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军与辽及甘州回鹘关系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军论文,关系论文,甘州回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K246.1
敦煌归义军和甘州回鹘同处西北边陲，辽朝远在东北地区，相距十分遥远。但是这两个河西政权却分别与辽朝有过互使或交战的历史。考察这些史实，探讨隐含在这些史实背后的深层因由，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敦煌归义军与周邻政权的多角关系。
一
敦煌归义军与辽朝廷之互使，在《辽史》中留下了多处记载，集中在两个时期。
归义军与辽互使的第一个时期是在辽太宗耶律德光朝，史书中记载有3处。
(1)“（天显十二年）冬十月庚辰朔，皇太后永宁节，晋及回鹘、敦煌诸国皆遣使来贡。壬午，诏回鹘使胡离只、阿剌保问其风俗。丁亥，诸国使还，就遣蒲里骨、皮室、胡末里使其国。”（注：《辽史·太宗上》。）
(2)“（会同二年）十一月丁亥，铁骊、敦煌并遣使来贡。”（注：《辽史·太宗下》。）
(3)“（会同三年）五月庚午，以端午宴群臣及诸国使，命回鹘、敦煌二使作本俗舞，俾诸使观之。”（注：辽史·太宗下》。）
上引第(2)、(3)两处记载在时间上相差不过半年，估计敦煌使者不大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二抵辽京，二者当属同一次贡使，即会同二年十一月抵辽的使者在辽京逗留未归。此外，这里曾两次出现的回鹘是否来自甘州，令人难断。因为《辽史》一般是把来自甘州的回鹘书作“甘州回鹘”的。然而细加琢磨，此处的回鹘似应指甘州回鹘。第一，甘州回鹘、敦煌归义军与中原王朝关系较为密切。后晋初立，石敬瑭与辽约为父子之国，晋遣专使赴辽朝贡，俱至者有敦煌使者、回鹘使者，则此回鹘，极可能为甘州回鹘。第二，这一时期，没有见到辽进攻甘州回鹘的记载，说明此时两国关系尚可，此反证出使辽朝的回鹘应是甘州回鹘。如此，则辽太宗朝甘州回鹘曾与辽朝有过贡使交往。
归义军与辽朝互使的第二个时期在辽圣宗耶律隆绪朝。归义军掌权者为曹宗寿父子，史书有关记载为6处。
其一：“（统和二十四年八月）沙州敦煌王曹（宗）寿遣使进大食国马及美玉，以对衣、银器等物赐之。”（注：《辽史·圣宗五》。）
其二：“（开泰三年四月）乙亥，沙州回鹘曹（贤）顺遣使来贡。”（注：《辽史·圣宗六》。）
其三：“（开泰六年）六月乙酉，夷离堇阿鲁勃送沙州节度使曹恭顺还，授于越。”（注：《辽史·圣宗三》，并参《校勘记》（四）。）（按：此条史料辽史系于统和六年，此据罗继祖校为开泰六年，恭顺即贤顺，因避景宗（贤）讳而改。）
其四：“（开泰八年）正月，封沙州节度使曹（贤）顺为敦煌郡王。”（注：《辽史·圣宗七》。）
其五：“（开泰九年七月）甲寅，遣使赐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贤）顺衣物。”（注：《辽史·圣宗七》。）
其六：“（开泰九年）九月乙亥，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贤）顺遗使来贡。”十月，“郎君老使沙州还。”（注：《辽史·圣宗七》。）
这里需要指出，其中(3)史料讲辽朝曾派专人护送归义军等使节返回敦煌，说明在开泰六年六月之前，曹贤顺本人曾到过辽京。(4)史料讲辽对曹（贤）顺册封，当有册封使到达敦煌。(5)史料所言派往沙州赐衣物结贤顺的使者当即第六条史料里返辽的郎君老。这样看来，辽圣宗朝，敦煌归义军曾有4次派贡使赴辽；辽朝方面也有3次遣使来到敦煌。如果把太宗朝敦煌遣使于辽的记载考虑进去，则归义军起码有6次出使辽朝，辽朝至少也有3次遣使敦煌。
由此可知，归义军与辽朝之间在两段时间里曾多次互派使者，或进贡，或封赏，来往相当频繁，关系不同寻常，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动向。
