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伟[1]2002年在《“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在中医医院实施现状及政策研究》文中认为我国医疗机构的补偿主要有政府财政补助、医疗服务收入和药品加成收入叁个来源，长期以来由于财政补助和医疗收入难以弥补医疗成本，药品加成收入成为医院的主要补偿渠道，导致“以药养医”局面的形成，也成为医药费用过快增长的主要根源，同时引发了诸多矛盾和问题。九十年代，我国理论界提出学习国外“医药分业”的经验，在我国实行“医药分业”。本文通过概述欧美及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医药分业”的发展现状，以及我国“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提出背景及实施意义，指出“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是根据我国具体条件和基本国情提出的有效政策，对解决“以药养医”等问题将发挥重要作用。自2000年7月“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暂行办法”颁布以来，因涉及各方利益的重新调整，在各地推行中阻力重重。中医医院由于受起步晚、政府财政补助水平相对较低、中医医疗服务项目相对较少、价格偏低、技术设备相对落后等因素影响，药品收入在业务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更高，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中医院的冲击和影响更大。尽管政策中明确提出应考虑中医院的特点给予照顾，但能否真正得以落实仍有待考证。因此，深入了解“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在中医院的实施现状，客观分析实施效果，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对策和建议，以促进其顺利实施是非常必要的。本研究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课题《医改对中医医院行为走向影响的研究》的组成部分，在全国范围内选取了代表社会经济发展不同水平的四个省份，随机抽取了129家中医院进行了问卷调查工作，并对其中13家中医院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定量对比分析，以期了解其实施现状和实施效果，结合四省中医院院长座谈和现场调研等，得出它的实施对控制药费过快增长确有一定作用的结论，并针对政策执行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等。希望本研究对在全国范围内中医院全面、顺利地推行“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有所裨益。
魏岚[2]2009年在《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收支两条线管理运行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卫生服务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础性环节。所以,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是城市卫生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和重中之重,是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重要举措。但是,多年以来,由于政府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在医疗服务方面政府鼓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通过业务创收维持运行和发展,导致许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了自身的生存而背离公益性质。基于以上原因,探索社区卫生服务收支两条线管理机制成为社区卫生服务历史发展的必然。目前,全国部分省市已试点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上海市也已开始了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试点工作。上海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从街道医院和乡镇卫生院变身而来。长宁区于2005年9月开始对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松江区于2006年1月在全区范围内对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本研究是上海市卫生局关于“社区卫生服务收支两条线管理”的一项课题。旨在对长宁区和松江区的收支两条线管理运行模式及其运行效果进行研究并在总结其经验的基础上,解决以下问题,为政府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管理政策提供依据,来指导其他各区县的改革工作。(1)各试点区都在进行“收支两条线”的操作,但具体操作模式不尽相同。关于社区卫生服务收支两条线管理尚没有形成统一的、具体的操作方法,政府急需一套可操作性强的管理政策来指导各区县的改革工作。(2)与以前实行的“收支两条线”不同的是:政府不再按医院收入来返还医院,而是变为补贴。但是具体补贴多少,按什么标准来补贴,尚无统一标准。(3)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机制,总的来说是好的,难点在于如何考核和调动医生的积极性,担心会造成医生觉得干多干少一个样而缺乏积极性。所以,社区卫生服务收支两条线管理究竟采取哪种运行模式更有效?其管理部门如何设置、管理专户如何设立?怎样规范制定出收入上交操作流程、支出核定项目与标准以及结余管理方式?改革对各个利益相关方有何影响,这些都需要在总结现有试点区实践经验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研究。研究目的本研究通过对上海市试点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收支两条线管理运行模式进行实证比较、研究,来验证收支两条线管理改革的成效,分析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影响因素,发现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以及需要的相关政策支持与突破,提出收支两条线管理运行的操作模式建议。