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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研究
形而上学往往仅被视为与辩证法对峙的思维方法，但是，它主要意指研究超感觉经验对象和一切事物原因的最高知识原理。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和知识的分化，经验科学的成就已经使一切成为技术对象并且在专门化领域中被把握。普遍知识、一切知识的基础原理、解释每一个事物最终根源、最高目的的第一哲学日渐被批判，形而上学正在被看成神话受到瓦解。不过今天在人的经济、文化生活中遭遇到唯经济、唯技术主义之处，我们也往往听到形而上学的召唤，听到把经验和形而上学整合的言说。人离不开生存物质需要，但并不能彻底、总体地以技术和经济规范，当然也不能完全以抽象道德规范。所以，这言说和召唤不是要在生活中强调一种外在抽象原理，而是让思辩形而上学和实证形而上学掩盖的让它们疑惑的问题显露出来。形而上学终结意味着它的理论形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以终结自己的方式又复活了自己的问题，也意味着可能性问题不能建立在思想是事物的本质这条原则上的边界意识。绝对意识、终极实体、理性自由意志的至善失去了神圣性。
一、思辩的道德形而上学
1.什么是形而上学？“物理学之后”是形而上学的词源意义，即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是所有理论和实用科学的知识基础，超出研究“动静皆出于己”的经验物理学，探求万类的普遍性和原因。它以一切存在者为对象，以获得至善的知识为目标。形而上学高于一切知识是因为它是一切知识的原理，而它高于物理学是因为它是研究人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把这两个方面统一在一起，决定了理性形而上学的根本内涵。
2.思辩形而上学及其原则。在古希腊，柏拉图赋予辩证法的内容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定义是一样的，柏拉图认为辩证法就是解释每件事物本质，上升到第一原则的思想进程。这超出了苏格拉底辩证法外在的讥讽、辩论的主观形态和形式逻辑抽象特征，确立了走向善的理念的目的。尽管亚里士多德批评辩证法专务批评，并不求真知，事实上他本人也在按辩证法的目的、原则思维，这个原则是巴门尼德的“作为思想和思想的对象是同一的”。即理性总体上和存在是同一的，可以超经验先在设定本质以及终极实体。黑格尔正是在古希腊哲学中发展出“思想是事物本质”基础上的、历史地统一现实和思想的、具体的、整体的真理体系。
自然认识没有把自己对自然的认识确定为思维加以反思。但阿那克萨戈拉考察了表现为全能否定力量的思想概念本身，认为一切存在为努斯所安排，理智是世界本质。智者把这个消解力量发展到使一切事物陷入非确定、不存在和取消任何原则、实践法律的地步。但智者的概念意识否定性还仅是形式抽象思维能证明一切和否定一切，思想要求影响一切事物，施行自己的统治权，使自己超出实践中的人事，成为第一性的东西；人们要求通过形式思维而不是神解决人事问题，智者用理智推论引起人们注意那按他们自己经验和心情认为是正当的东西，使一切被动摇，而把个人主观任意性定为最后根据，物实体的客观性被取消了。苏格拉底则强调意识虽然主观、自由地运作，但同时也是客观的，通过思维，人给自己和世界设定目的，这是超越了特殊利益和欲望的，意识的普遍内容不局限于个人，同时也是世界的尺度。
思想是事物的本质这个原则的形成过程正是反映了古希腊社会伦理、道德生活中个人和社会规范的冲突，以及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人与自然的分化还没在理性中表现出来，人给世界设想了一个外在的至善使一切统一着。
