整个中国社会。不过，作品的这种特殊结构，自然决定家庭要成为整个故事的描写中心，因而，整部《金瓶梅》描写最多的则是西门氏家庭的关系——家族关系，这个家庭最多的事——家事，以及这个家庭与社会各阶层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等等，涉及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真可谓是晚明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作品对发生在西门氏家庭的种种事件的描写是非常细腻完整的，又因作品把故事置于宋代，作者当然可以毫无顾忌地写宋代的人和事。但一涉及明代的重要史实，作者显然就换了另一种写法。我们从作品中看不到对明代重大事件的完整的叙述，上文所引“朝廷爷借支马价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换句话说，《金瓶梅》中凡涉及明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往往采用一个词——或人名、或官名、或事件名——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词”的形式来揭示其写“明”的意图。虽然只是一个简要的“标题词”，但却是一个巨大的信息载体，因为它关联到明代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并为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就是《金瓶梅》的独特的艺术手法。
我们在明白了这种独特的手法后，就可以对《金瓶梅》中“朝廷爷借支马价银”的时代作出准确判断了。太仆寺，明官署名，“掌牧马之政令”。太仆寺贮存马价银是从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开始的。《明史》上说：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时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5](P1518～1520)
史料上提到万历时，“国家有兴作赏赉，往往借支太仆银”，“崇祯初，核户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马价至一千三百余万”。
从史实上说，万历、崇祯时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之数量的确惊人，但不能说万历以前就没有借支过。《明史·食货志》中说，“隆庆中……数取光禄、太仆银，工部尚书朱衡极谏不听”。吴文中也说“隆庆时虽曾借支太仆银，尚以非例为朝臣所谏诤。”“嘉隆时代的借支处只是光禄和太仓，因为那时太仆寺尚未存有大宗马价银，所以无借支的可能。到隆庆中叶虽曾借支数次，却不如万历十年以后的频数。……即使借支太仆，其次数决不甚多，……其借支数目亦不能过大。……张居正当国，……无借支之必要……亦无借支之可能”。吴晗先生最后的结论是，“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朝廷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必为”者，一定是也，非常肯定。且不论历史事实究竟怎样，就文论文，吴文实在也是“自语相违”的。一方面说隆庆时借支过，还不止一次，又说借马价银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借的概念是不能以次数多少和数量多少来论的，借一次也叫借，借一分钱也叫借。
前引《明史》的说法，自从成化四年开始贮存马价银，以后由于卖种马，银量日增。宪宗以后，经孝宗、武宗到世宗，这期间马价银的贮存是与日俱增的，虽然没有万历时多，但总有一定数量。既然有一定数量，就有借支的可能。吴文中只引《明史》的说法，没有征引其他史料，所下结论自然是片面的，并不符合实际。
《明实录》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明代最原始的史料，让我们看看《明世宗实录》上的记载吧。
