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发展论文,未来论文,前景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自这一历史时刻起，我国经济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一是由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二是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过渡；三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加速。经济体制与结构的重大变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1978年到1997年我国GDP年平均增长9.8 %。 大大高于建国后前30年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5.98%），也快于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
表1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增长率（%）
1980—19881989—1997 1979—1997
世界
3.4
3.2 3.3
中国 10.1
9.5 9.8
发展中国家 4.3
5.7 5.0
亚洲
6.8
7.8 7.3
中国香港
8.2
4.8 6.6
马来西亚
5.8
8.7 7.2
韩国
8.1
7.3 7.7
新加坡 7.3
8.5 7.9
泰国
6.7
7.8 7.2
拉丁美洲
2.7
3.1 2.9
非洲
2.3
2.6 2.4
发达国家
2.7
2.2 2.5
美国
2.7
2.3 2.5
日本
3.8
2.4 3.1
欧盟
2.3
2.0 2.2
来源：《成就辉煌的20年》，国家统计局编。
中国经济20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跨入到中低收入国家行列，使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很大提高。未来的20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我们在未来20年间仍能保持相对的快速增长，我们就能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更多的提高，也将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扎实的基础。本文目的在于展望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文章首先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与挑战，然后运用动态的中国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了中国经济至2020年可能的发展情景。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与挑战
为了展望未来的经济发展，我们有必要回顾和总结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和当前的经济现状，因为它们提供了未来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基本的约束条件，它们也提供了各项政策成功或失败的基本经验和教训。
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巨大的结构转变：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非国有经济迅速崛起，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增大， 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初步确立。 过去2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实物资本的快速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力增长的贡献是相对次要的。据测算，1978年—1997年间，资本投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近60%，而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占到30%，劳动力总量扩张的作用仅占12%左右。
在过去20年中，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除80年代初期由于“消费补课”外，1985年以后投资率保持在38%左右，1993年—1995年间则维持在40%以上。这样的投资率不仅高于一般国家的水平，也高于与中国有着类似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储蓄倾向较高的东亚国家。居民储蓄的快速增加和外资流入的增长是保证高投资率的两个主要源泉。自改革以来，国民收入的分配持续向个人倾斜，居民收入在17年间有很大提高。而一方面，自80年代传统消费品和“家电”等新型耐用消费品的消费热潮之后，再没有形成大的消费热点；另一方面，我国居民有着节俭储蓄的传统。上述原因造成了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1978年底的210.6亿元增加到1997年底的46280亿元。虽然同期国家财政收入相对下降造成政府储蓄／投资的相对减少，但由于居民储蓄的大幅增加，保证了较高的总投资率。与此同时，1979年—1997年间，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为29.1%，外商直接投资估计可占到国内总投资的10%以上。
生产率的提高也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1978年以来中国的生产率提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化的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项基本国策。市场化的改革促进了资源在部门间的合理流动，提高了配置效率，使企业追求利润的动机增强，而开放则不仅使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进入中国，也使我们学到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并且促进了国内企业在国内和国外市场上的竞争。
虽然劳动力总量的增长并不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劳动力在产业部门间的重新配置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增长源泉。即使在相同要素投入水平和技术水平下，如果需求结构变化使生产更偏向于高生产率的产业，资源由较低生产率的部门流向较高生产率的部门，也会导致更多的产出。而当生产结构向生产率增长较快的行业转移时，这种资源再配置所导致的增长效果则更加显著。近20年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变也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向效率较高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移。研究表明，在1978年—1997年间年均9.8 %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增长的贡献占0.8个百分点。