3.形而上学的分裂、二元论。笛卡尔诉诸理性，从直觉和演绎出发，通过普遍怀疑达到第一原则，明确把形而上学和其它学问奠定在理性之上，给人们一个完整的哲学。但是他关于一切要以理性衡量的主张是以世界本身可完全被秩序化度量为前提的。笛卡尔的理性体系摹仿几何学公理体系构造方式，力图建立普遍科学，这时他在把世界看成推理对象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一个任意性的自我。他认为理性、思想包括理解知性和意志决断两部分，意志是无限的，理解是有限的，只有理解不够，还要有辨别真假的良知。这种怀疑、辨别、断定的任意性自由意志是理性的本质，有了这个精神实体，才有怀疑、错误和正确、应受赞美或应受惩罚、善与恶，才有追求至善和建立最高尚、最高智慧的道德科学的基础。然而理解对象即自然科学的对象又被笛卡尔完全归因于机械位移运动，完全排斥上帝。他以上帝的完满和松果腺给自由和必然建立统一的失败标明了理性逻辑化、数学化、科学化发展带来了理论形态的分裂：人应被看成自由还是必然？自然和人是分裂还是统一？自然科学与道德科学是什么关系？
康德根本上接受了分裂的事实，并没比笛卡尔有什么突破性解决。他无非标明了人是个自然存在又是个道德存在，自然科学限定自己地盘给信仰、抽象的先验道德形而上学。在他看来，有限理性自由的个人组成的整体是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个人感性自然与理性自由统一的有限经过历史必然支配的演变能够把有限理性发挥到纯粹道德至善，个人之间自由的对抗和共存以达到合法秩序、正义的公民宪法为目的，国家宪法是人类历史和自由意志的化身。他狭窄地设定了人及其目标。
二、反抗思辩，经验和实证形而上学
经验论和实证主义反叛思辩形而上学，并不是取消人的可能性问题，而是要取消以道德信仰整体主义的外在孤立本质限制人。启蒙经验论本想超出传统和权威的教条和迷信，培养人的创造性，实证主义则想以科学实际地规范人的生活，解决思辩幻想难以解决的问题。经验论和实证主义都力图以科学解决人的一切问题，这是两者的共同特征、也是根本问题。但是，经验科学能解决人的可能性问题吗？
培根更多地关心研究自然规律的知解理性如何从感官经验出发，借助归纳法发现科学有效真理为人的社会生活幸福服务。为人的意志和情感寻求目的、形式因的形而上学由于奇想、诗意往往迷惑人的理解理性。知识是人的力量意味着经验科学真理可以给人的行动提供有效准则，有了知识就有了道德。洛克认为维系社会的道德原则不是天赋的，决定人行动动机的根源是欲望，道德幸福就是满足欲望。经验论唯物主义把人仅仅看成感性存在，把人的生活归于自然活动，把理性等同于计算和推理，认为人和自然都服从同样规律，要按机械规律而不是超验本质安排人的生活。
孔德强调形而上学的本质、目的是无意义、烦琐的。真实知识只是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一切现象都服从自然规律，实证科学的目标是精确地发现这些规律。具有实证精神的社会生活是由工业管理者和科学道德指导者统治的，这样的社会象服从自然法则一样服从自己的规律，是个充满秩序、等级的有机体，按进步法则可预见地演变，这个有机整体可以如物理学对象一样被社会物理学研究。这种科学形而上学随着科学在二战中的滥用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对社会生活的渗透造成的缺乏个性创造力、标准化、商品化、等级制问题，日益受到批判和限制，在经验论和实证主义反形而上学基础上把哲学任务限制于探求真理和严格叙述世界真实事物的分析哲学传统就认为伦理问题不是哲学能最终解释和建立普遍知识体系的。道德体系不过被看成某些社会集团的伦理学的复制，“人类社会的伦理方向就是一种互相调整的产物。……不同意愿之间的磨擦是一切伦理发展的推进力。”〔1〕
三、对峙，历史主义、文化科学
维柯、伏尔泰、康德等人把研究自然事物的方法和理性用到人类生活演变之上，认为历史有必然的普遍原则，从而使人的自由任意性与普遍道德原理的关系转换成人性发展的历史问题。
赫德尔反对历史是有普遍规律的自然机械过程和用因果关系解释一切的态度，也不认为历史可以用普遍理性外在原则衡量，每个时代、民族、个人和事物都有自己个性独特存在的意义，没有评价时代和文化的绝对尺度，历史是自由心灵创造的。
1.历史科学对象的个性与理论普遍性。文德尔班的观点不同于赫德尔所认为的自然和生命有机整体论，他主张把人和自然分成不同领域研究，研究人的历史科学是评价性知识，不能把人的历史形态用自然规律来理解，现象虽获得一般但也遗忘了个别。历史科学是对个性和形态摹写、生动重现、运用直观、与文艺接近的普遍价值科学。李凯尔特把这种普遍性、客观性看成是排除主观任意性，是本身被普遍承认的、在特定范围有效的文化价值。尽管文化科学以个别化方法描述特殊事件，但仍然可以建立客观人文科学。很显然这种人文科学是多元、相对的。