二
辽与归义军之关系已如上述，辽与甘州回鹘之关系又如何呢？
从《辽史》反映的情况看，辽朝曾经5次出兵，对甘州回鹘进行征讨。时间在辽太祖和辽圣宗两朝。
第一次，辽天赞三年十一月，辽太祖在西征过程里，发兵攻甘州，“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次年四月，甘州回鹘乌母主可汗“遣使贡谢”。（注：《辽史·太祖下》。）
第二次，为辽圣宗统和十九年，辽派大将萧图玉“以本路兵伐甘州，降其酋长牙懒。既而牙懒复叛，命讨之。克肃州，尽迁其民于土隗口故城。”（注：《辽史·萧图玉传》。）（按：此处牙懒似是夜落隔之别译。）
第三次，统和二十六年十二月，“萧图玉奏讨甘州回鹘，降其王耶刺里，抚慰而还。”（注：《辽史·圣宗五》。）（按：耶刺里似即上文出现的牙懒之别译。）
第四次，统和二十八年五月，“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奏伐甘州回鹘，破肃州，尽俘其民。诏修士隗口故城以实之。”（注：《辽史·圣宗六》。）（按：此条史料与《辽史·萧图玉传》所载统和十九年事雷同，疑为一件事，俟再考。）
第五次，太平六年五月，“遣西北路招讨使萧惠将兵伐甘州回鹘”。八月，“萧惠攻甘州不克，师还。”（注：《辽史·圣宗八》。）《辽史·萧惠传》也称：“进至甘州，攻围三日，不克而还。”
以上事实说明，辽朝在西征中，对甘州回鹘一直采取敌视态度，不断以武力对之发动进攻，必欲去之而后安。可以推断，辽朝是把甘州作为其在西南边境统治的主要危险来考虑的。
辽朝之所以选定甘州回鹘为打击目标，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达怛问题。达怛也称达旦、鞑靼，在元人编写的《辽史》中又作“阻卜”，地处甘州回鹘北方合罗川一带。（注：陆庆夫：河西达怛考述，《敦煌学辑刊》1992年第1-2期。）当回鹘强盛时，达怛、契丹曾经同为其属部。据王延德《使高昌记》载：“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靼遂各争长攻战。”（注：王明清：《挥麈前录》。）这条史料简明扼要地反映了三者之历史关系。特别契丹人在建立辽政权之后，势力不断扩充，太祖西征中，“遣兵逾流沙，拔浮图城（按即唐庭州地），尽取西鄙诸部。”（注：《辽史·太祖下》。）达怛也在被征服之列。但有史实说明，达怛并没有屈服，而在不断反叛。如《辽史》就有不少记载：统和十五年，“敌烈部人杀详稳而叛，循于西北荒，挞凛将轻骑逐之，因讨阻卜之未服者。”（注：《辽史·萧挞廪传》。）开泰年间，“阻卜复叛，围萧图玉于可敦城，势甚张。”（注：《辽史·萧图玉传》。）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时达怛与甘州回鹘的关系却很密切，其行动也往往是相互配合的。这从以下几方面的史实可以得到证明。一是相伴赴中原朝廷进贡。例：至道三年十月，“甘州可汗附达怛国贡方物，因上言：‘愿与达靼同率兵助讨李继迁。’优诏答之。”（《宋会要辑稿·蕃夷四》。）按，这一时期《辽史》中不见达怛进贡的记载，但达怛却多次遣使赴中原朝廷。二是搞联合军事行动。例：太平兴国六年(981)十月，“回鹘、达怛及肃州家相合，就大云寺对佛设誓，则说向西行兵……瓜州将患。”（注：P.3412《安再胜等牒》。）三是互相配合对契丹人作战。例：辽太平六年，“讨回鹘阿萨兰部，征兵诸路，独阻卜酋长直刺后期，立斩以徇。进至甘州，攻围三日，不克而还。时直剌之子聚兵来袭，阻卜酋长乌八密以告，惠未之信。会西阻卜叛，袭三剋军，都监淫鲁古、突举部节度使谐理、阿不吕等将兵三千来救，遇敌于可敦城西南，谐理、阿不吕战殁，士卒溃散。”（注：《辽史·萧惠传》。）
达怛的多次叛辽已经使辽朝廷疲于征战，而甘州回鹘与达怛的勾手，更使契丹人不能容忍。在这种情况下，辽朝把甘州回鹘视作其在西方的主要危险，连连发动进攻，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
