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文化创意与国民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创意论文,经济增长论文,要素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1）10－0027－07
新中国建国60周年以来最大的成就在于推动了我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位一体的建设，而经济创富、科技创新与文化创意作为三大国家战略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其中，文化创意作为落实国家文化创意战略，构成了文化产业和产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来看，以文化创意来创造价值的经济型态逐渐形成，全球各国家和地区都先后发展文化产业。那如何评价文化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最近几年，以全要素生产率探讨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视角才刚刚打开。迄今为止的一些知名经济学经典著作里，文化创意作为内生变量，并没有提升到影响国民经济增长的高度。文化产品往往与奢侈品和经济发展的失败联系在一起，而没有将文化创意看作是生产率促进的重要因素。本研究着眼于有效的资源如何得到最大的产出，如何利用中国最大的人口资源优势和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之外的文化创意价值如何评估，如何将创新进行分解等问题。引入全要素生产率分析工具，对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一、经济学视野下文化创意与国民经济关系研究的缺失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肯定精巧艺术的学习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费用，画家和雕刻家如同律师和医生一样，货币报酬要高很多。在肯定文化产品价值的同时，亚当·斯密也认为，国家财富增加时，精巧雕像、绘画及其他奢侈品和珍奇品才相应增加。因此。亚当·斯密认为文化产品是繁荣的结果，而不是繁荣的原因。亚当·斯密将好的文化产品与奢侈品和金银联系在一起，认定节俭可以增加社会资本，奢侈将减少社会资本，文化创意及其相关的文化产业带来的是奢侈品消费。虽然亚当·斯密重视劳动技巧和劳动者人数对国民财富的决定作用，但并没有将文化创意与提高生产率联系起来。
2、马歇尔认为，劳动是心智与身体的努力。当任何人所消费的东西少于维持效率所严格必需的时候，就有损失。许多被称为多余的奢侈品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必需品。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人们的美术才能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并成为工业效率的一个主要因素。马歇尔指明了内部经济中组织和经营效率以及企业经营者的创造性、多才多艺和创造力、毅力、机警和好运气等要素的重要性。在这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已注意到文化艺术和文化创意对于生产效率的影响。
3、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谈到节欲主义以及不懂艺术的百万富翁却拥有私人画廊这一事实时，显然没有肯定文化产业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或许刘易斯认为，奢侈的文化投资（等同于不必要的储蓄）抽吸了其他必要部门的投资，降低了资本深化和劳动者的生活必需，会影响增长速度与生产效率，这个假设在经济发展的较落后阶段是存在的，存在一定的时间约束与资源约束条件。
4、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将生产力分为人类生产力与非人类生产力，指出人类生产力可以生产出来，以取代非人类生产力，并以资本主义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即投资中越来越大的比例趋向于采用人力资本形式作为依据。弗里德曼教授并没有对人类生产力的构成做进一步的分解，但至少重视人的思想创造与技巧技能的因素。
5、胡鞍钢、郑京海等注意到国内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问题，及时提出了放弃传统的追求经济高增长、投资驱动增长的战略，转向追求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生产率驱动增长的新战略，希望从不公平增长转向公平增长，从不可持续增长转向可持续增长，进一步改善政策的质量和政府管理社会的质量，但还是没有特别指出文化创意通过文化产业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潜在提升作用与重要意义。
二、全要素生产率：文化创意的新解读
1、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技术解释。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经济增长质量涉及到经济增长的后果和前景问题，全要素生产率强调依靠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实现有效的经济增长。西北大学任保平、钞小静等人的有关学术总结反映了目前学术界关于全要素增长率的普遍看法。
索洛在1957年发表的《技术变化和总量生产函数》论文中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决定性因素的新观点，否定了传统增长理论提出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一国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因素。索洛认为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增长只有12.5％，源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而87.5％的增长剩余都应归因于技术进步即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丹尼森等也支持索洛这种技术进步的观点。