明世宗在位45年，借支马价银至少不下10次(实际远不止此数)，《明会典》上也有相关的记载。兹把明世宗所借支“马价银”的情况一一缕述如下：
嘉靖三年九月：
兵部言，太仆寺贮银，预备买马，以应边方征调之急，今以和籴借用，乃一时权宜。设复因循宜借，令马价缺乏，卒有急，胡以处之？此大可虑也。请自今军饷，各以职掌出办，无更取之太仆，则事体一而马政不废。诏可。[6](P1129)
嘉靖四年八月：
工部会廷臣议：营建仁寿宫，工役重大。今世庙大工方兴，四川、湖广、贵州，山林空竭，海内在在灾伤，材木料价，采征甚难。请发内帑及借户部钞关、兵部马价、工部料价各银两，查取两京各库颜料、各抽分厂木植及司府无碍官银，又开纳事例，以佐其费。[6](P1327)
嘉靖十五年六月：
时兵部覆武定侯郭勋议，择团营官军三万于两宫，三大营官军四万于七陵，修工人给月粮、行粮、赏米、冬衣、布花。户部言……若并给之，岁当费银百数十万，非太仓所能给也。……勋因奏部臣推诿误事。且言：顷者查催积逋庄田子粒等银，尚未解至，请将官军粮赏、花布，先于太仓粮银、马价内如数借支，俟征完前银抵补。……上曰：修饬诸陵、建造两宫，皆非得已，工程重大，所费数多，……准于太仓、马价内借支。……户部朦胧推托，堂上官姑不究，该司官夺俸三月。[6](P3977～3978)
嘉靖十六年五月：
湖广道监察御史徐九皋亦应诏陈言三事……酌工役各工经费不下二千万两，即今工部所贮不过百万。借太仓则边储乏，贷仆寺则马弛，入赀粟则衣冠滥，加赋税则生民怨，此皆经用不核，管工诸臣负陛下也。[6](P4209)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
工部尚书蒋瑶以奉迁显陵(笔者按：指明世宗生父之陵)条五事……动支马价缺官柴薪银三十万两，先送工所雇役支用。……诏从之。[6](P4509～4510)
嘉靖十八年闰七月：
癸丑，发太仓事故官军班银八十三万八千六百两，通惠河节省脚价银三十万两，给济泰享殿、慈庆宫等大工之用。仍借支贮库及马价银四十万有奇。令征皇庄马房逋负子粒银抵之。[6](P4712)
嘉靖十九年四月：
宣府巡抚都御史楚书等言，宣府诸路墩台宜修置者一百二座，……因求工料。兵科都给事中冯亮亦为请。上诏出太仆马价三万两给之。[6](P4822)
嘉靖十九年六月：
户部又称：太仆寺银一百九十余万两，堪以借支……上报曰：国家营建，旧规，止派拨官匠官军就工，户部支与粮赏。比缘崇建郊坛，工程重急，权议动支兵部马价银两。……皇穹宇、慈庆宫、沙河行宫，即今将完，拨工并力，若尚不足，兵部自行动支太仆寺马价。[6](P4845～4846)
嘉靖二十年九月：
给事中王继宗、苏应旻、御史陶谟等以虏警，先后疏言边事。上命兵部集廷臣议，至是条上十二事……先朝因大工告急，暂借五军三千营军兵充役，近年一既借拨，且并乞团营，而复借发马价银三十余万。[6](P5089～5091)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
太仆寺卿刘畿言：马政废弛日甚，乞敕兵部议处及查累借支马价别费者，督令还寺，嗣是不系买马，不得借支。有诏下兵部，亟为查处。[6](P8609)
以上的材料足以说明嘉靖时期借支“马价银”不是一二次，而是多次，特别是嘉靖十七年十二月的那次借支很能说明问题。如果是国家大事，紧急需要，暂时动支一下马价银，虽有违明典，也未尝不可。但嘉靖帝是迁移自家的陵墓，明知违背祖训法典，却偏偏去挪借马价银，真是“御用不给”了。马价银的贮存，本是专用来买战马的，是国防大事，嘉靖帝随便借支，为以后的乱挪乱用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明代“马政”的破坏，日甚一日，正如《明史》“兵志”所说，“盖明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而马政其一云”。
在明代，借支“马价银”不只万历、隆庆、嘉靖三朝，也不数嘉靖最早。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早在明武宗时期就曾借支过数次。
正德二年八月：
太监李荣传旨：取太仓银二十万两、太仆寺马价十五万两，贮于内承运库。[7](P0737)