接下去我们再看看敦煌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间的关系。
甘州回鹘政权诞生之初，就成为崛起于河西地区的一支雄蕃。其与归义军政权的关系，敦煌文书记载颇多，已经有学者作过深入研究。（注：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98-350页。）这里限于篇幅，仅按不同时期作一简单概括。
张氏归义军政权末期，张承奉以唐朝已亡，乃割据称王，自号“西汉金山国白衣帝”，并四出征战，梦想“横截河西成一家”、“打却甘州坐五凉”（注：P.3633《龙泉神剑歌》。）。此时甘州回鹘已经得到唐朝廷的承认，并许嫁与公主，重修甥舅之好。对张承奉的举动，甘州可汗焉能坐视其得逞！遂引兵西来，多次与张承奉交战，步步进逼，终于兵临沙州城下，迫使张承奉以沙州蕃汉百姓一万人的名义与之缔结了“可汗是父，天子是子”（注：P.3633《辛未年(911)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可汗状》。）的屈辱盟约。不久，敦煌方面取消国号，由曹议金执掌归义军大权，并娶甘州可汗女圣天公主为妻，成为名副其实的父子之国。尽管如此，归义军与甘州间的战火并未因而熄灭，能证明这一情况的资料很多，其中如P.4011《儿郎伟》就曾揭示了这一时期两地间的交战信息：
自从太保□□，千门喜贺殷勤。甘州数年作贼，直拟欺负侵陵。去载阿郎发愤，点集兵钾（甲）军人。亲领精兵十万，围绕张掖狼烟。未及张弓拔剑，他自放火烧然。一齐披发归伏，献纳金银城川。遂使安邦定国，永世钦伏于前。不经一岁未尽，他急逆乱无边。准拟再觅寸境，便共龙家相煎。又动太保心竞（境），跛（叵）耐欺负仁贤。缉练精兵十万，如同铁石心肝。党（当）便充（冲）山进路，活捉猃狁狼烟。未至酒泉山前，他自魂胆不残。便献飞龙白马，兼及绫罗数般。王子再相慈教，散发纳境相传。因兹太保息怒，善神护我川原。河西一道清泰，天子尉（慰）曲西边，六蕃总来归伏，一似舜日尧年。
其中“太保”是曹议金在925－927年的称号，由词文可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归义军与甘州回鹘曾先后在甘州和酒泉两地交战。我们认为，在这一时期的交战中，归义军由原来的败方暂时转为赢家。并且随着甘州可汗的易人，仁裕的登位，在甘、沙两地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友好气氛；曹议金和仁裕以兄弟相称，两地使者，往返不断，曹议金还亲自去甘州，与顺化可汗仁裕共商“社稷久远之事”，同派使者入贡中原朝廷。长兴二年，后唐朝廷的专使也出现在河西甘、沙州地界。（注：P.2992背(3)《曹议金致顺化可汗状》。）
然而好景不长，长兴五年，仁裕卒，仁美立，两地关系开始降温。特别是归义军贡使梁幸德一行在这年与甘州贡使同赴中原朝廷，返回时路经甘州地境，沙州使者被劫，梁幸德惨遭杀害，此即敦煌文书所谓：“路隘张掖，猃狁侵缠”（注：P.3718《梁幸德邈真赞并存》。），“破财务于逆旅，害自己于他方，不达本乡，中途殒殁。”（注：P.3564《释门僧政愿清修窟功德记》。）梁幸德事件使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关系异常紧张，加之次年二月，曹议金病故，更给两地间的交往打上了封条。这个封条一贴就是8年。此间，因为张掖路阻，归义军也无从遣使与中原王朝进行联系。
天福七年十一月，晋使者张匡邺使于阗返回，路过敦煌，归义军始得以遣使中原。次年初，后晋以曹元深为检校太傅充归义军使，并遣专使授节。为了迎接后晋专使的顺利到来，曹元深主动致书甘州回鹘，又派释门僧庆福、都头王通信一行送礼到敦煌，“结欢通好”；请托众宰相念及与曹大王（议金）生前的“痛热情义”，能在可汗面前进行周旋。“允就”“所有世界之事”（注：P.2992背(1)《曹元深致甘州回鹘众宰相状》。）。由于曹元深的这番努力，终于使两地间关系出现了缓和。