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取决于上述这些推动经济发展的因素能否继续保持下去。
在未来20年，我国仍可能保持较高的储蓄率（投资率）。首先居民储蓄会继续增长，这是因为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较为贫困地区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居民较高的储蓄倾向。据1996年统计局的抽样调查分析，城市居民储蓄最主要的五项用途是：（1）子女教育费用， （2）应急，（3）医疗费用，（4）老年生活费用，（5）子女结婚费用，其中子女教育费用、医疗费用和老年生活费用占居民金融资产的60%。居民储蓄倾向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大的改变，因此估计未来20年中国的国民储蓄水平仍会保持较高。与此同时，中国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巨大的市场，对外国投资者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因此从长期来看，外国资本流入仍会保持增长的态势。
根据我国人口增长及结构特点，在未来15年—20年劳动力仍会保持一定增长，特别是前10年，劳动力增长速度可望在1.5%左右。 随着教育与城市化的发展，劳动力的质量也会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仍会在经济增长中起较大的作用。
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第一产业在GDP 中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趋势会进一步保持下去，当然转移的速度会减慢。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不仅大大低于高收入国家，也低于很多中低收入国家，甚至低于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印度。第三产业将会是吸纳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主要部门。
进一步的改革与开放也会不断提高生产率，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将主要来自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组织方式的改进。国有企业改革和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必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也会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
虽然在未来20年发展中存在上述有利因素，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未来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多挑战与制约。
1.自然资源禀赋的制约
我国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拥有量比较低，很多资源的质量与品位也较低。我国的耕地面积只占国土面积的8.89%，林地面积占13.39%，人均耕地面积仅为0.08公顷， 尚不及世界平均水平（0.26公顷／人）的1／3，人均水资源为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自然资源存量下降，人均占有量持续下降，如人均淡水、耕地、森林、草地和矿产资源等均是如此。资源供给将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制约因素之一。
2.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由于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在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环境质量并没有象发达国家在50年代—70年代那样同步恶化。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我们面临的环境形势较为严峻，环境污染在加剧，环境治理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我国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炭占70%以上，并且在较长时间内不会有根本的改变，大气污染的压力仍继续加重。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将位居世界前位，虽然我国人均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不高，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在水资源方面，一方面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下降，地区分布不平衡加剧，另一方面是废水排放量的增加，不仅要还欠帐，还要不断地还新帐。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也不容忽视。如果我们对生态环境问题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和采取必要的措施，我国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制约，发展的成就就可能被生态环境的恶化所抵消，人民的生活质量也难以得到改善。为了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将把更多的资源用于资源的节约与合理利用，生态与环境的保护和治理。
3.人口和劳动力
我国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我国人口结构的状况，决定了在未来的10年内，劳动年龄人口（15岁—64岁）仍保持较快的增长，随着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仍会有大量劳动力从农村经济活动中转移出来。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劳动供给是充足的，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必须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来解决新增劳动力和从农业部门能转移出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进入21世纪后，我们很快就将面对老龄化的挑战。 到2002 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将达10.15%以上（《中国发展报告》，1996）， 按目前我国采用的老龄化定义（按60岁以上人口比重计），我国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按国际通行的标准（按65岁以上人口比重计），我国也将在2020年前后，迈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我国在中低收入阶段进入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社会负担加重，对消费结构、社会发展都会有较大影响。