这一年的八月丙戌，明武宗建立豹房，极尽淫乐荒唐。上述之事，不仅是借支，简直是勒令动用了“马价银”。
正德三年四月：
兵部左侍郎兼左副都御史文贵，复请借太仓所贮者以济急用。户部执奏：诏特与太仓银三十万两及太仆寺马价银十万两，待义民、僧道、农民、生员输银补还。……传者谓，所借银尚未出京而入瑾之门者，几四分之一矣。[7](P0878～0879)
正德三年六月：
兵部言，太仆寺寄收马价，专备京营及各边买马之用。今各处借支奏给及支用羡余之数，既已查明，合咨户工二部，将借支者补还。行陕西……宣大镇巡官，将买补过马价查明奏缴。如支用未尽者，亦具数奏报。……见在者解部发寺，以候买马。诏借支者亟还，奏给者亟报，支用有余者亟送部交纳。如有迟误侵欺之弊，听举劾治罪。[7](P0924)
“金学”界对《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一般界定在明武宗正德至明神宗万历这一段时期(具体是哪一朝，金学界尚有不小的分歧)，就这一时段而言，查《明实录》，朝廷爷借支“马价银”最早的记载就是上边提到的正德二年八月。那么，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都曾借支过“马价银”，若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算起，到万历中期(万历十五年至三十年，即1587-1602年)，时间长达将近一个世纪，如果《金瓶梅》对借支“马价银”事件没有一个严格界定的话，那就很难说清楚它的时代，这当然不符合《金瓶梅》的创作主旨。其实，作者对此是有明确界定的，这个界定词就是“张龙”。
笔者在多年的研读中发现，《金瓶梅》的艺术手法的确不同于前此的任何一部长篇通俗小说，它非常的独特——往往选取明代不止一朝独有的事件(例如上边提到的“马价银”)或选取历史上同名同姓的人物(例如张达，金代有，明代也有，且不止一个)来安排情节，古今杂糅，宋明杂糅，使读者捉摸不定。但作者又在关键处加以严格界定，以表明他的创作意图。若读者不明白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往往会上作者的当，辜负作者的良苦用心，借支“马价银”就属于这种典型的表面上模棱两可，而实际却很明确的事件。
第七回所说的“朝廷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是孟玉楼与张龙在争辩时由孟玉楼透露出这个信息的，可见孟玉楼与张龙是同时代的人。孟玉楼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但张龙却是一个真实的明代人物。查《明实录》、《明史》及明代的其他史料，明代叫张龙的总共有6个人。一是明朱洪武时人，将军，以军功封凤翔侯。《明史》卷一三○有传，这个张龙肯定不是《金瓶梅》中的“张龙”，因为太仆寺贮存“马价银”是从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开始的，所以，这个张龙需首先被排除。
另外5个张龙，有3个是明正德、嘉靖时人，两个是明万历时人。其一是仪宾：
晋府方山王钟铤故嫡长子奇洹女确山县君，选阳曲县人张龙为仪宾，既而长史等官奏，龙母郝氏为晋怀王妃妹，伦序非宜，诏停婚别选。时龙已成婚，勿问，龙停禄米一年，长史等官各停俸三月。[7](P1648)
其一为宦官，《安徽通志》卷一百四十六：
明正德中庐州府巨恶张杲，珰张龙兄也。
其一为军余，《甘肃新通志》卷七十二：
(张)龙，明宁夏人，擒贼党解灵州枭示，贼恨，捕龙至镇，斩之。
其一为哨军，《明神宗实录》卷四○九：
先是，天寿山守备太监李浚准、延庆卫哨军张纲，讦告王大义接买哨军张龙等板枋椽木，行昌平州审，无的据。复移文宣镇抚按会查……。[8](P7628)
以上这4个张龙，需要说明的是，《甘肃新通志》所载的张龙，其被杀的时间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这时，《金瓶梅》早已在社会上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这是“金学”界的普遍看法，其被排除则是无需多言的。另一个哨军张龙，其盗卖天寿山木材的时间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时间更晚，根本不能作为考察的对象。