后来，新经济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进一步内生化，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索洛等认为，在短期内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的上升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但从长期来看，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真正源泉在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
2、全要素生产率（TFP）涵义传统解释的笼统性与不全面性及其分解。索洛提出了TFP这个核心概念，并强调它是指在生产函数中不能由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解释的产出余值。从目前的计算方法上看，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即为TFP，故TFP又称总和增长率，即：
TFP＝总产量－劳动、资本、土地要素的投入量
目前对TFP的普遍解释是：经济增长对诸如原材料以及对能源、自然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依赖度降低，更加强调知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这些先进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随着制度经济学的深化，更进一步的解释是TFP与制度创新相关，也有用制度创新观点解释我国改革开放后的TFP。
或许，在我们没有注意到文化产业的特征之前，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解释就足以令人满意；但是，当我们研究文化产业的特征生产要素——文化创意之后，TFP的传统释义已显单薄。
相信在对技术与TFP之间关系的传统释义中，一定是将广义的技术进行了分解：一部分技术是有形的（即可以用量化的资本投入计算并计入资本投入的总量K之中），而另一部分（甚至是认为更为重要的部分）是无形的，即无法统计、没有量化的部分，它就是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用来解释资本和就业人数以外的经济增长因素。如果我们不反对用“技术”来概括先前说不清楚的TFP的全部内容的话，根据目前的认识，我们至少可以将TFP做如下分解：
（1）无法量化计入资本投入而实际发生的工业与劳动等无形技术（如技术诀窍；未交易或未评估的专利等）及其动态创新成果与运用（总记为“无形技术”Intangible Technologies,INT）；
（2）无法量化计入资本投入而实际发生的制度与产业组织与管理技术（如企业文化、团队精神与士气；社会责任与社区关系；企业家精神；信誉；市场运作方式等）及其动态创新成果与运用（总记为“资产负债表外的管理投入”Management Input Over Balance Sheet,MIOBS，简记为MIO）；
（3）无法量化计入资本投入而有别于技术和管理组织行为且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已计量的劳动与劳动者，并一直没有计入资本与劳动项下的实际发生的生产创意（如低成本购入或无成本获得而实际取得市场效益的文化创意成果；文化思想新观念的诞生及对其他领域新理念的推动与落实，如文艺批评对生活改善与技术转型的影响等）及其动态创新成果与运用（总记为“资产负债表外的文化创意”Cultural Creative Over Balance Sheet,CCOBS，简记为CCO）。
由此有：
TFP＝f（INT，MIO，CCO...）...（1）
上式（1）的存在，形成了对广义技术约等于TFP观点的指责，另外还附带地指出了另一个问题：索洛没有将资本化的技术与非资本化的技术分开，没有对技术的投入进行两分法，更没有对广义技术进行多元解释，传统的TFP释义没有来得及细化，文化产业已经要求新的答案。
3、TFP的“三结构学说”与熊彼特的发展观。上式（1）指出了无形的技术创意、无形的组织创意和无形的文化创意（以上“无形的”概念等同于“未纳入资产负债表计算内容的有价值的”）等对于TFP的贡献，可视为TFP的“三要素结构说”。上式（1）的观点与熊彼特的观点是一致的。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将“发展”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实际上就是创新）。“执行新的组合”的概念包括五种情况：
（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也就是消费者还不熟悉的产品，或一种产品的一种新的特征；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也就是在有关的制造部门中尚未通过经验检定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决不需要建立在科学上新的发展的基础之上，并且也可以存在于商业上处理一种产品的新的方式之中；
（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也就是有关国家的某个制造部门以前不曾进入的市场，不管这个市场以前是否存在过；
（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也不问这种来源是已经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出来的；
（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比如造成一种垄断地位（例如通过“托拉斯”）或打破一种垄断地位。
将“三要素结构说”与以上五种创新情况相对应，得表1。