4.收入分配、区域差异和扶贫
我国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由于区位、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以及人文、历史条件各异，各地的发展条件不同，发展基础不同，发展的速度不同，从而形成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收入的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总体上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各省、市、自治区也都得到增长的收益，但各省市增长速度差别较大。例如从1978年—1995年，广东省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4.2%，而黑龙江只有4.78%。在这种情况下，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仍将呈扩大的趋势。缓解地区差异扩大的趋势，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今后发展的一项艰巨的战略性任务。
尽管我国到1997年底已实现了人均GDP比1980年翻两番，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仍存在大量的贫困人口，即使在广东省这样较为富裕的省内，也存在着贫困的地区。据估算到目前为止在我国城乡仍有7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若按世界银行每天1 美元的贫困线计算，我国有22%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扶贫仍是我国未来发展中有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二、未来20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分析
我们运用动态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在对一些基本影响因素作出不同假设的基础上，模拟了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可能情景。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情景分析的并不是一种预测，其价值并不在于提供对一些特定经济情况或事件的精确估计，而在于揭示和澄清影响未来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基本因素。通过对不同定量的模拟情景的比较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从而能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确定未来发展的目标和战略。本节简述我们所模拟的1995年—2020年基准情景的主要特征。
1.人口和劳动力
未来20年，中国的人口将保持低速增长，增长速度将不断趋于缓慢。在2000年—2010年间人口增长率将由目前的1%降至0.62 %， 而在2010年—2020年间，人口增长率将进一步降到0.47%左右。在2020年，人口预计达到14亿。
中国自70年代中期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1980年—1996年间，总人口年均增长1.4%， 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2.1%。在1997年，15岁—64 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68%，而在其他低收入国家和所有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率分别为57%和61.5%。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的趋势将保持到2010年，最高达到72%，其后由于少儿人口减速变缓和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逐步下降。在2000年—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1.2%，但在2010年—2015年间，其年均增长率不到0.5%，在2015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将呈下降的趋势。
老龄人口的比重在未来20年将不断提高，而从2010年起，老龄人口的增长将明显加快。2000年—2010年老龄人口年均增长2.2 %， 而在2010年—2020年间，其年均增长率提高4.0%。在2020年，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中国将开始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
上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抚养率在21世纪的前10年仍将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但在2010年之后，抚养率将开始逐步提高。
以上有关中国人口增长及其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变化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它不但直接决定劳动力的供给，也会对社会储蓄、公共支出等方面产生间接的影响。在下一世纪初劳动力供给的快速增加和抚养率的下降，在供给方面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它同时也在就业方面带来了严重的挑战。2010年以后劳动力的缓慢增长和抚养率的提高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储蓄水平下降，而老龄人口的增多意味着社会保障负担的增加，这也可能进一步影响经济的增长。
表2 人口增长及其年龄构成（1997年—2020年）
增长率(%)
1997—2000 2000—2005 2005—2010
总人口 0.810.63 0.58
14岁以下—-0.55
-2.42-1.19
15岁—64岁 1.071.470.94
65岁以上
3.412.542.03
年龄结构(%)20002005 2010
14岁以下— 25.121.5 19.7
15岁—64岁 67.970.8 72.1
65岁以上7.0 7.6 8.2
扶养率*(%) 47.241.2 38.7
增长率(%)
2010—2015 2015—2020
总人口 0.57 0.36
14岁以下—-0.27-0.19
15岁—64岁 0.47-0.12
65岁以上
3.26 4.70
年龄结构(%)2015 2020
14岁以下— 18.9 18.4
15岁—64岁 71.7 70.0
65岁以上9.4 11.6
扶养率*(%) 39.4
42.8
数据来源：US Bureau of Census,International Data Base.