2.多样世界观的对象是多样化生命。狄尔泰把形而上学的内在矛盾看成是对多样化、个别性宇宙和生命之谜进行普遍有效先在本质的说明，而实际上并存的终极事实是对因果关系的事实认识、价值意义体验和意志这三者，在意识中并无内在联系。世界观产生于生命行为体验中，不同于科学计算理性，是生命的自觉过程，是通过清楚事物理解可能性问题，它的理解的客观性基础是传统生活经验的重复和可能性问题。狄尔泰试图以解释学对抗思辩认识论和方法论。
反实证主义的文化相对论也强调文化个性的自律、独特性。列维·斯特劳斯对概括性的辩证总体人学加以批评，认为这个理论并不能揭示文化结构。但博厄斯开创的现代文化人类学的历史主义和文化科学特征正反映了关于几种并存道德体系的构想，而且在哲学上对人的规范源于二元论人和自然的分裂、文化的优先权，所以这种与思辩的对峙仍然保持着纯粹求知的思辩特征。
四、新的理性基础，直觉主义形而上学
生物学自然主义、客观主义认识对人的意识进行自然进化选择的偶然性解释，给人的认识以相对的基础；文化科学和历史主义也在知识的必然性上走向相对主义。在反对相对化中柏格森重新建立生命哲学的形而上学，他认为形而上学的对象是开放变动的生命，理智只能外在地对待它，把握生命这个真正的实在只能在自我意识的生命内部、纯粹绵延中进行，直觉是认识和开创自我的认识活动，形而上学就是直觉地掌握实在，通过理智体验把握绝对。
胡塞尔把解决认识可能性问题等同于对整个存在进行理性认识，坚持彻底的反心理主义，反对把直觉看成心理体验，认为应该在绝对可靠的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上揭示总体性存在，回到被自然思维排斥的严格科学理性存在论上去，直观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基础，它排斥逻辑论证，是绝对明晰性和被给予性，但又不同于体验，而是意味着达到纯粹意识、纯粹现象，并在此范围内揭示出对象总构造、对象可能性和认识本质，解决包含主观性的存在问题，建立起严格科学的哲学，直观成为认识根据，事物按其自身被给予，本质被把握、对象被构成。经验主义、心理主义、生物主义、历史主义在胡塞尔看来不可能把理性和普遍存在同一建立在绝对可靠基础上，而先验现象学的直观理性能确定存在者的意义和发现真正的存在，完成形而上学的任务。但通过普遍怀疑悬置存在的认定问题达到纯粹现象的过程中不仍然是笛卡尔的主体么？所有形而上学不都反映出从主体出发谈论理性体系么？主体总是自明的前提的同时又被系统地阐释着。
五、道德形而上学的瓦解，马克思、尼采、杜威、海德格尔、萨特
19世纪，马克思首先批判了夸大精神作用的思辩理性哲学，宣布了这种神话的终结，分析了意识、意识形态历史形成的社会实践机制，把哲学纳入人的活动来说明，理论知识不是万能药方和一般本质公式，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绝不能仅仅在精神过程中完成、不是具体本身产生的过程，抽象总是有条件的，按纯理想条件建构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具体的方便，它必须结合到具体中去接受调整。同时，马克思指出人性并不能归于自我意识和主观任意性。人是感性活动的意味着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个具体、有机的必然性王国贯穿人类任何时代。自由并不脱离人的劳动、必然王国，盲目物的力量制约人的生产领域中没有真正自由，真正自由是在产品经济中自觉劳动形式的自由，自由王国是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所有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显然马克思反对思辩人道主义形而上学，开创了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革命性和科学性统一的理论科学。
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很多思想家都对扩大意识作用的总体思辩认识、理性认识进行了批判，但是由于缺乏对人性的真正科学审视，往往使对各种形而上学的批判陷入了功利主义、悲观主义、神秘主义。
杜威也强调经验是科学和道德生活的指导、行动纲领，而不是一成不变；它常在形成、调整中，不是受限于范畴的永恒完满秩序。皮尔士、詹姆士也强调思想的意义只在于在未来实际经验中产生某一特殊结果，哲学是改变现存世界的计划。杜威说个别化的情境各有其善和原理，物理学等科学有助于具体人类苦难的考查和救治计划发展，就是道德的。这里他走上了道德相对主义和理论的琐碎、具体经验化。