表1的对位虽然偏于机械，但可以直观地解析TFP作用于创新的办法。熊彼特认为，历史上不可逆转的变动即“创新”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是不可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今天，可以推论对于创新发生贡献的文化创意对生产函数以及TFP的深切影响。H·登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指出，知识的变化会导致生产函数、市场价值及期望的变化，新的技术，做同一事情的新的方式，以及做新的事情——都会产生社会所不习惯的收益和受损相应。
4、CCO对于INT和MIO的影响。科斯研究效用与导致损害之间的关系，认为行使一种权利可能正好将导致他人蒙受损失。而今天的文化产业可能完全与此相反，而更像他的“灯塔”——不会因为多一艘船的使用而使灯塔的成本增加或效用下降，与“搭便车”的概念近似，比A·A·阿尔钦有附加条件的和没有指定产权的范畴要宽。文化创意CCO的光辉往往是强烈和共享的，众多的行业都在享受文化创意的思想光芒，这是文化产业的宏观外部正效应——可能促进生产率的全面提高，形成达到总效果提高的另一大途径。
在微观企业内，文化创意的正效用可能引致、诱发、激发技术创新INT和组织创意MIO的正效应及其相互作用，或许可以套用“共有私产”的观念，这是文化产品这一精神产品的辐射效应与带动作用产生的，并可理解为对资源最有价值的使用——姑且可以假设存在创意的“乘数效应”。无形的CCO实际上充当了某种程度上的公共产品而不限于创意者本身的垄断权——这恰巧与有形的技术产品、企业组织和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严格产权局限性相对照。借鉴、分享他人无形的文化创意或许有点道德与颜面上的难以启齿，但并不影响发明者本人和第三人的受用。
事实上，创意早就应该进入TFP释义的矩阵之中，我们不能因为TFP的难于估算便轻率地搁置它。相反，完全有理由相信以下关系的存在：
TFP＝INT·MIO·CCO·OT...（2）
式（2）中的TFP是多种无形要素有效配置的产物。OT代表其他无形贡献。
三、文化创意与全要素生产率及经济增长
1、文化创意与潜在的GDP。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曾经质疑技术创新为什么一定会保持很高的水平且生活水平将永远不断提高。如果站在文化创意乃人之本能这一根本支点上，就能找到维持增长的充足理由。众多的经济学家都在寻找生产可能性边界（PPF）——在一个经济资源给定、且所有的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代表能生产出来的物品与劳务的最大数量，是国家生产潜能的极限。遗憾的是PPF的常态是低于最大化。萨缪尔森与诺德豪斯虽然没有专门论及文化创意，但他们对创新的外部经济效果高度肯定。
按萨缪尔森的定义，潜在的GDP代表一国经济的长期生产能力或在保持价格稳定的情况下一国经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潜在GDP与实际的CDP之间的差额称为GDP缺口。但是，萨缪尔森等并未从有形要素与无形要素出发再研究GDP缺口（GDPG）的填补方式。有形的直观计量的资本投入要素对产出最大化的贡献以GDPG1表示，无形的未进入统计数据的创意要素对产出最大化的贡献以GDPG2表示，则有：
GDPG＝CDPG1＋GDPG2...（3）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可以直观地将“乘数”（单位投资变动所引起的总产出的变动的倍数）的概念放到创意扩展上，即文化创意激发了技术创新／组织创新，进而产生创意的“乘数效应”，以及在创意乘数效应激发下的总产出的乘数效应，以此填补GDP缺口。
2、文化创意对国民生产的解读。萨缪尔森的增长核算基本方程是：
Q增长的％＝L投入比例×L增长的％＋K投入比例×K增长的％＋T.C.增长的％...（4）
根据上式（1）对式（4）T.C.的分解，则有：
Q增长的％＝L投入比例×L增长的％＋K投入比例×K增长的％＋INT增长的％＋MIO增长的％＋CCO增长的％...（5）
根据总投入AI与总产出AO的关系，站在文化创意的角度，以AI表示有形的可统计的总投入，AI2表示无形的不便统计的文化创意总投入；AO1表示有形的可统计的总产出，AO2表示无形的不便统计的文化创意总产出，理想结果是：
式（6）提出了国民生产的全新概念：正在不断追加无形的文化创意对投入及产出产生了全新的影响。
David Hesmondhalgh认为，艺术家进行的一些神秘的特殊的创造在人类创造力领域具有特别之处，创意者是“符号创造者”，文化产业已成为经济、社会与文化变化的载体，符号创造力和信息正越来越接近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中心。从上述看来，文化创意正形成强势辐射，并影响着其他领域的产出与效率。
3、文化企业与创意个体的发展趋势。在微观经济与内部经济方面，普遍认为，文化产业对生活方式、观察方式、产业组织方式与业态都有特殊的影响，文化企业的组织拥有如下特点：
（1）产品方面：认为艺术是对生活的批评，艺术能激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不断提出解决生活不满意的新型方案，激发全社会包括经济行业的灵感创造；
（2）人才方面：创意“天才”型的艺术专业人才，高学历、交叉学科的人才居多；
（3）经营方面：讲究出奇制胜，方式灵活多变，非常规的经营方式层出不穷，不断地探寻新的想法、新的合作者和新的市场，不断探索特殊的新型公共关系模式；
（4）技术方面：新技术运用广泛，新技术与传统文化与媒体的结合活跃；
（5）产业组织与企业规模方面：大多为中小型、微型或自由雇用个体。与规范的工业企业相比，运营手段往往单调，从而存在与传统产业结合的巨大空间，并成为促进传统产业发展与TFP进步的“推进器”。
从文化创意到文化产业，这是一个大的值得高度肯定的转变。文化创意改变了企业组织模式，文化产业的出现正影响着其他的产业组织与市场运行方式。新加坡政府认为，创意改变生活。众所周知，生活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创意的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如此之强，任务如此之重，必然要朝着穷尽人类智慧与技能极大化的方向发展。从产业规划与企业组织来看，文化产业也有可能承担以上重任。如英国政府确定了13个创意产业门类，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和文物交易、工艺品、设计、时尚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以及电视广播；而约翰·霍金斯也将科学、工程和技术领域的开发和研究全部纳入了创意产业的范围。