正德、嘉靖时还有一个张龙，曾做过山东登州府知府，后升为通政司右通政，以交通钱宁、诓取财物罪论斩。《明史》卷三○六“阉党传”中“张彩传”附有此人略传：
张龙，顺天人。官行人，邪媚无赖，与寿宁侯通谱系，应得交诸中人、贵戚，恃势夺人田宅。正德三年夤缘为兵科给事中，出核辽东军饷，得腐豆四石。请逮问监守诸臣，罚郎中徐琏以下米三百石有差，瑾以为能，擢通政参议。瑾败，谪知滦州。后又结朱宁为父，起嘉兴同知，迁登州知府。言官弹射无虚日。与山西左布政使倪天民、右布政使陈逵、右参议孙清并贪残，天下目为“四害”。……嘉靖初，下狱论死。[5](P5251)
《明史》的这段记载是依据《明实录》的，似太简略，我们看看《明实录》中对张龙的评价，或许这个问题看得更为清楚。
正德十一年六月乙丑：
六科都给事中吕经、十三道御史程昌等，皆疏论山西左布政使倪天民、右布政使陈逵、右参议孙清、登州府知府张龙，为天下四害。……故劾疏日上而不报，排之甚力而处之益安。……今四臣者略无畏惮，不知果何所恃呼？朝廷留之，则为容奸长乱，大臣庇之，则为害正党恶，使其依社凭城坏天下非小也。……四害中，清，乐工臧贤庇之；龙，朱宁庇之；天民、逵，吏部尚书杨一清庇之。[7](P2723)
正德十二年春正月乙未：
六科给事中黄钟、监察御史常在等，劾奏登州府知府、今升右通政张龙，行同禽兽，欲甚虎狼，党逆宣淫，彰赂乱法，公论谓何？……亟寘之法，以正其罪。不听。[7](P2840)
正德十三年夏四月丙申：
户科给事中李长劾右通政张龙，奸贪淫乱，冒名诓财，动以千计。[7](P3110～3111)
正德十三年五月：
通政司右通政张龙，奸险夤缘，骤至通显。招无赖以作爪牙，挟娼妓以纵淫亵。近又私开骗局，所得不赀。[7](P3113)
《明武宗实录》中提到张龙的地方远不止这些，如卷三九、卷五二、卷六十、卷一○二、卷一二七、卷一四四、卷一六六、卷一七一等，另外，《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五，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是一个“行同禽兽、欲甚虎狼”的无耻之徒，其奸贪淫纵，为当时士类所不耻。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所写的张龙，与《实录》中的张龙，两相对照，极为相似。《词话》第七回写到：“且说他母舅张四，倚着他小外甥杨宗保，要图留妇人手里东西。”“张四羞惭回家，与婆子商议，单等妇人起身，指着外甥杨宗保，要拦夺妇人箱笼。”难怪杨姑娘骂张龙“贼没廉耻老狗骨头。他少女嫩妇的，留着他在屋里，有何算计？既不是图色欲，便欲起谋心，将钱肥己”。杨姑娘骂张龙的话，正是《实录》的艺术再现。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词话》中的张龙，必是这个“奸贪淫乱，冒名诓财”的曾做过山东登州府知府、后升为通政司右通政的张龙，而不是别的张龙。这个张龙死在嘉靖元年十一月：
前通政司右通政张龙论斩。龙，交通钱宁，诓取财物数千。宁诛，御使发龙罪状，下法司，比交结朋党、紊乱朝政律，诏如拟。[6](P0579)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通政司右通政的张龙主要活动于正德年间，但也活到了嘉靖朝，《金瓶梅》中由他和孟玉楼透露出“朝廷爷借支马价银”的信息，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作品中借支“马价银”的时代必定指的是武宗正德和世宗嘉靖时期，而绝不是隆庆、万历时期。退一步说，即使我们不能坐实“张龙”究竟指的是哪一个，但正德、嘉靖时的三个张龙(如上文所述，一为仪宾、一为宦官、一为通政司右通政)，也足以表明“朝廷爷借支马价银”的时代。这就是《金瓶梅》的独特的艺术手法——情节表面上的模棱两可，关键处又严格界定，以表明作者的创作意图。《金瓶梅》中的诸多悬案之所以迟迟不能得以解决，或者说，许多“金学”研究者往往是攻一点而不及其余，自认为对某一问题已经解决，而实际是失误、偏差很大的结论，笔者以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