* 抚养率被定义为非劳动年龄人口（少儿人口和老龄人口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
2.经济增长
我们所模拟的基准情景基于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政策环境变化的一些较为乐观的估计。它假设在未来20年中国将继续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和完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不断转移，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加深，国际环境也保持稳定，而这些因素将使得中国在未来20年中生产率的提高与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中的成绩相当，即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年均增长2.5%—3%。
图1 中国的人口增长，1997—2050
在上述假设下，中国经济在2000年—2020年的20年中，GDP 年均增长率将达到7.3%，在2000年—2010年间，GDP增长相对较快，年均增长7.9%，而到2010年之后则会有所下降，2010年—2020年间年均增长6.6%。
未来20年经济增长仍主要依赖于资本的积累和生产率的提高。由于劳动力在2010年之后停止增长，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减少到0。 在下一世纪前10年资本可望以较快速度增长，它和生产率的提高共同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在2010年之后，资本增长趋于缓慢和劳动力逐步停止增长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比2000年—2010年平均下降1.3个百分点。
在2000年—2010年间，资本存量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所保持的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和高投资率。中国居民的相对高的储蓄倾向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确立也要求居民储蓄的增加，而下一世纪初劳动人口的较快增长和抚养率的降低则有利于国民储蓄率的进一步提高。同时，政府可能坚持的相对审慎的财政政策也会使财政赤字保持在很低或者为零的水平上。 这一切导致在2000 年—2010年间总投资率将维持在40%左右。但是进入2010年以后，抚养率的逐步提高，特别是老龄人口的快速增加，将导致居民储蓄水平的下降。在2020年，总投资率将降至35%以下。
在未来20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将继续保持增长，但其增长速度将会放慢，外贸占GDP的比重将会下降。中国自1978 年以来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张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的比较优势逐步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也由于亚洲新兴工业地区正处于比较优势转变和结构转型时期，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在发达国家所占的市场份额都逐步向劳动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使得我国近20年来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增长、加工贸易出口增长和外资企业出口增长。由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已占据较高份额，难以获得大幅度的增加，出口的进一步增长主要取决于产品的升级和新市场的开拓。因此，在未来20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可能慢于GDP的增长速度，在2020 年外贸占GDP的比重约在30%左右，这与大国通常的外贸依存度更为接近。 但是在未来20年中，中国对外贸易的内在质量将会提高：进出口商品结构逐步升级，加工贸易的比重下降，外贸与国内经济活动的联系将会加强。
表3 经济增长和其源泉（1990年—2020年）
增率率(%)1990—1995 1995—2000 2000—2005
GDP 12.0
8.5 8.1
劳动 0.5
0.5 0.7
资本 6.4
5.3 4.9
全要素生产率 5.1
2.7 2.5
增率率(%)
2005—2010
2010—2015
2000—2020
GDP 7.8
7.1 6.2
劳动0.6
0.3 0.0
资本4.4
3.9 3.3
全要素生产率2.8
2.9 2.9
表4 GDP的需求结构（%）（1995年—2020年）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居民消费 47.1
45.7
48.2
49.4
52.3
54.1
投资 38.7
42.0
40.5
39.5
37.0
34.9
政府支出 11.6
11.2
10.8
10.9
10.8
11.0
出口 22.7
20.6
18.9
17.6
16.5
15.9
进口 20.1
19.5
18.4
17.3
16.5
15.9
3.产业结构变化
中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结构转变是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和动力。表5给出基准情景下未来20 年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情况，它表明农业比重的下降和服务业比重的大幅度上升是未来20年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特点。在2020年，第一产业的产出比重下降，第三产业产出比重上升，而第二产业产出比重基本保持不变。由于恩格尔效应和农业土地的制约，农业部门，特别是种植业部门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将有较大下降。轻工业部门，如食品和纺织品部门，它们比较依赖于农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也将有所下降。中间投入品中，能源部门的产出比重仍会上升，而原材料部门的比重会下降。由于高投资需求和资本／劳动比的提高，以及由于技术进步体现在中间投入的偏向性，资本品部门的比重会有所上升，特别是电机、电子等部门增长较快。由于居民对服务业需求的增加和生产活动对服务业投入的依赖越来越大，未来20年服务业也将有较快增长。