这一由曹元深开启的沙、甘关系到了曹元忠时期(944-974)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表现在相互间来往增多了。在保存下来的这个时期的《酒帐》等残卷中，我们看到，常有甘州使者住在敦煌，被归义军官衙以“迎”、“看”、“设”、“供”等名义，用酒食款待；（注：施萍婷：本所藏《酒帐》研究，《敦煌研究》1983年创刊号。）而派往甘州的沙州使者也往往有之。（注：如P.3272号《丁卯年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再就是随着可汗易人，景琼、密礼遏父子的先后登台，与曹元忠或以兄弟相称，或以甥舅问候，相互关系之友好，仿佛又回到了曹议金与顺化可汗在位的那个时期。（注：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当然，双方之间出现的小磨擦还是有的，但却能通过和谈、会盟等方式加以解决，P.3272《丁卯年正月廿四日甘州使头阎物成去时书本》就讲到了这些：
“早者因为有贼行，已专咨启。近蒙兼惠厚仪，无任感铭之至。华翰所云：‘会宰相密六往肃州，再设咒誓，自今已后，若有贼行，当部族内，随处除剪。’闻此嘉言，倍深感仰。况厶忝为眷爱，实惬衷诚。永敦久远之情，固保始终之契。又云在此三五人往贵道偷来之事，况在此因为西州离乱，恶弱之人极多到来，拘召诸处贫下，并总偷身而向贵道偷刼去，厶并不知闻。近者示及，方知子细。当时尽总捉到枷禁讫，使人并总眼见。即便发遣文帖与诸处小镇：自今已后，若有一人往甘州偷去，逐处官人必当刑宪。又去年入京使，到凉州尽遭刼夺，人总迸散。贵道与凉州接连封境，切望□□，比至凉州寻问即是（后缺）
开宝七年六月，曹元忠卒，子延恭继立。如同当年曹议金之死给甘、沙关系笼罩上了浓重的阴云一样，曹元忠之死，也使甘、沙关系从高峰坠入低谷。写于太平兴国六年十月的P.3412号文书《安再胜等牒》则报道了这种关系的破裂：
右今月廿日寅时，孔僧正、沙弥定昌，押衙唐憨儿等三人走来，况再胜等闻讯向东消息。言说回鹘、达怛及肃州家相合，就大云圭对佛设誓，则说向西行兵。其僧正身患（病），且住三五日，瓜州将患，便取西来。更有微细事理，僧正等来日分说。
还有一件吐蕃文书Pt.1189《肃州司徒向河西节度天大王的请牒》讲到这一时期肃州一带的形势，则称：“上天的有限之地，已被鞑靼人，仲云人和回鹘人瓜分完毕了”，云云。都反映了甘州回鹘联合达怛人向归义军进攻的动向。伴随这一讯息的，则是归义军政权出现了回鹘化色彩。对这一变化的反映的突出例证是有关这一时期的史书对沙州归义军的提法发生了变化。\如《宋史》载太平兴国二年冬“诏谕甘、沙州回鹘可汗外甥，赐以器币，招致名马美玉，以备车骑琮璜之用。”（注：《宋史·回鹘传》。）《宋会要》记有太平兴国五年闰三月，“甘、沙州回鹘遣使裴溢的名似等来贡骆驼、名马、珊瑚、琥珀、良玉。”（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七》。）《辽史》中也从开泰三年以后把归义军称作“沙州回鹘”。这些提法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甘州回鹘对归义军的渗透与控制。咸平五年八月，归义军政权曾经发生过一次政变。据政变后上台的曹宗寿称，其时二州八镇军民“数有冤屈，备受艰辛”，于是“内外合势，便围军府，延寿等知其力屈寻自尽”，曹宗寿“为三军所迫权知留后。”（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五》。）这里的“内外合势”指何而言？此次政变由谁制造的？由于史料所限，不好遽断。这里可以提供思考的是：此事发生的前一年，即辽统和十九年，辽将萧图玉曾经伐甘州，克肃州，迁其百姓于土隗口故城。而在此事发生后的数年，沙州归义军曹宗寿、曹贤顺等又曾多次遣使与辽交往，被辽授予“于越”、“敦煌郡王”等，关系十分密切。也是在此一时期，辽朝数次出兵攻打甘州。以此为线索我们推测，这次政变应与辽同甘州回鹘势力在沙州的角逐有关。
综上所述，敦煌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关系经历了两起两落；其高峰分别出现在曹议金和曹元忠当政时期，低谷则分别在此二人死后的一段时间。