研究内容(1)试点区社区卫生服务收支两条线运行模式与实际效果实证比较。(2)调查现有社区卫生服务财政补助的实况。(3)分析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收支两条线管理对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影响。(4)分析社区卫生服务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影响因素,如保障水平、医保预付、地区财力、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收入水平的调整等。(5)根据社区卫生服务的实际情况,提出收支两条线管理运行的操作模式建议。研究方法本研究综合运用了文献综述、专家座谈、现场调查、关键人物访谈、小组讨论、利益相关者分析和统计分析等方法。1.文献综述检索和收集卫生系统内外有关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历史研究资料。2.专家座谈邀请专家、政府官员和管理者进行座谈,对调查表、访谈提纲设计过程中各相关指标的全面性、科学性、准确性进行论证。3.关键人物访谈根据拟好的访谈提纲,对关键人物进行访谈。重点了解收支两条线管理的操作模式、财务管理情况、绩效考核情况、存在的问题与难点、需要的相关政策支撑。访谈对象包括:(1)收支两条线管理机构管理人员——社区卫生管理中心(财政局)或医疗机构财务管理中心(镇财政所)有关管理人员。(2)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财务管理人员。(3)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绩效考核人员——质控部门、分管主任等。4.现场调查选定与实地走访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收支两条线的试点区(长宁、松江、闵行),设计相关调查表格,收集课题所需的相关资料与数据。调查对象为:长宁区:卫生局、社区卫生管理中心(财政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松江区:卫生局、医疗机构财务管理中心(镇财政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闵行区:卫生局、社区卫生管理中心(财政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5.小组讨论根据文献综述、访谈和现场调查获得的信息,与部分专家、管理者共同讨论,提出解决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发展完善社区卫生服务收支两条线管理的合理化建议,供政府部门、政策制定者参考。6.利益相关者分析通过对政府、财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主任、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财务总监、患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来讨论他们在收支两条线改革中可能产生的影响,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7.统计分析本研究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是描述性分析和差异分析。研究结果与讨论(1)运行基本平稳,弱化了趋利行为。收支两条线管理实施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收入构成变化明显,政府加大了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财政投入,财政收入比例上升,业务收入比例下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上能保证收支平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职工人均业务收入减少,但人均年收入增加。(2)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收支两条线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居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医疗服务利用率增加,门急诊、住院次均费用都有所降低。(3)医保资金使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有利于节约医保基金。(4)筹资方式得到改善。收支两条线管理在区级层面加强政府资金统筹协调能力,合理分配区内卫生资源。(5)财政投入一定要得到保障。(6)专款专用才能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7)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收支两条线管理必须有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作为保障。政策建议(1)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收支两条线管理采取“财政统筹资金,卫生管理账户,中心主任、财务总监委派制”的财务管理体系。(2)帐户资金的操作模式采取“镇财区管”的模式,事业单位叁项基金的提取由区级统筹。(3)预算与经费管理应结合绩效目标,强调专款专用,明确资金流向。(4)建议绩效考核体系分叁层:社区卫生管理中心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考核: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全科服务团队”的考核:全科服务团队队长对全科服务团队队员们的考核。社区卫生管理中心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绩效考核决定可分配总额。(5)结算与结余管理:分析超预算原因,并结合绩效考核达到区域内收支平衡。(6)确实落实医保总额预付制。