从就业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在2020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约下降一半。但尽管如此，农业部门仍拥有近2亿劳动力， 约占总劳动力的26%。相对于仅有的6%的农业产出份额来说， 农业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压力仍然很大。这一事实说明尽管有着高资本积累率，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在20年内不会改变。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都是吸纳新增劳动力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部门。服务业、建筑业、电子、电机和部分轻工业部门，都将是未来20年就业增长较快的部门。
在未来20年，中国的农产品、矿产品、食品和纺织品出口的比重将会下降，而电子、机械等资本品和消费品中服装的出口比重会上升。到2020年，服装仍是中国的最重要的出口部门，但电子、机械、化工等部门的出口增长很快，也成为非常重要的出口部门。供给方面的因素是造成这种变化的基本原因。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的投资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阶段，其直接影响就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扩大。如贸易理论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供给的增长将导致资本密集部门产出的增加和其他要素密集型部门产出的减少。而长期来看由于土地匮乏会使农产品的价格相对上升较多，这增加了食品和纺织品等部门的中间投入成本，使得这些部门的出口下降。
表5产业结构变化（1995年—2020年）
产 出 就 业 出 口 进 口
份额(%) 1995 2020
1995 2020 1995 2020 1995 2020
第一产业13.0 5.852.9 26.0 3.1
0.2
3.0 8.6
粮食 4.2 1.426.9 11.4 0.3
0.0
1.3 2.1
非粮食作物种植业 2.9 1.218.8 10.9 1.5
0.1
0.9 2.0
其他农业 5.9 3.1 7.2
3.6 1.3
0.0
0.8 4.5
第二产业67.3 67.323.1 35.4 88.4 89.5 86.9 75.8
采掘业
3.6 2.4 1.7
3.0 3.1
1.6
4.1 4.7
煤炭采选业
0.9 0.4 0.8
1.3 0.7
0.1
0.1 0.1
原油天然气
1.0 0.7 0.2
0.9 1.5
0.8
2.2 3.1
金属矿采选业 0.5 0.3 0.2
0.2 0.3
0.2
1.3 1.2
非金属矿采掘业
1.2 1.0 0.5
0.6 0.6
0.5
0.5 0.3
制造业 55.1 55.116.4 23.5 84.9 87.6 82.2 70.3
消费品 19.3 18.7 5.4
7.1 40.5 34.8 16.3 18.7
食品 6.8 6.4 1.3
1.5 5.5
3.9
3.2 4.1
纺织 5.1 3.4 1.7
1.8 12.3
5.9
7.5 7.7
服装 3.6 4.4 1.1
1.6 13.8 15.9
1.6 1.9
木制品、家具 1.0 1.4 0.4
0.8 2.0
2.2
1.0 1.5
纸及文化体育用品 2.8 3.1 0.9
1.4 6.9
6.9
3.0 3.5
中间投入品 20.4 19.6 5.7
8.2 17.4 19.0 24.6 17.3
电力 1.9 2.4 0.3
0.9 0.2
0.4
0.0 0.0
石油加工 1.4 1.7 0.2
0.6 0.6
0.9
1.8 1.3
炼焦 0.3 0.2 0.0
0.1 0.5
0.4
0.0 0.0
化工 7.7 7.4 1.9
2.8 9.4 10.0 14.2 10.7
非金属矿物制品
4.0 3.5 2.3
2.7 2.6
2.9
1.2 0.7
冶金 5.1 4.4 1.0
1.1 4.1
4.4
7.4 4.6
资本品 15.4 16.8 5.3
8.2 27.0 33.8 41.3 34.3
金属制品 2.2 2.7 0.7
1.2 3.0
4.1
1.4 1.0
机械 4.9 4.9 1.7
2.3 8.6
9.1 20.5 16.2
汽车 1.5 1.4 0.4
0.5 0.4
0.5
2.2 1.3
其他交通运输设备 1.1 1.1 0.4
0.5 1.6
1.8
1.9 1.5
电气机械 2.5 2.7 0.7
1.6 4.3
4.6
3.8 3.2
电子及通讯设备
2.4 3.3 0.4
1.0 8.5 13.1
9.8 9.2
仪器仪表 0.2 0.3 0.2
0.3 0.4
0.4
1.4 1.7
其他工业 0.6 0.4 0.8
0.8 0.2
0.2
0.3 0.2
建筑业
8.6 9.7 5.3
9.0 0.5
0.5
0.5 0.5
第三产业19.7 26.923.9 38.6 8.6 10.2 10.1 15.6
交通邮电通讯 3.4 4.0 4.3
6.4 4.0
4.6
2.4 2.7
商业 7.0 8.5 9.5 11.9 1.2
1.7
3.0 2.8
服务业
9.3 14.510.2 20.3 3.4
4.0
4.7 10.0
机电、化工等部门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并不意味着中国比较优势的根本改变。由于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存在，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出口升级到技能或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将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事实上，由于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劳动密集型的服装部门在2020年仍是第一大的出口部门。在未来20年中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有利于技能和资本密集型部门竞争力的提高，但不会改变中国的比较优势。
三、结论
1.未来20年中国仍可能保持相对快速增长