尼采抨击形而上学把意识当成形成统一先验本质的力量，进而认为认识的形而上价值和工具性源于占有和制服的欲望，所以意识不是生命力最高状态和最终标准，而是生命中的个别和生命力生成中的事实，并不能驾驭生命。世界的本质恰是多样差异的力的世界、是令人不安和神秘莫测的非连续平稳的变易。科学是生命冲动嬉戏、与善恶无关。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以因果说明性表象思维方式和现象与本体对立的立场为存在者提供的根据是在场性、主体自我、人的自由意志及其可能性。今天经验科学的发展彻底地实现了人的支配权和可能性，形而上学终结为经验科学。但是他认为存在不是能以逻辑定义的存在者，不是普遍统一性本质、基础、上帝，存在要求一种本已展示方式：照面、遭遇、直观、领悟、去遮蔽。尤其是当形而上学终结后，思想的任务要关注到去蔽是在一定自由敞开的境域中进行的，存在和在场、思辩和直观的本体论哲学一直遗忘了这个境域、这个不可言说的言说。早期海德格尔和萨特哲学中，也曾把现象学经验化，试图描述人的经验存在、生存结构，也是反叛本体目的论。萨特说本质与现象、潜能与现实的对立消失了，活动就是一切。但他们仍然强调此在的基础，人的主观意识自由。
这些认识虽然认识到形而上学的真正问题，但是也造成了轻视理论的20世纪文化，尽管理论失深度有着经济庸俗唯物主义原因。我们毕竟还处在一个实际的意识形态时代、一个理论无法完全游戏化的时代，在人类还存在普遍贫困、还有战争等问题的时代，理论的平面化无疑意味着人的动物化，所以，我们必须回头阅读马克思。
六、陷阱的逃避，后现代理论的策略
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结果是依据神学道德理论主义、实证形而上学的，可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的合理化却是缺乏个性创造、等级制、官僚主义、消费主义、充满全球问题的，即商品化和异化的彻底实现，这个现实完全打破了以满足个人物质享受向人们允诺幸福的工业主义、商业主义神话，现代性的前提——自由主体被这个结果瓦解了，现代性理论陷入了致命的矛盾。
后现代理论在总体思辩人学、道德神学、实证主义、文化人类学的终结面前，宣称自己没有追求真理的兴趣，也不需要严格一致性的逻辑原理，后现代人的心灵是原始人的：只关心生存经验、物体构成，他自认是不拘泥于形式的诗意、梦与现实的交织、没有先验规范。但后现代理论在向总体性开战时，在反对一切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目的论时，在想讲多种语言、同时读几个本文时总是想找到形而上学的根源，不只是理论，还有语言根源，由此想发现形而上学终结中的陷阱，找到逃避的策略，安排形而上学的命运。
1.以文字学瓦解语音写作。二元论形而上学造成了诸多等级对立（善／恶，语音／文字，真理／错误，文化／自然，心灵／肉体，内／外，本质／现象，哲学／诗，逻辑／修辞，……），解构这些对立就是检查和反复阅读逃出眼外的微不足道的细节、边缘化要素，颠倒、置换对立，抹去获胜的概念、所指。从受到压制的文字符号那里，可以排除语音和逻辑的中心地位，实践意义无限的游戏、不达到定点的编织。文字学是愿望模拟而不是满足，没有原因和基础，遍布着文字的联合，在非逻辑中心的无限变动背景下，把没成为文学的写作与不可能性连接起来，表达不可表达的变易活动，揭示世界。形而上学表现主义二元语言和作品被排斥。文字学以本文取替作品，夷平哲学和文学界限、终结两者，写作与话语、作者与读者的边界失去了保证，结构无中心的本文互相交织扩张、意义无法确定，任何写作都是重写、解释是误读、阅读是发现矛盾和戏弄作者，本文中插入语持续不停，引文积累，单位不必是词、句子、段落、论文，撒落的线索编织着字母成为字谜，不必考虑语用问题。
2.以修辞抵制逻辑。理性形而上学观总是认为逻辑是运用概念去判断、推理和论证的思维规律，目的是帮助人达到理解和交流，认识事物本质，指导人改造世界；修辞则必须在逻辑之上才能实现自己，即运用语言要素把修辞格和修辞情境统一起来增进表达思想的效果。后现代理论则认为修辞不可还原，修辞与世界的关系比逻辑与世界的关系更直接，修辞是理性和逻辑的基础、语言和书写的基本条件。语言和书写完全是隐喻的，声明一件事情却要求理解不同的事情，唤起关系，进行意义变换和符号替代，使意义激增超出限制成为无尽游戏去表达不可表达之物。修辞取消逻辑的优先权意味着理性无法再先验构造同一性体系。