舒皋甫[3]2009年在《城镇医疗保障体制改革政策工具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健康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一基础,医疗保障体制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基本社会体制之一。受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因素影响,医疗保障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建设公平高效的医疗保障体制,在全球都是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医疗保障体制经历了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改革阶段(1978-1992)、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立阶段(1993-1998)、多层次医疗保险制度建设阶段(1999-2005)和新医改阶段(2006-2009)。改革进行到现在,切实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成为医疗改革的当务之急。政策工具是联结政策目标和政策执行最重要的环节,良好的政策目标必须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增强政策执行的针对性,减少政策执行的困难度,有效地解决政策问题进而达成政策目标。受对政策问题的界定、政策环境、政策相关者等因素影响,我国城镇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四个阶段政策目标各有差异,所应用的政策工具也各不相同,改革效果也呈现出不同特征。本文运用政策工具的理论,分阶段对比分析我国城镇医疗保障体制改革。总结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政策工具种类,探究各类政策工具的用途,分析政策工具选择的影响因素,评价政策工具的应用效果,描述医疗改革各阶段政策工具应用的变化趋势。基于对叁十年城镇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政策工具总结和分析,为医疗保障体制改革制作了一个政策工具箱,并为新医改阶段的政策工具规划提出了对策性建议。
余兴[4]2011年在《“新医改”背景下社区卫生服务员工绩效管理优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医改”将社区卫生服务作为我国近阶段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对社区卫生服务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员工绩效管理作为社区卫生公益性改革的重要环节也变得更具研究价值。本文运用了文献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和统计分析法等资料收集和研究方法,结合宁波市江北区的实例,对“新医改”背景下社区卫生员工绩效管理方案的优化进行了研究。研究总体分为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两部分。在理论研究部分,首先对员工绩效、员工绩效管理和社区卫生服务进行了理论回顾,并在分析社区卫生服务人员角色特点的基础上,阐明了社区卫生实施员工绩效管理的意义。其次,围绕公益性理念和阶段性改革目标在各时期的特征,以“手段-目标-理念”为逻辑比较了前“收支两条线”时期、“收支两条线”时期以及当前“新医改”时期员工绩效管理在任务设置、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的不同。在实证研究部分,以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社区卫生服务为研究对象,首先调查分析了员工的绩效表现及其影响因素,探讨了引起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工作效率损失的原因,区分了可规避和不可规避的效率损失。第二,结合资料和访谈,对江北现行的员工绩效管理方案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指出了当前员工绩效管理存在的误区及其造成的后果,包括非全科团队人员缺乏工作积极性、公共卫生服务超额完成动力不足以及激励效果下降等等。第叁,考虑各方因素的互动关系和综合影响,提出了员工绩效管理的优化思路,主要内容包括：在任务设置方面,根据工作量采取岗位职能合并；在绩效考核方面,引进公共卫生点数考核制；在激励机制方面,引进弹性福利制等等。第四,基于优化思路,结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进行了员工绩效管理优化方案实例设计。最后,讨论了方案实施中的风险控制方法、进一步的改进以及面临的瓶颈,风险控制的要点包括以循序渐进为实施策略、以宣传教育为辅助手段和以调查评估为改进依据；进一步改进的措施包括全科团队服务流程改造、增加结果导向的考核和非经济激励等；改革深化面临的瓶颈则包括政策目标、人员编制和非全科人员技能等方面的限制。
杨彦[5]2004年在《四川省中医药专项事业费投入使用绩效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医药事业近年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渴望绿色医药,渴望回归自然成为一种潮流。中医药毒副作用小,在预防保健、养生康复以及某些疑难重疾方面有独特的疗效,中医药的优势进一步凸显,中医药事业面临着大好机遇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困难,诸如中医药理论和技术创新问题,中医药机构的内涵建设问题,经费的补偿问题等,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投入不足的问题。如何抓住机遇,克服困难,有效使用中医药专项事业费推动中医药更好更快更全面地发展,成为非常迫切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课题。本文根据公共财政支出绩效分析的基本框架,通过相关指标的对比,分析四川中医药专项事业费投入的合理性、使用的效率性以及使用结果的效益性,对四川中医药专项事业费的绩效进行评价,分析影响其绩效的主要原因,重点探索了提高四川中医药专项事业费投入使用绩效的途径,即首先要更新观念,从多渠道争取资金发展中医药事业;其次必须增强四川中医药专项事业费投入的合理性,力保其科学、客观、公平、公正地投入到各相关单位;第叁是整合现有资源,组建中医药科教集团,集中有限的资金发展中医药;最后还要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让四川中医药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医药,接受中医药,投资中医药。