中国在过去20年内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在未来20年，中国仍有保持高速增长的潜力和动因。中国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逐步实施，可以预期，中国的生产率将在未来20年仍保持较快的增长。在下一世纪的前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仍会有较快的增长，而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也会继续向二、三产业转移，从而为这些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劳动力供给。 目前大量的农业人口和很低的资本／劳动比， 提供了未来20年进一步资本深化的潜力，而国民储蓄水平有望保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平之上，这保证了快速的资本积累能力。同时，银行体系改革的成功和资本市场的逐步建立也将有利于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仍具备保持相对快速增长的潜力。我们基于以上前提条件运用模型分析表明，中国经济从2000年到2020年平均潜在增长速度可达7.3%左右，按不变价计算2020年GDP将比2000年翻两番多。到那时，按汇率计算我国人均GDP将超过5000美元，即相当于1997 年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水平，而GDP总量则可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和欧盟居世界第三。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GDP 总量可能接近当时美国的水平。
2.未来发展中面临着众多挑战
上述中国经济增长的情景是过去20年使高速增长得以实现的各种动因都能比较充分发挥前提下的可能情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未来发展道路上还存在很多困难，风险和挑战，诸如：资源供给将成为制约我国高速增长的因素，生态环境形势严峻，保护生态、治理环境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城乡还存在着7000多万贫困人口，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各收入阶层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拉大，这种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可能影响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在20世纪前10年劳动力的快速增长也可能同时带来严重的就业压力；宏观经济管理上的失误可能造成的巨大的经济波动；改革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变动引起的摩擦与冲突；2010年之后老龄人口的增加和社会保障要求将导致巨大的公共支出，从而降低国民储蓄水平和增加财政压力；等等。这些都可能影响前面所述各种动因与潜力的发挥。因此选择恰当的战略、政策与措施，是使增长潜力变为现实的一个充分条件。
3.在未来的20年中机遇和挑战不是均匀分布的，2000年—2010年将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
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在未来20年中，中国经济在前10年和后10年将呈现一些不同的特征。在2000年—2010年间，我国劳动力将保持较高速的增长，同时人口抚养率继续下降，这为中国经济在这10年实现高速增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而进入2010年以后，劳动力将缓慢增长直至进入零增长，人口抚养率升高，特别是老龄人口增长较快，中国开始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这将导致经济增长变得较为缓慢。我们的分析表明，在2000年—2010年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可以达到7.9%， 而在2010年—2020年间，这一速度将降至6.5%。
2010年—2020年间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它同时带来了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挑战。老龄人口增多将导致储蓄水平下降，从而削弱了经济增长的潜力。而社会保障负担加重则意味着公共开支的增加和政府财政赤字的扩大，从而又导致了更加沉重的税收负担，并进一步影响了经济增长。而在这一时期，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方面的压力也将比2000年—2010年期间更大。因此，在2010年—2020年这一相对低速增长的时期，各方面的挑战和问题却更为突出。
以上中国经济未来20年发展的阶段特征决定了2000年—2010年将是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时期， 它要求我们必须抓住2000 年—2010年这前1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机会，在这一时期锐意改革，积极进取，在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加快实施企业、银行和社会保障等微观领域的改革，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促进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我们必须将一个具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具有相对高素质劳动者，具有稳健和高效率的银行部门，具有并不庞大但完善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中国经济带入2010年。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克服未来更大的挑战，实现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以更好地迈入下一个20年，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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