3.自我解构的否定策略排斥思辩辩证法。解构主义仍然以表现主义语言、文字反对理性，但是它把这种矛盾叫做策略，因为解构主义认为形而上学主体性总是以某种形式返回来，难以根除。这种策略就是去接近“没有任何定局的、承认不知自己要去何处的、碰运气的和快乐的自我矛盾，无敌意的愿望，不设防的惬意存在”〔2〕。通过自己走向深渊，策略解构在场形而上学，抗争现代语言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贬抑书写的教条态度，以不敬权威的方式重构写作、不关闭、不围堵，而是变形和悬置、以复杂纷乱的播散引导非主题、非制度化本文，使边缘化的书写表明本文是非一维线性、非标题方式敞开的，是主体的碰撞、对峙、种属类型混合、变调、反讽、流通和嫁接。而思辩辩证法则是主观性吞没一切的形而上学，解构要求对其进行崩溃性解释，反对在否定之后走向肯定、主客体思辩统一。德里达主张以“既……也……”、“既不……也不……”的混合共时存在、强化绝对变易和活动化背景。
4.以反主体性终结人。思辩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是形而上学在场主体性，很多人试图批判这个神话时又返回了它、落入陷阱。萨特的人的真实情况在力图终结人类、我们这些统一概念时由于试图描述人的完整结构又回到了人类学、回到了要找回真正的人，存在总体又通过人的实在规划显现出来。阿尔都塞在论述科学和意识形态人道主义断裂时仍然用着形而上学的语言；胡塞尔的先验结构有不作为主体人的内容的客观一面，但又以人类基本结构和生活世界为根本；列维·斯特劳斯在反对总体思辩人学时又包含着文化人类学；海德格尔瓦解逻辑形而上学时又以形而上学语言隐喻在场，给说、听以特权。德里达说必须认真对待这个矛盾，把人的终结看成是“对存在思考的终结”，找到能不断抵制形而上学的策略：彻底清除对存在意义的思考，在没有意义的形式结构上决定意义可能性问题；用房子内的装备和原料反对建筑物自己、在原作中重复构造已有的东西，不停地冒险、巩固、扬弃；靠断裂和差异不断改变领域，同时说几种语言、写几种本文；求助于尼采的超人、积极地遗忘存在，在烧掉他的本文、抹掉脚步的印迹后、避免着形而上学。
5.反对总体性历史学。后结构主义认为历史学的历史是给事物本性的规则强加了一个方向、意志、本质、目的，具体事件被按这个强加的东西展开、嵌入了线性过程和道德神话，福柯没有认真对待马克思和黑格尔历史观的根本不同，认为两者都是把具体事物强行放在精神路线上强行决定、按内在本质调解，历史学的这种主观性是线性决定论的根源。福柯反对在真理的名义下取消独特的事件以适应“现在”，系谱学关注局部，以不连续、不合法的知识来抵制普遍、连续的历史和起源探索。它强调事件背后的复杂因素，力图去记录任何一成不变本质之外的异常事件。有规律出现的事件可被编写，但没有永恒的没被打断的对过去的连续建构。系谱学意味着我们可以建立斗争的历史知识、博学知识和局部记忆的统一并且策略地加以运用，它是经验的、反目的论的，它靠个人偏好维持又不是主观性的，过去和将来靠现在维持，现在不是靠过去按目的和本质形成，将来仅仅是没被激活的可能性，现在与过去的异质差异使现在失去了形而上连续的合法论证。断裂也意味着多样并存历史体系并摆脱人类学的束缚而具体、琐碎化。
后现代理论与其说深层次地反对形而上学，不如说是意识到形而上学在意识领域难以克服，正象它难以建构一样。今天的世界，在资本仍然支配着社会生活的一切的情况下，把反形而上学推进到人的活动化和彻底的自由游戏显然并不存在社会物质基础，那么，这样的自由当然是要慎重的，实践是人的存在，但它是个有必然性的世界，脱离了这个领域的活动难免不是幻想。今天仍然是必须以形而上学和经验结合研究人的可能性问题的时代，后现代理论也许让我们把这种研究放在一个敞开的领域并且策略地拒绝着绝对化的东西。
注释：
〔1〕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第233页。
〔2〕Alan Montefiore：《Philosophy in France today》，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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