4、今天，紧接着“信息爆炸”的大时代之后又追加了“文化创意大爆炸”的时代。约翰·霍金斯认为，创造性的想象力是人类最大的资源，是一切艺术、科学和知识的基础，是我们了解自身和他人的手段。没有创造性想象力，我们就不能设想自己的全部潜力，也就更谈不上实现我们的全部潜力。创造性是私人的和个人的活动。但是越来越成为我们青睐的获取经济地位的手段。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大臣克里斯·史密斯说：“创造性是成功的基本要素。”
对上式（2）进行变换，可得：
上式（2）的TFP斜率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其结果取决于资源配置的水平。在既定产业结构相对稳定的情形下，对于发展中的国家，尤其是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的大国，特别有必要探讨文化产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正如皇甫晓涛所注意到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曾预言文化与工业的矛盾将带来资本主义结构性的崩溃，但是没有，而是带来了全球经济的持续性增长，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正面价值和科学创新效应。
有理由相信，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基于文化产业大发展时代的TFP（TFPc）将彻底颠倒创意与资金之间的关系，取得生产率权重中的统治地位，至少可以分两个阶段设想文化产业的威力，第一个大阶段是TFPct1促使TFP的斜率始终为正，即：
TFPct1＞0...（8）
紧接着的第二个大阶段是TFPct2期望趋近于无穷大，即：
TFPct2→∝...（9）
5、文化产业的经济贡献。文化产业是所有产业中增长最快的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创意经济的增长是现代服务业的两倍，是传统制造业的四倍，全世界创意经济每天创造220亿美元的价值。文化产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从业人员的增加进一步激发了创意。
以美国的版权业为例，1997年的净产值为3484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3％。在1997－1999年的20年间，美国版权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6.3％。而同期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2.7％；就业人口达到380万人，占美国总就业人口的2.9％，年均增长率达到4.8％，而同期美国就业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1.6％。2001年，版权业的产值为约5351亿美元，约占国内总产值的5.24％。
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发布的《2001年创意产业专题报告》数据显示，英国创意产业当年的产值约为1125亿英镑，在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超过5％，超过制造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就业人口为130万；出口额为103亿英镑，在1997－2001年间，年均增长率为15％，远远高于同期4％的英国所有产业出口的年均增长率。1997－1998年，英国经济的增长率为不到6％，而创意产业产值的增长率则高达16％。
6、文化产业对可持续性发展的促进。关于文化产业可能的风险，不妨引入哈耶克的观点。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他有三个重要论断：
（1）至于自觉地认识到个人的自发和不受拘束的努力能够产生一种经济活动的复杂秩序，则只有在这种发展已有某些进展之后才能达到。
（2）文化进化借助了学习的手段，通过集体选择发挥作用，遵循自然选择原则：生存优势或繁殖优势。不但所有的进化都取决于竞争，甚至仅仅为了维持现有的成就，竞争也是必要的。
（3）多样性发展是文化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对于别人的价值，大多是由于他和别人有所不同。
哈耶克上述观点（1）减少了我们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忧虑，至少目前还没有看出文化产业恶的端倪；哈耶克上述观点（2）使我们对于选择正确的文化内容与产品形式充满信心；哈耶克上述观点（3）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
近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产业咨询的25个问题中指出，文化产业产生个人和社会价值，培养创造力，制作“原材料”，培育生产和商业化过程的创新。文化产业是促进和维持文化多样性及保障文化民主接触的中心。这些论断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文化产业对TFP是促进，而不是莫名的威胁。
四、文化创意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影响因素
1、侵犯知识产权对TFP的影响。H·登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在谈到版权与专利时说，如果一种新的思想为所有的人随意占用，如果存在对新思想的共有权，人们就会缺乏发展这类新思想的激励，这些新思想所产生的收益也不能集中到发明者手中。如果我们将某些程度的所有权扩展到发明者，这些思想将会以更快的速度涌现出来。显然，盗版对于创意者的侵害将降低INT、MIO、CCO增长的速率，减缓TFP对于价值贡献的规模。如果因为外部不经济导致成本的内化致使生产率降低，从整个国家来说是都是不经济的。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保障创意权利的落实，形成对INT、MIO和CCO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对TFP可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2、无效或低效资源组合。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曾注意到希腊人优美的艺术和杰出的创造精神所带来的帮助，同时也注意到由于缺乏坚定的目标导致衰退的问题。孤独的创意不足以成就大业，只有创意及其组合资源体系才能保障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3、文化创意生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1）经济发展水平。曼昆引用数据说，中国、印度、印尼和孟加拉国总人口超过了世界的40％，GDP占全球的5％，只赢得4％的奥林匹克奖牌，贫穷使有天赋的运动员无从发挥，这个观点或许可以引用到文化创意的生产规模上。