四
以上我们逐一探讨了辽与归义军，辽与甘州回鹘，归义军与甘州回鹘的相互关系。现在我们试把这三组对应关系放在同一时代背景下面，联系起来进行一番综合考察。
首先，让我们用图表形式将这三组对应关系表示如下：
其次，再对表中反映的问题作些探讨。
一是我们发现，这三组对应关系的互动，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彼此相互联系的。具体说来，当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间关系恶化时（主要是935-942年与980年以后这两段时间），归义军便遣使与辽朝之间加强联系；而归义军与辽朝关系的加强，又促成辽朝对甘州回鹘的多次出兵，形成一种连锁式反应。当然，在935-942年这段时间，尽管归义军出使辽朝，却没有引来辽对甘州的进攻。这是因为，其时在中原的后晋石敬瑭政权臣事于辽，亲中原朝廷的甘州回鹘也曾遣使辽朝，可见回鹘此时并不构成对辽的威胁。由此可知，表中所示三组关系的互动，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以归义军与甘州回鹘之关系变化为指归的；而实质上，则是为当时各政权之间的战略格局所左右的；在各政权背后起作用的，则是辽与中原王朝两大势力中心。
二是自从甘州回鹘雄踞河西之始，便积极与中原王朝交往，建立甥舅关系，贡使往返频繁。与甘州回鹘相比，归义军与中原王朝之关系倒显得不足轻重。特别是当归义军与甘州回鹘关系恶化，使其无由抵达中原朝廷，因而一度与中原王朝之关系愈加隔膜了。而随着党项人之崛起，宋朝则加强了同甘州回鹘与凉州六谷部的联系，其间报聘、册封，贡使来往不断。（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8、59、64、66、68、69、88。）这是因为，对中原王朝来说，结好甘州回鹘、凉州吐蕃比起沙州归义军来，更符合其对付党项的战略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沙州归义军虽然也继续进贡中原，却又派贡使与辽加强联系，其用意无非是利用辽与甘州之间的矛盾，使辽朝发兵进攻甘州，从而谋求自身的安全。
三是辽与甘州回鹘之间，在历史上就有矛盾，特别表现在对达怛的问题上，此点已如前述。故辽对甘州回鹘在河西地区的发展，尤为重视，不愿其强大起来，成为辽朝西部边境的一个强大对手。因此，当辽太祖西征路过河西时，便发兵对正在强大起来的甘州回鹘突然袭击。俘其都督，且遣使告其主乌母主可汗：“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注：《辽史·天祚皇帝四》）此番话绵里藏针，无疑是对甘州回鹘的恫吓和警告。归义军方面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决定结好辽朝；而辽朝方面从战略需要出发，也希望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战略伙伴，能对甘州回鹘进行牵制。故其对归义军厚加封赏，赐曹贤顺以“于越”、“敦煌郡王”等桂冠，大肆拉拢；同时，又多次对甘州回鹘发动进攻。这些攻击，尽管没能灭掉甘州，却消耗了回鹘人的战斗力。大平六年，契丹人对甘州久攻不克，从这里退出后不久，党项人便乘虚而入，一举攻下了甘州；又从而攻下凉州以及及肃、沙诸州，最终打破了宋辽在西陲构建的战略格局。
总之，通过对归义军与辽及甘州回鹘关系的考察分析，我们看到这种各政权之间的互动关系十分错综复杂，它既反映了唐宋时期中原王朝与边疆各族关系的变化，也透视了这一时期边疆各族政权在发展过程中相互争斗与制衡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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