彭翔[6]2012年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研究：分析框架与治理机制引入》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看病贵”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对这一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对药品价格的控制和调整。而在新医改背景下对我国药品价格问题进行研究,需要以更宽的视角研究药品价格的形成机制。药品的物品属性决定了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基本原则,是全文分析的逻辑起点。通过对公共物品定义演变的分析,本文认为在社会医疗保险的制约下,药品具有准公共物品的属性,而对药品物品谱系的进一步划分是:作为国家政策载体的药品,属于公共政策所衍生的公共物品;基本药物目录内的药品是一个社会的刚性需求,也应当被看做公共物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中除去基本药物以外的药品,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医保目录以外、同时又不是政府特定政策载体的药品,属于私人物品。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是研究我国药品价格问题的落脚点。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要素包括:价格主体、权力配置、运作方式、价格形式与体系。价格主体及其权力配置决定了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运作方式,运作方式最终产生相应的价格形式和价格体系。本文进一步认为,药品价格主体的互动机制实际上是一种博弈机制,而这种博弈机制是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诸要素的直观反映形式。我国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演变可以划分为叁个阶段:建国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我国的计划价格阶段,也就是药品价格管制机制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期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阶段,也是药品价格管理机制不断探索、完善的阶段;2009年以来,是在新医改的推动下药品价格治理机制初现端倪的阶段。药品价格管理机制是当前我国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主要内容,本文对我国药I品价格管理机制的政策效应和运行效果进行了分析。在政策效应方面,各个利益主体因为自身议价能力的不同而产生了在药品价格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差异;在运行效果方面,目前实施的药品集中采购发挥了竞争对药品价格的降低作用,对药品价格弹性的分析结果则表明了我国在药品处方环节存在“大处方”、“开贵药”的情况。对当前中成药价格形成机制的案例分析表明,价格管理部门在药品价格形成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价格管理部门对最高零售价格的调整不及时或失当。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本文对如何完善我国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了思考。对我国而言,因为政府在医疗保健筹资体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药品生产企业的数量过多、力量分散,而政府又有干预制药产业和医药行业的政策传统,所以政府不可避免地在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建立乃至运行中发挥主导作用。本文认为,由于医保目录内药品的准公共物品特性既不适合采取完全的市场定价,也不适合采取完全的政府定价,而政府主导的、基于多中心——合作治理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能够适合药品公共性的特殊要求。本文构建了我国新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药品价格治理机制的框架:物价部门、制药企业、医保机构、卫生部门是药品价格治理机制的四个治理中心;医保机构(或卫生部门)和制药企业分别拥有需方权力和供方权力,其权力配置应当是均衡的。价格管理部门在中立的地位行使影响药品价格的权力;运行机制是一种合作博弈机制,医保机构与制药企业之间是平等的博弈关系,价格管理部门通过指导价格划定双方行动选择的范围;价格形式包括反映价值的价格和反映供需的价格,价格管理部门制定的指导价格是反映价值的价格,而医保机构和制药企业博弈所形成的价格为反映供需状况的价格。在价格管理部门制定的药品指导价格范围之内,围绕着最终供需价格应当形成一个价格体系。在分析我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为了构建药品价格治理机制,本文就所关注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制度上的解决路径。一是修正力量失衡,让医保部门参与药品价格形成;二是重视协商手段,建立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叁是建立博弈标准,提高政府定价的科学性;四是坚持集中采购制度,完善这一权宜之计。
参考文献：
[1]. “药品收支两条线管理”在中医医院实施现状及政策研究[D]. 王志伟.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02
[2]. 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收支两条线管理运行模式研究[D]. 魏岚. 复旦大学. 2009
[3]. 城镇医疗保障体制改革政策工具研究[D]. 舒皋甫. 复旦大学. 2009
[4]. “新医改”背景下社区卫生服务员工绩效管理优化研究[D]. 余兴. 复旦大学. 2011
[5]. 四川省中医药专项事业费投入使用绩效分析[D]. 杨彦. 电子科技大学. 2004
[6]. 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研究：分析框架与治理机制引入[D]. 彭翔. 南京大学. 2012
标签：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论文; 收支两条线论文; 社区卫生服务论文; 中医药论文; 医疗体制改革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医疗论文;