（2）政府开支。凯恩斯重视政府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新古典主流综合派萨缪尔森则开出了“政府开支乘数”（政府用于商品和劳务上的开支每增加一美元所引起的GNP的增加量）。曼昆引用了前苏联、罗马尼亚、前东德投入大量的资源用于运动员的培养并得到大量奖牌的事实，对政府开支增加文化创意产出也是一个支持。事实上，政府开支的一大部分都用在文化事业与原创孵化平台的投入上。有理由相信，政府对于文化创意的投入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文化创意，这一点可以借用李明智、王娅莉在高科技领域的研究结论，即R&D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公共部门的R&D活动是现阶段我国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
（3）外国的文化创意输入与“追赶效应”。Coe、Helpman利用以色列和21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1971－1990年的数据，发现国内和国外的R&D活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在进口比重大的国家，国外R ＆ D活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大。Guellec通过对16个OECD成员国的固定样本进行分析，得出了企业R&D经费、公共部门R&D经费和国外R&D经费每增长1％分别带动生产率增长0.13％、0.17％和0.46％的结果。曼昆提及了穷国的“追赶效应”，但没有分析“追赶效应”文化创意层面的原因。李明智、王娅莉认为在我国高技术产业的部分行业，技术创新存在大量模仿，企业自身R&D活动的水平不高、R&D投入的效益也不高；对外开放和一系列改革政策及其带来的变化，明显地促进了高技术产业的效益增长。这个结论是否可用于中国的文化创意领域，尚待分析与检验。
（4）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根据生产函数Y＝AF（L，K，H，N），Y表示产量，L代表劳动量，K代表物质资本量，H代表人力资本量，N代表自然资源量，A随着技术进步而上升，很显然，包含着文化创意的A，包含着风景名胜的自然资源N，都是激发文化创意的强化因素。
（5）体制改革与创意自由。制度与创意产出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传统课题。任保平、钞小静以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得出的结论是：中国1978－2004年间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质量的正向关系是成立的，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工业化进程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由此可以进一步推论：经济管理体制、文化管理体制、政治管理体制的不断创新对于文化创意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6）其他，如人口数量与年龄结构、人种、宗教、地理差异、城乡差别、教育等对文化创意的产出都有重要的影响。
结语
本研究的直接结论是：
1、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工具能够更加理解文化创意及其文化产业的价值；
2、全要素生产率的三分法是解读文化创意价值的有效措施；
3、将文化产品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的认识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必须予以更正；
4、文化创意的活跃对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大的促进，并产生内生正效应，带动技术创新与组织创新的联动；
5、文化创意及其形成的文化产业大发展可以形成外部正效应，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思想条件与创意氛围；
6、在当前文化创意并不发达的前提下，对于文化产业的投入可望产生国民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
7、正确估算国民总投入与总产出，应该加上无形的未统计的文化创意投入与无形的未统计的文化创意产出，如此才能全面地反映人类的经济活动；
8、影响文化创意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众多，唯有依靠更先进的创意才能解决落后的创意遗留的矛盾，不断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有理由相信，文化创意及其产业的大发展将成为牵引国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之一。
本研究建议，在收集整理有关数据后，通过进一步的量化分析，探讨以下关系：
1、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从文化创意和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看当前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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